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

一

中國人對諾貝爾文學獎情有獨鍾，幾乎出自本性。中國人缺少系統宗教，短於科學思維，拙於法律體系，唯有文學，居於一統江山的至尊地位。孔、老、墨、旬、孟、庄以降，諸子百家，經史子集，幾乎所有古代典籍都是文學作品，歷代詩人、作家引領風騷，化成天下，不一而足。

諾貝爾終生熱愛文學，但丁、莎士比亞、拜倫、雪萊、莫泊桑、易卜生、果戈理、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都是其心儀偶像。與雨果的交往，確立了他的文學觀：人道精神，理想主義。諾貝爾的人道理想，無疑超越了國家、民族、階級、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傾向於個人和全人類的價值與幸福。但是在實現天下一家世界大同之前，文學不可避免的受制於無數非人道主義和反理想主義的“非諾貝爾文學獎”因素。如但丁、彌爾頓、雨果、托爾斯泰、索爾仁尼琴那樣“為人類而藝術”的大文豪，畢竟寥若晨星。諾貝爾把“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最出色的作品”定為文學獎標準，本身就是一種近乎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在20世紀以前，尤其19世紀，這一標準會得到廣泛認同和充分實現。但是，20世紀恰好以傾覆人道理想為能事，幾乎所有大師、天才、先鋒，似乎約好為這個世紀毀滅、死亡和墮落之火抱薪拾材：達爾文、叔本華、尼采、瓦格納、王爾德、弗洛伊德、本格森、波德奈爾、斯賓格勒、喬伊斯、普魯斯特、艾略特、卡夫卡、貝克特、薩特、龐德、畢加索、達利、勛伯格、斯特拉文斯基、布勒東……爭相致力於摧毀19世紀，顛覆古典主義，斬斷維繫數千年歷史的文明纜繩，把人類連同其文明連根拔起，任由世界駛向不可知和虛無主義的海洋，竟成為20世紀的精神主流——連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都淪為道德基石崩解的支持理論。奧斯維辛集中營和古拉格群島以及籠罩地球上空的核陰雲絕非自然景觀，——它們正是20世紀流行時尚的物化惡果。首先在西方，然後遍及世界，讀者們慘到越來越難於找到完全和真正符合諾貝爾文學獎標準的作家。

2001年首屆文學獎就偏離標準，坐失天賜良機：授予19世紀就享譽天下、20世紀唯一活着的世界文壇公認的最高權威——托爾斯泰，並把這一錯謬持續十年之久。該年文學獎授給普呂多姆（除了文學史家，恐怕沒有誰還記得這位詩人兼律師的法國人）。丹麥著名文學批評家勃蘭兌斯幾乎在第一時間撰文披露，42位瑞典作家聯名致信託爾斯泰稱：“我們認為您不僅是備受尊崇的當代世界文學蓍宿，而且也是最當之無愧的擁有強大影響力的獲獎人。”1906年，托爾斯泰再次獲得文學獎提名，“以彌補這份偉大榮譽可能招致的無可挽回的缺憾”。托翁立即致函芬蘭作家葉涅費特，請他轉告瑞典文學院不予考慮對他的如何文學性獎勵，“以免使我陷入極不愉快的境地”。

諾貝爾文學獎與文學古國中國睽違100年，恐怕是該獎最令人難以彌補的遺憾。哲學家柏格森、歐肯、羅素，歷史學家蒙森可以獲獎，別爾嘉耶夫、梅烈日柯夫斯基可以提名，以梁啟超、辜鴻銘、梁漱溟、馬一浮、胡適、張君勱、錢鍾書、唐君毅、余英時對中國文化現代復興的貢獻和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潛在影響，卻全然不在諾獎評委會視野。林語堂、沈從文、魯迅、老舍、梁實秋、李叔同、林徽因、張愛玲、錢鍾書、冰心無論人生境界、洞察力、視野還是敘事手法、藝術創新都未必遜色於挪威劇作家比昂遜、西班牙詩人埃切加賴、丹麥小說家蓋勒魯普、美國女作家賽珍珠、冰島評論家拉克斯內斯、尼日利亞作家索因卡、聖盧西亞詩人沃爾科特、澳大利亞詩人希尼、英國作家奈保爾。1949年後，文化專制嚴重摧殘了中國作家、詩人的創造力，但到2000年，身為中國20世紀文學碩果僅存的象徵性人物，堅持“寫真實”，呼籲建立文革紀念館的巴金還在，被譽為“中國的良心”的報告文學大家劉賓雁還在；“傷痕文學”和流亡文學代表作家鄭義深受大江健三郎推重、並不斷有史詩作品問世；曾影響一代人的《今天》派詩人楊煉、北島，集美學家、詩人、散文家一身的高爾泰，劇作家沙葉新、台灣作家齊邦媛、龍應台……他們的文學道路與風格各異，但都秉持“文以載道”、“詩言志”的中國文學正統，吸引和啟迪過無數讀者，與諾貝爾文學獎理想主義宗旨高度契合。

一個作家，理應首先感動本國讀者，才可能產生世界性影響。一個用母語寫作的中國作家，如果不能表現中國人的命運，不能成為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人的代言，不能為他們巨大的苦難和不斷破滅而繼續追尋的希望作證，不能作他們最知心的摯友，為他們歌哭，吶喊，祈禱，生死與之，披戴殉道者的荊冠，他就不配代表中國文學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

2000年高行健以法國作家身分獲得文學獎，除了激起中國政府的意識形態憤怒外，幾乎沒有中國人為之側目，其影響近於枯井迴音（其獲獎作品《靈山》在獲獎獎前僅售出90本。幾乎沒有人能通閱。）批評家劉再復認為，高行健內受南宗六祖慧能啟發，外接猶太人卡夫卡靈感。禪宗高深玄奧，也許投合某種西方虛無主義潮流，與現代中國干係不大。猶太人的苦難是人類的宿命，卡夫卡的世界荒誕而真實，他有權傳達文明危機和末世來臨的訊息。在人類第三個文明千年之際，作為20世紀第一個獲此殊榮的中國作家，高行健聲稱，文學純粹是個人的事，作家不要擔負什麼使命，文學的理由就是卑微渺小者自言自語式的獨白。初識文學史的人應知道，這種文學觀並非原創，而且確實與中國無關。高的作品因政治原因不能在大陸公開出版，如果祛除政治偏見，即使有多位劉再復那樣的文學批評家全力推薦，恐怕也不會有更可觀的效應。

如果2000年的文學獎授予巴金，至少算對20世紀中國文學一種遲來的致敬，至少會引發世紀性的聯想，對民族命運和作家責任產生無愧於歷史的重新思考。表彰一位有80年文學生涯的老作家，對他飽經憂患、不斷追求真理和愛，不斷反思、懺悔、抗議、呼喊的百年人生致敬，也是文學獎自身的殊榮。

二

2012年，正宗的中國作家莫言再次獲獎，遂引發政治性爭議——不存在嚴肅的文學分歧。我們再次面臨高行健式的尷尬：無論瑞典文學院還是莫言自己，都承認高密傳奇的靈感源泉來自福克納在《喧嘩與騷動》等19部長篇小說中虛構的約克納帕塔法世系和馬爾克斯魔幻現實主義代表作《百年孤獨》。與科學家、哲學家、藝術家一樣，作家們締造了自己的文學共和國，彼此啟發、借鑒、爭風吃醋，正是文學共和國的內在使命，國外人無需置喙。然而，文學本“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且與讀者相輔相成，所以批評不可避免，並且有益文學共和國的壯大。

其實，福克納、馬爾克斯和莫言的文學立場南轅北轍。福克納代表美國南方演說體散文風格，富有本傑明•富蘭克林、托馬斯•潘恩、菲利普•弗倫諾熾烈而雄辯的理想主義色彩，深獲華盛頓•歐文、庫珀、愛默生、霍桑、惠特曼、麥爾維爾、愛倫坡新大陸浪漫主義真傳，又繼承了馬克•吐恩、詹姆斯、傑克•倫敦現實主義精髓，並與弗羅斯特、龐德、菲茲傑拉德、奧尼爾、海明威、斯坦培克、索爾•貝婁、艾薩克•辛格共同構築了美國現代主義文學大廈。福克納視文學為生命，創造力和想象力驚人，極端浪漫幽默，嗜酒如命，在飛赴斯德哥爾摩前還與朋友酕醄大醉，但其演講卻令滿座肅然：

作家寫作時，猶如站在處於世界末日的人類中去觀察末日的來臨。我不接受人類末日的說法。我相信人類不僅能傳種接代，而且能戰勝一切而永存。人之不朽不是因為在動物中惟獨他永遠能發言，而是因為他有靈魂，有同情心，有犧牲和忍耐精神。 詩人和作家的責任就是把這些寫出來。詩人和作家的特殊光榮就是去鼓舞 人的鬥志，使人記住過去曾經有過的光榮——人類曾有過的勇氣、榮譽、希望、自尊、同情、憐憫與犧牲精神——已達到不朽。詩人的聲音不應只是人類的記錄，而應是使人類永存並得到勝利的支柱和棟樑。

從945年到1990年，兩名智利詩人米斯特拉爾、聶魯達和危地馬拉作家阿斯圖里亞斯、哥倫比亞作家馬爾克斯、墨西哥作家帕斯先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被形容為“西班牙語拉丁美洲文學爆炸”（阿根廷作家恃爾赫斯十數次獲諾獎提名，終因其接受智利獨裁者波諾切克頒授的大十字勳章而未遂）。西班牙是比意大利更好極端的拉丁民族、摩爾人和阿拉伯異教的征服對象、歐洲中世紀宗教裁判所異端審判的淵藪之一、火刑柱發明地，是歐洲近代以宗教名義最早驅逐猶太人的國家，海外殖民主義貪婪兇殘的先驅，二戰中佛朗哥法西斯獨裁的黑暗山丘，歐洲文明一個充斥着天性強烈而迷戀非理性的特殊國度。西班牙天主教美洲和英語新教美洲形成歐洲海外殖民地的兩極，後者（美國、加拿大）代表天賦人權的自由選擇，前者五百年間一直是搶掠、屠殺、騷亂、犯罪和迷信的“灰色美洲”。20世紀下半葉，則是法西斯戰犯藏匿、恐怖主義和軍事強人、警察、毒梟的天下。

如果沒有列維•斯特勞斯、卡彭鐵爾、佩雷、布勒東等歐洲超現實主義者對太平洋沿岸印第安土著文明的意外發現，並用傅立葉的社會主義烏托邦“法朗吉”和其伊甸園“法倫斯泰爾”作理論描述，如果沒有艾略特、喬伊斯、卡夫卡、薩特、福克納、莫拉維亞、君特•格拉斯、格里耶、海明威等歐美現代文學家的開導，拉丁美洲文學將繼續處於“百年孤獨”。

馬爾克斯1982年獲獎，中國正值文革結束，沒有誰再能重撐意識形態魔傘。平反冤假錯案、真理標準討論和可控思想解放運動以及對外開放“國策”，客觀上緩解了毛時代文網森嚴的恐怖。馬爾克斯獲獎不啻為中國作家點燃一盞燈，照亮了被塵封多年的中國傳統文學的道、佛世界。老作家汪曾祺不甘寂寞，在其名噪一時的《撿石子兒（代序）》一文中指出：“中國是一個魔幻小說大國，從六朝志怪到《聊齋》，乃至《夜雨秋燈錄》真是浩如煙海”（ 汪曾祺：《中國當代作家選集•汪曾祺》，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7頁）從西漢末年經過魏晉南北朝，到唐宗至明清，中國志怪作品蔚成大觀。劉歆校定《山海關》後，有東方朔《神異經》、《十洲記》，曹丕《列異傳》、干寶《搜神記》、任舟方《述異記》、劉義慶《幽冥錄》、段成式《酉陽雜俎》、洪邁《夷堅志》、吳承恩《西遊記》、許仲琳《封神演義》、蒲松齡《聊齋志異》……原始巫術、怪力亂神、花精狐魅、神魔玄靈，不一而足。現代文化人類學指出，非西方文明一大特點，乃是史前神話和巫術符碼記憶與專制社會長期停滯、循環、僵化和封閉共同存在於漫長歷史時空，如果沒有希臘哲學和基督教文明及其近現代演變，這種多神教式的“萬物有靈論”還將長期、也許永遠存留下去。文明歷史就是促使人類脫離自然母體的“祛魅”過程。

直到20世紀，鬼魅異怪還是新式作家不肯輕棄的體裁。施蟄存《夜叉》、徐汙《鬼戀》、吳組緗《菉竹山房》都發表在“科學”、“民主”響徹中國的三十年代，魯迅影響深遠的《故事新編•鑄劍》中，則把人間恩仇假借神魔秘怪推向極致。

魔幻現實主義本屬馬克思主義者視為腐朽和反動的唯心主義文學，不符合階級鬥爭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教義，中國文學當局之所以始而容忍，繼而放任，其中暗藏着一種不便明言的隱秘。即拉丁美洲屬“第三世界”，正巧位於中國頭號敵人美國的後院。況且，拉美文學家大都帶有“紅色”標籤：聶普達是共產黨員，古巴詩人何賽•馬蒂是著名反美鬥士，被卡斯特羅譽為“革命使徒”，被蘇共評為世界進步文化名人，林默涵被授意稱之為“拉丁美洲的革命先知”、“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旗手”，巴作家亞馬多是共產主義者，古巴詩人紀亷給中國傳來了“太平洋彼岸的革命風暴聲”（徐遲語），阿斯圖里亞斯的《總統先生》、《他們都是美國佬》被中國外交部譯為重要革命作品廣為介紹。

魔幻現實主義在中國大行其道，還在於中國作家幾乎變為本能的文學天性：馴服、世故、市儈、功利心和人生機會主義。

與馬爾克斯同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猶太作家辛格（1979年）、波蘭流亡作家米沃什（1980年）和蘇俄流亡詩人布羅茨基（1987年），其作品雖然有選擇地譯介，但從來沒有觸動過中國作家的神經。道理卻不在純文學：以色列是美國天然盟友，猶太人是上帝揀選的民族，波蘭、蘇俄與中國同屬“社會主義陣營”，它們的反叛作家不可能為中國作家引為同行。而中國學者幾乎譯完馬爾克斯、略薩、博爾赫斯、魯爾福、富恩斯特、科塔薩爾、多塔索等拉美“進步”作家的全部作品並作了全面推廣，被稱為拉美文學的“夢之隊”。於是，聰明好學的中國作家莫言、扎西達娃、韓少功、劉索拉、賈平凹、李銳、鄭萬隆、阿城、烏熱爾圖、閻連科……以及無數不太知名的文人作家都從無數鬼神精怪巫蠱迷咒中獲得無數靈感，中國文壇烏煙瘴氣、參憚悟佛、群魔亂舞。果不其然，繼高行健《靈山》摘下諾貝爾獎12年後，莫言站到了斯德哥爾摩金色大廳上，中國“魔幻現實主義”終於修成正果，皆大歡喜。

30年前，瑞典文學院在給馬爾克斯的頒獎詞中寫道：古老的印第安民間文化，與來自不同時代的西班牙巴羅克文化，來自現代歐洲的超現實主義及其他流派的影響，在那裡混合成醇香而提神的美酒，馬爾克斯和別的拉丁美洲作家正是從這中間，汲取了素材與靈感，……《百年孤獨》把我們帶進了一個奇異的世界，將不可思議的神話和最純粹的現實生活融為一體……（朱景冬：《馬爾克斯：魔幻現實主義巨擘》，長春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頁）

馬爾克斯卻更強調拉丁美洲“異乎尋常的現實，而不只是它的文學表現”：這一現實不是寫在紙上的，而是和我們生活在一起，它每時每刻都決定着我們每天發生的不可勝數的死亡，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永不幹涸、充滿災難和美好事物的創作源泉。（朱景東等譯：《兩百年的孤獨——加西亞•馬爾克斯談創作》，雲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3頁）

顯然，馬爾克斯並非拉美奇異自然和神話的專業收藏者，而是記錄其現實命運的託付人，是被世界遺忘的拉美苦難和悲劇歷史的代言人，哥倫比亞的良心。

中國魔幻現實主義信徒們，即使把從西藏雪域到荊楚巫風到黃河商洛山坳到山東高密到神州全境犁庭掃穴一遍，仍是那麼人情煉達世事洞明，政治正確優先。莫言在前往斯德哥爾摩之前，就用他“特別纖敏、特別發達”的感官，參予書寫毛澤東70年前的《講話》，100名參予此事的人至少一半以上是魔幻現實主義者，——他們苦心經營的神話，不過是《講話》的當下注角。

歷史會同情他們的選擇：在馬爾克斯們用魔幻現實主義把拉美命運展示於世後，中國的魔幻現實主義作家再次把自己魔幻一通，——他們只是走火入魔而已，中國古語形容為“東施效顰” 　　李白1260多年前寫下“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類似文句屈原、淵明、稽康、杜甫、東坡、亭林直到譚嗣同、熊十力、陳寅恪、李慎之……此種風骨，早已成為歷代中國文人士子自重自愛的基本軌式。堯欲讓位於許由，“由不欲聞之，洗其耳於穎水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接下來的故事婦孺皆知：你先生故意遊走豪門，人家才看上了。現在你又洗耳顯示高潔，卻“污吾犢口”，於是牽其牛“上游飲之”。

重慶唱紅打黑，曾遭天下明眼人不屑。國家環保官員牟廣豐曾在2011年7月以手機短信方式寫了一首打油詩：西南一隅鬧翻天，打黑唱紅卷巨瀾。問鼎金鑾蹊徑劈，自將重慶當延安。詞句直白，不會產生岐義。中國作協曾組織百十作家紛紛往赴，如過江之鯽。如果重慶模式推廣到全國，這些趨時附勢者確實將成功地與世推移，前前程未可限量。莫言也曾寫下七律一首刊行於世：

唱紅打黑聲勢隆，舉國翹首望重慶。

白蛛吐絲真網蟲，黑馬竄稀假憤青。

為文蔑視左右黨，當官珍惜前後名。

中流砥柱君子格，丹崖如火照嘉陵。

比起若干赴渝獻策的理論家，莫詩略顯含蓄。不過初通文墨者，不難一眼識透其中寓意。古來頌詩諛詞都不能太露骨，以免過於卑劣，品位下流，反倒易獲咎於不測。不幸的是，白紙黑字，“中流砥柱君子格，丹涯如火照嘉陵”，無論怎樣讀解，其所指能指，明白如大白話。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但文過飾非，則掉進“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詞”的老尷尬里。莫言若以剛剛獲得的特殊身份，對被動集體書寫《講話》和自動填寫有失體面的絕句，來一次切割，自我幽默一把：糊塗，愚蠢。則可望一新國人耳目。莫言的老師馬爾克斯獲獎前後，已結交了幾位拉美獨裁者：古巴的菲德爾•卡斯特羅、墨西哥的波提尤、委瑞內拉的卡洛斯•佩雷斯、哥倫比亞的米歇爾森，和西班牙總統岡薩雷斯、法國總統密特朗。獲獎後他飛往巴塞羅那，拜訪蒙科羅亞宮，與才當選為西班牙總理的年輕朋友菲利普互相祝賀，但是他馬上聲明，“無法習慣自己的朋友成為總理，也無法克服對於總統府倒胃口的感覺”。

即或從功利上看，李白也是對的，誰還記得中國歷史上幾百個皇帝幾千幾萬個大臣呢。馬爾克斯在不把總理、皇宮當回事上也是對的：世界上只有一個馬爾克斯。好歹中國作家莫言獲了獎，我們希望他輕鬆一點，不就是一個獎，一個副主席（還不專職）。沒有誰要求莫言達到巢父、許由“聖之清者”的境界，——時代畢竟不同了。然而像李白那樣“天子呼來不上船”，沾點馬爾克斯的脾氣，哪怕是左翼作家的脾氣，還是有益無害。即使沒有獲什麼獎，縱然不識一字，也可堂堂正正做人。

更不幸的是，年高德劭的瑞典文學院院士馬悅然先生也捲入其中。他認為華東師範大學許紀霖教授誤讀了莫詩，沒有領會出深藏詩中對薄熙來的譏刺和反對之意，從而演出一段不大不小的國際文字公案。關注重慶事象的知識界人士都知道，許紀霖教授在重慶“唱紅打黑聲勢（最）隆”之際，獨具膽識，公開撰文演講作河東獅吼，呼籲警惕“重慶模式”。應該說，唱紅打黑戞然而止，中國人（包括莫言一類並未公開馴服的作家）避過一劫，許教授發揮了特別的作用。馬悅然雖終生熱愛和研究中國，畢竟有所失察。這使人想起美國頭號中國通費正清。1991年去世前，他對自己畢生的研究進行了反思，留下深重遺憾。作為一位無神論者，並在20世紀歷史環境（包括這個世紀特有的現代虛無主義）中經歷了東西方各種困難局勢的北歐漢學家，馬悅然將大量中國古典和現代文學作品譯介到西方，善莫大焉。但與費正清一樣，他對中國的體認和解讀也不可避免地存有偏差。其中最令人遺憾的是，他不欣賞中國“文以載道”、“詩言志”的文學理想。這就意味着，在瑞典文學院18名院士中（只有馬悅然通曉中文），至少一半中國文學作品不在評委會視野里。必須為馬悅然辯護一句，描寫中國人在20世紀悲劇性史詩命運的傑作，確實沒有出現，至少沒有被譯為入選文學獎所必須的西方主要語言。

三

中國作家在12年內兩次獲得文學獎，都徒留爭議。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西方、包括諾貝爾獎評委會對中國的解讀似乎不比利瑪竇、馬嘎爾尼等早期傳教士高明。以俄國文學獎獲得者為例，五位俄國作家（普寧、帕斯捷爾納克、肖洛霍夫、索爾仁尼琴、布洛茨基）獲獎，名至實歸。他們不僅代表了俄羅斯文學在20世紀的整體成就，而且像征着20世紀俄國的特殊命運，同時豐富了20世紀的世界文學。在此意義上，文學獎對俄羅斯文學在20世紀的存在和成就發揮了無人可以否定的作用，實踐了其頒獎標準。而兩名獲獎的中國作家，一名聲稱他誰也不想代表，一名自詡為講故事的說書人。這樣，諾貝爾文學獎在21世紀的中國，不僅留下遺憾，而且製造了滑稽和尷尬。也許由於中國太古老又太年輕，演變太亟；也許因為中國文化及其語言文字太特殊，——以至於它現在還是一個偏遠地區，一種方言；抑或中國現行政治制度和國家意識形態比它的地緣、歷史文化更為獨特，中國與世界的相互認識，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為了減少誤讀成本，縮短認同的差距，建議瑞典文學院增加若干名外籍名譽院士或評委，仿照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體例，增加中、英、法、俄（恐怕應加上德）五種文字的文學專家，以真正實現該獎的人類性和世界目標。

四

儘管在儒家經典中沒有反對儒者經商的隻言片語，孟子是世界上最早為私有產權辯護的哲學家，輔佐齊恆公“一匡天下”、建立春秋霸業的管仲是世界各國第一位主張“富民”的政治家，扶助越王勾踐滅吳復國的范蠡是當時地球上最精明的大實業家和商業巨子，出掌漢武帝財政大權的桑弘羊也許堪稱歷史上第一位經濟學家型財政部長；儘管傳統中國不乏有關財富、商品、稅收、貨幣、貿易、農耕、工商、消費的精妙之論；儘管中國人天賦節儉、儲蓄、籌劃的商業頭腦和經營手段，中國甚至也有漫長的私有制和自由經濟，中華民國時期建立過某種現代經濟-法律秩序，但蘇聯斯大林模式的國家統制經濟卻使中國遠離世界經濟發展主流，直到1992年後才逐步轉向市場經濟社會。

諾貝爾經濟學獎從1967年設立以來，除蘇聯科學院院士康托羅維奇核印度經濟學家森分別於1975、1998獲獎外，所有獲獎者都是歐美經濟學家：後凱恩斯主義學派、新自由主義學派、瑞典學派、奧地利學派、發展經濟學、經濟決策學、計量經濟學、宏觀經濟學以及對資本、貨幣、消費、公共決策等成熟和完全市場經濟進行開創性研究的經濟學家。儘管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可能在十年內成為第一大經濟體），但似乎沒有對現代經濟學產生影響。被稱“吳市場”的吳敬璉、“厲股份”的厲以寧以及眾多中國經濟學家至今沒有發表一本闡述中國“經濟奇蹟”並具有世界學術影響的著作。更重要的也許是，中國經濟變革還限於數量增長和物質擴張階段，帶有西方工業化早期諸多弊端，屬於某種轉型經濟。體量、規模大小和增長速度，早已不是現代經濟學的研究重點，倒像一個經濟利維坦，令世人費解。

五

諾貝爾獎誕生於19世紀末一位北歐商人的頭腦，必然帶有創立者本人和時代的願望與缺陷（沒有數學、天文學、地質學、音樂、藝術、哲學、宗教學、人類學獎，等等）。儘管諾貝爾富於全球胸懷，但正如天下一切高尚事業都必然充滿矛盾一樣，此獎也留下並將繼續留下遺憾。然而，那種另起爐灶，以高出諾獎若干倍的獎金重新設立類似獎項的想法，卻是十足的痴人說夢。開始富甲天下的中國人，如果真願對人類文明作出貢獻，他們的機會遠遠大過諾貝爾。待他們也通曉世界主要語言，對人類文明有了大致了解，並聽從內心高尚聲音的呼喚，盡可以廣結善緣，立地成仁。

正如只有一個地球、地球只有一個奧林匹克運動會一樣，世界上也只有一種表彰人類偉大精神和創造力的全球性獎項。跟人類自身不斷調適以臻於完善一樣，諾貝爾獎也終將“輝映先達，領袖後進；網羅英茂，總攬人才”（張謇語）。

國人應以感恩和虔敬的心情，看取諾貝爾獎。即使是誤讀、遺憾和冒犯，也是我們的福份，我們真實不虛的寫照和借鑒。

2013,3,1 重慶

《自由寫作》首發

——轉自博訊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