作者：王康
編者按：本文原為李達五著作《文革造神運動史略》一書的序。時逢文革發動四十周年，這書上個月（2006年6月）末在大陸出版發行。上市不到一周，出版社接獲上方查封禁令。除了書本身內容犯禁，勿庸置疑，序言的內容一針見血更為官方不能見容。即使序言論述方法上的保守主義、君子之道（朱熹：“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 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也不能幸免。現在，除了出版後數日間僥幸流入市面的少量書籍，本書內容一時半會無法面世。於是本篇序言遠走他鄉，流落海外了。此文原載《民主中國》，發表前作者做了少許充實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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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兩人都把聲望看得一錢不值。舉個例子就可證明：由於厭惡一切個人迷信，在國際存在的時候，我從來都不讓公布那許許多多來自各國的、使我厭惡的歌功頌德的東西；我甚至從來也不予答復，偶爾答復，只是加以斥責。恩格斯和我最初參加共產主義者秘密團體時的必要條件是：摒棄章程中一切助長迷信權威的東西。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8—289頁
不用再作任何詮釋，馬克思對一切“歌功頌德”和“迷信權威”的態度不會使任何人產生任何歧義：厭惡、摒棄、一錢不值。
事實上，馬克思與第一國際之間一直保持著這種帶有私人性質、卻被馬克思當作“前提條件”的“契約”關系。在整個晚年中，誰要對他阿諛奉承，馬克思總會無法克制地“大發雷霆”。馬克思去世後，恩格斯無可爭辯地成為國際工人運動中的領袖，但他絲毫沒有一種遲來的滿足感。相反，他認為，人們所給予他的巨大榮譽，是他當之有愧的。整整十年中，每當有人用諂媚奉迎的眼光“玷污”他時，恩格斯就會對他最親近的人說，他“似乎回到了奴隸時代”。
事實上，馬克思這位十九世紀的天才人物及其思想，在對世界發生前所未有的影響同時，遭遇了同樣前所未有的曲解和利用。馬克思的追隨者也許不亞於耶穌，然而背叛後者的著名人物只有一個，而前者真正指認的信徒（至少在他生前）卻從來沒有超過一打。
事實上，馬克思本人在世時，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和運動已經蒙上了某種神聖教義的色彩，“馬克思教區”已經開始覆蓋整個西方，這裡的正統派和衛道士已經開始以“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性新名教建立起一所無形的宗教裁判所。先後誕生於世的“紅色”主教、僧侶、審判官和異端都將這個中世紀之後最森嚴、最無情的裁判所裡各居其位，領受全然不同的命運。
事實上，馬克思生前就不止一次地、憤怒地與這個教區、這個裁判所劃清界限：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從來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晚年馬克思早已馳名大西洋兩岸，他卻以不勝黯澹的心情借用黑格爾的感慨自況：“我的學生當中只有一個人理解我，可嘆的是，就連這個人也理解得不正確。”弗蘭茨•梅林就此評論道：毫無疑問，拉薩爾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追隨當中是最有天才的一個，然而他卻從來不曾充分地掌握他們的新世界觀——歷史唯物主義。
事實上，對於一定要把他那“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歷史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的企圖，馬克思用罕見的惱怒和失望明確告誡說，“這會給我帶來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
列寧去世後，布爾什維克們中間流傳著一則故事：列寧到了聖彼得把守的天堂門口，敲門求進。“你是什麼人”，聖彼得問，“我是馬克思‘資本’的私息”。西歐社會民主黨人把這則故事作了一點改動：馬克思就在天堂裡，聽到列寧這句話，當著聖彼得的面把天堂大門關上了。這兩則故事都有點凄涼，但還不令人絕望。而面對列寧之後無數西方、東方、白色、黃色“利息的利息”，馬克思多半會把塵世的所有門窗都會關掉，只剩下地獄一道門。很難考證，是誰最先擅自批准自己到馬克思那裡“報到”。不難推測，“報到者”無計其數，獲准簽證者大約寥若晨星，甚至一個也沒有。
歷史再三表明，馬克思關於西方資本主義的起源、發展和滅亡以及工業無產階級歷史命運與使命的觀察和論述，曾經以其獨有的道德批判力和歷史理性，深刻地影響了西方和世界，盡管他的主要預言沒有一項被完全驗證。而歷史以驚人的顯例和高昂的代價，一再坐實了他對領導這場“解放全人類”的“最後的鬥爭”的人們在道德和心智上能否勝任的深刻憂慮。
事實上，當把眼光轉向俄國和更遙遠的東方時，馬克思的思緒變得更加謹慎、滯重，甚至蒙上陰郁的色彩。
野蠻人比希腊人更有奴性，亞洲人比歐洲人更有奴性；因此，他們毫無反抗地忍受專制統治。這種君主政體很像是僭主政體（tyranny，即“暴政”），但是由於它們遵循成法而世代相傳，所以很穩定。 ——亞裡士多德
亞洲總是大帝國的家園，……權力必須總是專制的，這是因為如果奴役的統治不是極端嚴酷的話，這個大陸就會飽受分裂之苦，……一種奴隸精神統治著亞洲，而且從來沒有離開亞洲，在那個大陸的全部歷史中，不可能找到任何一點自由精神的痕跡，只能看到奴隸制的耀武揚威。——孟德斯鳩
實際上，亞洲普遍是專制主義的舞台，用貶義的說法，是暴政的舞台。規模龐大、聳然而立的專制主義是完全符合歷史破曉地區的政體形式。——黑格爾
為獲得生計而普遍依附於皇權的狀況，正是東方世界牢不可破的專制主義的真正基礎，因為這是君主財政收入的基礎，也是社會匍匐在他們腳下的存在形式。——理查德•瓊斯
這些西方先驅對東方和亞洲的觀感和評判，無論帶有多少偏見和歧視，卻具有確鑿的地理―自然―經濟―歷史事實。馬克思本人也曾用類似的語言指出，“東方一切現像的基礎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這甚至是了解東方天國（中國）的一把真正的鑰匙。……那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初看起來怎樣無害於人，卻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它們使中國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範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獨立意志和任何歷史首創精神。”作為“歐洲的直接對立面”，歐洲文明的“反題”，中國代表著世界上“總體反動、總體保守的強大堡壘”，乃是“腐朽世界的總代表”。
巴枯寧等無政府主義者曾反復提醒說，西歐的共產主義一旦被實際推廣到俄國（更不要說亞洲）時，將必然會“一方面產生專制主義，另一方面帶來奴役”。這時，共產主義將淪為“一種謊言，它的後面隱藏著極少數統治者的專制主義，這種謊言更加危險的是，它看起來好像代表了人民的意願”。恩格斯私下認為，巴枯寧擊中了要害。他在《關於共產主義者聯盟的歷史》一文中強調，共產主義運動一個天然的使命，就是根絕一切專制，獨裁則絕對不被認同，“組織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員會由選舉產生並隨時可以罷免，僅這一點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獨裁的密謀狂的道路”。但恩格斯也預感到，有一種“預言家，宣稱自己是無產階級的解放者，要求以這種身份取得政治獨裁和軍事獨裁。這樣，除了過去由魏特林所鼓吹的早期基督教共產主義外，又產生了某種伊斯蘭教共產主義”。
列寧追隨馬克思、恩格斯，對俄羅斯的亞細亞專制傳統抱有真誠而深刻的厭惡和警惕。
1902年他嚴辭批評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部黨綱中把俄國說成是“封建制度”，也拒絕將普魯士專制主義與俄羅斯專制主義等量齊觀，他認為後者是一種“可詛咒的遺產和可恥的待人方式”，是成吉思汗韃靼軍事專制主義在俄國統治留下的一個“怪物”——歐洲最反動、落後、愚昧和黑暗的“普遍奴隸制”。列寧長期被一種可怖的前景因擾：通過一場革命奪取政權並實行土地國有化，極有可能出現“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復辟”。他與普列漢諾夫一樣，已經朦朧看到了俄國革命的另一種陰郁前景：“俄國歷史的車輪將要有力地、非常有力地向後轉”，他們都明確地拒絕完全亞細亞式的復辟，即使國家成為全部土地所有者、一切生產管理者的王安石式“改革”，他們堅持“俄國王安石式的計劃不會帶來任何東西，除了禍害”。俄國人無論如何不能由半亞細亞倒退到完全亞細亞式的黑暗專制，“我們不要中國制度”。
但是，俄國的歷史環境和現實狀況，卻是一種遠為強大的支配性力量。十月革命的成功，立即使列寧全副身心投身到維護和鞏固新生政權的緊迫鬥爭中去，一切都必須適用和服從於俄國革命自身規律的鐵則。
雖然列寧在生前已經意識到，與一切人一樣，布爾什維克領袖們都有自己的缺陷和局限，因而組織了工農檢察院（歷史無情地嘲弄了這種把完全無知的工人、農民拉扯到國家最高權位的做法，乃是十足的形式主義和歷史笑柄），並且在其遺囑中逐一分析了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的“個人品德”（人們不難發現，列寧這些戰友和學生們，沒有一個具有超凡脫俗的美德和天才），並且用極其明確的措辭要求把斯大林“撤下來”，因為這個“半亞洲人”太粗暴，掌握了無限的權力，列寧懷疑他“能否永遠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
1920年4月22日，列寧年屆五十，正值俄共第九次代表大會，許多代表提議“以革命和布爾什維克的名義”隆重慶賀，列寧嚴辭拒絕，要求立即停止這種“胡鬧”。1924年1月，列寧去世，斯大林等人對遺體強作處理，在紅場上修建了列寧墓。孤獨無力的克魯普斯卡婭堅決反對這一違背列寧意願的“偶像崇拜”，指斥“這是拿列寧作交易！”對俄國革命偏見甚深的西方反蘇反共人士都承認，列寧本人私德高尚，絕不是權力狂，理想和獻身精神是列寧身上最動人的地方（在他擔任領袖期間，至少在布爾什維克內部，從來沒有用精神摧殘和肉體消滅來對待不同派別和不同意見，即使對托洛茨基這樣的前孟什維克、對加米涅夫、季諾維耶夫這類公開“背叛”革命和“分裂黨”的人物，列寧也尊重他們的歷史地位，繼續保留他們的政治權力）。但是，在巨大的權力與脆弱易變的人性之間，列寧來不及、也不可能設計一套確保革命政權不被篡奪、革命權力不被出賣、革命目標不被背叛的制度（歷史證明，在俄國，根本不存在建立這樣一套制度的條件）。
幾乎與此同時，關於俄國革命歷史命運的論爭開始出現。 雖然馬克思曾經指出，俄國“早已站在變革的門檻前”，預言俄國革命可能成為歐洲革命的“信號”，但在被問到俄國革命的現實可能性時，馬克思使用了相當謹慎的措辭。
馬克思、恩格斯長期關注俄國“半亞細亞社會”的專制主義傳統，深入分析過“東方的普遍奴隸制”，他們對沙俄帝國的反動、野蠻和黑暗及其歷史傳統和社會基礎，存在著深刻的置疑和警惕。
俄國的“馬克思主義之父”普列漢諾夫一直反對在俄國這樣一個實行“亞細亞奴役制度”的專制社會中進行西歐式的社會主義革命。他斷言，俄國革命將使沙皇專制制度復辟，甚至倒退到成吉思汗“兵營共產主義”的泥淖裡去。
德國共產黨創始人羅莎•盧森堡是第一位為俄國革命歡呼和辯護的歐洲革命家，“俄國革命是世界大戰最重大的事件……。領導俄國革命的聰明人物，列寧和托洛茨基……，決不會自認為他們在事件紛至沓來的情況下出於萬不得已的全部所作所為，會被國際當作社會主義政治的崇高典範，決不會自認為對這種典範只能毫無批判地頌揚和狂熱地摹仿。”這位被資產階級稱為“嗜血的羅莎”，也是第一位向俄國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發出嚴重警告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制的集會和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會逐漸滅絕，社會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公共生活逐漸沉寂，幾十個有無窮無盡的精力和無邊無際的理想的黨的領導人指揮著和統治著，在他們中間實際上是十來個傑出人物在領導，還有一批工人中的精華不時被召集來開會，聆聽領袖的演說並為之鼓掌……。這根本是一種小集團統治——這固然是一種專政，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不僅如此，這種情況必然會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蠻化：暗殺、槍決人質等等。這是一條極其強大的客觀規律，任何黨派都擺脫不開了。”
1921年，恩格斯的私人秘書、第二國際領袖卡爾•考茨基發表《恐怖主義的共產主義》一文，預言俄國革命將“導致一次新的熱月政變”：“他們本來是以平等的普選權選出的國民大會的堅決擁護者，可是一旦國民大會成了他們的絆腳石，他們就一腳把它踢開。他們原是死刑的堅決反對者，卻建立了血腥的統治……，他們在開始執政時宣稱砸碎舊的國家官僚統治機器是自己的使命，卻以一個新的官僚機器取而代之。他們由於軍隊紀律的松懈而篡奪了政權……卻又建立了一支新的嚴守紀律的龐大軍隊。他們原想鏟除階級差別，卻又制造新的階級差別……。”
近一個世紀後，人們已經可以看出，這些並非來自資產階級、而是來自歐洲共產主義運動最正直最有頭腦的人物的憂慮和告誡，雖然十分刺耳，卻是對俄國革命另一種命運的真實描述，是被後來的恐怖圖景驗明的真實預言。令人深為嘆惋的是，就連列寧那樣一位幾乎沒有偏私、從不貪戀權力、極富人道和民主精神的俄國領袖，也始終沒有接受這種“痛苦而深刻的真理——針對革命和革命者的真理”（葛蘭西語）。列寧對考茨基的咒罵、對盧森堡的挖苦表明，任何個人都難以逾越俄國革命自身的巨大局限性。
事實上，由於俄國的歷史環境，尤其面對十月革命後的俄國現狀，列寧只能全力以赴地為維護和鞏固革命成果而戰，幾乎不由自主地屈從於革命內部某種專制主義的強大邏輯，並公開主張獨裁：“在革命運動史上，個人獨裁……，是屢見不鮮的。任何大機器工業……，都要求無條件的和最嚴格的統一意志，這就只能使成百上千人的意志服從於一個人的意志……，這種服從可以通過最嚴厲的獨裁形式來實現。”
事實上，眾所周知，馬克思、恩格斯雖然生前已是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精神領袖和政治導師，但他們一天也沒有實際掌握權力，更沒有在沒有經歷過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的非西方國家掌握過最高權力，他們完全不可能設計一套對革命領袖進行監督、制約、裁決、罷免的制度（巴黎公社的經驗是典型的烏托邦浪漫主義，關於權力、工資、軍隊、警察的設想完全沒有超過托馬斯•；莫爾和聖西門、傅立葉、歐文們的水平）。
歷史表明，無論馬克思、恩格斯，還是盧森堡、考茨基，包括列寧本人，他們誰都沒有預見到，關於共產主義運動內部民主與專制、自由與獨裁的取舍，竟然會成為最致命的抉擇。他們誰都沒有想像到，到了斯大林身上，個人迷信、個人專斷、個人獨裁會發展到怎樣畸型、病態、可怕和恐怖的程度。
1990年1月30日，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公布，從1928年到1953年斯大林大權獨攬的25年期間，共有3,778,243人死於非命；1991年6月14日，蘇聯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宣布，這一時期內有420萬人被鎮壓。現在全世界都已知道，成為斯大林鎮壓犧牲品的人數的下限是2,200萬（俄國歷史學家沃爾科戈諾夫統計），上限是6,600萬（列寧格勒大學教授庫爾干諾夫統計），其中還不包括由於斯大林的錯誤，在衛國戰爭初期死亡的幾百萬人口（蘇聯在不到四年的戰爭中總共損失3,400萬人，其中760萬是軍人，在世界各國生命損失統計表中高居首位。這固然表明蘇俄人民的重大犧牲和貢獻，同時不也表明作為最高統帥的斯大林不可推諉的重大責任嗎？）。這些數字，比羅曼諾夫王朝三個世紀專制統治消滅的俄國進步人士的總數恐怕還高出幾百倍、甚至幾千倍；比從馬克思到列寧、“科學共產主義”問世以來各國資本家、地主、反動派殺害的共產黨人加起來的總數，恐怕還要高出幾十倍、甚至幾百倍。
蘇俄74年的歷史，是一部背叛偉大理想的歷史。人類歷史上最人道、最正義、最神聖的主義和事業，在四分之一世紀裡，竟然墮落成歷史上最專制、最虛偽、最暴虐的制度。
俄國近一個世紀的救贖精神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開創、囑托的以解放全人類為目標的偉大歷史運動，竟然淪落為一場最徹底的亞細亞全面專制復辟，斯大林按照自己的風格和味口，把蘇聯共產黨改造成個人獨裁的工具，從此，黨的最高法定權力機構、中央委員會和全國代表大會、最後連政治局都形同虛設，黨的領導、工農聯盟、人民代表大會、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些冠冕堂皇的詞語變得毫無任何實際意義。
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完全凌駕於黨、人民和國家頭上。完全違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道德准則和政治遺訓，在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偶像崇拜和領袖拜物教，人類文明史上最肉麻最虛偽最無恥的詞語被制造出來，斯大林被稱頌為“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偉大領袖”、“天才中的最天才的”、“偉大中的最偉大的”“英明中的最英明的”、“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無所不察”的“神”，是“各民族人民最親愛的父親”、“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和導師”、“有史以來一切民族、一切偉人中最偉大的人物”、“共產主義大廈的天才設計師”、“我們星球上最偉大的人物”、“人類的大救星”、“全世界的太陽”……
1939年，斯大林親自修訂的《斯大林傳略》出版，到1949年斯大林70壽辰，該書已經譯成全世界所有文字，總印數達到5億冊以上。成百上千座斯大林雕像、紀念碑在蘇聯和各社會主義國家堅立起來，成百上千的城市、街道、廣場、工廠、學校、幼兒園、集體農莊、國營農場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成百上千各小斯大林、中斯大林在各社會主義國家被培養和塑造出來。
勿庸贅述，俄國專制主義傳統、尤其俄國從成吉思汗韃靼軍事專制主義和拜占庭帝國繼承下來的東方專制遺產，要對斯大林主義的出現承擔重大責任。同時，人們不應忽視，東西方先後出現的極權主義和暴君現像，乃是二十世紀人類文明最怵目驚心的歷史性潮流。當代最負盛名的德國歷史主義代言人弗裡德利希•；梅尼克在考察希特勒主義時指出，德國歷史中的非理性“惡魔”固然准備了希特勒主義（這位納粹領袖曾公開宣揚“獨裁是最好的統治方式”）的本土資源，但德國極權主義的真正根源卻是十九世紀歐洲兩大浪潮：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更深的根源則可以追溯到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的負面精神遺產：種族、階級、群眾性的馬基雅維裡主義和暴君崇拜。
二十世紀，一種恐怖的“歷史邏輯”曾經將一半人類驅趕到奴役之路：人類有一個命定的結局，歷史之謎已被破譯到最後一刻，萬古長夜即將破曉，天國之門即將開啟，這一切都將神意地降臨在某一民族、某一國家、某一階段、某一黨派的命運之中，最終由一個“超人”的奮鬥來完成。他是真理，是正義，是自由，是太陽，是上帝，是一切；他是天才中的天才、巨人中的巨人、領袖中的領袖，他擺脫了人類一切渺小可悲的品性，超逾了善、惡、是、非、悲、喜、神、魔的界限，他不受“弱者”道德諸如仁愛、慈悲、怛惻、憐憫、敬畏、謙卑、同情、善良、寬容、懺悔、隱忍、多愁善感、溫情脈脈、溫良恭儉讓的束縛；他是用特殊材料鑄成的“新人”，具有花岡石般的心靈、鐵鐵般的意志、不可動搖的權威、統馭萬物的智慧；因為目標神聖，他被特許可以使用任何殘酷無情的手段，在他經過的路上，青草不再生長，花果無邊凋零；在山呼海嘯、暴風驟雨、周天寒徹的激蕩翻覆後，他將重新為世界奠基，為萬世立法。
按照這套邏輯，二十世紀的暴君沒有一個可以譴責，沒有一個應該審判，沒有一個不僅不是惡人和罪犯，而是鞭撻人類前行的大英雄。
從國家社會主義和德意志民族的立場看，阿道夫•希特勒不正是德國的拯救者、自威廉大帝、俾士麥宰相以來德意志最偉大的民族英雄嗎？
從法西斯主義和意大利民族的角度看，貝尼托•墨索裡尼不正是現代意大利之父、自馬志尼、加裡波的以來意大利統一運動最偉大的民族英雄嗎？
從被壓迫階級和底層人民的標准看，浪流漢兼大兵出身的希特勒和鐵匠出生的墨索裡尼以及鞋匠出身的斯大林不都是全世界無產階級造反有理的英雄好漢嗎？
按照這套邏輯，一個人只要壟斷了權力並且宣稱自己壟斷了真理，在消滅了全部“階級敵人”後，就有權鎮壓數量相同甚或更多的無辜人民，因為血流成河、屍橫遍野正是偉大事業分外復雜艱巨的明證！
按照這套邏輯，被西歐各國資產階級通緝和驅逐了大半生的馬克思、被沙皇俄國逮捕、流放多年的列寧都不過是凡夫俗子。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甚至想都想不到在鮮血彙聚的河流中去把握歷史的航向，更無膽量對所有與自己意見不和的同志大開殺戒，卻絮絮叨叨地空談“異化”、“自由”、“民主”、“解放”、“人性”、“人道”、“謙恭”、“禮貌”“溫情”…… 按照這套邏輯，數以千萬計的俄國人沒有被餓死、苦死、累死，俄國反而會遭逢更大的滅頂之災；如果數以百萬計的革命者沒有被整肅、鬥爭至殘、至瘋、至死，俄國社會主義反而注定要走向“資本主義復辟”；如果數以百萬計的俄國知識人沒有被批判、改造直至投水、跳樓、上吊，俄國曾經燦爛輝煌的文明反而會黯淡寂滅！ 按照這套邏輯，離開了斯大林、希特勒式的“元首”、“領袖”、“導師”、“統帥”、“舵手”（還須一律冠以“偉大”、“光榮”、“正確”的修飾詞），人類就將永遠“在黑暗中摸索”（至少“也許今天還在黑暗中摸索”），世世代代積累的文明就一文不值，每一天壯麗的日出和每一個嬰兒的誕生就毫無意義！
由於俄國的特殊傳統（沙皇專制、農奴制、第三廳、秘密警察、民粹派、民意黨人、布爾什維克……），斯大林雖然也曾在一定程度上、局部範圍內和有限時空裡發動一般群眾揭發、檢舉、聲討各色“敵人”，但他建立恐怖暴政的主要工具是內務部、審判機關、秘密法庭、集中營、強勞營和行刑隊，其風格是直接的、秘密的、大規模地肉體消滅。蘇俄人民直到1956年（斯大林本人死後三年）才從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中逐漸知道斯大林對黨內老布爾什維克鎮壓的局部真相；直到七十年代末，才從索爾仁尼琴那裡窺見了遍布俄羅斯大地的“古拉格群島”；直到八十年代末，才從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改革中知道更多更恐怖的歷史。俄國歷史的苦澀和力量在於，正是因為人民長期處於與真相隔絕的境地，一旦發現斯大林主義的血腥罪行和暴政本質，他們的震驚、幻滅和憤怒，就足以摧毀任何強大的專制帝國；一名欺騙和奴役了幾代俄國人民的暴君，一場完全背叛了俄國人民的血流成河的“試驗”，一個早已不代表俄國人民的暴政，與兩手始終干淨、內心仍然高尚的俄國人民之間，可能共存於歷史，卻絕對不能持續到永遠。
1961年，列寧格勒、莫斯科、格魯吉亞和烏克蘭代表團在蘇共二十二大上聯名要求把斯大林水晶棺移出列寧墓。大會作出一項決議，“鑒於斯大林嚴重違背列寧遺矚，濫用職權，對忠誠正直的蘇聯公民進行大規模鎮壓，再將斯大林的水晶棺保存於列寧墓，將是一種褻瀆”。一個深夜，斯大林遺體被從列寧墓拖出，裝進一個深坑，再澆鑄上幾卡車水泥漿。俄蘇詩人葉甫圖申科在《斯大林的幽靈》一詩中寫道：
大理石不會說話，水晶棺默默閃著光。
筆立的哨兵，臉色曬得又黑又紅。
當他們把他 抬出列寧墓大門時，
幾縷青煙在棺木上繚繞，
一絲氣息從裂縫中漏出。
棺材慢慢地升起，擦過了哨兵的刺刀。
他沒有說話，他沒有，他沉默著，長眠著，
緊緊握著他那經過防腐的拳頭。
他只不過是裝死，他在裡面暗中注視著，
他只不過是打個盹兒，他在謀算……
我呼吁我們的政府，我請求你們，
派兩倍、三倍的哨兵來看守這副棺材，
不要讓他東山再起。
1987年11月7日，謝•戈爾巴喬夫代表蘇共中央在紀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報告中指出，斯大林對成千上萬共產黨員和非黨人士、經濟干部和軍事干部、科學家和文藝工作者的政治指控和借以鎮壓的罪名，全是蓄意捏造的。斯大林及其親信們為大規模鎮壓和違法行為對黨和人民所犯的罪行是巨大的和不可饒恕的。
不用具備多麼高深的歷史思維能力或與聞多少解密檔案，便可以得出結論：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造神運動，師承和借鑒的主要是斯大林主義的遺產。斯大林的幽靈借屍還魂，確實在東方找到繼承人，東山再起了。
這一點不意味著，這場“造神運動”與中國歷史傳統無關。如同俄國專制傳統孕育了斯大林主義一樣，中國兩千多年的專制主義傳統是這場運動無比深厚的土壤。
秦始皇“續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策天下，威震四方”，一統天下所建立的乃是中國第一個“大成至上”的專制帝國，是文化大革命“造神運動”真正的歷史起點。
秦的統一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災難性的斷裂、變異和倒退。它“六合同風，九州共貫”，“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它結束了天下共主、列國並立的封建制度，結束了春秋戰國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黃金時代。秦帝國開啟和奠定了中國兩千多年“絕對皇權專制”、“普遍奴隸制”（它把山東六國人民連同貴族一起重新變成奴隸，並且維持和發展了人殉制度）“軍事官僚專權”的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專制帝國傳統，將絕對主義、專制主義和極權主義的毒根，深深植入中國的頭顱和心髒，它是比地理條件、自然環境嚴酷千百倍、中國兩千余年間所有苦難和罪孽的總根源，是中國乃至世界上最古老、最黑暗、最陰森、最封閉的專制帝國，中國古代專制主義之集大成。
自秦一統天下以來，中國文化傳統的主流正脈已轉為一種政治的文化、權力的文化，一言以蔽之，專制主義的文化，一種強烈的意識形態文化，幾乎受到中國古代所有學派和思想的“支持”，甚至具有神學和形而上的終級意義。中國專制主義政治制度與其意識形態相輔相成，共榮共損，缺一不可，且共存於一個所謂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裡，人口數萬萬的中國傳統社會的特大軀體之中。這個龐大的“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身軀不僅無情而有效地統馭和禁錮著中國人的肉身和內心，而且還擁有難以理喻的法力防範、拒斥、對抗、篡改、消解一切攸關人類自由、民主、權利、尊嚴的文明基因，同時宿命般地保持著一種本能，幾乎能天才地發現古今中外一切專制同類，對它們的盛衰興亡、經驗教訓具有天然的興趣和強烈的關注，對一切捕風捉影甚或子虛烏有的動向、輿情、篡權、顛覆懷著歇斯底裡的警惕和毫不妥協的敵意，最終把關於權力繼承和獨裁世襲的“理論和實踐”發展到“天才和顛峰”的極限。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起亞洲第一共和國：“五四”運動引進了“民主”與“科學”；抗戰勝利實現了民族獨立並躋身世界反法西斯民主陣營四強之列；共產黨以“人民解放”、“當家作主”、“反專制、反獨裁”、“爭自由、爭民主”相號召，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秦始皇所建立的中央集權型專制制度本來已經不折不扣地過時而且貨真價實地反動了，但中國的宿命在於，歷史始終沒有為中國提供一個徹底埋葬專制主義的機會。相反，從1919到1949到1976年，開始是“救亡壓倒啟蒙”，接著是“革命壓倒民主”，最終是“專制壓倒革命”。使中國專制主義死灰復燃乃至變本加厲的，正是從西歐起源、經過俄國改造、比所有外部世界重大事件更有壓倒性力量的“斯大林主義”。
自此，一種全新的世界性意識形態君臨中國，一種全新的國家制度按照這種意識形態建立起來，一種全新的以“世界革命”、“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為終極目標的國家“趕超”發展戰略，得以確立；一種按照這一國家戰略制定的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外交制度得以建立。這個全新的政治制度和全新的意識形態現在成了唯一的、絕對的、決定論和永恆性的真理，成了“不落的太陽”。在它的籠罩下，中國必須進行“階級鬥爭”和“全盤集體化、國有化”，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必須優先發展重工業、軍事工業和核工業；一切資源、力量、情感和意志都必須服從這個總目標，一切不同意見和個人自由都必須嚴加控制；最後，最重要、“悠悠萬事、惟此惟大”的是，必須要有一名集最高權力和最高真理於一身的最高權威。
於是，在文化大革命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性、反文明最肆虐的年頭，中國人終於聽到了這樣一種聲音：“秦始皇比孔夫子偉大得多。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我是馬克思加秦始皇。”
這大概是毛澤東特有的坦率和幽默。他確實無愧為秦始皇的孝子賢孫，他甚至超過自己的“老祖宗”一百倍、一萬倍。但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則是天大的無恥和不敬。
馬克思出身世代猶太律法博士家庭，娶了普魯士貴族姑娘為妻，接受過歐洲第一流的教育，對西方文化有精深的修養和足夠的敬重。馬克思自願終身遭受放逐、通緝、貧困和孤獨，對人類未來卻充滿了歷史的、哲學的、高尚的和真正詩意的美好預言：
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人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自覺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於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像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鬥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
共產主義是人性的全面復歸。
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前提，共產主義是自由人的自願聯合體。
馬克思與毛澤東是完全不同類型的人。馬克思如果地下有知，聽說在他去世十年後出生的中國湖南一名農民把他的學說概括為“造反有理”，看到這名東方暴君將其“無法無天”的彌天大罪說成對他的學說的“最高發展”、並且自稱是他的信徒、甚至是另一個他，不知會作何感想。
不是別人，正是馬克思再三指出，“專制制度必然具有獸性，與人性是不相容的，獸性的關系只能靠獸性來維持”。不是從學理，而是從最基本的人類感情和文明底線上，馬克思對專制制度充滿難以掩飾的厭惡：“專制制度的唯一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為人。專制君主總把人看得很下賤。”難道還需用任何說辭否定文革對中國人的獸性的輕視和作賤嗎？難道文革和毛澤東自己一手導演的“造神運動”不正是馬克思所深惡痛絕的專制獸性的狂歡表演嗎？！
於是，中國人終於領悟到了什麼是以最最最革命的形式來實現中國歷史上、也是人類歷史上最暴最烈、最黑暗、最野蠻的專制主義；終於經歷了秦始皇以來，中國第二次歷史性的中斷、變形和倒退。中國傳統專制終於發展成了現代極權主義。
於是，中國人終於看清了一個歷史怪獸的真面目：如果說秦始皇是中國古代專制主義的集大成者；毛澤東則是中國現代專制主義與半西方俄國專制主義雜交的集大成者；終於明白，只有這種現代專制主義集大成者才具有將中華文化幾乎摧毀殆盡，將中華民族幾乎推到絕境那樣一種不可思議的毀滅性力量。 毛澤東曾備受斯大林和第三國際的冷落、排斥和挖苦，以毛的性格，他完全有理由擁護赫魯曉夫對斯大林“個人迷信”的揭露，參予對斯大林的“鞭屍”，真正汲取斯大林的教訓，完全有可能在中國推行民主和人道的社會主義。但中國專制主義對毛澤東的毒害實在太深，斯大林對毛澤東的吸引力實在太大，毛澤東最大的願望就是成為斯大林那樣的人物，斯大林最高的頭銜是“進步人類的偉大領袖”，這正是毛澤東晚年追求的目標。
毛澤東超過斯大林的地方，在於他敢於且能夠公開地（當然有長期的秘密籌謀與策動）、廣泛地（當然經過精心組織和周密安排）、反復地（不同時期、不同人群可以作為不同目的工具）發動人民群眾、尤其青年學生進行長時間、大規模的政治運動，調動一切宣傳工具和意識形態武器維護並強化絕對權力，把斯大林主義的秘密性質發展到毛澤東思想“無法無天”的高度和廣度。
應當承認，這是毛澤東留給歷史的最“天才”的發明，他超逾斯大林的最獨特的遺產。
斯大林的追隨者、幫凶和黨羽是俄國歷史傳統提供的類型：官僚、黨徒、投機家（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卡岡洛維奇、優羅希洛夫、什基利亞托夫、麥赫利斯、日丹諾夫……），秘密警察、劊手子、屠夫（維辛斯基、雅戈達、葉若夫、烏爾裡希、貝利亞……），而毛澤東的助手除了這兩類人（林彪、江青、康生、謝富治、汪東興……）還有另一類人：文痞，筆杆子、理論家（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
秦始皇+斯大林+長時間、大規模群眾性政治運動，這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造神運動”的“神聖三位一體”，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極端“厭惡”、必欲棄若敝履的“一錢不值的東西”，這就是“跳蚤”長成“龍卵”的變形方程式。
毛澤東超過斯大林的另一點是，在後者去馬克思那裡報到（背定會被拒絕）的年紀上（73歲，中國民諺：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前者竟然發動了為期十年的“造神”運動。
順便說一句，即使毛澤東對從1949到1966年“十七年”間的社會制度持否定立場（這套制度不是主要由他締造的嗎？），即使這個制度充斥著新的不平等、官僚專橫，即使這個制度在不到二十年和平時期內已經使中國社會付出極其高昂的代價，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慘痛史實已經使這個制度難以為繼（這筆代價和教訓主要始作俑者不正是毛澤東本人嗎？），毛澤東用“造神運動”和絕對個人獨裁方式來“砸碎”它，也是更嚴重的倒退，是更黑暗、更專制、更反動的倒退。個人獨裁和暴君統治肯定是比任何官僚主義和等級社會更傷天害理、更不合時宜的統治方式。尤其以“民主”、“自由”、“人民”的名義，以馬克思和共產主義的名義實行個人獨裁時，它就不僅不仁不義，無法無天，而且虛偽荒唐，在道德、精神和政治品性上的禍患就更為肆虐，遺害更為深廣了。
毛澤東不滿足於把自己當作馬克思的學生之一，而自稱東方馬克思，實在太缺乏自知之明。除了厚顏無恥外，還暴露出毛澤東的一個隱憂，斯大林太臭名昭著，與之為伍實在不智。但斯大林至少有兩點是毛澤東永遠望塵莫及的：他領導了蘇聯偉大的衛國戰爭，制止了法西斯瘟疫在東方的蔓延；蘇聯用三十余年完成了西方二百年間才完成的工業化，——哪怕代價極高。毛澤東除了“內戰內行”外，對中國在和平時期的經濟建設毫無任何建樹，——除了折騰和破壞。還有一點，妻子娜佳自殺身亡後，斯大林一直鰥居，而毛澤東的私生活一直靡亂不堪。毛澤東的一生、尤其登上權力頂峰的二十七年間，與斯大林何其相似乃爾！斯大林是毛澤東的恩師和資本，毛澤東是斯大林的弟子和利息。
對於發誓要“風流”到死的毛澤東，有這種歷史地位，應該知足了。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發動四十周年。所有的“過來人”都有難以言表的感慨，整整兩代人已經成長起來。隨著時光流逝，與所有的重大歷史現像一樣，文革的輪廓日益清晰，但中國人對那場惡性改變了全體中國人命運的“浩劫”，卻得出了大不一樣、甚至截然相反的結論。幾乎所有階層（包括當年被“打倒在地”的人們）都有為數不在少數的人對毛澤東、尤其他的“神位”、“神靈”開始重新膜拜，這在中國和世界歷史上，不僅是最匪夷所思的精神現像，而且是最凶險危殆的歷史現實。
不妨再次引用馬克思的話：“不管專制主義如何反復無常、怎樣荒謬和卑鄙，但它還是適合於統治那些除了自己主子的專橫以外從不知道其他任何法律的人民。”
很遺憾，也很令人驚詫，四十年以來，我們關於自身命運的認識，實在乏善可陳。
歷史虛無主義已經彌漫多年，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在“上帝缺席”和“歷史虛懸” 的時空中已經奇跡般地度過了近六十年光陰。“造神運動”曾經作為“歷史”和“上帝”的替代，以肉身和人格方式讓我們領教了史無前例的教訓。在更廣的意義上，正如斯賓格勒、湯因比一類西方智者先後道出的現代人類共同的危機－奧秘所反復啟示的那樣，包括現代“造神運動”在內的中國全部巨劫大患，都是人類命運因緣際會的過程和後果（在此意義上，斯大林、毛澤東都只是不自覺地做了歷史的工具，也正是在此意義上，作為工具的暴君們可以多少得到後世的寬恕）。不幸的是，一個世紀來，在這片土地上，東西方主流正脈文明幾度擦肩而過，專制主義和暴君哲學卻宿命般地結成歷史上空前的“神聖同盟”。我們和後代所能做的仍然是：保持批判的勇氣和道義的擔當，堅守追問歷史真相的權力和責任，在苦難中堅持救贖，在荒原和廢墟上去尋求正義、真理和尊嚴。
注：成文日期不詳
——轉自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