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望諾曼第（中國抗戰甲子斷想之一）
一天之內，諾曼第從一個歷史－地理名詞變成了一種現代精神、一個世界概念。聰明浪漫的法國人像他們路易十四時代巴黎上流社會主持沙龍的貴婦人一樣，把當年德軍與盟軍的廝殺之地變成了當代國際社交的最大客廳，而前者與後者曾分別是法國的征服者和解放者。
當盟國二戰老兵胸佩勳章列隊跨過綠茵草坪，當歐洲各國和美俄國家元首並肩閉目為和平祈禱，當包括德國陣亡軍人在內的諾曼第全體陣亡將士的白色十字架在陽光下平等而尊嚴地接受後世人們的致意時，在猶他海灘和整個歐羅巴降臨了一個巨大的句號：歐洲自相殘殺的歷史、歐洲作為兩次世界大戰策源地的歷史，正式宣告終結。
一個多月後，一夜之間，阿道夫•希特勒最著名的謀刺者馮•斯道芬堡伯爵從昔日刺殺德國國家元首的“密謀分子”躋身為德國最偉大的愛國者之列，而與歌德、貝多芬、海涅、托瑪斯•曼等日爾曼英才永遠為伍。
從開化的希臘人、馬羅人時代以來被稱為“蠻族世界”的歐洲，被沿著萊茵河、多瑙河修築的羅馬帝國城牆一分為二的歐洲，被從什切青海到亞德里亞海垂降的鐵幕和柏林牆隔離的歐洲，終於來到了一個歷史分水嶺，在歐共體、歐盟、歐洲議會、歐元、北約等一系列戰略、政治、軍事、經濟整合之後，開始搭建民族、文化和精神價值的歐洲屋頂。一個曾經分屬不同帝國、基督教、拉丁語、十字軍、世俗王權、工業革命、殖民體系、啟蒙哲學、共產主義運動、法西斯狂潮以及各種體系、條約、同盟的歐洲，終於一齊來到了新世紀的入口處。
但丁曾希望各國君主服從于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以確保歐洲和平，皮埃爾•杜布瓦主張組成有十五個力量均等的國家構成的總理事會以仲裁爭端，格勞秀斯認為中立國家是基督教世界衝突的最佳調解人，威廉•佩恩宣導了“歐洲議會”，“歐洲永遠和平方案”的始作俑者是聖彼埃爾修道院院長，讓一雅克•盧梭、伏爾泰都把歐洲共和國的希望託付給對君主進行啟蒙教育，偉大的康德在十八世紀末就公佈了具有現代意義的永久和平構想：歐洲與世界和平只能奠基于自由國家（共和國）組成的聯邦之上，近代歐洲社會主義的先知聖西門伯爵在十九世紀初就指出，要避免戰爭與革命的恐怖，必須依靠具有“愛歐洲主義”的傑出人物。
當代諾曼第精神的誕生，讓亞歷山大、愷撒、拿破崙、希特勒、史達林一類傳統征服者兼獨裁者的“豐功偉業”嘎然而止，讓所有歐洲先知和賢哲的智慧得以繼承，讓理性、良知與和解的精神成為歐洲的主宰。兩次世界大戰的高昂代價沒有白白繳付，三千萬歐洲亡靈可以瞑目了。
在所有的因素之中，德國的懺悔和賠償成為歐洲和解和邁向一體化的歷史前提。
早在希特勒所向披靡的巔峰時代，在納粹分子高喊“德意志高於一切”而使歐洲和全世界顫慄的黑暗時代，以隆美爾元帥、勃洛姆堡元帥、德國參謀總長貝克將軍及其繼任者哈爾德將軍、維茨勒本將軍、阿爾菲爾德將軍、霍普納將軍、斯道芬堡伯爵、毛奇伯爵、伯恩斯多夫伯爵、古登堡男爵、波霍弗牧師、萊比錫市長戈台勒、普魯士財政部長波比茨、德國國家銀行總裁沙赫特博士、《反抗報》主編涅克希、律師施拉勃藍道夫、工會主席萊伯以及秘密員警官員奈比等為中堅的德國仁人志士便開始了漫長而頑強的刺殺希特勒、“拯救德國和歐洲”的英勇鬥爭。
早在紐倫堡絞刑架上，駐波蘭總督漢斯•弗朗克就發出了第一聲懺悔：千年易過，德國的罪孽難消。
歷史不會忘記納粹德國的戰爭罪行，歷史更會記住自由德國洗心革面的動人歷程。
1945年5月5日零點，第三帝國向盟國無條件投降，歐洲戰場終於沉寂下來。550萬德國人已在戰爭中死去，1,500萬德國人無家可歸，德國的命運完全掌握在戰勝國手中。
納粹工程師們發明和製造的“斯圖卡式”俯衝轟炸機、“虎式”巨型坦克、88毫米全能大炮和正在發展的核武器裝備，都落到盟軍手裡。德國的軍艦和潛艇成為堵塞港口的廢鋼鐵，齊格菲防線已淪為無數殘破的鋼筋水泥碉堡。幾百萬身著喪服的婦女再也撫摸不到她們丈夫的墓地，那數以百萬計德國士兵的墳塋已沒有標記、沒有姓氏，更沒有鮮花和安魂曲，它們分散在德國以外，從北非到斯大林格勒，從納爾維克到卡塔拉窪地……
據專家估算，每天用十列50節車廂的火車運輸，柏林的廢墟需16年才能運完，法蘭克福的瓦礫要到1978年才能清理乾淨，需要33年。
1949年12月7日，聯邦德國第一任總統特奧羅爾•豪斯在談到對猶太人的屠殺時說：“這段歷史現在和將來都是全體德國人的恥辱。”
1951年9月27日，聯邦德國第一任總理阿登納在宣誓就任時表示：“新的德意志國家及其公民只有感到對猶太民族罪惡深重，並且有義務做出物質賠償時，才算令人信服地與納粹的罪惡歷史一刀兩斷了。賠償是我們的責任，它雖然不能洗刷我們的罪惡感，卻是和解的前提！”
1970年12月，西德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殉難者紀念碑前，跪倒在堅硬冰冷的大理石臺階上，身為反法西斯老戰士，這名德國政治家“替所有必需這樣做而沒有下跪的人跪下！”德國人徹夜不眠，80%以上的德國人被強烈震撼了，產生了深沉的集體負罪感。1971年，勃蘭特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1994年8月，統一後的德國首任總統赫爾佐克在華沙起義50周年紀念會上再次請求波蘭人民“寬恕德國人犯下的罪行”。
1995年8月，德國總統魏茨澤克在紀念二戰結束40周年大會上，再次代表德國人民表示，“無論我們大家有罪與否，也無論我們是老是少，都不得不接受歷史的牽連，都要對歷史承擔責任。”
1995年6月，德國總理科爾繼勃蘭特25年後，在以色列德國受難者紀念碑前再次下跪，再次震撼了德國和世界。
德國很幸運。在上一個四分之一世紀裡，德國經由兩次戰爭和一次拙劣的革命所沒有獲得的，卻在下一個四分之一世紀裡得到了。
德國的幸運首先是美國佔領軍給予的：改變希特勒煽動和培植起來的擁護極權主義和專制獨裁的民族傾向。七十三歲的阿登納最強烈的理想，正是使第三帝國的暴政成為歷史陳跡，最好永遠被埋葬。
偉大的亞當•斯密在德國的經濟學傳人艾哈德，創造了“自由市場經濟”，使希特勒的納粹經濟和馬克思的計劃經濟同時遭到決定性的失敗，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人民的收益超過了大多數西方國家，帶來了資本主義“最美好的時光”，一舉為連續五十年的巨額賠償和對東德的兼併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希特勒在自殺前曾詛咒德國：如果戰爭失敗，這個民族也將滅亡……戰敗就證明這個民族是軟弱的民族，未來將屬於強大的東方民族。
然而，德國創造的最大奇跡卻是精神和道德的復活，民族的新生。
1946年，還在德國“最黑暗的年代”，當代德國歷史主義首席發言人、87歲高齡的弗裡德里希•梅尼克就質問道：一個民族如果贏得了全世界，卻喪失了自己的靈魂，又有什麼意義呢？梅尼克指出，德國的得救在於追溯歷史上曾經給德國帶來光明和希望的“精神與力量、人道與民族性的內在結合那樣一種偉大的思想，偉大的文化價值”，德國的命運取決於“不僅有益於本民族、也有益於人類整體”，德國只有在人道的旗幟下，尤其在天主教會和新教的“懺悔教會”（BeKennendc Kirche）的旗幟下，在善、神聖、永恆和絕對的“我們道德生涯中的太陽”之下，才有新生的希望。德國應當重新與其他西方民族“接觸”，因為德國的需要就是基督教西方的普遍需要。這位無比厭惡納粹主義、無比熾愛父親德國的歷史學泰斗，即使在最絕望最孤獨之際，也沒有放棄對德國文化和精神的信念。他堅信，由馬丁•路德、歌德、席勒、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巴哈、莫札特、貝多芬、舒柏特、勃拉姆斯、荷爾德林、莫里克、麥耶和里爾克締造的德國，絕不會被希特勒、戈林、戈培爾、希姆萊的污濁徹底敗壞。一個抒情和深思的、抽象和浪漫的、神聖和人道的、靈心善感和智性彌綸的、世界公民國度（Weltburgertum）的和民族國家的德國，必將取代仇恨的和邪惡的、極權的和獨裁的、狂妄的和戰爭的納粹德國，與歐洲和世界重新和解，融為一體。凡是堅信並沉浸於這種理想的德國人，“都會在我們祖國的不幸和山河破碎之時，感受到某種永不破碎的東西、某種永不磨滅的德國特色”。
到二十世紀末，德國已經向以色列、波蘭、俄羅斯、法國、希臘等二十四個歐洲國家賠付一千多億美元。
誰都可以看到，正是德國的痛改前非，不僅實現了自身的崛起和統一，恢復了產生過康德、歌德、貝多芬、馬克思和愛因斯坦的德意志民族的榮譽和活力，而且使歐洲和全世界的文明前進了一大步。
連希特勒德國的追隨者也真誠地進行了懺悔。
瑞士在二戰中袖手旁觀，拒絕救援前來避難的猶太人。外長科蒂說，瑞士犯下了“難以名狀的冷酷與野蠻的錯誤”；
匈牙利曾參加軸心國軍事行動，迫害過本國猶太人和反法西斯戰士。總理霍恩•久洛代表全民族向受到法西斯迫害的人們“謝罪”，請求寬宥；
奧地利曾站在納粹一邊，助紂為虐。總統克萊斯蒂爾明確地說：“奧地利是站在希特勒第三帝國一方參加戰爭的”，奧地利“不能推卸責任”。
1995年7月16日，希拉克總統在塞納河畔猶太人紀念碑前承認了法國一直不願意承認的史實——二戰時維希傀儡政府與納粹共同迫害過猶太人。希拉克說：“那些黑暗的時刻玷污了我們的歷史，是對我們過去和傳統的羞辱。佔領者的瘋狂得到了法國人、法蘭西國家的支持……我們對猶太人欠下了難以勾銷的債。”
2004年6月6日，當德國總理施羅德在諾曼第再次表示德國“沒有忘記自己的戰爭罪行”時，德國在上帝和世界面前獲得了的已不僅僅是原宥和寬恕，而是敬意和尊嚴。德國與歐洲共同贏得的是人類最崇高最珍貴的勝利：和平。
所有這些言論行動，都源於德國和歐洲良知的復活。德國的懺悔和賠償已超逾了包括猶太人在內的全體歐洲受難民族對法西斯的仇恨、詛咒、審判和清算。一個民族從空前的迷狂和邪惡中如此徹底快速地歸返文明大道，堪稱英勇，堪稱偉大。
歐洲的生存哲學和關係規則由此發生了史所空前的革命性變化，人類文明的黎明再次君臨歐羅巴。
在東方，歷史在沉寂停滯中充滿不祥、焦慮和危機，似乎有一種惡意的宿命，一種與諾曼第精神抗衡的法則，一種與歐羅巴黎明對峙的陰雲，在亞細亞上空遊蕩。
亞細亞仍然籠罩在舊時代的陰影裡，無奈地信奉著早已式微且日益遭到廣泛置疑的極端民族主義和絕對國家主義，這兩種主義正是引發兩次世界大戰、繼續誘導當代恐怖主義的非理性歷史力量。
昔日東亞戰場的受害者、侵略者、勝利者、投降者之間，雖然維持著浮表的外交、經貿關係，但完全缺少彼此認同並且服膺的價值準則和精神取向。1995年，自由俄羅斯在莫斯科主持了紀念二戰五十周年的世界性盛典，歐洲又以諾曼地登陸紀念拉開了紀念二戰六十周年的序幕。再狂熱的“亞洲價值觀”信奉者也不敢奢望，當年東亞的交戰各方能在任何一片海灘、一個半島、一爿廣場上握手言和。
辛辣的歷史反諷是，正是自詡獲得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中國和朝鮮，至今陷於難堪的分裂裡，在一種外來的哲學和世界意識裡怒目相向，完全無法從德國統一的啟示裡汲取任何靈感，不由自主地成為世界大宗軍火昂貴傾銷的市場。
東、西方歷史最讓人懸心的吊詭在於，歐、亞兩大法西斯瘟床，其病灶並未同時消散。歐羅巴的不幸和有幸都源於德國，源於它的狂妄和理性，——德國擁有偉大的基督教正義譜系和人文主義傳統，它的迷途知返有其來自。
亞細亞的不幸曾經源於日本，亞細亞的有幸卻無法來自日本。我們始終沒有一個東方的德國，在東方的全部苦難和罪惡中，我們始終沒有催迫或鼓勵出一場與戰爭罪惡基本對稱的道德懺悔和精神洗禮。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泰戈爾、孫中山兩位亞細亞文明的代表人物，曾直接究詰日本：在完成了現代工業化之後，日本究竟是做西洋霸道文明的鷹犬，還是做東洋王道文明的干城？日本嗣後的行徑遠遠超逾了他們的疑懼。七十年前，胡適曾正告日本，不要再提“中日親善”，那不啻是對中國莫大的侮辱。
張伯倫、達拉弟曾經夢想以綏靖主義（邱吉爾曾認為這是“第一等的大禍”）將納粹德國這股禍水引向蘇聯。史達林也曾企圖用一紙“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與希特勒瓜分歐洲。西方列強又聯手在亞細亞推行“東方慕尼黑”。他們都曾經玩弄了歷史，歷史也無情地予以回敬。這一教訓至今沒有過時。
七、八十年後的中國，既喪失了亞細亞先賢們的道德高度，又沾染了綏靖主義的餘毒。鼓吹“聯日抗美”的何新們和販賣“對日外交新思維”的時殷紅、馬立誠們，都在繼續著一個當年近衛、東條們的迷夢：大東亞共榮、大亞細亞主義。
當年日本法西斯軍人以180萬武士道軍人的生命沒有實現的噩夢，今天的中國戰略家們更不可能實現。
君不見，在幾乎所有方面，中日之間的鴻溝都如此深巨。一個不願懺悔和賠償而空前強大的日本，已經重新成為中國和亞洲的最大隱患，——這是中國最嚴重的誤判和失職。
有一種邏輯暗中一直主宰著許多國人的頭腦：西方亡我之心不死。這種貫穿于慈禧太后、義和團直到“冷戰”和“文革”的畸型危機感，把日本的實力和威脅都歸到美國名下。美國與亞洲的關係不是本文斷想的物件。但怨天尤人的小人作風根本缺乏理解世界歷史進程的內在前提。美國對日本的貢獻和責任都為中國所不可比擬，中國應當自問：我們對日本做了什麼？歷史甚至會問：是誰使中國失去了日本，至少失去了一個折服和尊重中國的日本？
稍事清點一下六十年來的大账，國人當可明白自己的來路、處境與去向。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各國死亡數字大體如下：蘇聯2,000萬，美國24.8萬，英國33.6萬，猶太人600萬，波蘭人650萬，日本180萬，德國550萬。中國因各種原因迄無確切數字，但總數應在3,000萬上下，高居世界之首。
中國是最早發生最後結束戰爭的國家。為守土衛國，為獨撐東亞戰局，中國軍隊參予了22次大型會戰，1,117次中型戰役，38,931次小型戰鬥，中國軍隊共有340萬軍人喋血沙場，其中包括張自忠、郝夢麟、佟麟閣、趙登禹、王銘章、戴安瀾、李家鈺等200余名將領，中國軍隊整連、整營、整團、整旅、整師成建制地慷慨赴死，其英勇壯烈可謂驚天地、泣鬼神！
中國以如此高昂的代價挽回的酬答，是如此不對稱，直到六十年後的今天，仍叫國人難以釋懷。
中國的土地沒有增加一寸，國民政府信誓旦旦欲以捍衛的一千一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而不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卻被蘇俄以“獨立”、“自決”名義分解了一大塊；中國在抗戰勝利在望時被肢解的雅爾達密約，將在二十一世紀成為東北亞發生劇烈震盪的最深惡因。
中國的國際地位沒有增加一分，作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國和聯合國締約國——而不僅僅是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東方惟一大國，到現在還被拒斥在世界七大“民主化工業國家”大門之外；
由“開羅宣言”、“波茨坦協定”等國際條約一再認定的臺灣及澎湖列島主權歸屬中國的歷史事實，非但沒有實現，反而成為困擾中國統一、再次招致中國人自相殘殺、甚至造成整個亞太地區乃至全體人類走向戰爭的边緣所在；
中國最大的轉向和變異是我們退出戰後對日事務的最大內因。抗戰甫定，中國迅即成為惟一一個走向同胞自殘、全面內戰的反法西斯勝利大國，又有幾百萬中國人的血流在抗日舊戰場。最反常、最荒誕、最可悲的後果是，這一場內戰直接導致了中美兩國反法西斯聯盟共同制裁日本的巨大歷史契機的流失，中國竟向對中國虎視了幾個世紀、侵佔了中國三百萬平方公里國土的蘇俄“一邊倒”，中國從此永遠失去以自己不可替代的文明風範改造日本的機緣和責任，中國從此只能任由一衣帶水的日本按異於中國的哲學和戰略重新崛起。在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冷戰伊始的三藩市對日媾和會議，以及所有有關日本戰後地位和前途（不可能不涉及中國主權、安全和利益）的場合，中國形單影隻，最後連配角的身份都喪失殆盡。
最讓三千萬亡靈和億兆活著的中國人深感世事荒唐的，是中國政府竟然僅僅宥于功利與時世變易而正式放棄了日本六千億美元的戰爭賠償，須知：
在民族大義和國家利益上，任何政黨、政府、個人都絕對無權單獨正式（外交、國際慣例、書面）放棄人類歷史上最大一筆戰爭賠償；
日本僅1894－5年甲午戰爭一役對中國勒索的“賠款”（連帶嗣後的“贖遼費”）就達二億三千萬兩白銀（為日本當年歲入四倍），且無論日本對中國是完全的侵略；
放棄戰爭賠償，無異於放棄對日本戰爭罪責的追究、清算和審判，無異於追認日本侵略的某種“合法性”，某種“進步性”，某種值得中國人“感謝”的“歷史正義性”；
放棄對日戰爭索賠，無異于放棄了中國人作為受害方和勝利者的雙重權利和尊嚴，無異于放棄中國人理應得到的懺悔、認罪、服輸、敬畏、尊重，無異于放棄中國人可以施予日本的審判、懲罰、教化、寬恕和永久性的防範與控制。
現在，歷史已經表明，大錯已經鑄成，歷史的懲罰總會落在那些企圖玩弄歷史的民族頭上。
曾是一片廢墟、被人佔領的日本，領土不加多（由於“北方四島”被俄國佔領），人口不加少（比戰時多出二千余萬），其人均GDP至今仍是中國的四倍，其國防開支仍是中國的兩倍，無論綜合國力還是單純的軍事實力，中日兩國都與甲午海戰和中日第二次戰爭時期大致相當。
放棄戰爭賠償，意味著中國抗日戰爭必須置於另一種世界和歷史的尺度下，予以重新敘述和評價，意味著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天然神聖性將被後起和外來的意識形態加以解構，意味著中國抗日戰爭的全部民族基礎、歷史進程、世界背景和勝利意蘊，將被另一種說辭取而代之。鑒於抗日戰爭在中國三千年歷史、尤其是近、現代歷史的極端重要性，截斷、扭曲、變形、塵封抗戰歷史，無異於全面走向歷史虛無主義、民族虛無主義和世界虛無主義。而從“反右”到“文革”的“浩劫”以及中國將來可能再需付出的代價，無不是這三種虛無主義的惡果。
日本正在“第三次開國”，中國正在“和平崛起”。單以國家口號、綱領相比，中國又比日本遜一籌。日本保持著民族和歷史的延續性，民族生命的隱秘而神聖的命運感，可以為每一個大和民族子孫心領神會甚至赴湯蹈火的莊嚴悲弘。中國雖然減少了意識形態的光環，使用了曲意示好的概念，但始終缺乏在抗日戰爭中一度煥發、噴礴而出的堅忍不拔、艱苦卓絕、成功成仁、擔負天下興亡的民族精神與氣象。
作為東方文明古國和世界反法西斯四強之一的國家，中國錯失了從天理、道德、人間法和外交、經濟、軍事上教訓、審判和引導日本的機會。無論其中有多少無法處置的尷尬因緣，中國也都難辭其咎。其中最難讓無數亡靈瞑目、讓億萬國人釋然的，是放棄對日戰爭索賠的權利。無論按現代國際法還是人類天性，沒有受到懲處賠償的罪犯，不可能真誠棄惡從善。放棄索賠，放棄了對善惡是非的追究，是對戰爭罪責的機會主義假釋。把一次人世間最莊嚴神聖的審判，消解變形成功利與謀略的訴求，其後果是為自己造就了一個重新強大卻沒有洗心革面的對手。更可悲可歎的是，無數英烈掙回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大義，由於始終沒有充實光大，而渙散於無形了。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法西斯盟國對德國的佔領和改造（包括紐倫堡審判、德國的非軍事化、非納粹化、非工業化和民主化，以及“馬歇爾計畫”等等），協助德國走出廢墟，埋葬納粹主義，實現統一，堪稱戰後最成功的歐洲重建。這一切歸根結蒂植根於大西洋兩岸所淵源的西方主流文明，植根於西方從戰爭中總結、轉化而出的積極成果，植根於對極權主義、專制主義、絕對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慘痛記憶，一言以蔽之，植根于西方文明和歷史的多元和一本性。
事情很清楚，改造和防範日本，單有美國的佔領和蘇俄的掠奪，單有“冷戰”、韓戰、越戰，能使日本再度強大，卻無法促進日本在精神和道德上的新生。只有中國可望從人類善良本性、人倫關係（完全可以推及到國家關係）和文明進程上為日本樹立矜式，中國高尚的倫理道德智慧（“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中國博大的歷史精神和天下意識（“四海之內皆兄弟”、“天下一家”、“世界大同”……），中國的仁愛、厚道、善良、悲憫……，是日本民族從一個半世紀的迷誤和墮落中悔過自新的最慷慨無私的文明資源。由於時勢變異和造化捉弄，更由於中國自身精神和道德的式微與耗散，日本因為歷史和地緣本應得到的精神引導和道德教化，始終付之闕如。除了繼續“富國強兵”、“脫亞入歐”外，日本別無選擇。
諾曼地登陸60年紀念，本是歐羅巴的家庭事務，中國和亞細亞的缺席（一個中國人贈送的“和平女神”除了表現當代國人的作秀癖外，什麼也不表明）並不格外讓人意外。但中國在時代精神上的制度卻令人沮喪。如果中國作為東方大國，能在抗戰和二戰結束60周年（2005年）之際主持（哪怕參予）亞細亞的紀念盛典，也可差強人意。勿需什麼歷史眼光的人都會斷言，這種前景完全不存在。
一個歷史、民族和世界意識都可悲地被虛無主義俘虜的國家，大概只能又一次懷著忌羨與落寞，眼看世界歷史精神壯麗而浩大的創新在異邦降臨，而望洋興嘆。
一名歐洲人（弗拉基米爾•伊裡奇•列寧）曾以“先進的亞洲和落後的歐洲”為題，試圖揭示世界歷史的新趨勢。直到諾曼地登陸60周年紀念之前，這種判斷確有其天才性。但時代風雲變幻無常，歐洲已經穿越漫漫黑夜迎來新的黎明，亞洲卻很可能還來不及輝煌就已經黯淡了。
除非我們能擊退虛無主義，除非我們在世界意識和歷史哲學上有一次真正的革命。
2004年8月8日
（歐羅巴的黎明，亞細亞的陰雲——遙望諾曼第（中國抗戰甲子斷想之一） 全文完）
此文於2010年04月03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