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

一

王康在我這裡一直是以老康的形象存在。在為當代人所寫的文字中，老康是我所寫最多篇什的人了，粗計至少有五六篇之多。從年輕時受老康的文氣、詞句的影響，到後來回望老康、為老康辯護，可以說，老康是我一生中重要的良師和參照。

很多人願意拜師孔子、耶穌、佛陀、梁啟超、胡適、哈耶克等等，很少人明認對自己影響最切近的人物，似乎身邊人物是不入流的。事實上，即使不入流者的言行也能發揮一流的效用。三人行必有我師，師法周圍，轉移多師應該是我們的常態。這正是我們文化最重要的“近取諸身”、“俯察品類之盛”。只有清楚自己和周圍的關係，才能尊重個體和多樣性，才能相砥礪發明，相互增益，或拔苦救厄、自新脫俗；在最積極的意義上，是跟周圍建立倫理和文化的共識。

遺憾的是，在市場、網路井噴式的熱鬧多年之後，漢語世界呈現的只是魚爛之勢，微信群、朋友圈仍只是江湖義氣、時勢權力、知道分子的舞臺，在冰河期只具抱團取暖的功能，無能生成倫理進而文化的共同體。我們很多人習慣了唯我獨尊，唯我和我之偶像、哥們兒等人正確，其他人都有待這個“我”或“我們”耳提面命，有待“我們”教訓的、碾壓的。數代人在“改開”中的生存實踐，竟然沒能開出有效的公共性，原子個人式的暴發、大咖、成功人士，在輿論和權力的解構下，幾乎都無能倖免地回歸于零或成為負數。漢語沒能被發明發現，無能命名並審判是非善惡。少數人的貢獻在嚴冬時分出口即凍，大多數人在至暗時刻只有訴諸國罵一類的情緒宣洩，或因名因信稱義地自欺欺人。……不算專制者、獨裁者、罪惡者、人性變異者們製造的罪惡災難，單單這些精英界的現象，也足以說明我們民族演變的悲劇，這是我們現代的變形記。

虛驕氣、暴發氣等等讓人們難以近取諸身、俯仰天地，“改開”演變為經濟文革，較之“改開”前的政治文革更是一種“軟刀子”，但最終仍撕破面紗、暴露了其赤裸裸的嘴臉。權力、資本、技術等等先後或合謀地革掉了斯文、頭腦、人性，於是，儘管古今中外一流的思想、知識、人物在我們面前，我們居然活出了空前的物性。密爾的聲音已經無數次敲打我們的窗門：“這片土地上還有人嗎？”在我們這裡召開的世界哲學家會議的主題即是，學以成人。但我們距離人的境地過於遙遠，遠得我們自己都不知道這一事實。

二

我和老康交往並不日常，但我們的文字情誼算得上感動我的重要的人生事實。老康為我也寫過幾篇文字，從《非常道》開始，到《老子傳》，他都寫下精彩的、一唱三歎的序文。儘管《非常道》的編輯沒敢採用其序文，《老子傳》的編輯只敢部分採用其序文，但那些文字一旦存在，就有了意義。

老康為我作文還不止出於情面，記得有一年我給一本《王陽明傳》所寫的序文在網上流傳，大概老康在郵件群裡看到，隨手回復群發說，“世存十數年孤往精進，博覽洸辨，賅備己言，且不離人生世道，氣象獨具。於此浮泛之世，不啻空谷足音。余覽其文，如觀潮瀑壯景，感興隨煥不止……”老康後來把此段文字又發給我，讓我感慚不已。有些編輯看到，就把這段文字做了《人間世》、《大時間》等作品的名家推薦語。

閱讀同時代人一流的思考能夠讓我們獲得最好的話語和思想，儘管跟老康交流不多，但他的文字我看到了就會關注。就像我在李慎之筆下讀到了”中國國家利益“，在陳子明筆下讀到了”人類文明主流“，在王力雄筆下讀到了中國的邊疆和”遞進選舉“，在巫寧坤筆下讀到了”人的權利和尊嚴“，……我在老康筆下讀到過”俄羅斯的啟示“、”大統一“，近幾年讀到了”離我們最近的人類先賢祠的入駐者“，都是我在同時代人中受到的教益。我在作文時一度以闡發老康的意思為己任，在”劉炸藥“去世當天寫的兩文中，我都一再闡發老康的”先賢祠“這一意思。至於老康為”劉炸藥“寫的文字，則成了我為北大120周年所寫序辭的靈感來源。

一個進行時的文化共同體之誕生，首先得益於文化人之間的互讀、砥礪和激發。但我們常見的情形是，很多文化人在微博粉絲面前成聖成賢，作師作君，忙於批閱、批轉、教訓。文化人要瞭解同行同仁的言路思路幾無可能，一個個巨大的精神個體難以聯合成為社會的推手，不得不光榮地成為一個人，”一個人的啟蒙“、”一個人的文藝復興“。幾代人的頭腦心靈中最好的果實，早已超越了現代文化初期的思想，卻難以成為精英乃至社會的財富。最好的漢語成為不在場的存在，難以提撕我們大眾社會的思維，難以安頓我們文明個體。

三

老康也屬於這樣的“一個人”。他的才華、學識的優長和短板都極為突出，但他幾乎沒有同道助推他揚長避短，他只能孤獨地按自己的條件主動或被動地行路。他很早就注意了傳播的問題，不避口才之短，多年在電視上對著聽眾或觀眾談論他頭腦中的人文歷史。

很多年前，老康就多次勸我，知識人還是要靠作品說話。他鼓勵我，也給自己立下目標，他跟我談過他的寫作計畫，有哪些哪些作品要寫。但遺憾，有些題目聽著就很重要，只是我一直無緣得見內容。這不僅是我的期待，也是很多瞭解老康的朋友們的期待。柯雲路等人甚至在作品中表明瞭這一期待，柯雲路的小說《超級圈套》中塑造了一個文化大師及大師身邊的跟班、混混等角色，有人告訴我，大師影射的是王康，其他人影射是誰誰誰。是的，老康自年輕時起就為周圍人期待，雖然他的言談、文章確實安慰過我們，但我們更期待他有成熟的、完整的作品。

老康的時間被分割掉了，用他自己的話，他身邊“有不少冠冕堂皇的創意，有許多能言善辯的精英”，使得他不能如願生活。在重獲自由之身不久，他又投入到“浩氣長流”的巨畫工程之中，這一國家級工程，由他組織、籌款、推介，耗時十數年之久，把他天命之年最富於創造的人生階段都投入進去了。

“浩氣長流”以及老康的六十大壽慶典使老康以布衣之身捲進了社會文化界的中心，他太忙碌了，我見他的面也少了。他捲入了地方諸侯謀政的事件中，一時為國際社會側目。他為“浩氣長流”畫展去國，再難返回大陸。……

老康到了海外，我們的聯繫更少，不過總是能聽到他的消息。有關他的負面消息也能傳到我這裡，有一次我還鄭重地給盧曉蓉老師寫郵件，談老康談了數千言，曉蓉老師很認同，並說不要理睬那些非議。

去年，按我中國人的規矩，老康過七十大壽。想到轉眼之間老康已經七十，而我也到知命之年，我就有一種難言的羞愧。我們幾代知識人沒能為文明轉型提供有效的思想資源，這實在是我們知識人的恥辱。歷史上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行賄、偷竊等暴發的方式確實搭過便車，但一個不能激發自己國民尊嚴活力的共同體試圖做彎路超車的厲害國，歷史還沒有提供此等先例。兵馬俑式的國民生存只是生物意義上的生存，“從生物學的角度看，弱者的繁殖都是最快的，……像棉田裡的蚜蟲，像垃圾堆上的蒼蠅，像污水坑中的蚊子，是最小的最沒有抵抗力的也是繁殖最快的。”口炮愛國如此，個體生存也如此。而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如果一個城區的人口是另外一個城區人口的10倍的話，那麼他們創造的總量不是後者的10倍，而是17.8倍。即地區人口之間的創造總量比，遠高於其人口數量比。我們的人口是美國、日本的若干倍，但我們的創造總量在文明眼裡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

四

這也是我在為老康祝壽時，不無傷感的原因。當然，我用了一個新的方式為老康祝壽，我演繹了文信國公的《正氣歌》。

我在注釋中說：

1，王康，重慶人，1949年生人，三無人員，民間思想家，其人才情高蹈，其言興廢繼絕，其名言歷史乃中國人之宗教，其事有主持抗戰人物長卷《浩氣長流》。

2，高爾泰，江蘇高淳人，1935年生人，美學家，其人狷介獨行，其思不同流俗，其名言美乃自由之象徵，其事可參見《尋找家園》。

3，巫寧坤，江蘇揚州人，1920年生人，翻譯家，其事見《一滴淚》，其文融匯中西文脈，方而不割，怒而不怨，疑而正信。

4，余英時，安徽潛山人，1930年生人，思想史家，其為人也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其事可見《一九八九的一百萬》。

5，趙紫陽，河南滑縣人，1919年生人，政治家，其為人也，安民立政，淵源流通，執事堅固，其事可見《趙紫陽的晚年談話》。

6，朱厚澤，貴州織金人，1931年生人，政治家，失敗的“中國的戈巴契夫”，其為人也寬而容，寬而厚，寬鬆力行，其事可見《厚澤在人心》。

7，黃萬里，上海人，1911年生人，水利專家，終其身質問三門峽和三峽水利工程，其為人也謀而忠信，直而不怨。

8，王力雄，北京人，50年代生人，著有《黃禍》、《天葬》、《我的西域你的東土》，其為人也有所不為，心系國是，三十年如一日。

9，高耀潔，山東曹縣人，1921年生人，“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著有《一萬封信》，其為人也溫而厲、外潤而內貞。

10，方勵之，浙江杭州人，1936年生人，物理學家，“中國的薩哈羅夫”，其為人也才思高邁，直取天人正法。

11，張思之，河南鄭州人，1927年生人，律師，其為人也嫉惡如仇，為異端屢辯屢敗、屢敗而屢辯，其事可見《我的辯詞與夢想》。

12，李慎之，江蘇無錫人，1923年生人，思想家，其為人也有孤臣孽子之心，終破門知其不可而為之，其事可見《風雨蒼黃五十年》。

13，劉賓雁，黑龍江省哈爾濱人，1925年生人，作家，其為人也揭罪行、擔正義，不傲無告，不廢窮民，其事可見《劉賓雁自選集》。……

在斟酌這份名單時，讓我想到當代華人共同體的慘澹。儘管革命派、改良派、保守派、西化派等都有著若干自信，但他們還很少有人把自己鍛造成個體人格，浮出社會和歷史的地平線，因之多在小圈子內作用，難以在更大的層面發力。而老康等人，無論作品如何，他們已經成為我們文化在當代的人格象徵。整理他們的學案、總結他們的經驗教訓，早應該是漢語世界的使命，也是漢語新生的前提。

五

很多人把漢語的不在場歸因於冰河期和社會的至暗時刻，但事實上，即使我們開口，我們大多數知識人也是失語的。對局部地區軍管、對全體大陸維穩戒嚴等社會治理技術，對遍佈大陸的災難、失望和絕望，對宅民、腐民現象，對正義個案以及東方之珠的地區性維權，等等，我們都是失語的、無語的。對進行時的民族歷史和文明歷史， 我們缺乏時勢權力者之外的話語、觀念和範式，我們缺乏有效的一以貫之的總體性解釋。漢語無能安慰安頓它的言說者，大陸的精英者移民、中端者求學、低端者偷渡，是明清華工漂洋過海甚至做“豬仔”以來更為嚴重的文明現象。

我個人也屬於這一可恥的知識人之列。因為種種原因，我的言路回到了書齋，回到了中國時間。跟優秀的師友們相比，我一直跟現實保持相當的距離。在歉疚的心態下，我不斷追問立身處世的正當性，追問著我們的原因。為什麼人既死於合唱，又死於自私自了？為什麼我們是數量取勝的弱小生物，是合群自大的可憐生物？為什麼我們不能學以成人？

顯然，包括中國傳統在內的古典文化、包括西方在內的世界文化，沒能為我們消化，是我們不能成一家之言從而成為獨立個人的原因。我們沒有通古今之變。傳統是我們的包袱，世界是我們的敵人，我們未能從中取法，傳統和世界不是我們創造的工具、方法和言語。……這就是我們在改開及其後的反動階段一再失語無語的原因。

因此，在聽說老康文集出版的時候，我一時浮想多多。老康雖然有遺憾，也給我們留下了遺憾，但他無愧於自己和時代，他在改開時代善用了時代的條件，身無半文而心憂天下。他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時代和民族文化。在老康那裡，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都不是負擔，而是他創造的力量。雖然老康因不治之病去日無多，很多人為他遺憾，為他可惜，但對老康這樣的人來說，生死早就勘破，他的文字、他的人生已經留下了足夠的消息。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

奇妙的是，老康近來多發乎歌，他錄了不少自己嗚嗚的短調，那些歌聲蒼涼、悠長，聽來有著鋪天蓋地的悲憫，令人聽了欲哭而淚。我想到春秋時代的故事，“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腰領以從先大夫于九原也！”老康最後的歌哭，是其人生的天鵝之歌，是其全腰領以從先人于九原也。

不無奇妙的是，最近半年我多次讀《思複堂遺詩》，那是老康的外祖母、唐君毅先生的母親陳大任先生的詩集。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陳先生的詩可謂百年來中國一流的詩篇。我在書中還讀到了老康化用過的句子，這是精神血脈的傳承。在舊體詩中，大概只有馬一浮、陳寅恪、魯迅、聶紺弩等人的詩可與之相論。在中國一流詩人們難以見道的時代，陳大任先生以一位主婦的身份竟然證道成道，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事。

陳大任、唐君毅、王康，三代人，都從一門一姓的家族中超越，歸屬於漢語的精神家族。相較而言，老康比起大舅唐君毅先生、外祖母陳大任先生的生活環境要好一些，這也使得老康的生活更外露。他們的人生事功有所不同，但他們證道的方式是一樣的，那就是立足於詩書禮樂日常之教，老康最後也回歸於此。如陳大任先生詩說，“供奉才完兒睡穩，布衣浣濯燦明霞。閑來展讀象山集，默默無言解得耶。”

2019年10月30日寫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