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起源於人之思想，故務須於人之思想中築起保衛和平之屏障。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組織法（1946）

一

殺人是極大的罪惡。動用國家武裝力量殺人是極大的國家罪惡。日本國家軍隊對中國人的殺戮（1931—1945）是日本對中國犯下的滔天大罪。

這一罪惡已被制止了整整六十年，但它的國家責任和歷史後果並未得到應有清算，它的思想源流和精神譜系更沒有壽終正寢，它們還在世上徘徊留連，不時分孽出新的變種，——我們遠遠還沒有在思想上擊敗這一罪惡。

贏得和平不僅比贏得戰爭更高尚，而且更艱難。持續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和平所累積的文明和幸福，經常在一場似乎突如其來的戰爭中花果飄零，香銷玉殞。如果沒有在思想上戰勝戰爭，和平將變成下一次戰爭到來之前的休止符號。戰爭之所以如影隨形，一個宿命般的原因在於，戰爭的思想幾乎不可避免地依附著戰爭投降協定被勝利者接受。戰爭的思想深深地植根于人類的本性和歷史之中，沒有任何民族享有剷除戰爭思想根源的豁免權，即使像中國這樣一個飽受戰爭之苦的民族也不例外，——事實上，在痛切而嚴肅地反思六十年前終結的那場夢魘以及嗣後六十年來的坎陷歧誤時，中國的道路峻急而艱險。

沒有哪個民族天生殘忍、邪惡，怙惡不悛，也沒有哪個國家絕對無辜，永遠純潔。“戰爭”這一人類最可悲的現象、最恐怖的狂歡、最讓天地蒙羞的“惡之花”，竟然常常以最高尚、最偉大、最神聖的名義，由最優秀、最正直、最英勇、最富獻精神和殉道熱情的男女完成。最讓人類困惑不已的是，戰爭的慘烈和毀滅力量總與文明的進步和突破正成比。最“優秀”的民族、最“強大”的國家、最“先進”的文化，總是面臨著最強烈的戰爭誘惑。

我們不能接受這種陰鬱悲觀的宿命。

二

人類受同類戕害法則驅遣的歷史已經達到一個“極點”了。每一個時代都是獨一無二的，每一代人都遵循著某種旨意，踐行賦予他們一生以價值和意義的天命。然而，沒有哪個時代像今天一樣，不但決定著一代人的安危禍福，而且承載著無數代人的期許託付，影響著未來若干代人的生存和前途。極而言之，我們也許是在浩瀚宇宙中孤寂飄泊了億萬年的惟一的高等性靈物種無比奇妙、悲愴、綺麗、漫長命運的最後一批見證人，抑或是這個物種盼望已久的黃金時代的第一代幸運兒。如此沉重的抉擇，有時就在一念之間。

納粹德國的戰爭罪行令人髮指，希特勒及其黨羽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已成為德國民族永難完全洗滌的罪愆和西方文明永遠的污點。但作為戰爭發動和失敗一方的德國，如果要為自己辯護（當然不包括希特勒在其遺囑中將戰爭責任歸咎於“國際猶太人集團及其支持者”那類辯護），並非毫無說辭。

1946年，86歲高齡的弗裡德利希·梅尼克在柏林的廢墟中開始寫作德國戰後第一部反思史著《德國的浩劫》。這位對納粹主義深惡痛絕的德國歷史主義學派奠基人，完全承認德國民族傳統中存在某種“原始的黑暗基礎”，承認德國國家權力的“惡魔”成分，但拒絕承認戰後西方主流思想界的流行觀點：希特勒主義及其歷史浩劫，乃是德國近代歷史精神和古典文化的必然產物。他在呼籲佔領者給予德國普通人以“嚴格的公道”和“人性的諒解”，以免“再次把德國造成為一個為害最烈的病灶”同時，尖銳地問道：“世界歷史上一切偉大的和富有成果的思想，在它們歷史的實現過程之中，難道不是有可能健康的和不健康的因素同時發展出來嗎？高級的原則和低級的原則、神明的和惡魔的兩者，是那麼難分彼此地互相轉化，——這不正是歌德在他的《神明頌》的頌歌裡詠歎的人類生存的‘永恆的、偉大的、鐵的法則’嗎？”這位“從一開始就譴責納粹主義”的老人指出，法西斯主義在德國和歐洲的肆虐，乃是由於民族國家利益與世界公民理想之間、具有“巨大而深刻的歷史權利”的群眾馬基雅維裡主義與關於人類千年福王國正在臨近的神聖福音之間的內在衝突，是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和法國革命的樂觀主義嚴重受挫的代價，是十九世紀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思潮交相激蕩的惡果，是俄國十月革命和布林什維主義、尤其是史達林主義在德國的一種“恐怖反應”，是西方近代文明整體危機的產物。這位呼籲自己的同胞“在祖國最艱難的時刻”也要保持“尊嚴和自信”的德國史學泰斗，“純粹出於高傲和幽默”，隻字不提凡爾賽和約對德國的刺激和傷害，更沒有提及幾乎充斥了歐洲全部歷史和所有國家的可悲傳統：反猶、虐猶、排猶和迫猶。

日本雖與德國、義大利同被歸為“法西斯軸心國”，但在中國人眼裡，日本的罪行要嚴重得多。日本的形象是世上醜陋、兇殘、野蠻、邪惡的集大成者，“日本鬼子”是天地間侏儒、禽獸加魔鬼的化身，日本幾乎成了中國人最厭惡、最仇恨、最鄙夷、最不屑的天敵，日本的侵略，是中國的奇恥大辱，是傷天害理、大逆不道的死罪。

三

中國橫亙于最雄渾的群峰和最浩瀚的海洋之間，與地球一樣古老。上蒼賜予的這片神州赤縣儘管歷盡滄桑，但其天縱式的遼闊、威儀、尊嚴、氣象卻不容世界任何力量觸犯淩截。日本只是在中國近海悄悄隆起的一串島嶼，從來不是可以萌生巨大希望和簇新文明的“新大陸”。神州大陸和蕞爾島國從造物主那裡領受的世界份額和使命負荷，乃是天意所在，充滿永恆不變的啟示。

無論日本民族的起源多麼撲朔迷離，無論徐福率三千童男玉女分乘五十艘樓船東渡島國的史載多麼神秘浪漫，華夏血脈肯定比通古斯人、馬來人、蒙古人更有利於日本民族向文明人道的方向嬗變演化。辛辣的歷史反諷是，日本侵華戰爭使得現代中國人甚至不願意承認自己與日本有“同文同種”的文化血緣關係。

世所共知，數千年間中國獨步東亞，慷慨大度地將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輸贈日本，並賜給那片孤懸汪洋的島國三個佳名：“扶桑”、“東瀛”、“日本”，其間寄寓的像想與祝福，美好聖潔，不染纖塵。

雙目失明的唐代高僧鑒真和尚六次東渡，歷盡艱險，攜帶的不是刀劍槍炮鴉片，而是佛學、中醫、建築、繪畫。這名身披袈裟的文明使者帶給日本的，分明是父母般的仁慈關愛，兄長式的提攜扶掖。從新石器時代的“繩紋文化”到農耕時代的“彌生文化”，從“大化革新”到“建武中興”，從“尊王攘夷”到“明治維新”，中國的周孔之教、禪宗寶鑒、朱子哲訓、陽明學說幾乎單獨鋪就了日本一千餘年文明開化的路途。

“衣冠唐制度，文物漢宮儀”。日本蒙受中華文明恩惠之深，莫過於日本天皇制與中國的淵源。自西元645年孝德天皇首次改元使用“大化”年號以來，日本天皇年號總計247個，全部出自中國典籍，達106部之多。“大化”即取自《尚書·大誥》“肆予大化誘我友邦”；日本近代“開國之父”明治天皇年號取自《周易·說卦》“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對侵略戰爭負有重大責任的昭和天皇裕仁，其年號則取自《尚書·堯典》“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直到現代，日本有識之士都不敢忘懷中國的文明教化之恩。井上清在《日本歷史》中以感戴的心情寫道：“日本社會就是這樣：恰如嬰兒追求母乳般貪婪地吸收了中國的先進文明，於是從野蠻階段，不久進入了文明階段。”吉田茂在其《激蕩的百年史》裡也以慶倖的筆調指出，“中國擁有非常先進的文明，對日本來說，學習中國，是一個莫大的恩惠”。

在人類文明史上，還沒有哪兩個民間之間，大與小、強與弱、文明與野蠻，慷慨惠施與衷心蒙受，無私饋贈與全盤師法之間，有如此清晰、單純、健康而美好的關係。

成吉思汗之孫忽必烈曾兩度發兵渡海，欲“通好”日本，皆因風阻受挫。那是蒙古“韃靼軍事專制主義”的未遂攻伐，與中華本色文明無涉。《尚書·地理志下》“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余國”，純系一個地理名詞，不帶絲毫貶意。至於日本南北朝間的武士、浪人、商賈到中國沿海搶掠走私，被中國指為“倭寇”，倒是名符其實的稱謂。

中國人不持“原罪”說，不在“最後審判”劃分“天堂”和“地獄”，裁定“永生”與“永劫”，也不在“輪回”與“涅槃”之間安置生命的歸宿，明定善惡。中國的精神和道德立于“人生”這一有限而無窮的形下—形上過程，人的拯救與受罰全在己身，不待外求。中國看重環繞“人”的“人生”與“人間”，看重人之為人的仁愛、忠信、慈悲、羞惡、惻隱、同情、辭讓、是非……一言以蔽之“人性”，勝過一切。

日本正是在中國最看重、最珍視、最維護的道德大限上，空前冒犯了中國的尊嚴，玷污了中國的榮譽，羞辱了中國的感情，褻瀆了中國的靈魂，——全面地逾越了中國所能承載和忍受的極限，鑄成空前的道德犯罪。

日本侵略中國，首在大逆不道，近乎弑父戳母。

四

若無這一最基本的知罪覺悟，形式上的“親善”、“友好”、“和睦”（即使來自中國方面），任何經貿、“互利”、“雙贏”、“共榮”，任何外交“新思維”、戰略“互動”、聯×抗×，任何罔顧中國這一亙古未有的深創巨痛的“方便巧善”、“靈活變通”、“現實主義”，都是對中國心靈的蔑視，都無補於中日兩國不可避免地再次走向對抗。

即使具備比德國還充足的理由，即使中國與日本無故無恩，即使中國曾經有負於日本，即使按照一般戰爭（包括侵略戰爭）的慣例，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也堪稱傷天害理的暴行。

一戰以來，為防止戰爭對文明和人道的過度毀滅，節制人類自相殘殺的暴烈程度，先後制定了多部國際公法，對侵略性質作出明確的界定，嚴格禁止對城市和平民的空中轟炸，限制和禁止使用毒氣，禁止殘殺俘虜，禁止姦淫擄掠，禁止殘殺政府代表及外交人員。日本侵略中國，公然地、全面地、豪不猶豫地踐踏了所有國際公法，超逾了人類文明所能容忍的底線。

德國佔領巴黎，除了把納粹旗幟掛上埃菲爾鐵塔，也就在當年法國曾經羞辱德國的貢比臬森林施以報復，讓法國人在那裡簽署投降書，此外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屠殺、暴行、強姦。巴黎上流社會生活幾乎照常進行，“自由法國”地下抵抗戰士可以很方便、甚至很舒適浪漫地抗擊德國佔領軍。

日本攻陷南京後宣稱：“佔領中國首都是有史以來盛事，皇軍在外國首都入城，對於解決中國事變具有最大價值，為使中國軍民敬仰皇軍之威武而歸服之”，決定施行“屠城”。最為後世怵目驚心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從1940年6月到1945年1月之間，平均每天有879人遇害；而在“南京大屠殺”的六個星期裡，平均每天有8,794人被殺。日本軍隊的南京入城式也許是人類戰爭史上最恐怖的一幕，松井石根騎著高頭大馬進入中華門後，滿眼是血肉模糊的中國人屍首。

從全面侵華開始，日本就在中國半壁河山對二萬萬中國人展開細菌戰：1938、39、40、41、43、44年先後在華北各地投放霍亂菌，1940、41、42年先後在浙江寧波、湖南常德、浙贛鐵路播撒鼠疫、霍亂，1942年在廣州投放副傷寒菌，同年在雲南西部大量使用霍亂菌和鼠疫菌作戰…，構成“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的細菌戰”。日本甚至曾經準備用飛機將300萬隻疫鼠同時撒布在亞洲各地。

自從一戰以來，各國軍事當局懾于細菌戰的可怖後果，在多個國際公約約束下，基本放棄了毒氣彈。即便在怨毒甚深的蘇德之間，無論是德國兵臨莫斯科，還是蘇軍突入柏林，也沒有大規模發動毒氣戰的記錄。而日本軍隊罔顧國際視聽和基本人道，從百萬大軍對峙的會戰，到寥寥數名散兵游勇，從八路軍遊擊區到國民黨正面戰場，從中國正規作戰部隊到躲在地道、防空洞裡的老弱婦孺，一律施放毒氣。日本卻從不對美國軍隊發動毒氣戰，——非不能也，不能為也，不敢為也。

天底下最痛苦的是作日本軍隊的俘虜。日本大本營總參謀長朝香宮鳩彥1937年12月5日接替松井石根為上海派遣軍司令，發出的第一道蓋有他私人印鑒的命令即是“殺掉所有俘虜”。根據這道命令，約十萬已經放下武器的中國戰俘倒在血泊中。

太平洋戰爭中，日本俘獲132,134名盟軍，其中35,756人被虐死亡，死亡率達27%，創下人類俘虜死亡空前絕後的紀錄。

1943年，99名美國海軍軍航空飛行員被俘，送克愛西林日軍海軍司令部處刑，由日本軍人施行活體解剖，若干屍體被日軍煮吃。

在馬尼拉、婆羅洲，日本軍將盟軍俘虜綁在椰子樹上，先刺死，再割下生殖器，並把陰莖塞在死者口中，拍下照片，寄到西方新聞社。幾位受難士兵的母親向羅斯福總統哭泣：孩子為國殉難，但總不忍看到這種慘劇！

1941年4月17日，中國駐菲律賓馬尼拉總領事楊光注、領事莫介恩、朱少屏、隨習領事肖東明、楊慶壽、甲種學習員王恭瑋、主事盧秉把八人被日軍拘捕，身遭嚴刑折磨，被日本憲兵秘密押至華僑義山殘殺。

雖然沒有明文限制交戰各方消滅敵國領袖，事實上刺殺最高當局的事例史所不斷。但二戰時期，惟有日本反復使用轟炸、暗害、槍擊等各種行徑謀害中國國家元首。將蔣介石遠在寧靜小鎮溪口的髮妻炸得血肉橫飛一事，是日本戰爭行為最為人不恥的一個紀錄。

日本軍人在侵華戰爭全過程中，用槍刺、刀劈、剖腹、剜心、分屍、釘掛、沉水、火燎、毒室、活埋、強姦、砍頭等人類邪惡獸性所能想到所能施行的野蠻方式殘殺暴虐屠戮姦淫中國人。 1939年，溫文爾雅的林語堂在巴黎寫道：“自從上帝創造人類以來，沒有一個民族或者國家曾經像日本對中國那樣以如此之大的規模，將一個鄰國的人民無一例外地置於一個更兇殘、更傲慢、更冷酷、更下流、道德更敗壞的統治之下。歷史上沒有一個征服者能比日本更證明自己不適於統治別人。”

五

與世界各個民族一樣，中國有自己的缺陷、過錯、罪責和劣根性，中國的歷史曾經長期被專制主義毒害，中國近代以來確實落伍了。對於人性、人道、人權和人的生命的肯定和堅守，鴉片戰爭後的中國人遠遠沒有達到西方文藝復興以來那種令人激動、嚮往的高度，中國要全幅實現自己和人類的理想還有漫長的路程。但是，中國從來沒有做一件對不起日本的缺德事，從來沒有佔領過一寸日本領土，從來沒有殘殺過一個日本國民，從來沒有阻撓日本民族屬於自己的正常道路。

日本加諸中國的暴行和傷害，卻比中國漫長歷史累積的苦難總和還要深重，比所有西方列強加在中國身上的恥辱和不幸還要巨大。中國承受和消解日本造成的痛苦和恥辱，中國醫治和撫平日本帶來的創傷和怨仇，需要漫長的時光和極度的道德磨礪。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如果一個政權崩潰了，謂之“亡國”；如果文化、禮俗被消滅了，謂之“亡天下”；在日本侵略之前，中國人還沒有遭遇過“亡種”的滅頂之災。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不僅徹底踐踏了全部國際公法，大大突破了人類戰爭罪行的邊界，而且空前蹂躪了人類的良知和人道，成為中國長久不散的噩夢，地獄般的記憶。

1935年，胡適在《敬告日本國民》一文中，公開要求日本不要再提“親善”二字，他直截了當地說，從日本人嘴裡說出這兩個字，無異於在精神上侮辱中國。那時日本的主要暴行還沒有降臨，那時的胡適還是“低調俱樂部”成員，被認為是中國“理智派”和“溫和派”的代表。

在日本暴行早已大白於天下卻遠沒有受到應有的正義裁判、更沒有作出像樣的認輸、悔罪和賠償的六十年後，再有涵養再有氣量再有耐性的中國人，都會像胡適七十年前那樣，請日本不要再提“親善”二字。

日本應當有最起碼的知性能力，如果不能在它的靈魂深處萌生真誠的謝罪明恥意識，如果不願坦誠面對中國的痛苦和怨憤，如果真的以為六十年的陰差陽錯（包括中國人自己的迷誤），就能逃脫歷史的審判，甚至圖謀再次阻遏中國，那麼日本將置自己於萬劫不復的境地。

調查、追究日本的戰爭罪行，是一件尚未完成的事情，也是一件相對簡單的工作。審視、批判日本的戰爭思想，也許是更為艱難、更加重要的歷史責任。如果缺乏基本的洞察力，對日本戰爭思想採取漫畫和孩童式的思維，我們就不能自稱真正贏得了戰爭，更不能自稱完全贏得了和平。

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五千年未有之大創局”（曾紀澤）、“我支那四千年之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梁啟超）。自1840年以來，“西夷”、“西洋”紛至遝來，中國迭遭敗績，喪權辱國。但天朝上國雖然內憂外患，“大清龍脈”尚存，且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道術嚴陣以待。孰料堂堂中華竟慘敗於“一衣帶水”的“蕞爾東洋”，一紙《馬關條約》，又大大刺激了西方列強“瓜分豆剖”中國的味口，中國真正到了“世界無物抵春愁，合問蒼冥一哭休。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梁啟超）的絕境。

中國的仁人志士在震驚、悲戚之餘，卻異常冷靜、理性地發現了一個雖然兇惡貪婪卻充滿活力和進取精神的新日本，一個變革圖強的榜樣，一名可資取經求道的老師。

緊接甲午戰敗，從1896年起，一反千年傳統，大量中國留學生東渡日本，十年後的1906年達到近萬人規模，形成二十世紀初世界最大的留學生運動。除了毛澤東等極少人外，對二十世紀中國發生過深遠影響的各界精英，幾乎都曾滿懷“割慈忍淚出國門，掉頭不顧吾其東”（梁啟超）、“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周恩來）的救國救民志向東渡日本。

在辛亥革命前後十餘年，歷史、哲學、政治、軍事、經濟、法律、宗教、醫學、藝術、文藝等大量西方近代知識由日文譯為漢文，達2,712種，同期譯為日文的漢文著作卻不到30本。大量新名詞也由日文譯介到中國：哲學、經濟學、權力、宗旨、義務、旨趣、公敵、世界、契約、文憑、衛生、同化、法人、大律師、必要性、具體、抽象、手續、繼承、原素、要素、偶素、常素、讓渡、代價、親屬，債權人、債務人、重婚罪、野蠻、積極、消極、取締、第三者、強制執行、壓力、排外、政治、當事者、權力、義務、動員會、憲兵、員警、代表、幹部……

絕不僅是種族血緣和地緣關係，甲午之後，中日兩國之間的“親善”超乎任何第三國，簡直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許多中國精英不僅在日本尋求真理，而且尋求了情愛和姻緣，康有為、孫中山、李叔同、吳鼎昌、馮自由、殷汝耕、周作人、郭沫若、湯爾和、林長民、宋教仁、蔣百里、張宗昌等人與日本女子結為秦晉之好。

最富民族意識的中國精英甚至對日本心懷感激。甲午海戰與其說是中國（漢民族為主體和正統）的恥辱，莫如說是中國的幸事，在排滿反清的志士眼中，北洋水師的覆滅對推翻滿清統治，實在是天大的好事。中日之間強弱優劣之勢，完全改觀。

六

1904—05年日本在中國東北土地上對沙皇俄國的勝利，對中日兩國的影響不亞於甲午戰爭。1905年9月5日日俄簽訂的《朴茨茅斯和約》（日本獲得庫克島南部和俄國對遼東半島的租借權，以及在朝鮮的特殊權益）標誌著東亞乃至世界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捩點。破天荒第一次一個亞洲國家戰勝了一個歐洲強國，一個亞洲新興國家戰勝了一個古老的歐洲大帝國。“這對於整個亞洲均產生了鼓舞人心的影響。它向各殖民地民族的千百萬人表明，歐洲的統治並非神聖和命中註定的。自征服者時代以來白人第一次被打敗，全球所有的非白人民族都充滿了令人激動的希望。從這種意義上說，日俄戰爭是近代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是非歐洲民族充分覺醒的序幕。”①這場戰爭的一個結果是，日本迅速形成了自己新的使命意識，而中國的日本觀也發生了不可謂不小的變化。

從1895年第一次中日戰爭中國戰敗（中間經過1905年日俄戰爭）到1945年第二次中日戰爭日本投降五十年間，日本幾代思想界領袖和國家精英福澤諭吉（1835—1901）、大隈重信（1838—1922）、內林鑒三（1861—1930）、內藤湖南（1866—1934）、幸德秋水（1871—1911）、宮崎滔天（1871—1922）、內田良平（1874—1937）、吉野作造（1878—1933）、橘樸（1881—1945）、北一輝（1886—1955）、芥川龍之介（1892—1927）、尾崎秀實（1901—1944）等人提供了一整套詞語、概念、邏輯、理論和信念。他們或是執掌國家權力的政治家，或是學貫東西的大學者，或是民間法西斯主義鼻祖，或是世界革命的狂熱信奉者，或是社會主義和中國革命的殉道者，他們更是“日本使命”的揭示人和信奉者。日本民眾和軍隊從他們那裡聆聽到的教誨所煥發的力量與激情，絲毫不壓于從天皇、政客、軍閥、外交官和財界巨頭那裡受到的壓力和利誘。

經過三十年維新變法，日本在全世界非西方國家中第一個徹底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又在十年之內戰勝了最古老最龐大的亞洲國家中國和最遼闊最強大的歐洲帝國俄國。日本正如它的名字一樣，象一輪太陽在東方升起，被賦予了一個神聖而嶄新的使命。

對東方，日本是西方文明的引介者；對西方，日本是東方文明的代表者。更重要的是，日本還是東方的拯救者、西方的挑戰者，並且終將“成功地調和東西文明，使世界文化更加醇化，迎來人類之和平，謀求人道之完美，此乃我國國民之理想，日本帝國之天職也”（大隈）。

由於日本的崛起，世界歷史發生了偏轉。現代文明給所有國家帶來的都不只是物質形態的改變，在所有因現代化發生變化的國家中，日本的自我意識乃至世界意識的突變，恐怕最為劇烈。日本與中國之間的“他者認識”更是逆轉得讓人匪夷所思。甲午一戰，“日支關係乃代表新文明之小國與代表舊文明之大國之關係”。內村這位日本近代“絕對非戰主義”代表人物認為，日本對中國的戰爭是“義戰”，正如希臘與波斯一樣，日本與中國分別代表了“自由與壓制，希望與回顧，進取與退守”，兩者不可能“和平共存”，“日、支之衝突”不可避免。“如是日本敗北，亞細亞固有之舊態將使東方五億生靈沉迷於夢中”。

日本絕不能滿足於做東方的代表。日本的使命首先是“支那及其他黃種人獨立自強之保護者、指導者，是亞細亞之盟主”。率先提出“黃種人的使命”、堅定主張日本徹底法西斯化的北一輝鮮明地希望日本代表“東方之魂”，以與西方進行武力鬥爭的“亞洲門羅主義之盟主”的身份“擊破英國，使土耳其復活，使印度獨立，讓日本之旭日旗給全人類以光芒，…若有必要，應有奪取全地球之遠大抱負，”最終建立一個“革命之大帝國主義、使後世歎賞的黃種人羅馬帝國”。如果這種“世界正義”被斥為“侵略主義、軍國主義，日本則應在全世界無產階級之歡呼聲中，將之作為黃金之冠，加於自己頭上！”

日本大正二年、中國辛亥二年，黑龍會主幹內田寫下《支那論》。“世界之國民中，共性情之惡劣，如支那之國民者稀也。彼等非以自家為中心以逞其政權欲之凶漢，則為自己私利私福不辭忍受羞恥之險民。彼等無政治之機能，彼等無國民之精神，彼等無敵愾自強之志氣。主義、主張、人道、名分，於彼等之間，固無任何之意義”。絕不限於最早主張“使朝鮮從中國之虐政中解放，使滿洲從俄國之垂涎之解脫”的內田，侮蔑中國為“畸型之國”，侮蔑一般中國人“平生之職業乃打家劫舍，掘墓賭博，既無政府，亦無祖國，既無仁義，亦無道德，其理想之所，唯能自己快活則足矣”的“支那觀”，長時間是日本的“主流意識”。

與孫中山等中國人有特殊而深入關係的“支那學”權威內藤也于當年寫出《支那論》。在這本“完全代替支那人、為支那人而考慮”的書中，內藤咒駡中國民族“不問其法制之美惡，不論其人格之正邪”。如此腐化自私愚昧的國家“於何日滅亡一事，早已非問題之所在。今日之支那，實早已滅亡，不過以其殘骸蠢動而已矣。”日本“若真下決心欲使支那滅亡，則支那絕無防禦抵抗之理，其他列國，亦無敢有指手劃腳者。…以此大使命而言，日本對支那之侵略主義、軍國主義一類之議論，完全成不了問題”。

1924年，在中國實地生活了近二十的內藤又撰寫下《新支那論》。在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建立、“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十三年後，在發生了“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中國共產黨成立、國共第一次合作之後，這位“深通”中國歷史的“傑出支那學者”仍然斷然否認中國能靠自己力量建設成為“普通國家”的可能。相反，他以最終裁決的口吻宣判了中國的命運：

縱使支那國家滅亡，竊以為亦無過分悲哀之理由。若于支那民族大局而觀之，所言支那滅亡，絕非侮辱支那之語。若高於民族之大局，立於世界人類之大處高處觀之，其於政治經濟之領域，國家雖瀕於滅亡，然其鬱鬱乎文化之大功業則是以令人尊敬。與此大功業相比，國家之滅亡實無足輕重。

日本第一部大型綜合雜誌《大陽》創刊於中日開戰之年（1894）。該雜誌連續多年刊載第一流學者的文章，不厭其煩地探討日本與中國“國民性”的差異，描摹出大量“中國表像”。

日本早已具備一個“獨立自主國家”（川崎三郎）的形象：

第一，有國家獨立的歷史
第二，國民富於勤儉尚武的氣象
第三，國民富於廉恥節義的精神
第四，政治家重視公德
第五，有經濟上的要素
第六，有兵備上的要素
第七，有教育上的要素
第八，有宗教上的要素
第九，有便利的交通運輸
第十，不喪失文學、工藝、美術、語言上的獨立

與此相對應是日本國民的十大特質（賀芳矢一）：

第一，忠君愛國
第二，崇敬祖先、重視家譽
第三，現世、實際
第四，喜歡草木、熱愛自然
第五，樂天灑脫
第六，淡泊瀟灑
第七，美麗纖巧
第八，清淨潔白
第九，彬彬有禮
第十，溫和寬恕

由於得天獨厚的條件，“非僅東洋，放眼世界”，只有日本擁有強烈、高尚、純正的國家觀念，以致“日本人一聞日本之名，便萌生為其而死之感情，而支那國民絕無此種觀念”（中西牛郎）。

曾作為日本駐清朝公使助手的藤田劍峰在《太陽》四卷五號上寫道：“支那人秉性之惡端業已為世人所知曉：過於自尊，過於保守，國家意識淡泊，自私自利，狡猾散漫，野卑吝嗇，因循姑息，愚昧而不識趣，兼加注重虛禮，嫻於辭令，且一般不厭髒亂。”

中國這麼一個“野蠻之國、非理之國、醜陋之國、墮落之國”有日本這樣一個“一等國來開化”，實在是它的大幸。總而言之，“如今之計，唯有日本充當先導，以教導彼大國之四億萬人民。若此，則日本須作老師，作兄長，對方須作小弟、弟子也”。

甚至連中國的自然地理環境也遠比日本低劣醜陋。日本著名畫家志賀重昂在《日本風景論》中形容日本“山川逸美，風景警拔俊秀”，而中國“風景單一雷同，少巨木高樹之幽邃，徒可‘臥遊’而聊以自慰。”

沒有必要再逐個徵引這些把日本引向了戰爭之路的“思想精粹”。人們必須正視一個事實，無論這些戰爭思想的營造者，還是執行者，其中許多不乏虔誠的佛教徒、熱情的革命家、德行高尚的紳士、視死如歸的理想主義者。更不能忽略的是，所有這些在今天的中國人看來無限荒唐、陰險、可憎的“思想”，不僅曾經為日本狂熱而真誠地信奉遵循，直到現在還“陰魂不散”，而且得到了同一時期若干中國人——絕非等閒之輩——的認同、呼應和發揮。

七

1899年以後，梁啟超先後撰文，論列中國國民性，提出四條特質：“愛國心之薄弱”、“獨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闕”。這名“新民”運動宣導者經過“窮思極想”，推究中國人“風格積弱根源者，舉其犖犖大端者”：一曰奴性，二曰愚昧，三曰為我，四曰好偽，五曰怯懦，六曰無動。

魯迅曾多次引用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支那人氣質》一書，其中論列中國人“特質”達26條之多，絕大多數與日本人的“支那觀”、“中國印象”如出一轍。魯迅影響最大的兩篇小說《狂人日記》（1918）、《阿Q正傳》（1921）背後，來自日本的“中國國民性”和“支那特質”何其清晰、純粹。在解剖和抨擊中國人、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時，魯迅驚世駭俗的絕望比喻“鐵屋子”、“一群昏睡而將死的人”以及將全部中國歷史簡略為“吃人”二字，又是何等地道的日式白描、何等煉達的日式修辭。——而魯迅近七十年來一直被稱為“民族魂”、“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中國第一個聖人”。

孫中山曾把日本廢除不平等條約看成“亞洲復興的起點”，認為“日本維新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步，中國革命是日本維新的第二步”。孫中山從反滿抗清立場出發，又受到日俄戰爭的影響，曾經特別在《孫文學說》中加進一段案語：“國民黨向主聯日者，以彼能發奮為雄，變弱小為強大，我當親之師之，以圖中國之富強”。1905年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孫中山、黃興等所擬政綱中即有“主張中日兩國國民的聯合”的條款。此後，宮崎滔天、內藤湖南、大隈重信、犬養毅、萱野長如、北一輝、平山周、山田良政等日本人士先後長期直接投身中國革命。囿於時代局限，孫中山對“日本的使命”、尤其是日本作為中國和亞洲拯救者的使命缺乏深刻的洞察和足夠的警覺。在與日本人士交往的漫長歲月中，孫中山從中日之間特殊的關係也走到了“大亞洲主義”。雖然孫中山關於亞洲文化和民族的思想至今具有特殊的現實意義，不失為中國和亞洲近代以來最有歷史眼光的思維，但在他逝世前後直到第二次中日戰爭全面爆發，這一思想卻一度蛻化為妨礙中國民族自救的思想藩籬。

1913年2月，孫中山在東京兩度發表“中日提攜”演說，強調“亞細亞者為亞細亞人之亞細亞也，亞細亞為吾人之一家，日本與中國則一家中之兄弟也。日本為亞細亞最強之國，中國為東方最大之國，使此兩國能互相提攜，則不獨東洋之和平，即世界之和平亦易維持。……日本與中國為唇齒之邦，同種同文，縱有些小齟齬，亦須顧全大局。……今日我中華民國既成立，亞東大局我中國可以負維持之責，毋需日本擔心了。”雖然孫中山因日本與袁世凱勾結以及二十一條而對日本產生警惕，但他最後一次（1924年11月）在日本發表的演說《大亞洲主義》，仍然流露出這名偉大政治家似乎與生俱來的天真。然而，與日本隱蔽于“大亞洲主義”後面的陰森前景相比，孫中山的亞洲意識畢竟真正代表了亞洲人民的正當願望。孫中山這次演說中那段先知般的總結陳詞，仍然回蕩在歷史的天空：

近來亞洲國家學歐洲武功文化，以日本算最完全。……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作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

連沒到過日本、對日本知之不多的毛澤東，也一度對日本頗懷佳感。1936年，他對愛德格·斯諾回憶起長沙中學時代一位日本教員教唱的日本歌，他還清楚地記得歌詞：麻雀歌唱，夜鶯跳舞。春天的綠色原野多可愛。石榴花紅，楊柳葉綠，展現出一幅新圖畫。這首歌描繪的正是《朴茨茅斯和約》簽訂後日本舉國歡慶春節的情景。毛澤東說：“我當時知道並感到日本的美，也從這首歌頌日本戰勝俄國的歌曲裡感受到一點她的驕傲和強大。沒有想到還有一個野蠻的日本——今天我們所認識的日本。”

至如汪精衛、周作人、周佛海、陳公博、王克敏、褚民誼等漢奸人士，除了私欲、野心和個人恩怨外，更是“日本的使命”、“大亞洲主義”、“黃種人的天職”和“支那觀”、“中國國民性”、“中國表像”的全盤信奉者。

“大亞細亞主義”、“大亞洲主義”、“黃種人的命運和使命”本是人類近代歷史出現的重大思想現象，歐洲工業革命、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社會政治革命在東方引起的巨大反應，一場類似地質年代中造山運動般的文明衝突、融合進程，其地震海嘯般激蕩突進的力量和影響，至今猶存。甘地、尼赫魯、凱末爾、真納、沙里爾、塔魯克等無數亞洲人士雖然具有千差萬別的種族、宗教、文化、語言、風俗和地理背景，但與孫中山、梁啟超、魯迅等中國人一樣，都不僅是己身民族、國家獨立事業的領導人，也是亞洲獨立、解放和強大運動的宣導者、擁戴者和參予者。

西方文明向全球擴張過程中引起的民族意識和身份認同是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貫穿整個二十世紀的世界性主題之一，並且早已率先被西方人“解讀”和預見過了。

八

古希臘水手在橫渡達達尼爾海峽、赤克海峽和博斯普魯斯海峽遙望東方時，曾發明過兩個極富啟示性的時空概念：亞細亞，太陽升起之所在；歐羅巴，夕陽西下夜幕降臨的一刹那。自從荷馬、埃斯庫羅斯和希羅多德關於特洛伊戰爭的史詩把希臘與波斯的世代血仇引入後，“歐羅巴”、“亞細亞”就開始轉意為歷史、種族和宗教名詞，成為劃分文明與野蠻、區隔光明與黑暗、代表自由與奴役的世界歷史分野。兩千年後，黑格爾從中獲得靈感，形成他那影響深遠的歷史哲學：東方只知道唯一者自由，希臘與羅馬世界知道若干者自由，惟有日爾曼世界知道所有者自由。他以罕見的詩體語言斷定，世界歷史有一個神意的絕對起點，那就是亞細亞。當那輪自然的外界的物質的太陽從東方升起並在西方沒落時，那輪精神的主觀的自由的太陽也就從西方升起，散播出一種真正高貴神聖永恆的光輝，人類的崇高使命和最終目標從此指向西方，而東方和全部非西方民族都將長久地籠罩在歷史黑暗地區，直到世界精神的破曉時分神恩般地普降寰宇。

按照西方的觀點，東方最神秘最反常最可悲的特點，在於它那周而復始的迴圈史觀。無論如何改朝換代，治亂興亡，東方都以萬變不離其宗的超然與孤寂，演繹著一個“停滯社會”的全部符咒。

亞里斯多德、孟德斯鳩、亞當·斯密、理查·鐘斯、馬克斯·韋伯……西方的智者都有以訝異而矜憫的目光注視著東方，斷言亞洲總是大帝國的家園，專制主義的溫床，暴君的老巢，人類不幸和黑暗的舞臺。一種奴隸精神統治著亞洲，並且從來沒有離開過。在亞洲大陸全部歷史中，從來找不到自由精神的痕跡，只有規模龐大、聳然而立的專制帝國。暴君是唯一的主宰，全體臣民都是他的奴婢，這種普遍絕對的隸屬依附關係，構成了東方世界野蠻統治牢不可破的歷史基礎，構成亞洲各國始終不斷瓦解、不斷重建、平陂往復週期性地震盪－沉寂的唯一動因，並由此滋生出這個歷史未破曉地區的全部精神結構：暴力、謊言、虛偽、奸詐、告密、鬼譎、迷信、腐敗、權爭、無道……

至於中國，它可悲地被海洋、高山和沙漠環繞隔絕這一地理事實，同時象徵著它在精神上的封閉、孤立、靜止。一種終古不易的腐朽氣息化解了一切新鮮事物和創造精神。德國歷史學家赫爾德在十八世紀末寫下的這段話，可視為歐洲對中國的經典評點：幾千年來，中國始終停滯不前。他們那些關於道德和法令的教誨總是反反復複，變著腔調在同一個話題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頌揚一種孩童式的義務。他們的天文學、音樂、詩歌、兵法、繪畫和建築與千萬年前一樣，不過是他們永恆法令和千古不變的幼稚滑稽的政體的孩子。中國恰如一具木乃伊，周身塗著陳腐的香料，描畫著象形文字，包裹著絲綢，它體內的血液迴圈早已停止，猶如冬眠的鱉類，它對一切外來事物都採取敵視、窺測、阻抗的態度，它對外部世界既不瞭解，也無興趣，更不喜歡，它的最高旨意就是終日沉浸在自我封閉的漫長黑暗之中。

在《共產黨宣言》這部純西方式歷史文獻中，馬克思、恩格斯在預言西方資本主義必將壽終正寢同時，盛讚“它創造了完全不同於埃及金字塔、羅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跡；它完成了完全不同於民族大遷徙和十字軍東征的遠征……。它使農村從屬於城市，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業民族從屬於工業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他們從唯物史觀出發指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瞭解整個東方的一把鑰匙，是東方全部政治史和文化史的基礎。他們以悲天憫人的情懷寫道，從純粹的人類感情出發，眼看中國宗法制社會的崩潰、瓦解，無數勤勞善良無辜的普通百姓既喪失了自己的古老文明，又喪失了世代相傳的謀生手藝，是不會無動於衷的；但是不應忘記，正是這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和老實巴交的農民初看起來怎麼無害於人，卻始終是東方專制統治的牢固根基；它們使中國人的頭腦局限在狹小的時空中，淪為暴政的馴服工具，表現不出任何獨立意志和任何歷史首創精神。中國這個“活化石”，世界上最古老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往它的人民中灌輸的全部教訓都是“因因相襲的愚昧”。作為“歐洲的直接對立面”，歐洲文明的“反題”，中國代表著世界上“總體反動、總體保守的強大堡壘”，乃是“腐朽世界的總代表”。

甚至中國將來的實際結局和出路，馬克思也以悲天憫人的情懷預言過了：“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界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必定要在一場殊死的鬥爭中被打垮。”馬克思進一步預見說，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向全球擴張的過程中，歷史之手將通過“中國人最鄰近的敵手——日本——對中國的戰爭，使中國整個傳統制度完全崩潰”。而“古老中國的終結”，卻會使中國全面覺醒，並產生“全面的革命”。

在東方，一位詩人以其靈心善感的直覺表達了類似的憂慮。1916年，亞洲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泰戈爾在橫濱告誡日本：

日本同時是舊的又是新的。它從東方繼承了古老的文化遺產。日本，這個古代東方之子，正在為它自己爭取一切現代的衣物。在亞洲所有國家中，只有日本擁有這樣的自由；因此，你們的責任比誰都大，亞洲將用你們的聲音回答歐洲向人類提出的問題。

我們感謝這個日出之國，並且鄭重地要求它記住它需要完成的東方使命。它應當將更充實的人性的汁液注入到現代文明的心臟，它應當永不允許現代文明在陰暗的亂樹叢中受到窒息，而要引導它走向光明和自由。

全世界都在等著觀看這個偉大的東方民族從現代手中接受了機會和責任以後準備做什麼。如果單純照抄西方，那麼它喚起的巨大希望將會落空。

向中國和世界發出明確警誡訊號的是約翰·杜威。1919年5月這名美國哲學家在北京公開指出：“在中國，第一感受就是日本的勢力無處不在，這種勢力正在奔向那命定的終點——統治中國的政治與產業，直到最終徹底吞併中國。……如果所有列強都如此畏懼日本，對它的每一個要求都給以下滿足。那麼，中國又有何種辦法來逃避已經給她準備好的厄運呢？這是籠罩中國的絕望信號。”

歷史的天秤明顯地傾向日本。無論西方、日本、整個亞洲甚至中國自己都在承認、等待、接受一場由“中國最鄰近的對手”日本通過一場戰爭來加速中國的“崩潰”和“終結”。這場戰爭不僅是勢所必至的，而且代表著正義、進步、規律，代表著亞細亞的意志、黃種人的前途，代表著吸納了西方、又超越並最終戰勝了西方從而建立起史無前例的皇道樂土帝國的歷史真理。日本正是這一偉大“使命”的委任者和執行人。中國存在的全部價值就在無條件地服從這一使命。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亡之局，中國籠罩在似乎難以抵禦的濃黑的、充滿血腥味的巨大宿命陰影之中。

九

中國抗日戰爭及其勝利突破並超逾了這一宿命。

首先是日本，然後幾乎全世界都低估、誤讀、謬待了中國。中國也許不是在為偉大理想、正義事業和神聖原則而戰，中國不過是在為尊嚴（面子）、存亡（活著）而戰。正是為“最後一口氣”而戰，“在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都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為最庸常最平凡的“天理人性”而戰的中國，表現出驚天地、泣鬼神的不敗精神，排演著一場不遜於任何宗教聖戰的民族解放之戰。

中國百姓，在近一代人時間裡，“凡大河南北，大湖南北，大江南北，並五嶺之間，百越之外，居民之轉徙流離，身家蕩然，而不知其死所者，動以億萬計。更進而觀淪陷區域之同胞，在綿延歲月之中，當敵人鐵蹄之下，田園不保，廬舍為墟，少壯散之，四方老弱，轉於溝壑，姦淫掠奪，屠殺焚燒，其身受之慘戚情形，雖人間地獄，不足以喻其萬一也！”（蔣兆和）②美國記者白修德、賈安娜在《中國的驚雷》一書中多次驚歎，抗戰時期中國人的流亡遷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集體移民，是遊牧時代以後絕無僅有的，整個中國都在移動”！

七十年前，林語堂就悲憤而樂觀地指出：“中國再生為現代民族的歷程，與其說是一場喜劇，不如說是一場悲劇。……只有這時，中國才能真正地發現了自己，只有地地道道的憤世嫉俗才能拯救得了中國人自己，教會他們如何自立於世，他們發展為現代民族的每一步都是由於一個幻想破滅的痛苦教訓所使然。……即使是曾經隻身維護1933年的塘沽協定的和平主義者胡適，也變成了抵抗主義者；中國共產黨也放棄了自己的計畫，以抗日為唯一的條件，與南京政府聯合起來了。……日本的武裝戰略使得中國變成一個完整的國家，使中國團結得像一個現代化國家應該團結的那樣眾志成城。在現代歷史上，中國第一次團結一致地行動起來，像一個現代民族那樣同仇敵愾，奮起抵抗。於是，在這種血與火的洗禮中，一個現代中國誕生了。”林語堂這名高度西方化的學者、“舊式經院派學者”（魯迅）以完全不同於一味抨擊中國民族劣根性的人士的文字，還在中國抗戰最艱難的1940年，就熱切地謳歌了中國的新民族主義：

如果今天我們看到在外界壓力下，我們的團結一致變得更加緊密協調；如果我們看到蔣介石個人的死對頭，廣西將軍李宗仁和白崇禧把他們的全部武裝力量和資源都投入到這場戰爭中來，並接受蔣介石的領導，和他並肩戰鬥；如果我們看到共產黨的將軍們出於同樣的愛國動機支持蔣介石；如果我們看到大、中、小學的學生們都以各種形式投入了戰鬥；如果我們看到中國軍隊在各條戰線上頑強地抵抗著比自己強大得多的空軍、炮兵和坦克兵；如果我們看到後方人民的士氣——約翰·根瑟說這種士氣除了用 “magnificent（高漲，宏大）來形容外，再也找不到另一個詞；如果我們看到年輕的女大學生們領著千百個由戰爭造成的孤兒走上了揚子江上的汽船，為他們提供庇護所，而自己卻站在甲板上挨雨淋；如果我們看到中國的乞丐們把討來的錢投進獻金臺上的錢箱裡作為戰爭捐款；如果我們看到為越冬的士兵和難民捐贈九百萬件棉背心的號召在幾天內就得到全國人民的回應，原定計劃超額完成；如果我們看到難童們組織起來的劇團在全國各地巡迴演出，以喚起民眾進行抵抗；如果我們看到中國人民現在尊重士兵了；如果我們看到了這些，那末，我們可以說中國的民族主義又成了既成事實，中國已經團起來，有了統一的領導，堅強的決心，要共同戰鬥，直到最後的勝利，哪怕這個勝利要許多年之後才能到來。

日本侵略中國的核心理論之一是“中國國民性”，日本“進入”中國，是要救億兆中國人于道德和制度的“倒懸”之中，根本改造中國人腐朽愚昧的國民性。

古老而仁慈的中國性格最厭惡不屑的，就是乖張怪戾，好走極端。中國人由於過於謙讓、含蓄、善良而善於隱忍，以至被人認為缺乏精彩，沒有鋒芒。但他們在行為和道德上卻比從“狂人”到“阿Q”所鎖定的人格世界遠為深厚寬廣，並且豐富美好得多。中國人無論有多少不足，但永遠拒絕患上日本近代以來最嚴重的精神疾病：仇恨和狂妄。

沒有仰仗誰人的啟蒙、呐喊、改造，中國人在同一場戰爭中不僅維護了國家尊嚴，而且證明了自己的“民族性”、“國民性”，乃是天地間最正常而高尚、樸素而非凡、純潔而偉大的道德。

日本的戰略家和思想家們最沒有料到的是，正是中國這種深藏不露、不輕易示於人的“國民性”，變成他們征服中國進而征服世界不可逾越的萬里長城。

“死生亦大”。（孔子）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司馬遷）
“捐身赴國難，視死忽如歸。”（杜甫）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
“我死則同生，我生則國死。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樹國家億萬年不死之根基。”
（孫中山）

中國抗戰軍人統稱國民革命軍。他們之間曾是同床異夢的對手，或不共戴天的夙敵，但是他們甚至勿需前賢往哲的豪言壯語，一句“兄弟鬩牆，外禦其侮”古訓就足以讓他們深明大義而同仇敵愾。

中國軍隊曾有200余名將領殉國，高居世界各國陣亡將領榜首，一改“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悲劇傳統。而幾百萬穿草鞋、吸旱煙水煙，衣不蔽體、食不裹腹的中國士兵，胸懷混沌而堅定的生死觀、忠烈觀、家國觀，“槍口對外”在白山黑水、長城內外、大河上下、長江兩岸、衡湘大地、滇西緬北，在“我們生長在這裡”的每一寸土地上，與日本軍隊展開了22次大型會戰，1,117次中型戰役，38,931次小型戰鬥。正是這些“沒有什麼人注意他們，更沒有樂隊或鼓手來鼓舞他們，沒有女子向他們擲花或給他們香煙，連姓名都很少流傳下來的無名戰士們”（英國女記者阿特麗）整排、整連、整營、整團、整旅、整師成建制地慷慨赴死，以“舉世無雙的忍耐、無可超越的毅力”（美國海軍陸戰隊上校卡爾遜）證明自己是具有強烈民族精神和國家榮譽感的軍隊。

這就是日本的宿命。每一個中國士兵的背後都裸露著他們被洗劫過的故土，都站著他們被殺害的白髮雙親，被蹂躪過的姐妹們、母親們、妻子們，還有被燒焦被挑死被開膛破肚的嬰兒們。這是這樣一個民族，他們雖然一時還不能在西方文明的衝擊面前回過神來，但仁慈而英勇的美德從來沒有從他們心中消失。而一旦敵人無恥地踐踏了他們的道德底線，他們便會證明自己是最無畏最英勇的戰士。孔子雖然終身教人以聖賢之道、君子之風，但他老人家也說過：“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他的弟子子貢繼承其師對邪惡作了如下判決：“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中日戰爭之間優劣勝敗之分曉，不單在戰場，也在兩國精神和文化的較量。在這個戰場上，中國具有壓倒性的絕對優勢。

錢穆有言：“如舜之大孝，而此下遂有百孝圖；如孔子之至聖，而此下遂有儒林傳道學傳。此始是中國人所謂之文化。自修身齊家而治國平天下，此亦中國人所謂之文化。”揆諸二戰各國，沒有哪個國家如中國一樣，有那麼多的作家、學者、教授、藝術家、詩人、演員、記者，那麼多泰山北斗級的鴻儒碩學，那麼多學貫中西的學問大家，那麼多風華正茂的才子佳人，投身於反抗侵略、奴役、黑暗、野蠻和毀滅的民族解放聖戰之中。八十余所高等院校、八十余萬師生顛沛轉徙，跨越千山萬水，踏上了孔子以來中國知識文化重心由東向西歷史大轉移的烽火征程。中國知識份子素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自勵，“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是他們世代傳承的天職，“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萃”是他們至死不渝的修維，“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他們至高的幸福。“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他們永恆的誓約。

抗戰軍興，孫陵、李初犁等發起“投筆從戎”運動，郭沫若等六十餘名作家簽名響應，誓以血肉之軀與日寇“死戰”。

重興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師弘一法師不顧佛門成法，對弟子慨然發願：“吾人吃的是中華民族之粟，所飲的是溫陵之水，身為佛子，於此時不能共紓國難于萬一，自揣不如一隻狗子！”自書“念佛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念佛”，再加跋語雲：“佛者，覺也。覺了真理，乃能誓捨身命，犧牲一切，勇猛精進，救護國家！”日本曾抱怨，為何中國留英學生皆親英，留美學人皆親美，留法勤工儉學者皆親法，惟有留日生絕大多數皆反日？

中國知識文化藝術界在山河破碎、生靈塗炭的抗戰煉獄中，一洗鴉片戰爭、甲午戰爭以來的晦澀柔靡迷亂浮囂之氣，直承春秋氣象、漢唐雄風，為中國人的道德自立和文化復興壘築起鳳凰涅槃式的巍峨高崗，葆育、錘煉、昇華了中華民族精神。

中國人第一次全面刷新了自己的民族國家意識，第一次求得民族的獨立、解放和自由，第一次擺脫了一百多年來的內憂外患、兵連禍結的民族危機，第一次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在世界的東方，——中國終於超越了風雨如磐的歷史宿命。

1935年，中國詩人就以《自由神》（施誼詞，呂驥曲）為名宣告：

工農商學兵，
大家一條心，
不分男女性，
合力奔前程。
我們不要忘了救亡的使命，
我們是中國的主人！
莫依戀你那破碎的家鄉，
莫珍惜你那空虛的夢想，
按住你的創傷！
挺起你的胸膛！
爭回我們民族的自由、解放！
穿上意志的武裝，
踏上人生的戰場，
擎起自衛的刀槍，
制止敵人的倡狂，
爭回我們民族的自由、解放！
中國已經突了它的黑夜茫茫，
人民已經鍛煉了他的意志成鋼！

十

中國在十四個年頭5,107天時間裡，以三千五百萬生命的傷亡代價把窮凶極惡的日本軍隊驅趕出去，取得了有史以來攸關民族存亡和文明續絕的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這是中國近代反侵略戰爭第一次最慘烈、最悲壯、最英勇、最偉大的勝利，是中國洗雪百年晦氣、憂患、恥辱和歷史宿命的民族解放聖戰性質的勝利。中國以其空前的犧牲、卓絕的奮鬥和不可替代的地位，制止了法西斯瘟疫在東方的蔓延，為全世界反法西斯盟國爭取了至為重要的戰略準備、喘息、轉折和反攻的時機。“如果沒有中國，如果中國被打敗了，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而調往其他方面作戰？他們將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並且可以一直沖向中東，和德國舉行一個大規模夾攻，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絕起來，吞併埃及，斬斷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羅斯福）；“只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中國）捆住的時候，我們才能夠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們的時候，避免在兩線作戰。”（史達林）。

如果中國妥協投降了，日本將按照傳統的歷史方向，根據陸軍而非海軍的意圖“北進”，與德國夾擊蘇聯；更可能的是，遵循“大東亞共榮圈”和“黃種人共同意識”，以日本的工業實力、技術和軍事化程度與中國的國土、資源、人力相融合，締造出一個令西方白種人顫慄恐懼的黃種人大帝國，其威懾力量將遠遠超過成吉思汗的蒙古鐵蹄，大大刷新曾經讓歐洲人聞之色變的“黃禍”的恐怖紀錄。無論中國戰敗還是投降，都將是人類文明的夢魘。

中國雖然獲得了盟國的援助，有像雷鳴遠、魏特琳、白求恩、陳納德、拉貝、庫裡申科等兄弟姐妹式的西方人士使徒般的仁愛與友情，但中國也反復領教了盟國政客們的冷漠、欺侮、勢利和背棄，其間的無奈、心酸、憤懣和絕望有時甚至超過了日本所施加的單純的戰爭災難。中國從一個四分五裂、遭人淩辱的國家，一舉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並躋身世界四強，成為聯合國締約國。沒有中國的苦撐和抗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與上一次世界大戰一樣，仍舊是舊式的列強之爭，帝國之戰，所有非西方國家走向獨立自主的道路肯定沒有那樣寬廣。——中華民族滿身血污、衣衫襤褸、步履沉重而堅定地屹立在東方，恰似一隻涅槃鳳凰浴火重生。

莎士比亞說過，一個人所做壞事的影響比他的生命還要長久。中日戰爭結束的一個必然結果是，兩個東亞民族相互認識的處境和角度及其結論再次發生轉換。

輪到中國以勝利者的身份評判日本了。

日本的殘忍無道最有力地證明了它作為“代表者”、“拯救者”的“使命”角色已蕩然無存。日本宣稱和實行的“大東亞聖戰”、“大東亞共榮圈”、“黃種人的超國家集團”不僅是一個彌天大謊，而且是一場比西方白人殖民主義者加諸亞洲各國的苦難更野蠻、暴虐、恐怖的噩夢。日本軍人、政客、外交官、財閥在戰爭中的表現，是人類文明史上道德淪喪的惡性案例。日本最大的失敗在於，它的戰爭罪行向東西方都清楚地表明，作為亞洲第一個完成了“現代化”的民族，它的經驗和下場是何等的殘敗、可恥；它那曾經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寄託了太多希望的模式、道路，是何等的畸型、荊棘叢生；而它的學者、精英創立的“偉大思想”，又是何等的荒誕不經、血腥恐怖！

日本以擅長學習、借鑒、摹仿著稱於世。作為第一個實現了工業化、擺脫了西方殖民統治甚而躋身西方列強的亞洲民族，日本的經驗和成就，日本的教訓和失敗已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非西方國家的共同歷史課題。

日本可以將中國的圍棋、飲茶、插花、書法、武術精研細磨，發展到“道”的層級，可以將中國唐代的建築和服飾、宋朝的山水畫和陶瓷完好地保留至今，可以將中國的文字、禪宗和若干禮儀典籍“日本化”，但是對中國文化的精髓和真傳日本始終冥愚不解，中國文明的真精神真生命從未真正進入日本的靈魂。日本向中國學習的最大失敗在於，它擅自將中國文化的核心美德“仁慈”（仁）替換成“忠順”（忠）。無論是為日本史家稱道的聖德太子發佈的十七條憲法（西元604年）還是明治天皇頒行的《軍人賴諭》（西元1882年），日本都將對國家和天皇的絕對忠誠置於一切價值的首位。在被譽為“日本的《詩經》”的《萬葉集》中，日本中世紀大詩人大伴家持那首“表忠心”的詩曾經激勵了一代又一代日本武士為天皇盡忠：

在海洋裡，我的軀體在水中沐浴，
在陸地上，我的軀體與叢生的青草為伴。
讓我死在我的君主身旁，
我永遠不會感到遺憾！

日本始終未能識別和接納中國在“上帝缺席”的寥闊時空中感受、體證、參悟、涵泳、哺育、錘煉出來的生命意識和道德境界，這是日本民族的大不幸。

八十年前，辜鴻銘這名中國近代的真正先知曾不厭其煩地提醒日本，由於蒙古人的入侵，中國的精神“大部失傳了”，惟有日本保留了“中國文明的精華”。日本掌握了“現代歐洲文明利器”之後，必須“能夠正確地使用文明利器”，必須“有一個高尚的道德標準”。“如果日本只是為了保持本國以及從中國繼承的民族精神而採用西方現代文明的利器，那麼，不僅不會使日本西化，而且也能夠防止中國西化，並最終依靠日本的努力將明治以前日本保存著的純正的中國古代文明帶回給今日的中國。這是歷史賦予日本的使命”。③——日本以自己的昭昭劣跡表明，它不配這一使命。

日本二十世紀初在東方的崛起，主要是西方文明刺激和影響的結果。這個聲稱“脫亞入歐”的國家最終走上窮兵黷武、征服擴張之路，是一個東方民族精神澹妄迷狂的顯例，也是東西方文明美美相違、惡惡交加的可悲顯例。當年的日本不可能聽取辜鴻銘滿懷真誠和期待的呼籲，因為它在西方那裡得到的除了“文明利器”之外，還有一套“文明利器”背後的思想體系。

日本崛起和災難的源泉和淵藪都來自西方。

1871年12月，“東方世界第一次向西方取經的偉大征程”從日本發軔。遵照明治天皇“敕諭”，日本外務卿岩倉具視為特派全權大使，木戶孝允、伊滕博文等四人為全權副使，組成包括48名皇室貴胄、軍界和財界人士以及59名留學生的大型使節團，先後訪問了美、法、比、荷、德、意、奧、瑞士、丹麥、瑞典等歐美國家，考察了政治、軍事、外交、法律、經濟。日本精英從令他們目眩的物質技術成就背後，還看到了另一番景象：海外擴張、掠奪殖民地、整軍經武、發展國防；他們還看到了西方流行於世的“物力之學”：科學技術主義、社會進化學說、種族優越論、歷史決定論……；他們還發現了自己的思想導師：達爾文、斯賓塞、赫胥黎、尼采、馬基雅維裡、克勞塞維茨、霍布斯……

在“日清戰爭”（甲午海戰）和“日華戰爭”（第二次中日戰爭）之間成長起來的日本精英，從歐洲先驅那裡觀察和接受的思想比他們的先輩更具災難性。他們有機會更仔細地研究了歐洲各國的軍事工業，尤其對後來居上的“歐洲領跑者”德國發生了莫大的興趣。他們朝拜了德國總參謀部，實地考察了它的鋼鐵、蒸汽機、發動機、AV7型坦克、馬克沁機槍、“哥達”式重型轟炸機、“拿索”級戰列艦以及芥子氣毒氣彈的實驗車間和生產流水線。他們直接目睹了自稱人類文明先驅的歐洲大國的自相殘殺，見證了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土耳帝國和沙俄帝國的崩潰，他們為自己找到新的精神理論：相對主義、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死亡本能理論、國家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他們與其前輩一樣，一直在究詰在思忖在嘀咕在謀劃，為什麼歐洲殖民主義者可以把成千上萬的非洲黑人擄掠到了美洲、可以屠殺印第安人而問心無愧，而日本征服朝鮮、中國就是大逆不道？為什麼英國、法國可以理直氣壯地佔領印度、新加坡、香港和印度支那而不受懲罰，而日本統治遠東和整個亞洲就要遭到調查、譴責？為什麼俄羅斯搖身一變而為蘇聯，就有權宣稱自己擁有“解放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權力，而日本指揮建立東方黃種人帝國推翻西方白種人的全球統治就不可思議？！

十一

六十年後，西方已經突破了它的歷史宿命，中國、日本當何以往之？

2004年6月6日一天之內，諾曼第從一個歷史－地理名詞變成了一種現代精神、一個世界概念。聰明浪漫的法國人像他們路易十四時代巴黎上流社會主持沙龍的貴婦人一樣，把當年德軍與盟軍的廝殺之地變成了當代國際社交的最大客廳，而前者與後者曾分別是法國的征服者和解放者。

當盟國二戰老兵胸佩勳章列隊跨過綠茵草坪，當歐洲各國和美俄國家元首並肩閉目為和平祈禱，當包括德國陣亡軍人在內的諾曼第全體陣亡將士的白色十字架在陽光下平等而尊嚴地接受後世人們的致意時，在猶他海灘和整個歐羅巴降臨了一個巨大的句號：歐洲自相殘殺的歷史、歐洲作為兩次世界大戰策源地的歷史，正式宣告終結。

一個多月後，一夜之間，阿道夫·希特勒最著名的謀刺者馮·斯道芬堡伯爵從昔日刺殺德國國家元首的“密謀分子”躋身為德國最偉大的愛國者之列，而與歌德、貝多芬、海涅、托瑪斯·曼等日爾曼英才永遠為伍。

從開化的希臘人、馬羅人時代以來被稱為“蠻族世界”的歐洲，被沿著萊茵河、多瑙河修築的羅馬帝國城牆一分為二的歐洲，被從什切青海到亞德里亞海垂降的鐵幕和柏林牆隔離的歐洲，終於來到了一個歷史分水嶺，在歐共體、歐盟、歐洲議會、歐元、北約等一系列戰略、政治、軍事、經濟整合之後，開始搭建民族、文化和精神價值的歐洲屋頂。一個曾經分屬不同帝國、基督教、拉丁語、十字軍、世俗王權、工業革命、殖民體系、啟蒙哲學、共產主義運動、法西斯狂潮以及各種體系、條約、同盟的歐洲，終於一齊來到了新世紀的入口處。

但丁曾希望各國君主服從于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以確保歐洲和平，皮埃爾·杜布瓦主張組成有十五個力量均等的國家構成的總理事會以仲裁爭端，格勞秀斯認為中立國家是基督教世界衝突的最佳調解人，威廉·佩恩宣導了“歐洲議會”，“歐洲永遠和平方案”的始作俑者是聖彼埃爾修道院院長，讓一雅克·盧梭、伏爾泰都把歐洲共和國的希望託付給對君主進行啟蒙教育，偉大的康得在十八世紀末就公佈了具有現代意義的永久和平構想：歐洲與世界和平只能奠基于自由國家（共和國）組成的聯邦之上，近代歐洲社會主義的先知聖西門伯爵在十九世紀初就指出，要避免戰爭與革命的恐怖，必須依靠具有“愛歐洲主義”的傑出人物。

當代諾曼第精神的誕生，讓亞歷山大、愷撒、拿破崙、希特勒、史達林一類傳統征服者兼獨裁者的“豐功偉業”嘎然而止，讓所有歐洲先知和賢哲的智慧得以繼承，讓理性、良知與和解的精神成為歐洲的主宰。兩次世界大戰的高昂代價沒有白白繳付，三千萬歐洲亡靈可以瞑目了。

在所有的因素之中，德國的懺悔和新生成為歐洲和解並邁向一體化的歷史前提。

德國很幸運。在上一個四分之一世紀裡，德國經由兩次戰爭和一次拙劣的革命所沒有獲得的，卻在下一個四分之一世紀裡得到了。

德國的幸運首先是美國佔領軍給予的：改變希特勒煽動和培植起來的擁護極權主義和專制獨裁的民族傾向。七十三歲的阿登納最強烈的理想，正是使第三帝國的暴政成為歷史陳跡，最好永遠被埋葬。

偉大的亞當·斯密在德國的經濟學傳人艾哈德，創造了“自由市場經濟”，使希特勒的納粹經濟和馬克思的計劃經濟同時遭到決定性的失敗，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人民的收益超過了大多數西方國家，帶來了資本主義“最美好的時光”，一舉為連續五十年的巨額賠償和對東德的兼併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希特勒在自殺前曾詛咒德國：如果戰爭失敗，這個民族也將滅亡……戰敗就證明這個民族是軟弱的民族，未來將屬於強大的東方民族。

然而，德國創造的最大奇跡卻是精神和道德的復活，民族的新生。

1946年，還在德國“最黑暗的年代”，弗裡德里希·梅尼克就質問道：一個民族如果贏得了全世界，卻喪失了自己的靈魂，又有什麼意義呢？梅尼克指出，德國的得救在於追溯歷史上曾經給德國帶來光明和希望的“精神與力量、人道與民族性的內在結合那樣一種偉大的思想，偉大的文化價值”，德國的命運取決於“不僅有益於本民族、也有益於人類整體”，德國只有在人道的旗幟下，尤其在天主教會和新教的“懺悔教會”（BeKennendc Kirche）的旗幟下，在善、神聖、永恆和絕對的“我們道德生涯中的太陽”之下，才有新生的希望。德國應當重新與其他西方民族“接觸”，因為德國的需要就是基督教西方的普遍需要。這位無比厭惡納粹主義、無比熾愛父親德國的歷史學泰斗，即使在最絕望最孤獨之際，也沒有放棄對德國文化和精神的信念。他堅信，由馬丁·路德、歌德、席勒、康得、黑格爾、費爾巴哈、巴哈、莫札特、貝多芬、舒柏特、勃拉姆斯、荷爾德林、莫里克、麥耶和里爾克締造的德國，絕不會被希特勒、戈林、戈培爾、希姆萊的污濁徹底敗壞。一個抒情和深思的、抽象和浪漫的、神聖和人道的、靈心善感和智性彌綸的、世界公民國度（Weltburgertum）的和民族國家的德國，必將取代仇恨的和邪惡的、極權的和獨裁的、狂妄的和戰爭的納粹德國，與歐洲和世界重新和解，融為一體。凡是堅信並沉浸於這種理想的德國人，“都會在我們祖國的不幸和山河破碎之時，感受到某種永不破碎的東西、某種永不磨滅的德國特色”。

亞細亞仍然籠罩在舊時代的陰影裡，無奈地信奉著早已式微且日益遭到廣泛置疑的極端民族主義和絕對國家主義，這兩種主義正是引發兩次世界大戰、繼續誘導當代恐怖主義的非理性歷史力量。

昔日東亞戰場的受害者、侵略者、勝利者、投降者之間，雖然維持著浮表的外交、經貿關係，但完全缺少彼此認同並且服膺的價值準則和精神取向。1995年，自由俄羅斯在莫斯科主持了紀念二戰五十周年的世界性盛典，歐洲又以諾曼地登陸紀念拉開了紀念二戰六十周年的序幕。再狂熱的“大亞細亞主義”信奉者也不敢奢望，當年東亞的交戰各方能在任何一片海灘、一個半島、一爿廣場上握手言和。

辛辣的歷史反諷是，正是自詡獲得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中國和朝鮮，至今陷於難堪的分裂裡，在一種外來的哲學和世界意識裡怒目相向，無法從德國統一的啟示裡汲取任何靈感，不由自主地成為世界大宗軍火昂貴傾銷的市場。

東、西方歷史最讓人懸心的吊詭在於，歐、亞兩大法西斯瘟床，其病灶並未同時消散。歐羅巴的不幸和有幸都源於德國，源於它的狂妄和理性，——德國擁有偉大的基督教正義譜系和人文主義傳統，它的迷途知返有其來自。

亞細亞的不幸曾經源於日本，亞細亞的有幸卻無法來日本。我們始終沒有一個東方的德國，在東方的全部苦難和罪惡中，我們始終沒有催迫或鼓勵出一場與戰爭罪惡基本對稱的道德懺悔和精神洗禮。

十二

第二次中日戰爭整整過去了一個甲子。按中國習俗，一個甲子結束，其中犖犖大端者理應清點檢視一番，以便從歷史中真正汲取教訓、智慧和勇氣，以便重新領受天意，在又一個歷史關頭看清我們的來路與去向，以便我們比前人少一些遺恨，少一些宿命。

歷史已經表明，與中國抗戰對人類的自由、文明、光明和和平事業作出的非凡貢獻相比，歷史給予中國的回報實在太不對稱。最讓中國匪夷所思的是，我們難於逆料、無法抵禦的外來偶然性，再次轉化為對中國的不公，中國再次受制於一個新的宿命。

1945年4月14日，一直為簽署《雅爾達協定》後悔不已、在反法西斯盟國中真正同情、支持中國的佛蘭克林·羅斯福病逝了。深謀遠慮又欲壑難填的蘇俄人卻根據這一使中國蒙受了最大民族創傷的協定，在日本投降兩天之前出兵中國東北，接受八十萬關東軍的投降。1946年2月9日、22日，史達林和邱吉爾分別發表了措辭強硬的好戰言辭，“冷戰”的鐵幕在亞歐大陸同時降下，中國災難性地成為這場以蘇美為首的東西方“冷戰”的最大戰場。

無論因為何種坎陷、荒誕、吊詭，走向全面內戰這一急遽轉向乃是中國戰後最大的悲劇。歷史表明，由於這一轉向，中國抗日戰爭史詩式的成就和意義，幾乎從此喪失殆盡，中國再次付出難以盡述的沉痛代價，再次籠罩在又一次歷史宿命之中。

作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作為世界反法西斯國際統一陣線惟一的非西方大國，中國本來不僅已經收回全部民族尊嚴和權益，而已經成為亞洲和世界發展中國家的歷史楷模和精神榜樣。中國在戰時最大的外交成就和國際戰略抉擇是與美英蘇結為盟友。尤其與美國的結盟，最充分地顯示了中國縱橫擺闔、遠交近攻的大國智慧。保持、恐固這些抗戰勝利遺產的可能轉眼就不復存在了。

中國的土地非但沒有增加一寸（連蘇聯這樣一個幅員異常遼闊的國家，在日本投降後才出兵的國家，也在戰後拿走了日本的“北方四島”），中國浴血死戰欲以捍衛的1，140萬平方公里土地——而不是960萬平方公里——卻被蘇俄以“獨立”、“自決”名義割去了一大塊；尖圖群島、釣魚島迄今被日本佔據，由《開羅宣言》、《波茨坦協定》等國際條約一再認定的臺灣及澎湖列島主權歸屬中國的歷史事實，非但沒有實現，反而成為困擾中國統一、可能再次招致中國人自相殘殺甚至造成亞太地區乃至全世界動盪不甯的戰緣所在。

這一新宿命的另一個不幸結果是，直接中斷了中美兩國共同佔領、制裁、改造和教化日本的珍貴契機和重大責任。取代這一來之不易的契機和責任的，竟然是向對中國虎視了幾個世紀、侵佔了中國數百萬平方公里土地的蘇俄“一邊倒”。中國從此失去以自己不可替代的文明風範教化日本的機緣與義務，中國從此只能任由一衣帶水的日本按異於中國精神的歷史哲學和戰略思想重新崛起。在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三藩市對日媾和會議，以及所有有關戰後日本地位和前途（不可能不涉及中國主權、安全、利益、感情……）的場合，中國都形單影隻，最後連配角的身份都喪失殆盡。

這一新宿命意味著中國抗日戰爭的全部背景、過程、結果和意義都必須置於另一種世界—歷史尺度之下，予以全然不同的敘述和評價；意味著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天然神聖性和史詩價值將被後起和外來的意識形態加以基本的解構；意味著中國抗日戰爭的全部民族意志、精神道德基礎、悲壯而偉大的歷史歷程、深遠而巨大的世界意義，將被另一種說辭取而代之。鑒於抗日戰爭在中國數千年歷史、尤其近代以來的極端重要性，鑒於這場戰爭對中國民族生命和民族精神的極端神聖性，截斷、扭曲、變形、塵封抗戰歷史，都無異於走向歷史虛無主義、民族虛無主義和世界虛無主義，而中國此後經歷的所有曲折，無不是這三種虛無主義的惡果。

於是，驚天地、泣鬼神的抗日戰爭竟淪為黨派恩怨和偏見的黯澹時空，甚至成為中國人自相貶損、污蔑、迫害、剿滅的荊棘叢生之地。300余萬抗日英烈至今沒有瞑目安息之地。1943年建成的湖南南嶽衡山“英烈祠”和“抗日陣亡將士總神位”在五十年代初即作為“反動遺跡”被剷除一空，文化大革命又與整個國家一道遭“浩劫”。一本由武漢軍司令部1972年10月編的《歷代中原戰犯記》中寫道：“蔣軍第三十三集軒軍總司令張自忠被日軍擊斃。”張自忠不僅是中國抗戰、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軍階最高的陣亡將領，1940年8月6日，延安各界曾在中央大禮堂為張自忠殉國舉行隆重追悼大會，中共領袖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分別題書挽詞：“盡忠報國”、“取義成仁”、“為國捐軀”。1943年5月16日張將軍殉國三周年，周恩來為《新華日報》撰寫《追悼張藎忱上將》，稱頌“他的英勇堅毅，足為全國軍人楷模。而感人最深的、乃是他的殉國一役。每讀張上將于渡河前親致前線將領遺書，深覺其忠義之志、壯烈之氣，直可以為我國抗戰軍人之魂！”

重慶南山一片荒草荒塚中，曾掩埋了近200名為國捐軀的中國飛行員，他們大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華僑，平均年齡不到25歲。他們的墓碑、棺柩連同殘骸如今早已蕩然無存。該山是重慶著名旅遊景點和泉水雞一條街，成千上萬紅男綠女在此咀嚼佳餚，流連風景，幾乎無人光顧那座近在咫尺的“空軍墳”。

中國人應當永遠嚴詞抗議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我們也應當捫心自問，我們的“靖國神社”在哪裡，每當清明時節，年輕一代到哪裡去祭奠他們的抗日民族先烈？

中國人，應當不斷地譴責日本篡改歷史教科書，蒙蔽日本年青一代，我們也應當自問，那麼，我們有一本抗日戰爭的信史嗎？我們幾十年來表現的抗日戰爭都是真實而客觀，有益於中國青年清楚瞭解中日戰爭並從中萌發天然、自豪、高尚的民族主義嗎？

當日本二戰老兵劃著太陽旗、身著當年軍裝、呲牙咧齒列隊在東京大街走過時，當勢力極大的“遺族會”頭目被日本青年人用敬愛的目光環繞時，當中國民間對日索賠上訴一次次敗下陣來時，中國的抗日老戰士和他們喋血沙場的亡友們情何以堪？

最讓中國人痛感世事荒唐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法紀蕩然無存的“浩劫”裡，中國竟然僅僅宥于時世變異和改善國際外交處境而正式放棄了日本天文數字般的戰爭賠償。

放棄戰爭賠償，無異於放棄對三千萬亡靈的祭奠，無異於無視四億五千萬中國人蒙受的十四年奇恥大辱，無異于罔顧“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一古老而正義的原則；

放棄戰爭賠償，無異于放棄中國作為受害者和勝利者的雙重權利，無異於放棄中國理應得到的懺悔、認罪、服輸、敬畏和尊重，無異於放棄中國應當能夠施予日本的罰治、改造、教化。

放棄戰爭賠償，無異于放棄大道、人性，放棄了對善惡是非的追究，無異於對戰爭罪責的機會主義假釋，把人間最莊嚴神聖的審判，消解變形成功利與謀略的交易。

放棄戰爭賠償，必然衍出一個可怕的後果：一個強大而從未洗心革面的日本重新出現在東方。這個新日本猶如一場新宿命，又在中國對面，永遠不會挪開。

放棄戰爭賠償，決不是“不念舊惡”、“以德報怨”偉大道德精神的繼承，而是對這種道德的褻瀆和濫用。

六十年前，在一艘遣返日本戰俘和僑民的船上，貼有一張公告。沒有要求所有日本人去閱讀，但所有看過這份公告的日本人都產生過一種不只是震動和感激的心情：

這次日本侵略戰爭結束後，留在中國境內的日本軍民，雖然隨著戰敗而成為戰俘、敵僑，而中國方面仍然一本傳統的精神，沒有給你們絲毫侮辱和危害。你們想想中國人民由於日本侵略中國，八年苦戰的結果，還處在水深火熱中急待拯救的淒慘情形，你們不能不深深痛苦反省，徹底覺悟！中華民族，由於崇高的文化薰陶，只感到人類是應該同樣的發展，同樣的有生存權利，這是一個偉大民族固有的德行，她從不賣弄小恩小惠、淺薄幼稚的伎倆，或是什麼陰謀詭計。……並不是要你們對中國感恩，而是要你們徹底反省，認清過去的錯誤。沒有一個殺人以逞任性恣欲的人，或是一個專橫跋扈、強取豪奪來兼併的國家能夠生存於世界。這是歷史上無可逃遁的史例。誰違反它，誰便會招致失敗和覆亡的教訓。

中國曾經奇跡般地從抵禦了“以暴易暴”的邪惡誘惑，沒有取而代之作亞洲新盟主的念頭。——歷史並非沒有提供這種機會。曾經真正讓世界驚訝、欽佩的，還不是取得了戰爭勝利的武力中國，而是取得了道德勝利的文明中國。在廢墟般的世界上，戰後各國——無論失敗的軸心國還是勝利的同盟國——都在劫後餘生的地球上喘息掙扎，都在開始劃分、爭奪新的勢力範圍。勝利者雖然對戰後世界作出了全球安排，——歷史以再快不過的速度證明了那些安排是多麼脆弱，殘缺不全。惟有中國對日本提出了“不念舊惡”、“以德報怨”的道德原則。中國在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新的內憂外患紛至遝來之際，優先將二百余萬日本戰俘和僑民禮送回國，中國為朝鮮、越南、印度、新加坡等國的獨立與美英蘇等白人盟國進行了艱苦的交涉，中國沒有虐待一個日本俘虜和投降軍人，沒有佔領一寸日本國土。中國曾經把日本帶上文明之道，日本又從西方那裡接受了毀滅之途。面對日本的成就，中國從無施恩圖報之意，面對日本的浩劫，中國除了失望、痛心之外，只有不忍之心，惻隱之心。令人扼腕長歎的是，這惟一可能救助日本脫胎換骨、立地成佛的歷史可能，很快被氾濫而來的新的戰爭思想淹沒了。如果至今還把這一道德看成是當年中國執政當局別有用心的策略，那就全然貶毀了中華民族的歷史胸襟和道德擔當，絲毫沒有擺脫當年戰爭思想的流毒，在精神上繼續否定中國文明已經走向她偉大復興的不朽史實。

十三

1947年，卓越的人道主義者卡爾·波普就指出，“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被徹底擊敗了，但我們必須承認，它們的失敗並不意味著野蠻和殘酷已經失敗。相反，這些可憎的觀念從失敗中也得到了某種意義上的勝利。我們不得不承認，希特勒成功地降低了我們西方世界的道德水準。當今世界甚至存在著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那十年更難容忍的暴力和野蠻行為。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文明可能最終毀於希特勒主義希望用於我們頭上的那些武器。”

無論如何，我們還不能宣稱已經在思想上完成戰勝了日本。雖然沒有誰再提出過“大亞細亞主義”、“大東亞共榮”、“黃種人帝國”一類“使命觀”，沒有誰製造出新的種族理論和國民性優劣比較，但我們在抗戰勝利後三十年余年間，曾在自己內部公開實行了新的尊卑貴賤身份等級，並且以“偉大”、“英明”、“進步”的名義把它們變成“運動”和“制度”。在兩代人崇尚暴力和宣導鬥爭的表演中，是否滲透和摻雜著當年日本的思想精英們幽靈般的宿命呢？我們在反常而艱難的歷史環境中顯示給世界的，不也有當年導演了戰爭悲劇、煽動起一個民族走向深淵的非理性、激進言辭、狂熱和極端思想嗎？

中國人曾經把世界從真正的“黃禍”中拯救出來，遏制了日本排斥白種人的變態狂，拖垮和打敗了在東西方都惡名昭著的邪惡國家。一個像中國這樣一個占人類五分之一的龐大國家，又身受了無數的苦難和不公，以她飽受創傷的心靈和潛藏的無限力量，如果被某種貌似“偉大”實則野蠻、號稱“神聖”實則恐怖的思想所俘虜，那末她所帶來的後果將遠遠超過東方的日本和西方的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將只是一場真正浩劫的序幕。幸運的是，中國乃是世界上最看重“仁慈”、“信義”、“和平”的民族，中國不到萬不得已不會闖入任何極端，中國對“人性常理”的尊重，確保她永遠不會走上瘋狂和毀滅的道路。

第二次中日戰爭給後世最大的啟示之一是，像中國這樣一個民族，歸根結蒂，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得到拯救。凡是企圖仰仗任何一個國家（即或是真正的友邦）的善意、援助、恩賜、讚譽，都幾乎無一例外地讓中國飽嘗失望和挫折。上帝還沒有賜給哪個民族以救助中國的神力。一旦中國回到了它的正道，找著了它的力量，復活了它的精神，它就會給自己和世界同時帶來福音。也只有這樣，中國才能遵從自己善良、純樸的本性，掃除一切狂熱和野心。

一百多年來，中國向白色、黃色和紅色列強反復求教，結果是創傷多於友誼，失敗甚于成功。這樣一種遭遇，使中國不可能不敏感多慮，恩怨在心。但豁達通脫，慷慨大度始終是中國性格的主要方面。迄今為止，中國一直是在刺激—反應的歷史宿命中被動地存在，歷史從來沒有給中國一個正面機會，讓中國從容自信地遵循自己悠久的理性道德和醇厚的人文精神，以“人者天地之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天下一家”的不朽思想正面遇合西方，為人類開出新路。六十五年前，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花鳥畫家張書旂受國民政府委託，在防空洞裡繪製了“百鴿圖”，中國國家元首蔣中正在上面書寫了“信義和平”四個字。十年之後，西班牙畫家畢卡索畫下了那只著名的鴿子，人類開始以鴿子象徵和平。

重溫中華文明古老而偉大的傳統，不僅對中國，而且對亞洲和世界都是好消息。臺灣國民黨人終於在五十多年的闋隔後，參訪大陸。中國人有權利要求這兩個在中國二十世紀中承擔了重大民族和歷史責任的政黨，真正回到六十年前抗戰勝利時的歷史哲學和民族精神上去。

這一切雖然姍姍來遲，卻畢竟是轉向歷史正道的開始。“中國本身就是一種力量”，歷史期待著中國人在回歸民族本性的同時，更自覺而忠誠地領受天意。

1955年4月11日，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在《科學家要求廢止戰爭》的宣言上簽名，兩天后，這名二十世紀西方世界最偉大的宇宙奧秘探尋者、人道主義者便溘然長逝。筆者在當年第一次讀到這份宣言時，曾深受震撼。二十多年後再讀，所受啟發如同昨日，而更添一種親切熟悉的感念，其中的文字、情懷與中國古聖賢“生於憂患”、“天下一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眼光、心跡，何等的相通：

我們此刻不是以這個或者那個國家，這個或者那個大陸，這種或者那種信仰的成員的資格來講話，而是以人類，以其能否繼續生存已成為問題的人類成員資格來講話的。

我們必須學會用新的方法來思考。我們必須認識到向我們自己提出的問題，不是要採取什麼措施使我們所支持的集團取得軍事勝利，因為已不再存在這樣的措施；我們向自己提出的問題應當是：能採取怎樣的措施來制止一場其結局對一切方面都必然是災難的軍事競賽？

最可靠的權威人士都異口同聲地說：核戰爭十分可能使人類走到末日。知道得最多的人，也就最憂心忡忡。

我們中間的大多數人在感情上並不是中立的，但作為人類，我們必須記住，如果東方和西方之間爭端的解決，對於無論是共產主義者還是反共主義者，無論是亞洲人還是歐洲人或者美洲人，無論是白種人還是黑種人，都能給以可能的滿足，那末就決不可用戰爭去解決這些爭端。

作為人，我們向要人類呼籲：記住你們的人性而忘掉其餘。要是你們能這樣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樂園的道路；要是你們不能這樣做，那末擺在你們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險。④

如果中國和日本能夠超越歷史宿命，尤其超越戰爭思想，那麼，東亞將迎來一個新的世紀，文明和平之光將照臨這兩個一衣帶水、一葦可航的民族。否則，就是新的對抗甚至戰爭的危險。“君子求諸己”，若不能超越日本加諸的老宿命和抗戰勝利後來自蘇俄的新宿命，中國就仍然陷於20世紀的陰影中，繼續遠離人類文明主流，遠離自己的真正使命。

2005年4月5日重慶望月軒

注釋：

①[美]斯塔夫裡阿諾斯：《全球通史》（第七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589頁。
②蔣兆和：《後流民圖作者自序勝利之日》，人民美術出版社《蔣兆和論藝術》，1994年4月第1版第6頁。
③《辜鴻銘文集》，下冊，海南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80—281頁。
④《愛國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務印務館1979年10月第1版第340—3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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