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世存         

王康，文化學者、民間著名思想家。他對中美關係、台灣懸案、中日現狀以及馬克思主義、港台新儒家皆有獨到心得，自謂“人世”未盡解，而“天命”已略知。  

一．王康是說不盡的。

2001年5月，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公告了首屆當代漢語貢獻獎，王康是首屆得主之一。

學術委員會公佈的授獎辭是：

王康先生懷抱理想主義，他以布衣之身憂國憂民，對於俄羅斯民族的啟示，對於中國的統一前景的展望，在小範圍內流傳，影響了年輕一代學人。近來寫作的“詠而歸”，借用我們詩國的聖者杜甫先生的贊辭“庾信文章老更成”，那樣光耀日月的作品，“千載以下，猶令人歎息”，在那裡，有著對於我們文明中道德文章的擔當。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學術委員會認為，王康先生直面漢語的人權經驗，豐富了當代漢語的表達空間。

儘管首屆當代漢語貢獻獎的授獎辭較之後來顯得簡單，但對王康的頒獎仍透露了足夠多的內容：王康是一個小眾範圍內的漢語人格，他的生存之道首先是影響周圍，成全自身，進而推動他人生命的自我完善；王康又是一個關懷悠遠的中國布衣，他的存在直接漢語的歷史、世界的當下經驗，並有著極為人性的願景。在王康那裡，連接了漢語世界的歷史和未來。

確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就積極健康的一面而言，王康是傳統文化在當代的人格象徵。  

二．兩眼清明，靈魂高潔

傳統文化在轉型的當代中國已被割裂。對大多數生長在大陸中國的同胞來說，他們身受這種割裂而不自知，他們站在生存和一種叫做真理的碎片上，彼此對立、割傷、侮辱或損害。少數先知般的聖賢，幾乎是無望地守望著道為天下裂的漢語世界。

1949年，經過四年內戰，兄弟般合作兩次、共存了28年之久的國共兩黨強弱易勢，並修改了自處並共處的依存法則；國民黨訓政的國民政府成為弱者，弱者幾無葬身之地，最後棲身於海島，強者則統一了中國大陸，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傳統中國文化信仰的陰陽生成之道、傳統中國王朝奉行的忠奸名實對立統一之平衡、傳統中國人遵從的因果邏輯，在國共兩黨爭霸的過程中，喪失殆盡。轉型年代的中國人信奉了一個党、一個領袖、一種強勢的順勢勢利思維。

1949年，王康出生于重慶。王父曾在四川大學物理學讀書，因愛情轉入化學系，天性超脫，習自然科學，對中國式的政治了無興趣，畢業後做了一個小職員。國共易勢之後，前政權的小職員也成為另類。1950年，王康的父親被捕入獄，罪名似乎是在川大讀書時跟蹤某地下黨員同學，1957年出獄。1982年，父親在灘子口木材加工廠“退休”後，其工齡僅有四年，問題也得以“改正”。其檔案中歷史反革命罪狀竟無任何證據。所屬單位政工人員說，可能是弄錯了。王康後來回憶說他父親在臨終前，“他慢慢抓住我的手，好半天才斷斷續續地說，人是最不好的動物，最不好的動物也比人好。吸了兩口水，艱難地咽下，又說，生為一個中國人，實在太慘了。餘無所思，但求早死，這是他最後的念頭。”

王康的母親研習化學，新中國成立後，她註定只能做一個普通的中學化學教師，“像所有中國女性一樣，作為女兒、妹妹、姐姐、妻子、母親、祖母和曾祖母以及姨媽、舅媽、兒媳、弟媳、岳母……，母親在中國發明的所有加諸女性的角色中，都拼命地盡她的心，她的力，她的道。”有著極好國學修養的王母在悲苦的一生中寫下了一百多萬字的日記，當她的兄長、中共元帥陳毅的同窗唐君毅拒不回大陸，最後在香港去世時，她為早已名聞中外的大哲學家兄長寫下了感人的短詩——

悼    兄

一

一樹五枝，頂枝摧折，四枝彷徨，何所仰息。

二

天地胡不仁，以人為芻狗，既生我良兄，何忍又奪走。

三

昔日夢裡驚，醒來暗慶倖。今日夢裡驚，醒來淚濕衾。

落月滿屋樑，音容何處尋，追思成往事，不覺淚縱橫。

這樣的家庭給予了王康足夠的屈辱和悲情。以至於在父母相隔不到半年先後謝世之後，王康感慨說：性靈中國、悲情中國、道義中國正在解體，中國老一代知識人正在徹底離開。對這個時代，他們兩手乾淨，兩眼清明，靈魂高潔。他們是這個“大時代”最無辜的苦難承受人，罪惡見證人。他們以最大的忍耐和最高的善意與這最荒唐的人生訣別時，後來人能體驗其中滋味于萬一嗎？

這樣的家庭也給予了王康足夠的靈性、道義和才思。大舅唐君毅去世後，王康開始接觸港臺“新儒家”。1978年，王康考入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他在西師組建了一個哲學小組。小組雖然沒有堅持下去，但王康個人已經深信不疑，他們正在上天注目之中，秉承天意，踐行天意：1949年以來的中國，是近代以來中、外若干歷史事件交叉作用的結果，並非中國常態，更非中國終極形態；中國必將再次回到它的傳統和大道去尋找存在的連續性和動源，只有將中國現代的空前變局與曠古浩劫置於東、西方歷史與文化的正面遇合，見證之，轉化之，昇華之，接通中國的來路與去向，中國的演變才將擁有偉大的前程，所謂“物極必返”、“否極泰來”是也。五分之一人類的生存與安頓，造化的有情無情，人生的不幸有幸，悉備於此。他後來跟西師的才子們組建了“普通人文學社”，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陸文化啟蒙運動中，啟蒙的參與者四五一代，既是受益者，又是自我教養者。王康算得上西南地區啟蒙和自我啟蒙的一個中心。王康為文學社寫的宗旨是：“人性是檢驗一切的價值標準，社會民主是實現人性的重要保證。我們的文學要高舉人性和民主的旗幟。人道的原則是聯繫歷史和現實、心靈和社會的串珠，是現代化進程的精髓，也是我們文學的神聖原則。文學不應當僅僅是生活現象和社會意識簡單的摹擬，更不應當是政治教條和權力意志生硬的傳聲。文學應當永遠自覺承擔描寫人民心聲的責任，摒棄一切虛飾、消沉和放任的自我發洩；成為現實生活冷靜而熱情的見證者，成為人類心靈、人類情感、人類痛苦，人類友愛的忠實記錄者和歌頌者；成為人的尊嚴、人的權利的勇敢衛士，成為人類美好理想堅韌的開拓者。”

這樣的王康當然是被關注的物件，畢業後的王康被分到一所中學教體育。理想、才華、詩書滿腹的王康不滿於做一個體育老師，他的目光盯上了當時中國啟蒙的先驅者們，他在假期自費到北京做了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先生的助手，他在當時中國一流的先驅、聖賢們身上寄予了美好的希望。雖然一開始他就遠離了“第二種忠誠”，無論他的行藏如何，他只是忠誠於人性、歷史和中國文化。

這個年輕人在運動不斷的大陸中國當然只有顛沛流離的命運。他離開了體制，在大陸流亡，顛沛於是，造次於是。但他沒有忘記他的夢想，“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為了夢想，他做過生意，成立公司，像他的同齡人一樣去學習做局、講故事，但他的局和故事只是他的夢。他實在生就了思想家的頭腦，卻沒有半點商人的思想。除了朋友接濟，他的公司員工的薪水就全靠他的一支筆。慈不掌兵，他掌了兵卻捨不得開除員工，員工們在公司裡有心無力，無所事事。王康不開除員工，就只有拼命給人寫稿子掙錢來給員工發薪水。這樣的情況以至於朋友都看不下去，最後的結果，他的陪都文化研究中心和陪都文化有限公司還在，只是他一人和三四員工撐著而已。王康在坎坷的生計中養育了生命的元氣，一種充塞天地歷史之間的浩然之氣。  

三．鄉願犬儒的年代裡自由的人格

蔡元培說：“近代學者人格之美，莫如陳獨秀。”

瞭解王康的散文作家魏真說，王康是“最浪漫最華美的中國人”。

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王康跟陳獨秀屬於同一個家族，這個神聖家族有著至大至剛之氣，其個體生命的存在一直處於不止息的燃燒之中。這種燃燒既源於天命，近於神性，又來自於人格的自我欺許，基於人性又超乎常人的自信。

這種極富於神性和人性的自由放蕩人格在歷史上一再被祛魅，又一再為歷史和後來所紀念。它最終被納入中國文化，成為我們文化中極具悲劇性的美。因為它一再被一種世俗力量、樂感文化、生活理性、庸常宿命等等撕破毀滅。這種自由人格很少能夠得到寬鬆的生存環境，它一再被打壓毀滅的命運因為使得人性之美成為東土子民最罕見最神秘的要素。由精神、氣魄等為元素的自由人格跟欲望、理性為元素的依附人格因此成為中國文化對立而不能統一的兩極，搖盪著中國數千年的歷史。這種神秘或現實之謎為高爾泰洞明，他說：美是自由的象徵。

事實上，中國文化早就承認二元對立統一的造化參贊之道。王國維在研究後確認，中國歷史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因為當時的殷周革代，使得初民思維從順天應人的自我中心主義，第一次接受了異質人群及其生活模式的存在事實，並將其銘記下來。九州從天邑商到西周鎬京，到東方夷，東西之別成為重要的生存背景。春秋戰國，齊秦之別、晉楚之分、華夷之辯也成為各國諸侯貴族和士大夫們承認的現實。孔子說過，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秦漢以後，陰陽、王道霸道、大同小康、儒術刑名、政統道統等等是人們不得不面對的現象。

我們先人的生存在漫長的沿革中也有了族類的特徵。《漢書－地理志》記秦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巴蜀民食稻魚，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佚，柔弱偏阨。周人巧偽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憙為商賈，不好仁宦。燕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吳民好用劍，輕死易發。鄭土愜而險，山居穀汲，男女亟聚會，其俗淫。等等，即使經過書同文、車同軌的大統一，也仍沿襲下來。由山水地貌地理等因素影響的生存格局經過歷史的強化，再難被消滅。晉室衣冠南渡，與北方胡華政權南北分治，數百年間，南文北學一時各放異彩，牢牢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南北差異。當時人即看到了南北之間的和而不同。《世說新語·文學》雲:“褚季野語孫安國雲:‘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看書如牖中窺日。’”《北史·儒林列傳》雲:“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于毛公，《禮》則同遵于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唐初的大政治家魏征則在《隋書－文學傳序》中說：“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矣。”

千年以後，在崇尚個性解放的時代，劉師培認為：“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間，多尚虛無。”魯迅則說：北人的優點是厚重，南人的優點是機靈，但厚重之弊在愚，機靈之弊在狡，從相貌上看，北人長南相或南人長北相者為佳。王國維對南人和北人的評價是：“南方人性冷而遁世，北方人性熱而入世，南方人善幻想，北方人重實行。”幽默的林語堂寫道：“北方的中國人，習慣于簡單質樸的思維和艱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壯、性格熱情幽默，喜歡吃大蔥，愛開玩笑。他們是自然之子。從各方面來講更像蒙古人，與上海浙江一帶人相比則更為保守，他們沒有失掉自己種族的活力。他們致使中國產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地方割據王國。他們也為描寫中國戰爭與冒險的小說提供了人物素材。在東南邊疆，長江以南，人們會看到另一種人：他們習慣于安逸，勤於修養，老於世故，頭腦發達,身體退化，喜愛詩歌,喜歡舒適。他們是圓滑但發育不全的男人，苗條但神經衰弱的女人。他們喝燕窩湯，吃蓮子。他們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學家，戰場上的膽小鬼，隨時準備在伸出的拳頭落在自己頭上之前就翻滾在地，哭爹喊娘。他們是晉代末年帶著自己的書籍和畫卷渡江南下的有教養的中國大家族的後代。那時，中國北方被野蠻部落所侵犯。”

但是，由上層精英主導的中國文化沒能厘清有教無類的生生德性，反而在非我族類的猜想裡強化了獨裁專橫，無論政統還是道統都讓道于正統，夷夏變異、漢賊不兩立的正統意識，體制生存或正統中心主義因此成為超乎生命存在之上的絕對命令。二元多元之間的對立依存很少得到倫理共識和制度化的保證，反之，其此消彼長之勢是中國文化認可的宿命。更等而下之的，莫過於文化心智中喪失了平等意識，對他者不是承認其自性，而是徵用、管制、毀滅，並給自己美化、雄起化、神聖化。孫中山在革命生涯中得出痛苦的結論說：“……顧吾國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後來的錢鐘書和費孝通在漫長的治學生涯裡獲得了文化自覺，錢鐘書承認：“南學北學，道術未裂；東海西海，心理攸同。”費孝通則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只是這種文化自覺只有少數人領略，歷史進程中的事實更多地表現為文化的不自覺。

這種近於偏執的心理到了唐宋帝國之際就顯得捉襟見肘了。唐以西北地帶的“關隴集團”為核心開國，二三世之後即出現了“南朝化”傾向，統一的帝國即以強力毀掉了文化的多樣性，經學統一于南學，雖北人亦習南學，“江左餘風”一時稱盛。到宋代，面對民間佛道的高揚，士大夫階層以理學強行收編佛道，以“存天理滅人欲”來約束百姓。從此，在世俗欲望理性之上，我華夏文化一步步走向衰亡。天下黎民百姓士子或為鄉願，或為犬儒。民眾的多元崇信因此成為文化的暗流，民眾的生存歧異因此不上制度文化的大雅之堂。久而久之，傳統文化滋養的青春少年失去了人性的頭腦，他們像一個生來被拋入形格勢禁般的江湖宗派裡的俠客，為劍宗氣宗的正統之爭奉獻了熱血和無知的一生。他們站在人性的碎片上，或以物質挑戰精神，或以神秘蔑視日常，或以欲望解構人格，或以性靈損害理性。最為經常的，是以世俗的欲望或實踐理性遮蔽了人性的自由。 　　當李贄喊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於童心者也”時，他實際上是在死氣沉沉的大明季世要求人性的至上權利，在老氣橫秋的城府中回歸生命的源頭；當龔自珍喊出“亦狂亦俠亦溫文”時，他實際上是在為老大的中國文化送行，而勸天公重新抖擻；當高爾泰喊出“美是自由的象徵”時，他實際上是在依附深重的大陸中國撕破生存的真相。

中國的現代轉型，是一個祛魅的矛盾因而艱難的過程。它需要英雄、聖賢、先知們的自由人格，它需要美育引領走向世俗，一元專制的力量又會借世俗來打壓神性和人性的自由，來扼殺人性之美；專制生活的“三幫分子”（幫忙幫閒幫兇）則會不斷地跟風，不斷地論證維護現實的合理性，不斷地論證今天的進步和明天的美好。德性和道學、學問突顯思想淡出、學人治人與專家治國、技術知識份子人文知識份子的朝野佈局、人文精神與世俗理性、主義與問題、宏大敘事與微觀關懷，等等，都曾為三幫分子們追隨，他們在不同時期與時俱進地追隨並論證一元的正當性，最終毀掉的是二元乃至多元的存在以及其共處依存的效用，他們最終打壓了我民族自由的精神。

由此導致的精神危機在社會上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精英患上“犬儒病”，民眾患上“冷漠症”。全社會對自由獨立人格的避而遠之、視而不見和冷漠，使得民族最優秀的個體總是得不到回應、聲援，得不到展開的可能。時過境遷，犬儒者們又會百倍熱情地給予前賢以懷念。現實對龔自珍、陳獨秀、高爾泰們的態度即是如此，儘管歷史已經還給了龔自珍、陳獨秀、高爾泰們以無上的榮譽。

王康即是鄉願犬儒的年代裡又一個自由的人格。  

四．獨立特行 最有味道的人

歷史給予王康成全大命的機遇幸又不幸。

不幸的是，歷史沒有給予他上述歷史人物那樣的因緣際會，沒有提供給他施展的舞臺。歷史只是給予了他和他的同學、朋友、同齡人們自我教養的可能。幸運的是，社會給予他的生存的縫隙，使得他能夠自我成全，並影響周圍。社會同樣冷漠地對待王康，這種冷漠跟經濟決定論的號召，跟悶聲發財、一夜暴富、沒事偷著樂的“幸福生活”形成了強烈的參照，反證出社會之惡。英國人蕭伯納認定：“對同胞最大之惡不是仇恨，而是冷漠；冷漠是無人性的本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猶太作家威塞爾說：“對我而言，冷漠是惡的集中體現。”他還說：“愛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美的反面不是醜，是冷漠；信仰的反面不是異端，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是冷漠。”亞辛斯基的箴言是：“不要恐懼你的敵人，他們頂多殺死你；不要恐懼你的朋友，他們頂多出賣你；但要知道有一群漠不關心的人們，只有在他們不作聲的默許下，這個世界才會有殺戮和背叛。”

東方的思想也說：“一人成佛，千佛相扶。”但我國社會最經常的現象是：孤立無援；一人欲立，千人推倒。王康經歷了這種社會冷漠，他在沙漠中奔走又在幽閉中獨處，他盡最大的努力向自己認定的人性、人道、人情和中國文化致意。他不假借任何外在的力量，在他那裡沒有權宜，如我國社會流行的“先富起來再說”、“先下海，再上岸”、“安身立命”、“成家立業”；對王康來說，他從來不會想到先安身再立命，先成家再立業，先做學問再談思想，……他也許想過掙一大筆錢，但從來沒有想到先富起來：他的身與命、家與業統一在一起，他在哪裡，哪裡就是岸。

王康身邊有過很多理想主義者，他們來了又去了，去了的人懸置理想而務實，很多人做了高官、發了大財，只有王康還在堅持他自己的夢想。然後富貴起來的人們多作壁上觀，看王康一人折騰，有人看王康行到水窮處就給他一點兒幫助，看他獨自前行。

在這樣奇特又孤苦的生活中，王康幾乎沒有遷就過什麼人。他跟老闆們的關係為很多人津津樂道，因為他在飯桌上、在會議室裡得罪過無數的老闆，經常一言不合，王康把桌子掀了，拂袖而去，或者要跟人決鬥。這在全國全民傍大款的年代裡是罕見的。這種經歷得罪最深或傷害最深的是王康自己，他想“為老闆者謀”，卻痛苦地發現先富起來的人沒有任何自身以外的關懷，他發現有錢的人多有“銅臭味”。

王康其實是一個性格內向的人，他更是一個非常好的傾聽者。他的要求並不高，只要傾訴者能夠平易地講述個人的喜怒哀樂或一得之見，他就可以一直聽下去。但他不能容忍一個傾訴者在人性上的背叛、在人權上的勢利、在人道上的無行。為此經常給朋友或傾訴者不愉快，“你們忙吧，我要休息了。”這樣的話還是最輕的，絕交、飽以老拳是經常的事。他生活的軌跡就是重慶北京兩地，一年來北京一兩次，見見老朋友足矣，然後他就窩在重慶，做他的夢。在北京，他幾乎是絕對的傾聽者，北京朋友們海量的資訊要密集地灌輸給他，聽來聽去，聽多了，他只能得出結論：垃圾。他就像一個受傷受騙多次的野獸，寧願呆在自己的窩裡；又像一個武功蓋世的高手，不願行走江湖。

年過半百，知天命而望耳順。但在王康卻更為隨性。隨著電視、網路等傳媒手段的介入，王康為更多的人認識，借助于口耳相傳，王康成了精英權貴、仁人志士、熱血青年們遊歷重慶的一個旅遊景點。有人也專門坐飛機去重慶去看王康。於是，王康在重慶的生活，也多了一種傾聽。他的時間多半在陪客人傾訴了，他是最好的聽眾，那些野狐禪式的年輕人，滔滔不絕地跟他說上五六個鐘頭，他可以一言不發。但他絲毫不給人安慰，他不吝惜最真實的言辭。當一個讀書極富的年輕記者飛到重慶，到王康的小公司採訪他，第一句話就是“我對政治沒有興趣”，王康的回應是“那你現在就給我滾！”當來訪者在王康的辦公室裡高談闊論半天，輪到王康表示，他開口的第一句話是：“我不喜歡你。”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或者，相由心生。長期專注於自己的內心世界，王康甚至獲得了相面的能力，“我一看你的長相就不喜歡你！”“不要把知道讀書當寶！”

王康不喜歡金庸，他自己卻像金庸小說裡的絕頂高手風清揚，如同風清揚超越了劍宗氣宗的分別，王康的自由人格近于人文卻超越了人文。他在立功立言立德的顛峰狀態打量了所有來向他傾訴的人，他從來沒有因知不足而矮化自己的心靈。

這個極為高貴的人卻有著同樣極為謙卑的心。他放浪形骸，卻對女性給予最完美的體貼。一個打字員的喜怒哀樂會讓他縈懷；一個一面之緣的女孩向他傾訴，他事後會再寫上一封長信來安慰人家。畫家王建稱道老康，“有著不可思議的體貼心。”他不喜歡精英權貴，卻跟重慶的普通民眾交上了朋友，他當仁不讓地教育他們，又極為謙卑、慈悲地佈施、擔當、同事。劉慰榮，跟王康的朋友做了一年車夫的出租司機，與老康接觸了幾次，就義無反顧地拋棄了從前的所有，而做了老康的司機，開始一種新的生活。席慶生，一個退休的生活得小康的工人，孩子在上海立業，他一人呆在重慶：因為重慶有老康。

王康的生存姿態甚至感動了媒體，鳳凰電視臺的眾多編輯記者們關心他，不少人成為他的粉絲。2005年，《南方人物週刊》的編輯們在策劃“最有味道的四川人”時，仍然把重慶的王康列入候選人名單，王康是入選中唯一的布衣。

王康因此給了他的朋友們最大的人生安慰。王康小傳在網上流傳，有人在前面上一句：“吾友，深邃、悲憫、純潔，大隱於市的思想者與文學癡漢，讀其文字，浩浩乎盈心者，人性人道之意濃焉。”這個小傳中的王康是——“生於中國現代歷史一個最關鍵的年頭：1949年。這個年頭使他成為一個宿命論者和天生的理想主義者。大學期間以獨具的風骨和才華成為西南最高師範學府自1957年來第一個學生文學社社長，並因此自決於中國式經濟仕途、學院翰林之外。耿于沉思，疏於著述，不求聞達，不意被封‘民間思想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以布衣之身撰寫‘中國改革憲章’，名動京畿；九十年代初再以《大道》為題，撰寫叩問‘中國往何處去’之五集政論片，論者稱為‘冷戰結束後對中國道路運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同期有長篇詩評《俄羅斯啟示》傳佈四方。抗戰勝利50周年以九集電視片《抗戰陪都》傾服眾多業內人士；60周年又組織巨型長卷史詩國畫《浩氣長流》，尚未問世，已臻不朽。對中美關係、臺灣懸案、中日現狀以及馬克思主義、港臺新儒家皆有獨到心得，自謂‘人世’未盡解，而‘天命’已略知。”  

五．都稱締造者，孤魂自飄零

“都稱締造者，孤魂自飄零。為人續家譜，痛煞後來人。”

這是王康在江津陳獨秀舊居留言簿上的即興之作。他對一切真正的個人、真正的民族之子從來不吝惜熱情。

王康熟知唐德剛、黃仁宇們的中國現代史觀：在一個二百年的三峽論中，個人的存在幾乎是微不足道的，都是歷史文本藉以書寫的手段；即使按照傳統王朝的史觀，如果我們生活在大明季世，生活在同治光緒之際，生活在民國，我們能把一個民族、一種文化帶出三峽或埃及嗎？如果不能，我們生存的正當有效性有何依據呢？

王康身體力行的是唐、黃們忽視的現代轉型中的個體價值。他從陳獨秀先生的生平中看到了一種遠高於歷史目的、未來願景更大的信仰情懷，一種植根於民族文化的人性之美，一種活在當下的大道和人生正義。西人說，實現公正，即使天塌下來。用王康的朋友毛喻原先生的話：做一個人，是中國國民最偉大的成就。

2006年底，余英時先生獲美國“克魯格人文獎”，奠定“西方學界繼胡適之後不作第二人想的中國知識精英大師”地位。余英時是錢穆、唐君毅等人合力創辦的新亞書院的第一屆畢業生。在王康和余英時之間有著不小的距離，兩人是不同氣象的峰巒、大海。余英時是道問學的，王康是道成肉身、身為度、尊德性的。但才思超邁的王康仍給了嚴謹的余英時最高的敬意。

在王康看來，新亞所代表的中國文化復興精神，五十多年後，終於由它的第一屆畢業生余英時先生帶到了西方，發生了世界性的影響，“存亡繼絕、返本開新”的艱難文化使命，終於取得了一次歷史性、世界性的突破。中國兩千多年以來有一種基本的衝突和矛盾，或者一種基本分野，即世俗的專制權力和超越性的精神譜系之間的衝突。余先生可以說是這個精神譜系最新一名托命人，這個譜系無疑是從孔孟老莊開始，其基本使命就是維護這個民族的精神價值，代表這個社會的基本良知，他們就是以“天下為己任”，“欲以天下風教是非為己任”，要“澄清天下”、要“明道救世”。

王康說，對中國歷史的基本態度構成了中國社會的基本分野。一個是1949年以來，愈演愈烈的歷史虛無主義，另一個是要接通歷史，存亡繼絕，這對中國來說太重要。中國沒有西方式的宗教、歷史就是中國的宗教。割斷歷史，我們已經嘗到夠深的苦果了。如果繼續把歷史虛無主義延續下去，一代兩代三代四代五代，它危害的將不僅僅是中國。現在中國，一方面是官方史學界集體的道德淪喪，他們既愧對中國孔子、左丘明、司馬遷以來偉大的古代史學傳統，更愧對中國現當代歷史。面對如此苦難、複雜、豐富的現當代中國，他們交出的幾乎是白卷，更有一些人為虎作倀，粉飾太平，淪為專制和獨裁的奴婢。同時，整個中國民族，尤其民間社會，對歷史記憶的復活，正在彙聚成一股股湍急的潮流。這兩種傾向同時存在。在這種情況下，余先生獲得人文和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毫無疑問，對整個中國社會歷史意識的重建，也是一個非常正面、非常積極的鼓勵、認同。王康說，孔子到余英時的精神譜系頑強地存在於中國。在此意義上，余先生所繼承的，是整個中國歷史上最悠久、最英勇的精神救世的傳統。

很多人表達了對余英時先生的祝賀和敬意。但偏居重慶一隅的王康做得格外獨特，他想方設法找到一塊真正的漢磚，在鑲嵌的青銅銀盾上寫下四個大字：存亡繼絕。  

六．最有美感的生存

因此，談論王康的學術思想貢獻也許需要共識，需要時間的論定，但他的生存本身卻已經是中國文化最可寶貴的表現。談論他的生存本身遠比談論他的思想更有美感，更有意義。因為他的存在挑戰我們的心智。

有幸接近王康的朋友獲得了更大的安慰。作家魏真記得她有一次“來到了老康的辦公室”，當時老康還在跟歐治渝等畫家一起組織人創作史詩國畫。“老歐的畫室從隔壁搬過來了，偌大一個房間突然顯得緊湊起來。書成了這個房間的主人。整堵牆壁都是《山河歲月》的未完畫稿。老歐坐在高高的架子上專心地工作。老康踱來踱去，寬大的T恤空空蕩蕩，高溫夏日的寫作使他看起來有些消瘦。消瘦的老康更像列寧，無論臉，還是神態。我們相視一笑，沒有特別的打招呼。我在沙發上坐下來，打量著這個擁擠的空間，並沒有覺得局促，反而從擁擠中找到一絲溫馨的感覺。”

重慶的學者、沙磁教育研究會會長韓子渝說：“讀老康的文章是想更深入地瞭解老康。”但他們這些老康的朋友更多把跟老康接觸當作人生意義的尺度，老康像一個氣場磁場，牢牢地吸引住了朋友。魏真把老康的辦公室“看成自己精神的家園，或者一個類似於教堂一樣的聖潔之地”。她知道，如此看的“不僅僅是我一人”。在他們的心中，老康就是最浪漫最華美的中國人。“記得老湯說過，他會定期到老康辦公室，讓自己的靈魂得到淨化。老韓用了一個幽默的比喻：過組織生活。這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組織。仿佛烏托邦。”

王康是寡言的，他的言詞像水墨畫上的文字，恰到好處。他自成風景，與人相處又如詩如畫。魏真記下了一次她在王康辦公室吃工作餐的情景：“擺好菜肴，老康、老歐、兩個老韓、小戴等圍坐一張條几，老康舉起酒杯說，‘為秋天乾杯！’此時，雨淅淅瀝瀝敲打著11樓的窗櫺。樓下建築工地施工的聲音和雨聲混雜一起。風一陣陣吹進來，天真的有些涼了。”  

【光傳媒獨家授權發佈】 王康先生病情通報#4  

華盛頓郊外上空密佈的陰雲，在下午四時許開始退卻，正是老康友人約定要帶他去祭拜父母的時辰。今日老康如願以償：台海兩岸友人一行七人，包括八九高齡的鐘聞老先生，以臨終關懷中心提供的可折躺輪椅，將老康連帶輪椅整個抬上一輛商務車倉，一路緩行35分鐘，來到坐落在美國國家保護重地、內戰古戰場中間的一方墓地“石牆花園”。5時許，層雲逝盡，碧空一洗，墓園陽光燦爛。輪椅上的老康來到父母墓前，獻花供品、焚香燃燭，他手持三柱點燃的百年老檀香，對父母說：“……人類面臨著一個前所未有的大災難。……我跟人類的命運是高度一致的，1949年一直到現在。我為此感謝您們。你們這個兒子，是世界上最難伺候的一個名病人了。但是我已盡到自己、最大的努力，不辜負你們的養育之恩，栽培之恩，幾十年的，言傳身教。”他接著告慰父母關於他身後遺體和精神的具體抉擇，並再次感謝親朋好友對他病體的關照和缺點的寬宥。（詳情請關注自有壓軸電臺中文部近期“華盛頓手記·老康秉燭”節目）  

老康今日答覆說：接受大陸友人建議，身後骨灰的一部分將留待日後回歸故國。  

今天上午，從重症監護室執意歸來後，老康回歸臨終關懷服務。護士前來查看情況後回答說：血氧正常，血壓正常，體溫正常，但是老康已開始肝腹水，肺炎日漸深重，加之嚴重的噁心嘔吐，幾乎無法進食。他的生命力正在急速消耗中……。  

陽光是金色的，照在老康蒼白的面容和碩大的額頭，卻把濃郁陰雲追攆進了友人們心裡。  

華盛頓老康護理小組

2020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