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簡直是個奇跡。三個多小時的記錄片，鏡頭只是對準一個人，全部內容只是鏡頭中的這個人在或坐或立地在講述，沒有任何其他場景和背景資料的穿插。可效果卻是驚人的：任何一個觀者都會被影片吸引住，著魔般地一直看到最後一個鏡頭。據報導，在放映廳中不時爆發出掌聲、笑聲和讚歎聲……

導演章明冒了一個大險，用最簡單——簡單到幾乎沒有任何技巧的使用，最真實——真實到你似乎是在和鏡頭中的人在對面談心的方式，拍了一部絕對要進入經典的重要作品。

全部秘密就在於，他所選的物件與眾不同——他是老康；也在於他所講述的題目是個能牽動千萬人心思的數字“６０”。

不要把成功的原因簡單地歸結到老康那超群的個人魅力和罕見的語言表述才能上來（這些都是無人能否認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所講述的內容的真實、重大和歷史因數含量的豐富，以及他獨特而深刻的思想光芒和他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生經歷。

老康的講述從他出生說起。他生於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日，比這個號稱共和國的政權誕生日晚了兩個月零一天。他和這個政權今年都要過６０歲的生日。這個開頭，再加上影片的片名《６０》，一下子就把觀眾帶進了宏大的歷史場景中。

任何歷史的宏大敘事是由一個個的個人敘事組成的。每個人的歷史中或多或少都包含著宏大歷史的一些片段和影子。區別在於，不同的人，由於在大歷史中所處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更重要的是由於他對歷史進程參與的自覺程度不同（被動地捲入或主動地介入），他的個人史中所包含的大歷史的因數的分量及價值也有所不同。

而老康恰恰是個以極大的熱情和主動精神自覺參與歷史的思想者和行動者，而他又恰好能在一些重大的歷史關頭顯身發聲於時代漩渦的中心，這就註定了他的講述必然要具有超出個人敘事的意義，而融入了大歷史的宏大敘事之中，從而具有了時代標本的特殊價值。

據說章明先生用同樣的方法、同樣的片名，共拍了８部紀錄片的素材，但經過反復對比、篩選，最後拿出來面世的只有這一部。這就說明了影片成功的關鍵不應到創作方法、導演技巧等純技術的方面去尋找。

有一個判斷個人和歷史的關係的方法：歷史的進程可以用一個高低起伏的正弦曲線來標示，個人的命運也可以顯示為一個跌宕升沉的曲線，如果這兩個曲線能大致吻合，就說明這個人基本是與人民、國家和民族同俯仰共命運的，而如果這兩條曲線嚴重背離，反差巨大，則此人的品格、行為和功過是非就大可懷疑了。比如，在國家遭難，人民受苦，社會黑暗，歷史的曲線降到低點時，此人卻飛黃騰達，春風得意，那他在歷史上扮演了什麼角色就不難判斷了。

老康所講述的６０年個人史，與這個“共和國”的歷史高度吻合。從他誕生之日起，這片土地上連綿不斷、越演越烈的政治大折騰及其所帶來的惡果，幾乎都投射到他和他的家庭中。６０年的歷史成了一部災難史，但老康的可貴之處在於，他不僅像千百萬人一樣是這段血腥歷史的犧牲者和受害者，而且是個在災難和逆境中不倦思索，較早徹悟的思想者，還是個將思想付諸實踐，以理性和激情投入歷史正流的抗爭者和行動者。在１０的被通緝後，他近年的思想火山噴發以華麗的光彩引起了海內外的矚目，成了中國思想界還存在獨立精神和陽剛之氣的生動證明。

老康認可的頭銜是“民間思想家”。這個似乎並不顯赫的頭銜，在這個時代卻有著特殊的光彩。“民間”二字自豪地宣示著不屑與權貴體制勾連的傲骨，而“思想家”一詞則透著對那些御用的文奴和象牙塔中的書蠹的輕蔑。如果你搜索一下老康近年來以各種形式（電視片、訪談錄，演講錄以及一大批發在海內外雜誌和網路上的文章）所推出的力作，就不能不為他的思考之深刻和宏大而驚訝。

迄今為止，他已經推出了一個“三室一廳”式的輝煌思想構架：

以俄羅斯文學和思想史為切入口的研究為第一室。這一研究從對俄國民主主義啟蒙運動的歷史分析出發，檢點了馬克思主義傳入俄國後所發生的流變，匯出了對列寧—斯大林極權主義制度的形成、演變、衰落和破產的歷史總結，最終直指俄國式的共產主義理論和運動的社會法西斯本質，並雄辯地證明了蘇聯解體和失敗的歷史必然性。

以中國抗日戰爭真相為切入口的研究為第二室。這一研究一掃籠罩大陸史學界幾十年用謊言捏造的偽抗戰史，真實地恢復了這場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以勝利結束的反侵略戰爭的原貌，為抗戰的真正“中流砥柱”們築起了高聳的“淩煙閣”，並為支撐抗戰直到勝利的中華民族精神和中華文化傳統正了名。更重要的是他以世界大戰中的中國抗日戰爭史的研究，為二戰後在冷戰的格局下中國之巨變提供了清晰的背景圖。

對中華民族生存幾千年而不滅的精神文化傳統進行重新梳理和再發現，是他研究的第三室。這是他觀察和研究世界問題和中國問題的立足點和終極目標。在《６０》中他說自己最關心的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復興，這應是肺腑之言。這位在與極權專制主義鬥爭中毫不妥協的鬥士，在文化上則高揭文化保守主義的大旗，這不禁讓人想起了索爾仁尼琴。他們的共同點是，在以海納百川的胸懷接受作為人類共同財富的普世價值的同時，還堅信任何一個偉大的民族都不可能完全斬斷自己的文化血脈，僅靠從外來的文化中嫁接移植別人的基因而生存。他們應該從自己所立足的大地和所傳承的古老文明中找到生命力。從他１９９３年創作的電視政論片《大道》開始，他就正式宣告了自己對新儒學信心，認為從中能找到更高的價值或終極價值。

老康不是一個書齋中的冬烘學者，他這三個“研究室”都指向一個恢弘的“大廳”——改造中國的偉大實踐。三個領域的研究成果在這裡融會貫通，聚為一體，形成了老康獨特的思想大廈。對二十世紀俄國共產主義血腥試驗追根溯源的拷問，不僅說明了蘇聯崩潰的原因，也找到了中國陷入曠世災難的罪惡源頭；那些今天在振振有詞地批判“全盤西化”的人，其實就是上個世紀搞了場徹底的“全盤俄化”的罪人。在抗戰史的真相被重新發現的同時，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雖屢衰而不絕的偉大精神也被重新發現，並被老康領導的一批仁人志士以空前的８０５米畫卷《浩氣長流》隆重褒揚。在經歷了二十年前的“鐵血之夜”後，中國知識界曾一度頹風彌漫，犬儒主義盛行，而在這時，老康以被通緝之身攘臂而起，朗聲而呼，又何其壯哉！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國“士”的風骨，俄羅斯貴族知識份子的彌賽亞救世悲情，成了老康最吸引人目光的人格特色。

這樣一個人的講述，能征服眾多觀眾的心，並不奇怪和意外。

我注意到，對《６０》的第一篇評論是崔衛平女士的《距離，距離》。她對影片的成功給予了高度評價。但又從電影專業的角度指出，導演似乎沒有拉開與講述者的距離，即沒有實現布萊希特所主張的“間離效果”和“第四堵牆”，從而減低了觀眾對講述內容的懷疑、思考和判斷能力，乃至會令觀眾失去判斷的“座標”，被老康牽著鼻子走。

我對電影理論是門外漢，無權置喙。但關於老康是否有需要剝離的“光環”，是否需要“請下神壇”，則想說幾句話。

老康是個平民，是個一生未涉足所謂“體制內”大門的獨立的人，是個多年在社會底層靠自我奮鬥而生存的微賤者，與眾不同的是幾十年來，他沒有放棄思想的權利，一直捍衛著主宰自己大腦的天賦人權。從文革時期的“民間思想者”到如今的“民間思想家”，他走了一條與絕大多數學界人士不同的成長道路。應該說，他是當年曾廣泛分佈於民間，如今大多已被剪除和消磨淨盡而“失蹤”的“民間思想者”的難得孓遺。對如此人物在當今思想界的異軍突起，關注是應該的，尊敬是必然的，歡迎也是真誠的，而用語刻薄則是太輕佻了。

過去只聽說老康經常受到打壓，聲音屢遭封鎖，已被權力者視為異類。而“光環”、“神壇”之說則是第一次聽說，這大概出自一些出身“正途”的學者對老康這種“行不由徑”的“山寨學者”的不信任感和失落感。其實，這種來自象牙塔中的優越感倒是值得反思的。

至於文中提到的老康思想的“大可商榷之處”，本是見仁見智，大可各抒己見的。例如老康所主張的新儒學是否可提供“更高價值”或“終極價值”，人們會有長期的爭論。但有一點需要指出：這一討論應該在“清理場地”的前提下進行。從五四運動的“打倒孔家店”，到文革的“打到孔老二”，這個在“革命”的名義下已經綿延了將近一個世紀的“奧吉亞斯牛圈”至今還沒有人徹底地打掃，否定文革只是在政治上匆匆走了個過場，根本沒涉及這個理論問題，幾代學人對儒學的一知半解還停留在“評法批儒”的水準上。在這個基礎上怎能開展有理論價值的討論？今年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老康在世紀大講堂作了題為《世界圖景中的五四》的演講，開始對這個臭氣沖天的大牛圈掄起了掃把。不管你是否能同意他的觀點，但這總應該是個值得重視和歡迎的進展。

對老康和他的思想，先不忙築起“第四堵牆”，還是先聽聽吧。

（2010/04/01 發表於博訊）

——轉自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