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中國“五四運動”的情況會大不一樣。

當初那些要打倒“孔家店”的人，那些說幾千年文化只是“吃人文明”的人，如果他們的在天之靈能夠看見中國後來的演變，他們一定會修正自己的看法。

現代社會的很多悲劇和罪孽是由與“謙卑”和“敬畏”這兩種精神完全相反的道德概念所導致的，也就是無知基礎上產生的狂妄。

王魯湘：九十多年前風起雲湧的世界局勢催生了“五四”。從悲壯的“十月革命”到激進的火燒趙家樓，為何說“五四”是由外而內的一場精神革命？從世界史的角度評價“五四”，又會有哪些新的見解和看法？有關這些問題，我們請“民間思想家”王康先生為我們解答。

我認識王康的時候，他還是一個風華正茂的青年人，但是現在我們都叫他“老康”了。“老康”其實也不老，2009年“五四”運動九十周年也是他的本命年。現在回過頭來看那段歷史，您會做何思考？

王康：周策縱先生曾經說過，“五四”運動是現代歷史上爭論得如此之多、如此之烈，但又如此不充分的歷史事件。

王魯湘：“如此不充分”可能是對“五四”運動發生時的世界局勢和國際背景討論得不充分。事實上1840年以後中國發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都是有國際背景的。

王康：對，但迄今為止這方面的討論沒有得到完全展開。“五四”的很多口號比如科學與民主、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人權與婦女解放等等，無一來自西方，或者來自西方的延伸東方的日本、半歐洲的蘇聯。

王魯湘：應該把“五四”當作整個世界圖景中的一個局部來看待。如果不看這個全景，“五四”運動的意義是看不透徹的。

王康：對。否則我們就犯了“只緣身在此山中”的狹隘毛病。

地理大發現之後，世界進入一個所謂的“全球化時代”。我們這一代人或者我們的父輩、祖輩所親歷的正是這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的、由戰爭所主導的、影響人類社會方方面面的全球化。在這個大背景下，“五四”運動只是一個發生在中國北京的、由第一次世界大戰引起的突發性事件，但這個突發事件卻很神奇地成為中國現代歷史的起點，成為了中國現代精神元年的標記。

迄今為止，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各種回憶、評述、分析可謂汗牛充棟。周策縱先生有一本書是專門講“五四”的。美國漢學家像費正清、史華慈以及一些旅美學者如林毓生等，也都對五四進行過很多討論。國內在80年代文化熱之後，對“五四”運動也有過反省。但我仍覺得我們可能缺失了一條更宏大也更重要的、從世界圖景的角度看清“五四”運動的歷史途徑。

一戰為二戰奠定了基礎

過去史學家一直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比較重要，認為1914年到1918年的一戰只是歐洲舊的家庭式的爭吵。但是冷戰結束以後，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世界主流歷史學家開始意識到其實一戰比二戰更重要。一戰不僅為未來洗好了牌，為二十年後的二戰奠定了基礎，也在精神和文化上基本確立了延續至今的世界歷史文化版圖。

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第一個結果是四個歐洲古老帝國（沙皇俄國、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崩潰，整個歐洲文明出現巨大的真空。更具災難性的是“巴黎和會”簽署的《凡爾賽和約》雖然結束了戰爭，卻沒有產生一種新的精神或文明的尺度，而仍舊陷落在那些導致一戰爆發的舊觀念的窠臼裡，例如老牌帝國心態、殖民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等等。一戰首當其衝的結果是歐洲的沒落。

斯賓格勒有一本書叫《西方的沒落》，剛好是自一戰爆發的1914年開始寫的，1918年4月在德國正式出版。該書直到現在對中國人來說都是一個莫大的安慰，也是我們重新瞭解西方文明的一個重要視窗。這本書當時在德國思想界引起了轟動。馬克思？韋伯、湯瑪斯？曼、維特根斯坦等一批德國一流的知識份子都被它深深地震撼了。因為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歐洲文明向來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而是和其他文明一樣要經歷發生、成長、衰老、死亡的過程。

但是斯賓格勒也留下一個伏筆。他注意到布爾什維克通過“十月革命”在俄國進行的試驗，認為這個試驗對歐洲和德國具有啟示性，將來的德國也許會把社會主義和普魯士的國家主義結合在一起，形成一種國家社會主義運動。這個預言應該說在某種程度上被20年之後出現的阿道夫？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工人党變成現實，後來又發展出奧斯威辛集中營、達豪爾集中營、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等等遍佈歐洲大陸的集中營。

一戰造成的第二個結果是德國的衰敗。德國在戰爭中敗北不完全是軍事戰場上的結果，某種意義上也是以法國為首的協約國從政治上給德國設下種種陷阱的結果。1919年4月29日德國外交部長、巴黎和會德國代表團團長蘭？布（Brockdorff-Rantzau）曾對勝利者說，一旦《凡爾賽和約》被施行就意味著德國的毀滅，同時也意味著歐洲將要陷入不可名狀的混亂和絕望。所以寬宏大量的歷史學家在情感上都深深地同情德國，認為《凡爾賽和約》的條款是極不人道、極其危險的。

即便是列寧這樣一個對歷史有特殊想法和主張、對暴力和戰爭絕不拒絕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領袖，都認為《凡爾賽和約》是掠奪性的、屠夫式的、非常可怕的一紙條約。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對法國總理克裡蒙梭說，老兄，我們這個協議是迫使德國將來對我們進行報復的藍本。

因此，《凡爾賽和約》不僅沒有把一戰變成一場終止戰爭的戰爭，反而為二戰奠定了基礎，為仇恨奠定了基礎，為軍國主義奠定了基礎。更為可悲的是，一戰造成了歐洲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生命的損失，將近1500萬名軍人死亡，2000多萬平民死傷。但是這個損失卻沒有換來歐洲有識之士及社會各階層對戰爭的深刻反省，沒有換來歐洲文明的脫胎換骨。

五四是一戰的東方產物

我認為“五四”運動其實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東方的一個產物，它被籠罩在這片非常不幸的、悲慘的、宿命般的歷史陰雲下。1917年，勝利國英國和日本達成一項秘密協定，決定戰後把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這成為日後“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索。

緊接著，另一個將對中國產生很大影響的事件接踵而至。1918年3月3日，俄國與德國簽訂了著名的《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條約》，決定退出戰爭，以挽救和鞏固“十月革命”的成果。這是非常聰明的、善處環境的、深懂歷史辯證法的列寧對俄國革命進行的一次具有世界意義的戰略調整，他緊接著把目光轉向了東方，首先就瞄準了中國。

“五四”運動之後不久，1919年7月29日蘇俄政府發佈了著名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公開聲明蘇聯政府放棄沙皇政府單獨、或與日本及其他協約國一起在中國佔領的全部領土，即沙俄帝國根據《尼布楚條約》和《璦琿條約》在中國佔據的1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這種表態和《凡爾賽和約》所表現出的西方政治家的自私、霸道，以及老牌帝國主義的殖民心態形成鮮明對比，給中國人造成特別強烈的刺激，乃至於中國當時的所有輿論從極右的到極左的，從君主立憲的到民主共和的，紛紛稱道蘇維埃政府，認為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試圖建立世界和平和普世文明的創舉。

“五四”運動當天，北京學生發表了一則《北京學界全體宣言》，話說得非常極端，說中華民族存亡與否在此一舉。聲明給全體中國人立下兩個信條：第一，中國的領土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第二，中國的人民可以奴役，不可以低頭。

我想這種態度西方人當時未必能夠理解，因為像德國這樣的國家被肢解以後，德國人也只是在1919年6月在以柏林為首的大城市爆發了示威抗議而已，但是當英法軍隊擺出刺刀和大炮時，他們很快就乖乖簽署了《凡爾賽和約》。反觀中國，並沒有在一戰中受到太大損害，只是山東的一些海關和經營項目的所有權由德國轉交給了日本，充其量是被欺騙了一下，卻爆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西方人無法理解中國這個民族何以從1840年以來就一直用以這樣一種特殊的方式來掙扎。

梁啟超是改良派領袖，本來是反對辛亥革命的，但是辛亥革命之後，他又堅決地反對袁世凱復辟，擁護中華民國。梁先生在1921年10月10日發表了一場演說，題目叫《辛亥革命之意義》。他認為中國歷史上發生過三次非常偉大的革命：第一場是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結束了黃帝、堯舜以來的部落政治時代；第二場是秦漢革命，也即結束了三代貴族的革命；第三場就是辛亥革命，喚起了中國人的自覺。所謂的“自覺”包括兩點：第一，凡是中國人都要管中國事；第二，凡不是中國人就不能管中國事；前一點可稱為民主精神，後一點就是民族主義了。

連梁啟超當時都認為雖然中華民國成立只有十年，但是可以與天齊壽，將來的世界不管是野蠻的、文明的，不管是日本的、英美的，要來管中國的事，斷斷不允許；將來中國的統治者不管是黃帝也好、堯舜也好、朱元璋也好、袁世凱也好，要稱王稱帝，斷斷不可能。我認為這是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所完成的一個最根本的改變，正如其口號所說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確實自漢唐、兩宋偏安之後，中國這個持續了一千年左右的稀世大夢終於實現了。總而言之，歐洲的近現代民族國家觀念加上中國本身不斷遭到傷害的民族主義情結，兩種因素結合在一起，促使“五四”運動表現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激烈的，但也是正常的、健康的情緒。

我認為如果沒有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中國“五四”運動的情況會大不一樣。當時的兩大口號“德先生”“賽先生”，也即陳獨秀所說的推動歐美歷史前進的、民主、科學的兩大輪子就可能真的會按照某種方式走下去。但是我也想指出，陳獨秀這些“五四”運動的先驅對當時被看作解決中國之道的那些理論武器的理解和運用是存在嚴重缺陷的，這與科學主義的興起和氾濫有密切關聯。

1919年不僅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一年，是《凡爾賽和約》被可悲地簽署的一年，也是現代科學誕生的一年。自然科學界在這一年發生了兩件大事：一，1919年5月29日英國皇家天文學會會長愛丁頓和格林威治天文臺台長惠勒各自帶領一支遠征考察隊，分別赴西非的普林西比海島和南美的索布臘爾海灘觀察日食，以證明究竟是牛頓的經典力學正確還是剛剛誕生的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正確；二，1919年9月28日人類用直徑2.5米的哈勃望遠鏡首度見到銀河系的全貌，銀河系有10億顆像太陽一樣的恒星，彼此間的距離是以光年來計算的，這一發現大大拓展了人類的宇宙視野。

然而當時“五四”運動的先賢們，他們對科學的理解主要是把科學當成解決中國當下問題和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武器，因而發生了整理國故、白話文運動、新詩革命等一連串事件。1919年4月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到訪中國。1921年7月羅素訪問中國。繼而又有泰戈爾、愛因斯坦先後來到中國。這幾位老外在中國的命運很能說明“五四”運動那批知識精英的心態。

最受歡迎的當然是杜威，一是因為他有胡適、蔣夢麟、陶行知這些弟子為其做宣傳，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實用主義十分投合中國“經世致用”的傳統。杜威演講涉及的話題，如教育哲學、倫理哲學、社會哲學、經濟學哲學等等，都很切合當時“五四”知識精英們急於給社會開藥方的功利主義心態。

相反，羅素卻不太受歡迎，甚至令有些中國知識份子失望。因為羅素來了之後大談他的數理邏輯，中國知識份子要麼完全聽不懂，要麼覺得這些東西與中國無關。他們要尋找的是一粒能夠快速解決中國問題的靈丹妙藥。

最慘的是泰戈爾。他是印度人，作為一個當時被全盤殖民化了的民族的代表，其命運可想而知。泰戈爾走的時候留下一段答謝詞，寫得傷感，他說，我來之前來之後都知道自己是一個不太受歡迎的人。泰戈爾和羅素一樣，反復告誡中國這個東方民族：你們擁有偉大的古代智慧，你們具有圓滿的哲學思維，而這些都是當今世界最需要的；如果你們只是簡單的模仿西方人，用西方的宇宙觀、國家觀、人生觀來武裝自己，有朝一日雖然你們以為自己獨立了、強大了，但實際上你們是被征服了。泰戈爾還說，我期望中國能夠繼承和保存它那種偉大的圓滿精神和人文主義傳統，這在當今的世界特別需要；中國能夠建立一個合理的、健康的社會和經濟制度，能夠在科學上、藝術上引領人類走出迷途；如果這些能夠實現，全人類都會懷著極其崇敬的心情感謝中國。然而很可惜，泰戈爾這番話並沒有引起當時中國思想界的共鳴。

俄中兩場運動差異巨大

我們可以簡單對比一下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和另一個幾乎同期出現在俄國的從“白銀時代”（注：）再到唯心主義運動的歷程，會發現兩者的歷史背景有許多類似之處：1905年俄國在對馬海戰中輸給日本，此前十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同樣被日本打敗；中國帝制在1911年結束，俄國帝制則在1917年結束。然而，兩國知識份子的選擇是不一樣的，兩場運動的結局也完全不同。

首先，俄羅斯的大哲學家索洛維耶夫就已經覺察到幾代俄國知識份子對民眾的期待和喚起可能會鑄下大錯。白銀時代的知識份子繼承了他的這個觀點，尤其是路標派，認為知識份子可能犯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錯誤，俄國已經面臨著一場前所未有的暴政，那將是一場大的動盪和災難，而唯一可能緩解和療救這場災難的是處在東正教信仰前提之下的俄國人的個體良心和精神自由。白銀派不是弄潮兒，他們不打算運用整體主義、激進主義的方法來解決俄國問題，並且他們先知般地預見了俄國未來的命運。而相比之下，中國“五四”運動的先賢們卻沒有一人能預料到未來的災難。

第二，白銀時代的知識份子都承認俄國是個有罪的國家，黑暗面深重，人民受苦受難。然而他們又認為這個有罪的俄國同時也是“神聖”俄國，因此他們沒有輕率、狂妄地割斷自己的歷史，反而向歷史致敬，為俄羅斯民族在靈魂上締造了一個堅不可摧的基礎。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後來成為譽滿全球的知識份子，其光芒不僅照耀俄國，也照耀了20世紀的人類歷史。直到今天，俄羅斯精神都是全人類的財富。反觀“五四”的先驅們，卻要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我想當初那些要打倒孔家店的人、那些說幾千年文化只是一個“吃人文明”的人，如果他們的在天之靈能能夠看見中國後來的演變，他們一定會修正自己的看法。

所以，我們今天全面地向傳統請教並沒有什麼不好。中國執政黨在十五大提出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小康”就源於儒家的概念，是孔子在大同理想下設置的一個次概念；後來提出的建設“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等觀念同樣也受惠于傳統。

第三，白銀時代的知識份子有一種“五四”先賢所沒有的謙卑感和敬畏感。謙卑和敬畏這兩個詞當然來自基督教，但是對一個真正關懷天下、有強烈責任感的知識份子來說，這兩種精神是不可或缺的。而現代社會的很多悲劇和罪孽恰恰是由與此完全相反的道德概念導致的，也就是無知基礎上產生的狂妄。

五四的歷史局限

“五四”運動又被稱為“中國的啟蒙運動”，我們不妨把“五四”和歐洲的啟蒙運動做一個簡單對比。啟蒙運動是歐洲自古希臘哲學以來若干重大歷史文化現象中的一幕，啟蒙思想家知道自己在歷史中的位置他們沒有開闢歷史，也沒有終結歷史。而且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將近一百年時間裡，歐洲有兩三代人可以不受干擾地從事學術研討和哲學思辨，有完整的時間著書立說。

然而“五四”運動沒有這樣的幸運。它反復遭到動盪局勢的打斷，很難不滋生一種強烈的功利心態，很難成為一場曠日持久的思想文化復興運動和真正的啟蒙運動。我認為在當時內憂外患的情況下，中國除了需要富國強兵，解決具體問題之外，精神和道德的重建工作也亟待完成，但後者並沒有成為“五四”先賢們思考的重點。九十年來“五四”先賢們並沒有為中華民族建設現代社會留下多少寶貴經驗，也沒有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奠定雄厚的思想基礎。

“五四”運動是一場青年運動，而青年運動在中國源遠流長。西元前542年就有著名的“子產不毀鄉校”論。子產執政鄭國，有人建議他把鄉校毀掉，因為人們在那裡議論朝政。子產說，人們談論我執政工作的好壞，有什麼不好呢？他們說我做得對的地方，我就保持；說我做得不對的地方，我就改進。又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可見中國在兩千五百多年以前就存在這種開明的執政行為。

西元前1年，東漢“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領導了第一屆太學生運動，干預朝政。東漢黨錮之禍期間，太學生郭泰又領導一千多名太學生反對宦官擅政和後黨專權。而宋代由陳東率領的幾次太學生上書請願運動，可以說是康、梁“公車上書”的一個前奏。

在中國經常是青年學生站在歷史的最前端，相比之下，攻垮巴士底獄的是法國第三等級的無套褲漢，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主力軍也都是成年男女。而中國的狀況，究其原因，固然可以說青年天生有著叛逆的性格以及對正義和理想的熱烈追求，但由此也可以看到我們的可悲之處：第一，中國沒有西方式的貴族政治或元老院政治，也沒有現代的立憲政治，所以沒有民意表達的管道；第二，中國的成年人社會沒有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到了一定年齡之後就變得圓滑世故起來。我希望中國將來各方面的進步，無論社會啟蒙也好，經濟建設也好，都不再只靠青年們的熱血來灌澆。但是如果連青年也不關心國事了，開始變得老邁、圓滑和世故，就是這個民族更大的悲哀。

王魯湘：王康先生的演講中有兩點對我們今天回顧“五四”非常具有啟發意義。其一，要注意“五四”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繫；其二，要反思 “五四”作為一場啟蒙運動到底給我們帶來了什麼。有人說“五四”標誌著中國現代精神的元年，但我們要追問“五四”到底奠定了什麼樣的現代精神？“五四”先賢身上存在的先天局限，以及這場運動在後天由歷史所加設的種種限制，在今天已經引起了很多反思。我們這個有著幾千年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民族，該以什麼作為我們的精神支柱？以什麼奠定我們的現代性？如果僅以“五四”為開端是不是根本不夠？因為“五四”是先天貧血的。

王康：其實與“五四”相生相伴的還有另外一種學術思潮運動，那就是“文化保守主義”。無論是東方文化派、新儒家，還是發表了《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的王新命等十教授，都為能夠完成對中國五千年文明傳統的保存、認同和追尋付出了艱難的努力。他們所呈現出的文化心態和文化立場，與“五四”先賢們是大不一樣的。理性或直覺告訴他們，對於任何一種文化傳統都必須保持必要的同情和敬意。

文化保守主義者對待西方文化的態度也有所不同。“五四”先賢們太急功近利，在這種心態下他們拿來的絕不可能是精華，即使拿來精華也消化不了。而文化保守主義者對西方文明的接受就不那麼偏頗，比如馬一浮，精通七國語言，《資本論》就是由他引入國內的，他還翻譯過《雙城記》、《堂吉訶德》等；再比如包括吳宓在內的美國新人文主義者白壁德的幾位中國弟子，他們知道在西方文明的光譜中不僅只有科學和民主這兩種元素，還有人權、人道主義、宗教關懷、終極關懷等等。

況且民主和科學本身也是一柄雙刃劍。民主，前有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雅各賓專政作為教訓，後有1933年德國納粹党通過民主選舉上臺引發的毀滅性後果。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本身就是“科學萬能論”破產導致的悲慘結果。可是“五四”卻把民主和科學作為兩面最大的旗幟，在我看來這兩者甚至都不是西方文明當中最重要的東西。

提問一：請問儒家傳統對幾千年的中國專制是否要承擔某些責任？

王康：我認為孔子所代表的儒家人文主義精神，其實是一劑防範中國走向絕對的、不可救藥的專制主義的良藥。幾乎任何一種文明的歷史都要經過從專制走向自由、從野蠻走向文明的過程，這個過程既可以被外來文明影響，也可以被本民族內部的某種張力或衝突影響。在中國，能夠避免秦始皇式的皇權專制的因素恰恰是孔子所代表的儒家精神。

提問二：如果說歷史的發展存在必然性，那麼“五四”時期的思想潮流是不是當時中國的唯一出路？如果不是唯一出路，您覺得另一種出路是什麼？如果沒有另一種出路，對“五四”人物及其思想提出質疑的意義何在？

王康：在當時的環境下“五四”精英們的選擇餘地確實很小，他們的選擇實際上也是被選擇和被刺激出來的。說的更極端一點，“五四”的演員在中國，劇本和導演卻在國外，一開始也許是在巴黎，後來是東京，然後是莫斯科。“五四”知識精英宣傳的所有口號，包括民主和科學都來自西方，他們的一些日記、書信等，基本上也充斥著當時美國、日本、歐洲以及俄國流行的觀念用語。總之，“五四”沒能預見和指導未來中國的思想文化，沒能給我們提供足夠的精神遺產，更沒能對人類的文明提出過相應的警戒。

相反，俄國白銀時代的知識份子沒有做歷史的弄潮兒，他們知道制止不了即將到來風暴，也不願參與其中，於是便返回到自己的內心。然而七十四個年頭過後，這些白銀派重新跨過歷史的鴻溝，成為俄國現代精英們的巨大的精神支柱，同時也極大地豐富了歐洲乃至整個人類的文明。我並不認為以歷史條件為藉口就可以把 “五四”運動當中的很多局限性看作是理所當然的，想想蘇格拉底和希臘、彌爾頓和英國、雨果和法國、屠格涅夫和俄國，他們的國家當時也充滿苦難，但他們沒有詛咒自己的民族。

王魯湘：十九世紀末李鴻章面對滾滾而來的西方思潮，感歎中國正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如今變局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回首這場變局，“五四”無疑是一個重要關節。“五四”的一個重要貢獻是中國開始重新調整對西方先進文明的姿態，今天在世界圖景中審視“五四”，我們的反思也許會更理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