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

所有的大時代都是危機四伏的末世。新的精神、希望和生命要求空氣、陽光、自由，要求靈性與神恩。既定的舊世界聲稱自己已經代表並窮盡了天地間的真理，兩者之間的衝突於是構成時代嬗遞演變的動力。文明與野蠻、光明與黑暗、良善與邪惡之間的差異，常在於形式、手段和作品。從托勒密到哥白尼，從凱撒到戈巴契夫，人類的選擇其實只有兩類：權威與自由，物質橫行與精神優先。

中國始終處於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從未止步，近十代人在一個半世紀彷徨求索堪稱文明史上的奇觀。可悲的是，我們始終沒有認證物質與精神辯證平衡的歷史法則，壓倒性的力量和趨勢始終呈現著權力、金錢、欲望對精神、道德、天理的勝利。

某種宿命般的整體主義、大帝國衝動和權力拜物教一直籠罩在亞細亞。所有的光環榮耀成就都被一個或潛伏或崛起或凸露的利維坦怪獸所獨佔，所有的權利、意志和創造性都窒息於一種天憲式的禁忌裡，剩下的除了全盤世俗的現代迷狂，就是動物般的沉默。

於是，全世界都驚愕地看到，地球最大生命共同體在經歷了最慘烈的血腥烏托邦幻滅後，又奇跡一樣地擁有了膨脹無度的財富。最有眼光的歷史學家都難以考證，這種史所空前的物質性暴發，對這個龐大人群，對整個世界，究竟意味著什麼，這個一代人時間裡以幾何級數迅猛發達的新興超級大國，究竟是人類的福音還是世界的禍端。

特別令人憂慮不已的是，物質力量和財富規模的高速聚集，並非現代自由、民主、多元、人權和憲政以及基本人性和文明範式綜合作用的結果，而是秦始皇大一統、成吉思汗軍事韃靼主義、列寧－史達林党國模式、毛澤東世界革命幽靈和義和團－紅衛兵民族沙文主義的大雜燴。它的尚未展示的後果之一是，歷史上不曾出現過的大帝國前景的誘惑與脅持下，中國加速滑向空前危局的趨勢，已難於以任何既有歷史哲學予以分析。

中國很可能成為人類文明史和現代化歷程的例外者。

西方經由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和社會政治革命引領世界達五百年之久。先是歐洲，接下來是美國把現代化的範式、制度、觀念、生活方式、價值準則乃至可能把人類送抵彼岸、也可能將世界拖入深淵的各種理論、思想和主義推廣到世界每一個角落，其間兩次世界大戰、冷戰和核戰可能性確實顯示出西方整體文明的巨大悖論和全域性危機。

西方的希望在於，由於基督教－希臘文明對神－魔、天堂－地獄、現世－彼岸、罪惡－拯救二元世界和兩級終結的預設、闡發和實踐，始終存在並保持著彼此依存、抗衡、辯證輪替的能力。事實上，西方在對世界歷史形態與永恆精神的內在關係上，始終領先於中國。當下中國幾乎所有領域，從國家制度、意識形態到社會觀念、審美、價值取向，都是對西方文明的刺激式反應。在西方文明太陽的覆照下，我們實在並無任何值得一提的發明。最令人扼腕的是，中國始終罔顧西方文明的神髓：精神與物質二元世界的辯證共存。

不難設想，如果沒有蘇格拉底、牛頓、康得、愛因斯坦，沒有荷馬、但丁、雨果、托爾斯泰，沒有伏爾泰、洛克、傑菲遜、韋伯，沒有達·芬奇、米開朗基洛、貝多芬、莫札特，沒有列賓、蘇裡科夫、索爾仁尼琴……，西方文明貢獻給世界的將是何其黯澹可悲的圖景。兩千多年來，從羅馬帝國到第三帝國到蘇俄帝國，與層出不窮的暴君、征服者、陰謀家、宗教大法官、希特勒和史達林極權主義相對峙相抗衡並最終淩駕其上不斷為文明奠基的哲學泰斗、科學大師、藝術天才和文學宗師們，與前者共同構成了一幅最直觀最富啟示性的文明圖景：深邃幽暗蒼茫無垠的夜空中，群星輝耀。

不妨重複俄國十九世紀最深刻地洞察了人性的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言：美將拯救世界。無論陀翁腦海中“美”具有何種深不可測的意蘊，我們仍然可以簡略地解讀為：藝術，唯有藝術，才能表達並拯救世界。

於是，我站到了《通向眾冥的自由之路》。

我不想掩飾自己的驚訝。在60歲生日當晚，在北京“天下鹽”餐廳夢幻般的燈光下，當劉亞明攤開一尺來長的小樣時，我的眼睛一亮，看到了某種期待已久悠然而至的奇跡。我看到了某種心跳，其中激蕩著感悟、強烈的憂患、絕望的憤怒、難以言表的痛心疾首、啟示錄的恐怖籠罩……，某種末日來臨前的寂靜、失去平衡的天地……。在那晚數百件禮物中，唯有《眾冥》，讓我心神不寧。

真正立于原作之前時，我卻沉默了。

打動我的，不是數十個人物，我太熟悉的同類，而是他們的神情、陣容、方向……命運。沒有任何“盛世”偽飾，沒有任何“成功”、“幸福”、“享受”可言，更沒有任何樂觀主義。我立即意識到，這是一幅從未在中國土地上降臨的“啟示圖”。

歐洲文藝復興大師們的遺產，古典主義的莊嚴，高蹈氣象、恢宏敘事、悲劇性、現代象徵派對光、線條、純形式的崇拜……，俄國巡迴派尤其蘇裡科夫、克拉姆斯科伊的悲憫與堅韌。我一直認為，無論GDP或氫彈導彈數量射程幾何，中國的歷史形態都還處於1751年《百科全書》第一卷出版到1789年大革命爆發40餘年間，或者1825年尼古拉一世鎮壓十二月黨人到1861年亞歷山大二世廢除農奴制近40年間。在精神氣質上，在藝術對歷史命運的表現力度上，還從未出現1536年米開朗基羅創作《最後的審判》、1881年蘇裡科夫完成《近衛軍臨行的早晨》那樣震撼人心的作品。無論用蘇俄史達林時期革命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及其中國變種，還是以西方現代派理論技法，描繪中國1949年以來60年命運的任何表達，都是南轅北轍，除了附會官方慘不忍睹的意識形態訂單外，就是迎合外國商業繪畫買主，都與中國無干。

二十年前，我曾在北京與亞明有短暫見面，對他的篤實、幽默以及對美術的鍾情，曾留下印象。但也到此為止：又一個畫畫的年輕人，四川小老鄉。

我當然知道，二十年來，廣場政治的洪水乾涸後，以中國之大，總有人還在體證，觀察，思考，表達，堅守不僅不受時潮裹挾，而且為中國尋求出路，在集體淪喪的時代，守死善道。整個文學界、詩人早已退出中國21世紀的角鬥場，無論舊式文人如馮驥才、張賢亮、王蒙、賈平凹還是新派作家余華、蘇童、莫言，都競相頹唐自廢文品，“文人無行”，于斯為甚。至若張藝謀、譚盾等聰明世故練達如官賈之徒，乾脆直接投靠權貴，巴結秦始皇，公然向現代極權獻媚。而余秋雨式文革遺孽則淪落到不顧廉恥，以民眾教主和青年導師自居連尚可供市民茶餘飯後咀嚼玩賞的酸腐賣弄都所剩無幾了。我沒有料到，冥冥中直接直到它面前。

通向眾冥的自由之路！多麼不合時宜的標題，多麼犯忌惹腥的直陳裁斷，多麼不自量力的宏大敘事。上上個世紀元年，1900年，巴黎萬國博覽會隆重開幕，整個西方都陶醉在新世紀的欣喜之中，只有兩位藝術家看到了歐洲地平線的陰霾。法國詩人保羅·瓦萊裡以其特殊的空間感警告：這只不過是亞洲大陸上一個小小的海角啊！年輕的畢卡索將一幅《末日》高掛在西班亞廳。所有的來賓都沒有領悟到詩人和畫者巨大歷史直覺所揭示的世界真諦。更早三百年前，英國戲劇天才威廉·莎士比亞已借丹麥王子之口，從一場夢魘後發出叩問：生還是死。十九世紀歐洲瘋狂哲學家尼采寫下“上帝死了！”四字讖語時，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經在《群魔》中預見了20世紀惡人當道和全部價值傾覆的恐怖。此前此後，波德賴爾、艾略特、加繆、薩特已經直接將歐洲和世界喻為“惡之花”、“荒原”，令人噁心的腐池和刑場。二十世紀慘烈的浩劫坐實了藝術天才的偉大直覺。

現在，終於輪到中國藝術家出場，不僅為時代作證，而且為人性審判拉開序幕。在人類所有古老而簇新的發明創造中，唯有藝術在苦難、墮落、罪孽、毀滅的一刹那到場。直接呈現的人間戲劇的第一批使者，總是對光線色澤形象結構以及潛藏其中的歷史奧秘情有獨鍾的藝術之子。這是命運最高的垂顧，上蒼從不輕易賜予的恩典，這是直穿宿命中心的自由之光。一旦被選奉召受命，他就不可能再容忍自己耗費在流俗表像之中。那種情形，如同嬰兒第一聲啼哭，初戀情人淚花漣漣的明眸閃動，遁世者撒手塵寰時的溘然長歎。那就是無限時空從元點創世的奇跡降臨，永恆生命全幅展示的彗星飛逝。

劉亞明懷著怎樣的心跡，在畫前沉思，多少人物、情節、命運從幽冥處彙集而來……也許初念異常簡單，風，地平線，行雲，天地間素昧平生的芸芸人眾，一切都被揀選過，所有人都在地震海嘯式的洗禮中，無窮歲月流轉不息，淘汰磨洗，千般虛飾，萬種鉛華都消殞殆淨，剩下的只有赤裸的曠野和一無憑籍的男女。

這是中國的啟示錄，在尋覓自己的彌賽亞。

畫者以最低最難堪的姿態，奔走在畫面前首，拽著他的妻兒，一尊巨大臥佛無言。

我們與這一切睽違已久，但一旦目擊，就如每一個猶太人心中的“出埃及記”，摩西在什麼位置已不重要。

迦南之地、應許之地，遙不可及。但只要有歷程，有朝向，就有希望。

這是一次到場，也是一次遠征之始。我相信亞明前程遠大，不僅因為他正年富力強，而且因為他已經具備創作史詩作品的所有稟賦，他已經獨自來到偉大藝術殿堂門檻前……

2010年1月26日於重慶

——轉載自《總覽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