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康
當今世界上有兩大民族，都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他們的起點不同，道路各異。美國人的征服是用勞動者的犁進行的，而俄國人的征服則是靠士兵的劍。
——[法]托克維爾
一道幃幕正在西部拉開。中國最後一片高蹈隱逸的空間早已遁跡，西去的帝王、使臣、將軍、高僧、壯士、商旅、歌者、囚徒和麗人也已永遠音塵斷絕；即將降臨的是另一種哲學、另一套話語，另一派景觀、另一類演員。莽蒼西部正在迎候一次空前的洗禮。
這種洗禮已經施行了三百多年，“它創造了完全不同於埃及金字塔、羅馬水道和歌特式教堂的奇跡；它完成了完全不同於民族大遷徙和十字軍征討的遠征。……它使農村從屬於城市，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業民族從屬於工業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⑴這種施洗，以物質的名義，挑戰了精神；以自由的名義，統一了世界；以人類的名義，掠奪了自然。這種施洗，最終彙聚成人所共知的“世界潮流”，汪洋恣肆，方興未艾。
土地－空間是民族生命的搖籃，是民族靈性的淵藪。對自己土地－空間的感戴和敬畏、了悟和眷顧，是偉大民族履行天命的永恆前提。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西部是一個古老而簇新的偉大空間。在對亞洲大陸這塊腹地規劃動手前，稍事沉思毗鄰壤接的俄羅斯和大洋彼岸的美利堅的相關經驗，稍事沉思當代中國與世界大局的相關情勢，以引起對西部大開發的歷史沉思，當不是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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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與西歐殖民者沿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向全球擴張同時，俄羅斯開始建立統一國家並向東推進的歷程。在此之前，西元988年決定接受拜占庭東正教、1237年蒙古人的入侵以及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後自居為新的“上帝城”等歷史事件對俄羅斯命運發生了深刻影響，俄羅斯從此與西方正在經歷的宗教革新、文藝復興、工業革命、政治啟蒙和社會現代化運動之間，出現了巨大的反差和歷史斷層。
俄羅斯人民用了近五個世紀，沿著伏爾加河，翻越烏拉爾山征服了烏克蘭和西伯利亞，直到十九世紀末，建立起羅馬帝國崩潰以來最龐大的沙俄帝國。當夜幕降臨波羅的海的聖彼德堡時，太平洋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威)才剛剛迎來東方第一道曙光，──俄羅斯人民征服茫茫草原“瀚海”的史詩壯舉，是與西歐全球擴張方向不同性質迥異而同樣重大的歷史性事件，成吉思汗、拿破崙和希特勒等一度稱霸歐洲的征服者最終兵敗冰封雪飄而遼闊無垠的俄羅斯，反證出俄羅斯巨人的無窮潛力。十月革命在俄國的勝利，不僅是一種主義的勝利，不僅是源於西方而又異於西方資本主義主流文明的馬克思主義的勝利，也是對西方世界一統天下的全球化進程的挑戰，是對西方基督教現代化施洗的歷史性整體拒斥。
從三十年代初開始，為了把西伯利亞建成戰略大後方以維持國家穩定和安全，以適應“世界革命”和“世界戰爭”的需要，蘇聯開始實施工業東移和重點計畫投資政策。近1,500個大型工業企業和一千萬居民撤往馬拉爾、伏爾加流域和西伯利亞。秋明取代歐洲境內的巴庫成為全蘇最大石油天燃氣中心，蘇聯石油產量40年後首次超過美國而躍居世界首位；西伯利亞克麥羅沃州成為蘇聯第二大煤炭和冶金基地；以伊爾庫茨克為中心的安加拉－葉尼塞河地區則成為蘇聯有色金屬、木材加工和化工合成原料的重要生產地。與此同時，蘇聯每年分配幾萬名大學畢業生到東部，又把大批東部幹部、專家抽調到西部或送往國外培訓。1944年組建蘇聯科學院西伯利亞研究所，1957年組建蘇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以及修建科學城新西伯利亞等措施也為提高西伯利亞地區整體科學文化發揮了重要作用。1975年，蘇聯工農業總產值一度上升到美國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成為世界上唯一可與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
蘇聯橫跨歐亞大陸，在向東西方交替退卻和擴張的歷史宿命中錘煉出一種普世拯救哲學，並以工業化、熱核力量和太空技術的煊赫成就令整個西方驚訝顫抖。
然而，蘇聯在登峰造極的時候卻戲劇般地坍塌了。
歷史表明，蘇聯領導人始終沒有建立起與其偉大目標相稱的國家制度，沒有建立起不僅高於舊俄國、而且高於西方的民主政治和物質成就，沒有建立起符合人類整體利益和全球化進程的真正進步的現代文明。
歷史表明，列寧痛斥過的“俄國各族人民的監獄”的舊俄毒瘤──沙皇專制主義和大俄羅斯主義──在革命後七十多年中並未被割除。蘇聯領導人並未讀懂“土地－民族”的血肉文本，他們企圖用一種虛假的“聯邦制”代替沙俄帝國；用消滅民族特色和民族差異的方式解決民族問題；用俄羅斯語言、文化和歷史同化非俄羅斯民族；用“新的歷史共同體——蘇聯人民”、“蘇聯公民”、“蘇聯國家”的名義改造各族人民。從二十年代末開始的農業集體化、三十年代的政治大清洗到四十年代反法西斯戰爭時期，烏克蘭人、波羅的海人、車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伊人、巴爾卡爾人、卡爾梅克人、日爾曼人、猶太人、韃靼人和哥薩克人等民族先後被以“民族分離主義”、“背叛蘇聯”、“分裂蘇聯”、“富農路線”等罪名強制集中、流放、遷徙、驅逐，被取消民族自決自治權、土地權和公民權，各民族大批上層人士和代表人物被監禁或屠殺。革命承諾的各民族的平等與繁榮讓位於虛幻的“世界革命”、“國家意志”和“黨的路線”，千百年來各民族賴以生存和自豪的民族宗教、文化、語言、生活方式遠未得到應有的尊重和保護，而被視為舊時代的象徵，成為國家進步的障礙。
從斯大林到勃烈日涅夫，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裡，蘇聯統治集團對各非俄羅斯民族長期實行政治歧視、經濟掠奪和文化奴役，列寧曾痛加斥責的沙皇俄國的反動民族政策，被原封不動甚至變本加厲地繼承下來：
俄國即使在和平時期，在更加野蠻的、中世紀的、經濟落後的、軍事官僚式的帝國主義基礎上，也打破了民族壓迫的世界紀錄。
歷史表明，由於全盤拒斥西方文明，總體否定西方文明的巨大進步意義，並因此拒絕給予蘇聯各族人民以自由和民主權利，蘇聯社會生活和經濟發展長期處於停滯和匱乏，最終陷於破產。曾經是歐洲糧倉的俄國竟然在革命幾十年後需要每年從西方進口馬鈴薯、小麥、大豆和黃油。蘇聯領導人可以憑恃其強大的軍事力量在聯合國敲著皮鞋與西方叫板，可以憑恃人造衛星和太空船向全世界炫耀；可以憑恃“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老大哥霸權向社會主義各國和第三世界揮舞指揮棒；還可以憑恃其“有限主權論”出兵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蘇聯人民卻必須常年為生活必需品排隊企候，占世界陸地面積六分之一的蘇聯國土竟然難以養活僅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三的蘇聯人民！
蘇聯的厄運和悲劇在於，太迷戀於自身獨特命運與使命的虛擬神話，太受制於地緣政治的桎梏，太沉溺於引領和拯救人類的烏托邦狂妄，也太低估和忽視了西方文明的深刻意義和強大影響。在付出了極為高昂的代價、擁有世界上最大一片土地－空間後，蘇聯人並沒有、也不可能在自己遼闊廣大的土地上建立起不是使人畏懼、而是令人欽佩的人間天堂，沒有在將近一個世紀的壯烈奮鬥後實現人類自由繁榮的崇高理想。俄國人民到頭來必須共同咽下理想幻滅、偶像塗炭的苦果；必須共同承受分崩離析、民生凋弊的可悲現實；必須從西方和全世界重新學習現代化的步伐，重新沉思自己的命運和使命，重新為個人的生存和國家的尊嚴而投入艱辛漫長的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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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幸運和得天獨厚已是歷史學的常識，歷史之手是在歐洲處於全面上升勢頭並向全世界擴張之時把兩大洋之間那片遼闊膏腴之地交到歐洲的冒險家手裡，歐洲迅猛發展的精神和物質力量有了一個嶄新的巨大舞台。美洲的發現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無論怎樣估算其價值，都不過分。而同樣重要、甚至更有啟示意義的是，從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末一百餘年間，獲得獨立的北美人民嗣後通過對西部邊疆的拓殖，不僅成功地移殖了歐洲先進文明，推進了政治民主，加速了社會民主的出現，而且以其巨大的物質財富和朝氣蓬勃的民族精神刷新了舊歐洲的歷史紀錄，並一舉塑造了現代美國的雛型。與俄羅斯人民征服大草原一樣，美國西部開發堪稱世界史上的奇跡；與俄國命運不同的是，這一奇跡穿越二十世紀，以其獨具的生機與活力繼續幅射於世界。
勿庸置疑，中國不會正面評價美洲殖民者販賣非洲黑奴的血腥記錄，不會正面評價美洲西部拓殖者對印第安人實行種族滅絕和隔離的野蠻暴行，不會正面評價與西部開發並非無關的美國的帝國意識和霸權主義；但這一切絲毫不應妨礙遵循“實事求是”精神的中國人運用豐厚的民族智慧、時代理性和大國胸襟，客觀看取那個望洋而居的年輕大陸的發展歷程。誠如錢鐘書先生所言：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再由此反思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先知般預言於今尤熱的“全球化”浪潮，以為中國西部開發的他山之石，予取予棄，最終求其在我，應當不是心機枉費。
美國西部拓殖的最大背景，是人類活動全球性階段的來臨。地理大發現首次把“全球觀念”和“人類意識”引入歷史。在此之前互相隔離與封閉的世界逐漸為一個相互聯繫、依存和影響的統一的世界圖景所取代，整個地球的地理分佈首次被勘定和繪成地圖。美國的幸運首先在於，作為後來者，他們成功地擺脫了歐洲中世紀蒙昧主義和封建專制制度的歷史枷鎖，成功地繼承了歐洲現代化歷程中積累的正面經驗。美國西部開發是那個時代最富冒險精神和進取意志的文明人群與地球上一片最豐饒廣闊的土地的偉大遇合，儘管其中有屠殺印第安人的野蠻暴行和資本主義的血腥紀錄，但它仍然無愧為迄今為止人類征服自然的經典作品之一。
遷徙流動是人類的天性和命運，古代蠻族、征服者、探險家、西方十字軍和東方蒙古鐵騎都曾在地域與空間的變換中扮演過世界舞台的不同角色。但是在美國西部開發之前，從未有過如此規模的遷徙，成千上萬的男女一代接一代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往一個既定的方向遷移，從未有過這麼多人沒有號召沒有鞭策，不是為了設防或充實邊戍，甚至不只是為了發財，而是抱著使徒般的虔誠和朝聖者的堅貞，懷著對自由的神往和實現生命最高價值的衝動，帶著《聖經》和斧子匯入西去行列，去履行上蒼昭示的天命。
●向西推進，涉及到從阿利根尼山脈到太平洋沿岸整個區域，其面積相當於美國最初十三個州的7.5倍；即使以密西西比河為界，向西推進的領土也超過1783年建國初期美國領土的2.6倍；西部開拓過程先後創建了31個新州，美國國家版圖得以基本界定，一個瀕臨兩洋，縱貫南北美洲的國度得以誕生；
●西部拓殖促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遷徙，並與生產資料結合成偉大的經濟開發運動，實現了人類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生產力的偉大解放；
●西部開發，不僅實現了美國近代農業革命，而且帶動了相關產業的迅猛發展，大大促進了美國商業資本主義向工業資本主義轉變的速度；加速了美國東海岸資本、技術和勞動力向西轉移的進程；
●西部開發促進了“小麥王國”、“棉花王國”、“畜牧王國”和“黃金王國”的興起，奠定了美國第一產業(農業)和第二產業(工業)交互促進發展的雄厚基礎，確保了美國基本產業理性分佈和均衡發展的框架；
●西部開發帶來美國交通運輸業的飛速發展，著名的“坎伯雷大道”將成千上萬的移民和物資源源不斷地運往西部；1830年建成的從巴爾的摩到俄亥俄的鐵路只有13英里，半個世紀後(1880年)，美國已建鐵路達150086公里，接近整個歐洲鐵路總長度；把哈德遜河與伊利湖相連、全長363英里的“伊利運河”將東部第一大港紐約同整個東北地區連結起來，又經過五大湖與整個中西部連為一體；
●西部開發最終促成了美國歷史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美國國內市場的統一。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美國國內貿易大約等於對外貿易的20倍，甚至超過了世界各國對外貿易的總和。無論東方還是西方，亞洲還是歐洲，沒有一個國家像美國那樣，其國內需求被刺激到如此令人羡慕的程度；
●西部開發豐富和推進了美國式的民主制度。西部三十幾個州作為“平等成員”加入聯邦，在國家立法機構中形成了一個與南部、東部和北部在利益上不盡相同的區域集團，從而直接改變了美國國家權力中地域力量的對比，並對其立法活動產生了深遠影響(美國眾議院席位按各州人口比例分配,參議院名額則按州權平等原則選派),西部還培育和推舉了如湯瑪斯•傑弗遜、安德魯•傑克遜和亞伯拉罕•林肯這樣優秀的總統；傑克遜以“多數統治原則”聞名美國政治史，林肯不僅反復重申“人人生而平等”的“不言而喻”的真理，而且提出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模式，並堅持“勞動高於資本並應當受到無與倫比的最高的尊重”的信條；西部俄亥俄州在60年間為美國輸送了8位總統，3位最高法院大法官，35位內閣成員；最早給予婦女選舉權的是西部而不是東部。
……
關於美國西部拓殖，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都曾給予極高的評價。義大利歷史家羅利亞認為，美國從東部向西推進的歷史，每一頁都能發現社會進化的記載，他斷言：“歐洲枉費了好幾個世紀的功夫去尋找一把揭開歷史之謎的鑰匙，原來這把鑰匙在美國，這個沒有歷史的國家卻光輝地揭示了世界史的進程”。⑵卡爾•馬克思和弗裡德里希•恩格斯也曾高度關注大西洋彼岸發生的歷史性變遷：“在英國需要數百年才能完成的那些變化，在美國只有幾年就發生了”⑶，北美大陸成為“經濟學研究者最感興趣的對象。”⑷美國西部開發大功告成後的1925年年底，還是蘇共領袖之一的托洛茨基用幾乎是豔羨的口吻描述了資本主義美國的經濟實力：“美國人口約占全世界人口的6%，生產的糧食占21%，其他穀類作物占32%，棉花占52%，木材製品占53%，生鐵占62%,鋼占60%,紙占57%，鉛占46%，石油占72%。全世界38%的水力資源，59%的電報電話線路,40%的鐵路和90%的汽車都屬於美國，美國擁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物質財富。”⑸
不應忽略的是，美國西部確實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優勢。美國本土約300萬平方英里，可耕地高達40%，中國領土面積略大於美國，但可耕地僅占10%，而美國可耕地80%以上集中於西部；大陸冰塊曾六次來回於美國中西部，使整個密西西比河流域和中西部都覆蓋有肥沃鬆軟的沃土；美國處於北溫帶，年平均氣溫在華氏40－70度之間,中西部處於第100度子午線以東,年平均降雨量在20英寸以上，正是農業生產所適宜的雨量；美國295條大小河流中可供航行的水路約26,410英里，其中有145條河流20,730英里可航水路分佈於西部，密西西比河遍及從阿帕拉契脈到洛基山脈之間21個州，其流域面積達125萬平方英里，占美國本土總面積40%，其總排水量3倍於聖羅倫斯河，25倍於萊茵河，380倍於泰晤士河；中部大草原堪稱世界上最大最好的“天然牧場”；此外，西部煤、鐵、鋅、石油、石灰石和黃金、白銀等礦產資源也極為豐富，巨大的資源構成西部開發的巨大物質前提。
同樣不應忽略的是，美國西部拓殖確非事先設計規劃的產物，但美國聯邦政府也絕非可有可無或無所作為，事實上，從《獨立宣言》基本原則導引出的以“公共土地”和“宅地法”為核心的西部政策系統（《土地先購權法》，1785年、《土地法》，1800年、《新土地法》，1804年、《地價速減法》，1854年、《宅地法》，1862年、《鼓勵西部草原植樹法案》，1847年、《沙漠土地法》，1877年等）對於美國人民開發西部時的“歷史首創精神”發揮了重要的鼓勵和推動作用。
十九世紀末，聯邦政府組織美國陸軍工程師團會同有關高等學院、科研機構以及企業集團進行聯合研究，共同制定出密西西比河水利交通發展規劃，是西部開發中政府作用的典範事例。美國國會1933年通過《麻梭淺灘與田納西河流域開發法》、1961年美國政府頒佈《地區再開發法》、1965年美國政府頒佈《公共工程和經濟開發法》、《阿巴拉契亞區域開發法》等政府法規，繼續對中西部發展作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二戰前後，美國在中西部優先發展了軍工、原子能、電子、通信設備、生物製藥以及航空航太和電子等高科技產業，對“陽光地帶”實行農業財政補貼，並制定一系列優惠政策，引導資金、技術和人力繼續向中西部移動。
美國西部開發具有人本學意義的成果，是一種新精神的出現和新人的誕生。凡是親身參與或深入思考過西部開發的美國人，都把美國西部看成一個象徵、一個神話、一個充滿挑戰和奇跡的烏托邦、一個連結“文明”與“野蠻”、“人類”與“自然”的花園帝國。
美國早期政治家本傑明•佛蘭克林、湯瑪斯•傑弗遜等很早就相信一種“命定擴張論”(Manifest Desting)，他們預言說，歐洲的未來寄託在美洲，美國將成為希臘、羅馬、西班牙、英吉利之後的世界權力的繼承者，從今以後，踏上北美土地的將是世界上從未有過的第一流的人民。
傑弗遜的密友、林肯的堅定支持者、西部作家和發言人威廉•吉爾平以一種啟示錄的方式指出了美國人民的“天命”：
美國人民的無可推讓的命運是征服大陸──沖過這片廣闊的土地直達太平洋──以激勵它的千百萬人民，使他們振作起來…──以鼓動這些蘊藏著巨大力量的群眾──在人類事務中建立新的秩序…──使老朽的民族獲得新生──…驚醒萬年的沉睡──把新的文明傳授給古老的民族──確認人類的命運──把人類的事業推向頂峰──使停滯不前的歷史重新啟動──使科學得到完善──用和平的征服來裝飾歷史──在人類身上灑上燦爛的新光榮──把全世界團結在一個大家庭中──瓦解專制而頌揚慈善──寬恕沉重地壓在人類身上的咒語，把幸福之光灑滿全世界！⑹
美國大詩人沃爾特•惠特曼曾宣稱，他將為“跨越密西西比河的地區、大平原、洛基山脈和太平洋斜坡”而寫，為西部“自由健康的生活、簡單的膳食、潔淨而甜蜜的山泉、輕鬆而莊嚴的面容、明澈的眸子和健美的體格”⑺而寫。美國詩人用“GO TO THE WEST”喚出了他們心目中的西進先驅者形象：舊世界的人民已經迷失方向，惟有年輕而精力充沛的先驅者越過了高山征服了荒野，通往西部通往太平洋的歷程把人類帶到一個新紀元，一個嶄新而光輝的大時代。
美國西部文學之父詹姆士•庫珀以《開拓者》、《最後一個莫希幹人》和《大草原》幾部小說獻給美國新的民族英雄：農民、山地人、伐木工、牛仔等，他們充滿男子漢英雄氣概，不理睬“文明”社會中的一切教條和虛飾，他們通過高山、森林、山谷、平原和河流而敬畏自然和上帝，他們由此滋生出一種寬廣的心境和淳厚的道德，可以發現人類真正偉大可愛的事物，並為之奮鬥。
西部開發最終為美利堅合眾國的統一奠定了基礎。輝格党人傑索普•司各脫認為，密西西比河流域形成的巨大內陸河網和縱深一萬英里的鐵路以及縱橫綿延的森林田野將使全體美國居民休戚相關，品性相通，情同手足，不可分割。道格拉斯和林肯這兩位西部政治家曾為捍衛國家統一而感情衝動地指出：
合眾國人民所擁有並居住的地球表面的這一部分很適合於作為一個民族大家庭居住的處所，而不宜分成兩個或更多的國家。
萬能的上帝將山河平原作如此的安排以表明這片土地永遠是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不能讓任何人試圖割裂神聖的天意所施於我們的不可分裂的一切！⑻
1893年，美國近代邊疆學派創立人弗雷德里克•特納在美國歷史學會發表《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性》，提出“邊疆假說”，首次對美國西部進行歷史學的總結：“直到現在為止，一部美國史在很大程度上可說是對大西部的拓殖史。一個自由土地區域的存在及其不斷的收縮，以及美國定居地的向西推進，可以說明美國的發展。……只有把視線從大西洋沿岸轉向大西部，才能真正理解美國的歷史”。⑼
特納特別強調西部開發和邊疆傳統對美國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意義：
那種與敏銳和好奇結合在一起的粗獷和力量；那種務實、富於創造和敏於發現權宜之計的性格；那種擅長實際事務而短於理論、但有能力達到偉大目標的特性；那種不知休止的緊張精力，那種主宰一切，為作好作歹而奮鬥的個人主義；還有那種隨著自由而來的開朗活潑與勃勃生機。⑽ 特納認為，西部開發對東部和舊世界的主要影響是：a.促進了美國人民的一種混合民族的形成；b.擺脫了對英國的依賴；c.民族主義的興起和美國政治制度的演變；d.從邊疆生活中產生了新的民族精神和極其重要的思想。最重要的是，“民主誕生于自由土地”，“美國的民主決不是出自哪個理論家的夢想，不是裝在蘇珊•康斯坦特號船運到維吉尼亞的，也不是由五月花號載到普利茅斯的。民主堅實、強大、富有生命力的姿態來自美國森林和原野，每次接觸到新的邊疆，它就獲得新的力量”⑾，特納作為美國西部神話最虔誠的信奉者，曾滿懷激情地宣稱：
在我們這片廣漠的草木叢生的大陸上，緩緩流進了第一代歐洲拓居者。歐洲人、歐洲的風俗習慣及思想滲入了美國的原野，這偉大的西部將他們摟入自己的懷抱，教會他們以新的眼光去看待普通人的命運，訓練他們適應新世界的新環境，以及為滿足新的需求而建立起來的新的制度與機構。……只要有這樣一片位於文明世界邊緣的原野向一切被壓迫的人們、一切身心健全並願為自己創造一個落腳之處及謀生之道的人們敞開大門，那麼就不會有嚴重的社會問題。一旦東部的社會開始失去對民主理想的信仰，一旦社會有分裂為不同階級的跡象，她，西部，就會開放新的空間，以其豐富的物質寶藏，以其淨化靈魂的土地建立起新的民主，使美國重新發展。西部是一眼神奇的青春之泉，美國始終沐浴於其中，並不斷恢復活力。⑿ 然而，美國的資源和邊疆並非無限。二十世紀初葉，美國已經開始由於“西部的消失”而陷於有限資源的激烈競爭。“西部神話”逐步讓位於各種新興力量的協作和綜合發展。這一認識反映了美國社會新的歷史轉型，並形成美國進步政治家的新的政治哲學。它成為資源保護政策和希歐多爾•羅斯福的“公平待遇”的“反托拉斯法”的基礎；形成了伍德羅•威爾遜試圖以遏制工業壟斷以保證個人擁有經濟發展機會的“新自由”；影響了佛蘭克林•羅斯福制訂“新政”，以政府必須為人民提供過去由邊疆這道“安全閥”所提供的安全和機會為“新政”的前提；促成了哈裡•杜魯門的“公平施政”與約翰•甘迺迪的“新邊疆”，二者都力圖經由立法而非擴張的社會秩序下的自由企業未提供優良的物質生活；啟發了林登•詹森的“偉大社會”中國家對社會各種需要的關懷。佛蘭克林•羅斯福曾用如下語言總結美國後邊疆時代的哲學：
我們再也不能逃到一個從未開發過的地區：我們必須成為我們的環境的主人。……絕對的必然性已經迫使我們拋掉過於愜意的迷信，不可迷信美國的國土不可思議地幸而具有各種免疫力可以消除經濟失調，也不要迷信美國人的個人主義精神──大家都單幹而不依靠政府的合作──可以經受並抵制各種形式的經濟混亂或危機。⒀
無論如何，作為一種歷史運動，美國西部開發已于上世紀初停止，其正面和負面的影響已永久性地沉澱在美國民族性格和國家制度當中。其最重要的啟示，是如何充分而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文明的資源，將發財的衝動、夢想的激情、改變命運的願望和創新歷史的雄心壯志對接於那冥冥之中的“天命”，對接於那雖然最終會消散卻已永載青史的“神話”，從而避免愚蠢的失誤和難以補救、不可寬恕的悲劇以及低級形態的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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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美三大國之間，無論有無可比性，但在合理認識和開發上帝分配的土地－空間上，都有各自的歷史責任，也有可資相互借鑒、啟示的經驗教訓。
與俄羅斯東部和美國西部不同，中國西部自古不是國家文明重心之外的附屬地帶，也不是一片未開墾的處女地，它沒有西伯利亞遼闊，也沒有美國西部肥沃，但它擁有俄羅斯和美利堅所沒有的獨特景觀和位勢。
這裡不僅有世界的制高點──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它是哺育四分之一人類、滋潤亞洲大陸的萬古淵源，是中華民族母親河黃河、長江的萬古源頭，是中華民族生息繁衍的天然屏障，是中華文明的偉大搖籃，而且擁有世界十字路口──古代歐亞軸心文明的交匯處，擁有世界文明遇合交融的歷史長廊──絲綢之路，擁有從西周到漢唐中國若干古代王朝的幽靈，擁有東方主要宗教與雪域高原參天化育的神奇史詩，還擁有兩千多年來世界可持續發展的不朽典範──都江堰水利工程,擁有使中原文明(更遑論東部沿海文明)黯然失色的神秘燦爛的三星堆上古文明，以及可與“出埃及記”相媲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阻斷了日本法西斯鐵蹄的中國抗戰大後方。
然而，近五十年來，近五百年來，中國西部畢竟沉寂了，落伍了。它遠離海洋，遠離世界現代文明浪潮，甚至也與東部沿海迅捷延伸的路向漸行漸遠。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西部開發作為中國當令主題的訊息一旦由傳媒發佈，神州大地確也為之一振。它像一場姍姍來遲的壓軸戲，因主角缺席而無法啟幕；它像一柄籠統的路標，卻向國人發出一個歷史性的昭示：到西部去，我們也有一個西部，那也是一個偉大的空間。
中國上世紀最後二十年的改革、開放，是將反復被中斷的現代化進程加以連續並往前推進的努力，也是將中國帶入世界現代化潮流並保持自身特色的努力。中國從上到下獲得一個共識：由於入侵、起義、造反、失誤、浩劫、動亂，中國對歷史挑戰屢屢作出錯誤的判斷，多次喪失民族復興的契機，中國必須迅速吸納世界先進文明，在相當時期內，中國之需要世界畢竟急於大於世界之需要中國，中國是世界的中國。
只有攸關全球利益、影響人類文明而又獨具區域或民族特色的事件才可能成為21世紀世界級的大手筆、大思路和大戰略。
因此，經濟和科學技術全球化理應成為中國西部開發最廣闊的時代舞台、最理性的歷史視野和最嚴肅的評價系統。事實上，在國際經濟合作日益密切條件下，土地、資源、資金、人口、發展、增長和現代化目標、模式乃至傳統國際法和主權概念都在而且繼續發生深刻的變化。
西部開發不僅僅是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從“第一個大局”（東部發展）向“第二個大局”的歷史性轉進，其本身就是一個偉大的使命。近代以來，中國現代化的深層困境就不在東部，而在西部；中國現代化的民族－土地基礎，主要在西部而不在東部；中國現代化的全面實現和中華民族的全面復興，最後的依託和希望，也是西部而不是東部。西部開發是歷史留給中國人的天命。一切真正偉大的歷史運動大都是一種宏大的天地自然結構與一個大國國民的偉大遇合，是一個偉大民族感受和履行新的天命並由此創新歷史的奮鬥歷程，它賦予所有的經驗和細節、所有的活動和指標以象徵和神話的光環，使所有參予者在改變一己境遇的奮鬥中領略到人類和民族共同體固有的長久博大的傳奇般的命運，從而根本擺脫現代化過程中難以避免的異化處境，實現人性的自由發展和全面複歸。
這種象徵和神話，完全不同於上世紀中葉產生于個別領導人大腦的烏托邦迷妄，那種以“革命”和“戰爭”為目標的發展模式及其哲學，正是今日中國西部開發首先要摒棄的歷史殘渣。當代中國的幸運、中國西部的幸運，在於已有整整一代人在相對開放的社會中成長起來，在於一個開放的日新月異的世界將為我們提供前所未有的機緣，讓西部開發作為中國現代化的重頭戲堂皇排演。
開發中國西部極為豐富的礦產、水利、生物多樣性、生命基因和旅遊的巨大資源，而又不因各種局限性鑄成無法補救的大錯，必須廣泛借助能夠理解且願意善待中華的國際力量。西部開發應當成為中國與國際先進文明全面對接、中國與世界全面合作的最大特區。根據世界經濟分工趨勢和中國國家利益的具體要求，將西部劃片建立不同類型、不同內涵、不同區域的國際合作開發區，不僅符合現代國際合作慣例，有利於世界經濟全球化，而且符合中華民族的大國胸襟和長遠利益。中國人在自己國土上直接參予和領導一項巨大的國際合作、一次具有世界意義的偉大開發運動，將大大增進中國與世界的相互瞭解，增長中國人民參予世界級開發工程的見識才幹，增強中國人為人類作出應有貢獻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西部之於中國，是在正常和非常情況下可資寄望的主要生存、發展空間。困擾當代中國、關涉中華民族生存前途的幾乎所有重大問題（人口、糧食、能源、土地、生態、交通等）無不只有通過西部開發才可望得以緩解。而作為歷史性運動的西部開發的前提和主軸，是由東向西相當規模的國內殖民運動。
向西殖民，是中華民族在未來歲月中生存、發展並改變自身政治、經濟、文化和人口格局，從而改變歐亞大陸乃至世界相關格局的歷史運動；
向西殖民，是中國人由世俗功利性商業命運轉向回歸自然、創新歷史，重新塑造和豐富民族精神和民族品性的莊嚴使命；
向西殖民，是中國青年一代超越物質享受型和精神虛空化的現代工商社會人性異化，重建淳樸、健康、高尚和神聖人生的天賜良機；
向西殖民，是中國社會不僅利用“看不見的手”──市場經濟以強化經濟活動能力，更以“勞動創造世界、創造人類本身”的偉大法則，在雄渾西部的開發中更新現代化理念，實現個人自由和社會民主的偉大實踐。
欲實現西部開發的偉大目標，推進西部殖民的歷史運動，必須超越東部發展的既有經驗。可為大部分中國人認同、具有現實操作性和持久效應的國家政策，是以土地資源為核心的西部開發的土地改革。
“耕者有其田”不僅是中國自古以來農耕文明的理念和法則，也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必由之路之一，是仍然占居中國大多數的數億農民的不言而喻的夢想和要求。俄國十月革命的“和平、土地、麵包”口號和中國共產黨的“土地革命”政策，蘇聯“集體農莊”和中國“人民公社”制度，已經從正反兩面證實了土地對於人民和歷史的決定性意義；美國的“公地出售”和中國的“家庭責任聯產制”對二十世紀美國和二十一世紀中國的發展，同樣具有不容置疑的歷史性意義。
在現存制度條件下，對西部開發、首先是對土地資源開發的殖民先驅提供法律確認和保護的土地使用權和所有權，將對中國一再推遲又無法繞開的“產權革命”發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惟有成千上萬具有進取精神和經濟實力的投資者不只是前往西部洗錢淘金掠奪，而是將其資金、事業和身家性命押給西部，並體面地獲得經濟和人生的酬報；惟有當他們的先驅地位為全社會所首肯和頌揚，他們作為民族精英和時代候鳥上升為象徵和神話而不朽；惟有他們的子孫後代在他們開闢的新邊疆成為土地主人並創造出令世界豔羨的新的物質和精神家園時，西部開發才有了屬於自己的血肉文本，歷史桂冠才會降落在這片奇跡叢生的土地上，中國人才會由此感受到天命眷顧的幸運和榮耀。
美國人正在以他們的哲學和利益重新思考和制定新世界秩序，俄羅斯新的權力結構正在整合他們的思想和力量，世界正在迷茫和浮囂中喘息，中國也正處於新的十字路口。
中國也許會成為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特殊大國形態。“走俄國人的路”、“全盤西化”和“走自己的路”曾成為二十世紀中國的三種選擇。如果沒有西部，沒有西部開發的時空天地，中國很可能繼續執於一端而陷於民族生命的渙散以至分裂，中國現代化的整體成本依然會分外高昂。中國在向紅色、白色列強求教的艱難歷程中，總是創傷多於友誼，教訓勝於經驗，失敗超過成功,中國永遠只是一名遲來者、摹仿者和被動者,最多是一名令人側目的挑戰者；殊難成為一名建設者、合作者，甚至一名領導者。
毫無疑問，需要在經濟、技術、教育、金融、法律、環保、人才、增長模式、東西部合作諸方面為西部開發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系統，需要對周邊國家和地區發展現狀、西部民族關係、區間差異諸方面進行實證分析，以使所有技術性方案和步驟獲取充量的資訊、理性的支撐和政策的保障。
而富於形上哲思和天下觀念的中國人，不必統通專注于功利性安排。把西部開發僅僅當成又一輪經濟熱潮（譬如深圳、海南、北海、甚至浦東），是對西部及西部開發最嚴重的誤讀和褻瀆。
西部幅員遼闊的土地－空間給中國人最大的機遇和惠賜也許在於，對人類既有文明、政治制度和經濟形態予以一次全新的綜合，在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社會主義信念和資本主義經驗之間、農耕文明和工業文明之間、傳統社會和當代社會之間兼收並蓄，揚長避短，走出一條新路。在更本質的意義上，西部開發也許是人類克服文明異化，重返自然，實現自然性、人性和神性充實完滿的又一次偉大嘗試。
中國“天人合一”的偉大智慧和“自強不息”的不朽訓誡將在西部開發中重現其精彩，重放其光芒；中國近代化和現代化的奮鬥、尤其是中國以加入WTO為前鋒的融入世界文明主潮的努力，正為西部開發開闢更為廣闊的世界舞台；中國各階層對中國社會總體發展方向的重新關注和中國制度創新的歷史動力，都將使西部開發可能具有在世界史上有例可援、在中國歷史上真正史無前例的劃時代意義。
惟有一場刷新歷史紀錄、重塑民族精神、創新既有制度並體現當代世界發展趨勢的西部開發，才配冠以“西部‘大’開發”的美稱。
命運只對真正偉大、高尚的民族微笑。千年易過，中國的時辰正在升起，讓它在西部輝耀吧！
注釋：
⑴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32頁。
⑵楊生茂：《美國歷史學家特納及其學派》，第13頁。
⑶、⑷恩格斯致尼•弗•丹尼爾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33-334頁。
⑸托洛茨基：《我們和資本主義世界》（《走向社會主義還是走向資本主義》，莫斯科——列寧格勒，1926年），第31-47頁。
⑹威廉•吉爾平：《北美洲人民在地理、社會及政治上的使命》（費城，1874年），第130頁（引述1846年信件）。
⑺沃爾特•惠特曼：《草葉集》（1860年），第183頁。
⑻艾倫•詹森：《斯蒂芬•A•道格拉斯：美國政治研究》，（紐約，1908年），第481頁；亞伯拉罕•林肯：《致國會年度諮文，1862年12月1日》（《亞伯拉罕•林肯文集》，紐約，1905-1906年）。
⑼弗雷德里克•J•特納：《美國歷史上的邊疆》（紐約，1893年），第1頁。
⑽弗雷德里克•J•特納：《未來的詩人》（《特納書信檔集》，威斯康辛，《大學報》1883年），第4頁。
⑾弗雷德里克•J•特納：《西部及美國理想》（紐約，1920年），第293頁。
⑿弗雷德里克•J•特納：《美國歷史上的邊疆》（紐約，1893年），第255、267頁。
⒀羅斯福：《致國會的諮文——國顧政府的概括目標及其成就，1934年6月8日》（《羅斯福選集》，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58頁。
—— 轉自博訊 (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