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感召了這些人？是誰用法術改造了他們？他們的整個生命，全部都獻給了沒有絲毫個人利益的公共事業；為了解決理論上的問題，奮鬥不息。真理、科學、藝術和人道的利益壓倒了一切。試問，在現代西方的任何角落，任何地方，你們會見到這麼一群思想界的隱修士、科學界學的苦行僧，這種把青年的理想一直珍藏到白髮皓首的狂熱信徒嗎？
——【俄】赫爾岑：《往事與隨想》

約有1200億人曾經降生於世，然後死去。存活在世的70億人和將要出生者也要循此路徑走完他們或長或短或顯赫富貴或飽經磨難的一生，搖籃曲和安魂曲統治著世界，無一例外。人類相當部份勞作都消耗於生死兩端，只有一種努力不服從自然加諸的死亡宿命：祭祀。

所有宗教都抗拒腐朽和寂滅，指向永恆與無限，它們的共同法門就是祭祀。密佈地球的聖殿教堂寺廟之所以穹窿高懸燭火不滅，皆因通向天國的鐘聲應合著心臟的脈跳，晝夜誦經交混著夜半呢喃般的默禱。金字塔決非一堆堆巨石的壘積，埃菲爾鐵塔其實是工業化時代的金屬教堂，就連自詡唯物論的共產黨領袖也無法抵制祭祀的誘惑，這些無神論者除了使無數普通人和國家英才死無葬身之地外，就是莫斯科、北京等地幾座存放他們水晶棺材的陵墓。

不難發現某種歷史現象：在人類自由與專制的較量中，祭祀是一種特殊的場合。古代社會遺留至今的帝王墳墓沒有任何對應物，庶民百姓只余無邊荒塚（東西方的差別是，歐洲帝王的陵寢規摸有限，中國同行則趨於無窮，一如他們身前的威儀；歐洲無論帝王平民，除異端外， 都配有十字架的祝禱，只有尺寸大小之別。

近代西方，人權興起，人生而平等的原理漸成潮流，不可阻遏。領先者是人類社會的新型祭師：作家、詩人、學者、藝術家。沒有聖器、經文、法式，他們用演講和悼詞以亡者名義宣判舊制度，年冥誕挑戰王權，稱啟蒙運動的領袖發動了一場“以一敵眾的戰爭”，開劈了思想取代權力的時代。雨果自己的葬儀則演為法國和歐洲自由精神的光榮凱旋，同樣的盛典先後發生在狄更斯、巴爾扎克、拜倫和左拉等人的喪禮上。祭祀權柄自此從王朝轉到“思想王者”手上，歐洲皇冠隕落的同時， 發佈新思想。雨果借伏爾泰100殉道者的荊冠和思想者的桂冠成為萬眾矚目的星辰。

俄國後來居上。沙俄帝國打敗拿破崙後崛起，俄國成為歐洲專制聯盟的盟主，拒斥這一榮耀的自由精神也幾乎同時降臨，世界重心開始移駐這片歐亞大陸。十二月黨人在光天化日下拉開自由大幕，他們以五座絞架和西伯利亞礦井的苦役，獻祭黑暗籠罩的俄羅斯。後繼者保持著強勁勢頭，生死與之。19世紀的俄國夜空繁星滿天，天才、聖徒似乎相約而至。他們回首一生的時候，能分辯出人生道路或事業發展上的里程碑。總有某些事件可以標誌轉捩點或新階段的起始，他們可以對戰爭、農奴制、沙皇、教會、土地和死刑發表宏論，可以同整個俄國社會探討個人內心危機和俄羅斯的命運，他們創辦雜誌，建立文學團體，在藝術沙龍中為西方的墮落憂鬱；他們享有自由旅居國外和被視作時代先驅流放西伯利亞的殊榮，擁有在最後一刻從絞刑架上被特赦的奇遇，能夠在決鬥中名垂千古；他們可以從容書寫遺囑，挑選一方淨土以作永久的歸宿，他們的逝世則常常使俄國和世界都陷於悲哀之中。萊蒙托夫的《詩人之死》和五萬彼得堡人不容任何延遲地要對令沙皇難堪而又無可奈何的普希金致哀，尊他為“太陽”；屠格涅夫一紙遺囑便將其靈柩從巴黎運回彼得堡，葬在摯友別林斯基墓旁；彼得堡大學學生徵集了數百人簽名，把慰問信送到垂危中的涅克拉索夫病榻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列漢諾夫以及“俄羅斯革命的整個司令部”與千千萬萬市民為這位寫下《在俄羅斯，誰能幸福而自由》的詩人送葬；至於托爾斯泰，這位“沙皇專制制度、農奴制和一切俄國邪惡勢力的死敵”，當他把在位沙皇痛斥過，把俄國一切黑暗都盡情揭露之後撒手而去時，在那個鄉村車站，擠滿了政府代表、省長、總理大臣的專員、憲兵軍官、大批新聞記者、電影攝影師；全世界的電報線和海底電纜，各大報刊都爭相報導他的死訊。在托爾斯泰之前，人類歷史上還從來沒有一個遁世者在其臨終時受到如此廣泛的注目。

20世紀俄國詩人、作家繼承了19世紀的帝國—抗議傳統，他們以密集的犧牲和自殺為俄國祭祀。西方同行則走向“荒原”、“惡之花”，面對奧斯威辛毒氣室，偉大的自由精神淪為生物學意義上的個人主義，西方再沒有引領時代的祭奠。俄國重演了西方精神潰散的一幕，蘇聯敗亡，自由精神也失去方向。繼1989年20萬莫斯科人送走薩哈羅夫那個悲愴的嚴冬後, 偉大的祭祀也隨之消失，連索爾仁尼琴的葬禮也因為普京等俄國新權貴的到場而黯然貶值。

進入21世紀，帶有悲劇性質的悼念東移中國。2005年,劉賓雁病逝普林斯頓,近千人士組成治喪委員會,借助互聯網，一次世界規模的追思會為“中國的良心”送行。此前此後，李慎之、何家棟、包遵信等人在國內辭世,當局成功阻止了本應舉行的祭祀。25年間，所有中國自由人士都不能享有應有的哀榮。中共重新壟斷所有資源後，再次隔絕了來自死亡的任何啟示。但是，偉大死亡仍然召示著中國，林昭墓前鮮花常新，天安門母親25年堅持不止，河南義士犯險公祭六四，胡耀邦趙紫陽舊宅的清明慰問……

陳子明北京追悼會充擴了這種亦悲亦欣的局面。相對14億，到場的400餘人少得不成比例。即使考慮到時間、距離和員警種種因素而將應到人數擴大若干倍，對於中國，也是絕對的孟什維克少數派，跟巴黎200萬人參加的帝王式的雨果葬儀和俄國撼天動地的安魂集會，委實難以比肩。不過，歷史並非數目字遊戲，改變西方翻轉俄國、青史留名並備享哀榮者也就數百人。中國繼俄國後成為世界的厄運軸心，就同時佔據了悲劇中心位置，也順理成章地榮升為祭祀重心。陳子明老友、著名社會學家鄭也夫代表逝者親友致辭(據信是逝者最後願望之一,想必該辭多半經過有關機構審讀)，明確宣稱，“與其非凡人格的逝去相匹配，在子明成長與奮鬥、磨難與升天之地，理所當然地會有這樣一場盛大的追悼。與此同時，世界各地必有無數人在默哀。子明很可能是當代中國贏得四面八方的、最多挽聯、悼詞、追思、讚譽的人。”悼詞減輕了尖銳的政治色采，而平添了道義與歷史的涵義。讓世人側目的是，這次在帝國京城成功舉行的追悼會，以其公開、規模、挽聯內容以及參予者的敏感濃度，堪稱1989年後一次空前壯舉，衍射出若干意味深長的光譜。

中國社會各種危機持續加劇,時代借這次追悼透露了它的憂思、焦慮、壓力,知識界的忍耐已達至某種臨界,其沉重感已接近歷次危機關口；追悼會沒有顯示任何激進情緒，相反，它有序、平靜而克制，透露出“此時無聲勝有聲”的意味；統治集團色厲內荏左支右絀,俳徊於厲行專制與因循求變之間,躑躅於內外危機與建立紅色大帝國的衝動之間。死者為大，一位曾屬反對派中堅而不再居於政治較量前列的人物的去世，促成上列幾點達到某種脆弱平衡，中國在北京郊區一座殯儀館暫處休止狀態。

就祭祀而言，中國早已喪失固有的肅穆神聖。“追悼會”這一不倫不類的稱謂，喪失了入土為安、融匯並昇華悲情的莊嚴過程，充斥著党國官僚體系僵硬麻木和世俗化的程式。儘管不能擺脫俗套，陳子明追悼會還是別具意味。亡者殉道者般的悲劇人生，中國吉凶未蔔的前途，參予者各自的特殊經歷、處境和共同憂思，精心佈防和無處不在的監控，使這次祭祀呈顯著久違的悲慨、深沉，其氛圍和意蘊將感染廣遠——卓越的人物即使在死後，也繼續為國家服務。

中國的一種新希望在於，日益增多的男女不再認同成王敗寇的強盜邏輯，不再接受難得糊塗的犬儒哲學，對陳子明等為中國的自由民主奮鬥不息而身陷囹圄而英年早逝者，滿懷敬悼，奉為國士。

昊天不憫，陳子明到底沒有戰勝頑症，肉體的死亡終止了精神的奮鬥，專制力量對付了又一次死亡事件。與此對照的是，那些七老八十、陰霾般的惡人，那些喪失廉恥、唯權力財富名位是爭的奸佞肖小，他們竊據著要津肥缺，欺世盜名巧取豪奪，頤養天年並陰庇子孫，繼續盤剝著陳子明們嘔心瀝血一點一滴欲以改善的中國，——歷史當然不可能以如此悖謬的方式終結。

死亡是偉大的純潔劑，它使塵世的一切顯露本色，並以後死者難以察覺的方式影響世運。在此意義上，死亡是一種休止，一次謝幕，陳子明的北京追悼會，可視為一個時代的分水嶺。21世紀的中國，自由還需志士仁人以其荊棘路的跋涉乃至生命的殞滅去驗證，帝國還需如履薄冰一樣地防範一次國殤般的祭祀，芸芸眾生還不能意識到，先驅為他們而受難，殉道者的死亡是民族的不幸，是歷史遺留給民眾的一座寶藏。——無論如何，緊隨歐洲和俄國之後，中國也終於開始領略一次祭奠所啟示的危機與希望。這是嚴酷而偉大的歷史辯證法，也是寡情而多義的時代訓誡。可以預表，叩擊時代神經的祭祀將以其不事聲張的形式降臨，中國將一次又一次被觸動，直到轉上她的正道。

陳子明北京追悼會，且作如是觀。

2014.10.25 於依薩卡

《中國人權雙週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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