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共產主義是古老的俄羅斯彌賽亞思想的轉化和變形：一方面探尋神的天國和真理的完整統一性；另一方面存在著國家獨裁化和集權、蔑視人權的危險性，抵抗這種危險性，衹能依靠人的精神救贖。

　
　　——[俄]尼古拉·亞歷山大羅維奇·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的宗教闡釋》，1946年，巴黎

　　無論擁護還是反對，沒有人能否認俄國十月革命對于二十世紀乃至可以想像的人類命運所具有的劃時代意義。從世界歷史的完整性出發，十月革命才是全球近代史的終結，現代史的開端。直到蘇聯解體，世界歷史天空最奪目的旗幟是從十月革命的炮聲中升起的。

　　1844年，俄國和美國都尚需二十年才將廢除農奴制，法國史學家夏爾·托克維爾就預言道：當今世界上有兩大民族，俄國人和美國人，他們的起點不同，道路各異，卻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終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運。隨之而來的二十世紀以罕見的清晰軌跡和完整的歷史圖景驗證了這一預言。

　　更為歷史科學增添榮耀的不是對大國的崛起，而是對大國衰亡的預言，——衹有後者才更加驚心動魄地凸顯出人類本性可以期待的極限和世界歷史進程可能承載的底線。英格蘭作家喬治·奧威爾和俄蘇作家安德烈·阿馬利裏克曾同時把蘇俄鎖定在“1984”年。前者預言，蘇俄式的極權制度將淹沒全世界，人類將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警察、秘探和監視器將泯滅最後的良知和智慧。後者則堅信：接受基督教曾延緩了羅馬帝國的覆滅，但未能使其免于必然的滅亡；同樣，馬克思主義推遲了俄羅斯帝國——第叁羅馬的崩潰，但無力阻止它的挫敗。
　
　　奧威爾在1948年寫下他那陰鬱絕望的《1984》後一年（1949），蘇俄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阿馬利裏克寫下世人不屑一顧的《蘇聯能生存到1984年嗎？》後一年（1970），蘇俄海軍五大航母集群同時在世界五大洋巡艦，以紀唸列寧誕辰100周年。
　
　　與美洲新大陸的發現和美國的歷程相比，蘇俄一登上世界歷史舞臺就散發著史詩般的光輝，還沒有哪能一個國家像蘇俄那樣，一開始就以人類和世界的名義，開創著文明的新紀元。
　
　　蘇俄的成就舉世皆知：它突破了西方資本主義叁百年來一統天下的巨大危機；它把一種新的人類解放福音帶給世界，它朝《舊約》以來關于人間天堂的烏托邦彼岸大大靠近了一步；它用叁十年時間完成了西方用兩百年才完成的工業化，把一個愚昧、落後、腐朽的叁流國家改造成了一個超級大國；它在抵抗並粉碎納粹德國的世界性大戰中居功厥偉；它把第一顆人造衛星送上太空，把核彈頭直接運到美國後院；它的國民教育、退休養老、醫療保健令全世界艷羡不已；它的電影、芭蕾舞和奧運獎牌使整個西方相形見絀；它的哲學、制度和生活方式成為無數民族仰望和遵從的典範；它的原子彈、氫彈足可以將全世界摧毀五十次以上；它所主宰的半個世界遠比另外半個世界更高尚、更純潔、更無私，更有前途；它對西方的最終取代和勝利，似乎衹是一個時間問題。
　
　　俄羅斯一度是人類的希望所在，不僅成為全世界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精神祖國，而且獲得了包括英國戲劇大師肖伯納、科幻小說家威爾斯、德國戲劇天才布萊希特、美國大作家德萊賽、法國物理學家若裏奧·居裏夫婦、相對論創立者愛因斯坦、西班牙現代藝術泰鬥畢加索、法國文豪羅曼·羅蘭等成千上萬名西方杰出人士的同情、贊同、神往。
　
　　僅僅在二十年代的美國，就有約翰·杜威、馬克斯·伊斯門、埃德蒙·威爾遜、張伯倫、斯蒂芬斯等知識界領袖人士遠涉重洋，懷著朝聖著的虔誠拜謁莫斯科，他們給美國帶回新奇的、挑戰性的、令人激動的訊息。與美國和西方陰鬱的、使人沮喪的、可怕的經濟危機和末日般的滿目瘡痍相比，蘇聯社會充滿朝氣、活力、天真，有史以來第一次一個偉大的人民正在滿懷熱情地建設一個新世界。布爾什維克革命不僅是社會主義傳統的天然繼續，而且代表了西方社會幾個世紀以來烏托邦理想社會的方向，蘇聯人民正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完成美國自由主義者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從未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事業，從蘇聯人的試驗中，美國人民可以看見全人類的希望。他們公開鼓吹革命，革命將不僅帶來新的制度，而且在西方人民渴望精神有所寄托之時帶來一種新的宗教。1932年，英國52位著名知識分子聯名寫了一封公開信，宣布投票選舉共產黨人福斯特。他們聲稱，衹有共產黨人一心一意致力于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全面革命，美國知識分子必須在逐漸死亡的世界和正在誕生的新世界之間進行選擇。
　
　　蘇俄這樣一個以解放人類為己任的國度、光芒四射的先進制度，其壽命怎麽也不會比羅馬帝國、奧匈帝國以及它所取代的沙俄帝國短暫。一個橫跨歐亞的超級帝國，沒有被十四個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幹涉扼殺于襁褓之中，沒有在納粹德國的戰爭機器面前潰敗，卻在其經濟、軍事、政治、文化、外交諸方面並無重大危機時，戲劇般地坍塌了。無論捍衛者或顛覆者，都沒有為之流血，更沒有戰爭，——甚至已沒有捍衛和顛覆者，衹有旁觀者和突然失去職業榮譽的東西方“克裏姆林宮專家”們。要摧毀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動搖如此鞏固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政權，搞垮如此光榮、偉大、正確的蘇聯共產黨，若慾顛覆和摧毀這個國家，衹有兩種可能：整個西方聯手發動一場侵蘇戰爭，一次天翻地覆的自然災害。
　
　　這是現代世界真正的斯芬克思之謎。
　
　　如果說俄國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紀初世界歷史最重大的事件，從而根本改變了人類命運（包括中國在內的一半人類都走上了“以俄為師”的道路），那麽，蘇俄的潰散則再次變換了世界歷史的潮流。在未來五十年到一百年間，無論怎樣估計蘇俄衰亡造成的影響，都不為過。
　
　　同時，二十世紀的最大顯例、最大試驗、最大潮流——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然壽終正寢，代之而起的又是西方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文明的終結”，還是又一輪更深刻更危殆的文明危機，抑或從俄、美“各主世界一半命運”的百年迷誤中走上一條真正的人類自救之道？
　
　　包括雅克·巴爾贊、小阿瑟·施萊辛格、布熱津斯基、亨廷頓等美國（更早已有德國哲學家斯賓格勒、英國史學家湯因比）“新悲觀主義者”已從蘇俄的崩潰中看到美國的“衰亡和解體”。不言而喻，對于中國而言，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坦蕩博大精神洞悉、明辯、審問蘇俄的敗亡，是更為峻急的任務。
　
　　十月革命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口號和理論體係進行的，與西方現代文明總危機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有直接的牽涉，但其淵源、性質、風格和命運卻深深地植根于俄國歷史土壤之中。
　
　　馬、恩雖然長期關注俄國歷史的演變，希望俄國革命成為歐洲革命的“信號”並“相互補充”，但他們對俄國革命抱有明顯的不同尋常的保留和疑慮。馬克思對查蘇裏奇等俄國革命者充滿期待的求教式提問所給予的答復是那樣曖昧，模棱兩可，全然沒有他在剖析資本主義西歐和預言人類前途時的明晰和雄辯。馬克思為俄國革命開列的“必要條件”遠在俄國之外，俄國公社這一“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否具有共產主義的積極要素，衹有在西歐主要國家發生革命後才能成為“俄國共產主義的起點”，衹有“西方工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直到今天，這種勝利都沒有出現），才是俄國社會革命的“首創因素”和“先決條件”。
　
　　事實上，馬、恩不僅把俄國革命的“準入”資格定于西歐社會革命爆發與否，而且對俄國革命的性質和前景一直保持著某種警惕。他們曾多次把俄國稱為“半亞細亞”國家，斷定俄國在“傳統和制度，性質和狀態”上屬于“東方普遍奴隸制”，完全缺乏《共產黨宣言》中建立在大機器工業生產基礎上的現代社會結構。俄國如果發生一場旨在土地和一切資源國有化的革命，很可能會出現“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復辟”。
　
　　巴枯寧等無政府主義者曾反復提醒說，西歐的共產主義一旦被實際推廣到俄國（更不要說亞洲）時，將必然會“一方面產生專制主義，另一方面帶來奴役”。這時，共產主義將淪為“一種謊言，它的後面隱藏著極少數統治者的專制主義，這種謊言更加危險的是，它看起來好像代表了人民的意願”。恩格斯私下認為，巴枯寧擊中了要害。他在《關于共產主義者聯盟的歷史》一文中強調，共產主義運動一個天然的使命，就是根絕一切專制，獨裁則絕對不被認同，“組織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員會由選舉產生並隨時可以罷免，僅這一點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獨裁的密謀狂的道路”。但恩格斯也預感到，有一種“預言家，宣稱自己是無產階級的解放者，要求以這種身份取得政治獨裁和軍事獨裁。這樣，除了過去由魏特林所鼓吹的早期基督教共產主義外，又產生了某種伊斯蘭教共產主義”。
　
　　俄國的“馬克思主義之父”普列漢諾夫一直反對在俄國這樣一個實行“亞細亞奴役制度”的專制社會中進行西歐式的社會主義革命。他斷言，俄國革命將使沙皇專制制度復辟，甚至倒退到成吉思汗“兵營共產主義”的泥淖裏去。
　
　　列寧一度追隨馬、恩，對俄羅斯的亞細亞傳統抱有真誠的厭惡和深刻的警惕。1902年他嚴辭批評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部綱中把俄國說成是“封建制度”，拒絕將普魯士專制主義與俄羅斯專制主義等量齊觀，認為後者是一種“可詛咒的遺產和可恥的待人方式”，是成吉思汗韃靼軍事專制主義統治俄國240年留下的一個“怪物”——歐洲最反動、落後、愚昧、黑暗的“普遍奴隸制”。列寧與馬克思的俄國大弟子普烈漢諾夫一樣，一度朦朧地看到俄國革命的另一種陰鬱前景：俄國歷史的車輪將會非常有力地向後轉。
　
　　但是，俄國的歷史環境和現實狀況，卻遠比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西方思潮和社會運動更具支配性力量。十月革命也許不能稱為經典馬克思主義和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基礎上的革命，卻是俄國歷史文化和社會演變的必然產物，是一次異于西歐社會革命而別具另類人類意義的大革命。
　
　　幾乎與西方殖民主義者沿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向全球擴張同時，俄羅斯人開始了建立統一國家並向東推進的歷程。他們用了近五個世紀，翻越烏拉爾山、喀爾巴阡山，沿著伏爾加河，跨過鄂畢河、葉尼塞河，一直深入到亞洲腹地的勒拿沙、通古斯高原，最後抵達隔著白令海峽與北美大陸對峙的楚科奇半島、虎視東北亞的堪察加半島，征服了全部西伯利亞。當夜降臨波羅的海的聖彼得堡時，太平洋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威）才剛剛迎來東方第一道曙光。
　
　　所有國家的歷史都濃深受地理條件的影響，俄羅斯的地理環境更具有獨一無二的特征。俄國橫跨歐亞大陸，占據六分之一的地球面積，卻神意地缺少海洋、高山、沙漠等自然屏障。俄羅斯在地緣空間向東綿延，與西方先後經歷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啟蒙運動和現代科術浪潮之間，出現了巨大的反差和歷史斷層。
　
　　歷史的演進極為巧合地與地理特征相互疊加作用，共同推進了俄羅斯帝國的天命意識和救世主義。
　
　　從公元988年基輔羅斯弗拉基米爾大公與拜占庭結親並皈依基督教開始，俄羅斯便被某種天命的光芒所籠罩，俄羅斯人開始以一種新的宇宙觀和世界意識去看取東方和西方，開始以基督的名義，高擎十字軍旗幟發動“聖戰”，無論伊凡叁世兼並諾夫哥羅德共和國、特維爾大公國以及立陶宛公國，還是伊凡四世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汗國，無論攫取烏克蘭、吞並克裏木，還是進占高加索、瓜分波蘭，俄羅斯人都是高舉聖像、以履行上帝意誌完成的。
　
　　自從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帝國壽終正寢，莫斯科從此把自己看作新的上帝之城，看作羅馬和君士坦丁堡的繼承者，看作新的基督教帝國。1510年，修道院院長菲洛費夫致書瓦西裏叁世，聲稱上帝的意誌明顯地指向莫斯科，宣稱莫斯科已經成為“羅馬與拜占庭精神和物質遺產的繼承人”，莫斯科王公“是羅馬皇帝的直接後裔，正在實現上帝的絕對意誌”，莫斯科“已命中注定擔任基督教帝國的領袖”。莫斯科的王公貴族、僧侶、外交官和一般民眾，從此開始把俄羅斯看成基督教世界的新中心。1473年，伊凡開始使用沙皇。從此，俄羅斯帝國統治者作為羅馬皇帝和拜占庭皇帝的神聖繼承人向西推進，作為蒙古帝國皇帝的神聖繼承人向東擴張，就成為伊凡使用雙頭鷹國徽的天命所在；從此，俄國開始自稱“神聖俄羅斯”。
　
　　但是，俄國與西方的差距並未因俄國歷史命運的演變而縮小，正是俄國自命的彌賽亞救贖意識與西方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之間的“歷史張力”，加劇了俄國社會的深層危機。亞歷山大一世率反法同盟對巴黎的征服，反而刺激了十二月黨人的覺醒和起義，極其戲劇性而嚴峻地暴露了沙皇帝國的內在矛盾。從此，俄國先進人物就開始了長達一個世紀的精神反抗和社會革命，從彼斯特裏、穆拉維約夫、雷列耶夫等十二月黨人到恰達耶夫、別林斯基、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涅恰耶夫、特卡喬夫…列寧，無論“斯拉夫派”還是“西歐派”，貴族還是平民知識分子，民粹派還是社會民主黨人，立憲派還是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還是布爾什維克，都痛苦而憤怒地面對著一個凌駕于整個十九世紀知識精英苦苦思考、辯論和分歧之上的巨大現實，即以沙皇專制、農奴制和國家控制的東正教為支柱的俄羅斯帝國從來沒有真正體現過基督教真理，俄國的絞刑、鞭刑、苦役制、第叁廳秘密警察、書刊檢查制度和整個國家官僚機器的邪惡和罪孽以及一切“可恥可詛咒”的現實，與俄國宣稱了幾個世紀的神聖使命是如此悖反，俄國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一次終極意義上的救贖。
　
　　對沙皇制度的絕望和對西方的抗拒匯聚成俄國特有的末世主義和新的啟示。事實上，從彼得大帝以後歷代沙皇的改革，其速度和規模都遠遠不能填補俄國知識精英和普羅大眾對現實和歷史道路的幻滅感。1881年，“解放者”亞歷山大二世的被刺表明，沙皇制度已經無力與俄國本身共處了。而西方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失敗，傳達給俄國的訊息都變成對西方的俄式虛無主義，這兩種虛無主義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二月革命的爆發最終演變成俄國特有的末世論意義上的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既是彼得大帝以後俄國效法並趕超西方所引發的所有社會關係、思潮、事變的必然結果，也是西歐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造成的諸種歷史動因在俄國激起的回應。指責十月革命是對馬克思主義和經典共產主義譜係的變形和濫用，考證十月革命其實是一場武裝政變甚或一場東方式的亞細亞專制主義的復辟，都忽略了俄國獨特的地理－歷史和制度傳統。在這場革命中，馬克思主義呈現著雙重意義，對于西歐派而言，以馬克思主義名義進行的革命代表了源自西方、歷史性地高幹俄國歷史的西歐先進的工業文明，從而為這場革命奠定了一種類似基督教為羅馬帝國正名那樣的世界性正統地位；對于斯拉夫派而言，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意義在于，它代表源自西方同時挑戰和否定西方資本主義主流文明的世界性真理，證實了俄國社會和歷史中某些獨特而優越的因素。對于列寧、托洛茨基等十月革命領導人而言，正如約翰？裏德在其名著《震撼世界的十天》中所直接觀察到的那樣，“它是一個冒險，而且是歷來人類所從事的最驚心動魄的冒險之一。布爾什維克領導著勞動人民，以疾風驟雨之勢掃清了歷史的陳跡，把一切都孤注一擲地放在他們那迫切又偉大的希望上。不論人們對于布爾什維主義的觀感如何，這一點是無可否認的：俄國革命是人類歷史上偉大的事件之一，而布爾什維克的興起則是一件具有世界意義的非凡的大事。”①
　
　　如同一千多年前基督教和五百多年前“第叁羅馬”彌賽亞主義的降臨構成了俄國歷史的基本框架一樣，起源于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與俄國命運的結合，再次改變了俄國的命運並導致了世界範圍內的重大變異。
　
　　俄國一改與西歐相比持續了幾個世紀的形象和心態：專制、愚昧、黑暗、落後……，俄國革命借助戰爭完成了一次歷史性轉換：俄國不再是西歐資本主義的仿效者，而是世界歷史的引領者，“在布爾什維克領導下……，消除人類躁狂精神病周期性發作的悲劇，並為人類最高的文明奠定基礎”。②布爾什維克把首都由彼得堡遷回莫斯科，俄國斯拉夫主義的古老幻想由紅色共產主義實現，歷史真理的光芒從此由克裏姆林宮放射而出，將照亮巴黎、倫敦、柏林等西方資本主義的黑暗角落。
　
　　俄羅斯一千年中時隱時顯的彌賽亞主義終于通過革命獲得了啟示錄式的外觀，“第叁國際”與“第叁羅馬”之間不僅具有驚人的數字巧合關係，而且具有若幹相同的特征。法國共產黨大會上曾經傳聞：馬克思說工人沒有祖國，但現在全世界無產階級有了自己的祖國和首都：俄羅斯和莫斯科。俄國古老的彌賽亞由此獲得了新生，俄國的工人、農民和全世界的工人、農民，都同屬一個階級，一種新的選民，俄羅斯的民族主義轉換成了新的國際主義，德國和日本以及後來英美資本主義國家對蘇俄的威脅和遏制，成為以蘇維埃俄羅斯救世主義的現世物證。
　
　　雖然列寧生前已預感到，俄國革命可能由于布爾什維克領袖之間的分裂而產生極其嚴重的後果，並以其最後的生命反復告誡說，革命所取得的成就還微不足道，在一個小農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國家，直接用無產階級國家法令，按共產主義原則來管理國家，是行不通的，是共產黨的自大狂。並組織了工農檢察院（歷史無情地嘲弄了這種把完全無知的工人、農民拉扯到國家最高權位的做法，乃是十足的形式主義和歷史笑柄），並且在其遺囑中逐一分析了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的“個人品德”（人們不難發現，列寧這些戰友和學生們，沒有一個具有超凡脫俗的美德和天才），並且用極其明確的措辭要求把斯大林“撤下來”，因為這個“半亞洲人”“太粗暴”，“掌握了無限的權力”，列寧懷疑他“能否永遠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他還是無法想像，在他身後，俄國革命將會發生何等嚴重而可怖的變形和倒退。
　
　　雖然對俄國革命偏見甚深的西方反蘇反共人士都承認，列寧本人私德高尚，絕不是權力狂，理想和獻身精神是列寧身上最動人的地方；但是，在巨大的權力與脆弱易變的人性之間，列寧來不及、也不可能設計一套確保革命政權不被篡奪、革命權力不被出賣、革命目標不被背叛的制度（歷史證明，在俄國，根本不存在建立這樣一套制度的條件）。
　
　　幾乎與此同時，關于俄國革命歷史命運的論爭開始出現。
　
　　德國共產黨創始人羅莎·盧森堡是第一位為俄國革命歡呼和辯護的歐洲革命家，“俄國革命是世界大戰最重大的事件……。領導俄國革命的聰明人物，列寧和托洛茨基……，決不會自認為他們在事件紛至沓來的情況下出于萬不得已的全部所作所為，會被國際當作社會主義政治的崇高典範，決不會自認為對這種典範衹能毫無批判地頌揚和狂熱地摹仿。”這位被資產階級稱為“嗜血的羅莎”，也是第一位向俄國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發出嚴重警告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制的集會和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會逐漸滅絕，社會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公共生活逐漸沉寂，幾十個有無窮無盡的精力和無邊無際的理想的黨的領導人指揮著和統治著，在他們中間實際上是十來個杰出人物在領導，還有一批工人中的精華不時被召集來開會，聆聽領袖的演說並為之鼓掌……。這根本是一種小集團統治——這固然是一種專政，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不僅如此，這種情況必然會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蠻化：暗殺、槍決人質等等。這是一條極其強大的客觀規律，任何黨派都擺脫不開了。”
　
　　1921年，恩格斯的私人秘書、第二國際領袖卡爾·考茨基發表《恐怖主義的共產主義》一文，預言俄國革命將“導致一次新的熱月政變”：“他們本來是以平等的普選權選出的國民大會的堅決擁護者，可是一旦國民大會成了他們的絆腳石，他們就一腳把它踢開。他們原是死刑的堅決反對者，卻建立了血腥的統治……，他們在開始執政時宣稱砸碎舊的國家官僚統治機器是自己的使命，卻以一個新的官僚機器取而代之。他們由于軍隊紀律的鬆懈而篡奪了政權……卻又建立了一支新的嚴守紀律的龐大軍隊。他們原想鏟除階級差別，卻又制造新的階級差別……。”
　
　　近一個世紀後，人們已經可以看出，這些並非來自資產階級、而是來自歐洲共產主義運動最正直最有頭腦的人物的憂慮和告誡，雖然十分刺耳，卻是對俄國革命另一種命運的真實描述，是被後來的恐怖圖景驗明的真實預言。令人深為嘆惋的是，就連列寧那樣一位幾乎沒有偏私、從不貪戀權力、富于人道和民主精神的俄國領袖，也始終沒有接受這種“痛苦而深刻的真理——針對革命和革命者的真理”（葛蘭西語）。列寧對考茨基的咒罵、對盧森堡的挖苦表明，任何個人都難以逾越俄國革命自身的巨大局限性。
　
　　事實上，由于俄國的歷史環境，尤其面對十月革命後的俄國現狀，列寧衹能全力以赴地為維護和鞏固革命成果而戰，幾乎不由自主地屈從于革命內部某種專制主義的強大邏輯，並公開主張獨裁：“在革命運動史上，個人獨裁……，是屢見不鮮的。任何大機器工業……，都要求無條件的和最嚴格的統一意誌，這就衹能使成百上千人的意誌服從于一個人的意誌……，這種服從可以通過最嚴厲的獨裁形式來實現。”
　
　　眾所周知，馬克思、恩格斯雖然生前已是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精神領袖和政治導師，但他們一天也沒有實際掌握權力，更沒有在沒有經歷過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的非西方國家掌握過最高權力，他們完全不可能設計一套對革命領袖進行監督、制約、裁決、罷免的制度（巴黎公社的經驗是典型的烏托邦浪漫主義，關于權力、工資、軍隊、警察的設想完全沒有超過托馬斯？莫爾和聖西門、傅立葉、歐文們的水平）。
　
　　歷史表明，無論馬克思、恩格斯，還是盧森堡、考茨基，包括列寧本人，他們誰都沒有預見到，關于共產主義運動內部民主與專制、自由與獨裁的取捨，竟然會成為最致命的抉擇。他們誰都沒有想像到，到了斯大林身上，個人迷信、個人專斷、個人獨裁會發展到怎樣畸型、病態、可怕和恐怖的程度。
　
　　1990年1月30日，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公布，從1928年到1953年斯大林大權獨攬的25年期間，共有3，778，243人死于非命；1991年6月14日，蘇聯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宣布，這一時期內有420萬人被鎮壓。現在全世界都已知道，成為斯大林鎮壓犧牲品的人數的下限是2，200萬（俄國歷史學家沃爾科戈諾夫統計），上限是6，600萬（列寧格勒大學教授庫爾幹諾夫統計），其中還不包括由于斯大林的錯誤，在衛國戰爭初期死亡的幾百萬人口。這些數字，比羅曼諾夫王朝叁個世紀專制統治消滅的俄國進步人士的總數恐怕還高出幾百倍、甚至幾千倍；比從馬克思到列寧、“科學共產主義”問世以來各國資本家、地主、反動派殺害的共產黨人加起來的總數，恐怕還要高出幾十倍、甚至幾百倍。
　
　　蘇俄74年的歷史，是一部背叛偉大理想的歷史。人類歷史上最人道、最正義、最神聖的主義和事業，在四分之一世紀裏，竟然墮落成歷史上最專制、最虛偽、最暴虐的制度。俄國近一個世紀的救贖精神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開創、囑托的以解放全人類為目標的偉大歷史運動，竟然淪落為一場徹底的亞細亞全面專制復辟，斯大林按照自己的風格和味口，把蘇聯共產黨改造成個人獨裁的工具，從此，黨的最高法定權力機構、中央委員會和全國代表大會、最後連政治局都形同虛設，黨的領導、工農聯盟、人民代表大會、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些冠冕堂皇的詞語變得毫無任何實際意義。
　
　　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完全凌駕于黨、人民和國家頭上。完全違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道德準則和政治遺訓，在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偶像崇拜和領袖拜物教，人類文明史上最肉麻最虛偽最無恥的詞語被制造出來，斯大林被稱頌為“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偉大領袖”、“天才中的最天才的”、“偉大中的最偉大的”“英明中的最英明的”、“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無所不察”的“神”，是“各民族人民最親愛的父親”、“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和導師”、“有史以來一切民族、一切偉人中最偉大的人物”、“共產主義大廈的天才設計師”、“我們星球上最偉大的人物”、“人類的大救星”、“全世界的太陽”……
　
　　1946年，別爾嘉耶夫在巴黎寫道：
　
　　共產主義是俄羅斯的命運，是俄羅斯內在命運的組成部分。它將被俄羅斯的內在力量所鏟除。共產主義應當被克服，而不是被消滅。共產主義以後到來的那個更高階段應當容納共產主義的真理，然而，是擺脫了謬誤的真理。俄國革命喚醒和解放了俄國人民的巨大力量，這就是它的主要意義，同時背叛了俄羅斯彌賽亞救世主義，並使專制、黑暗和奴役死灰復燃，這就是它的根本教訓。
　
　　六十年後，人們不難得出結論，別氏對俄國革命命運的預斷雖是歷史哲學、甚至宗教唯心論意義上的，卻比所有東西方俄國問題專家都更精確而公正地勾勒了十月革命的歷史－精神“叁部曲”。
　
　　對于俄國而言，共產主義不僅是一個現實選擇，更是一個歷史追尋，是俄羅斯一千年來探索真理世界的大夢，是這個民族自下而上的精神命脈。它也是一個攸關未來命運的問題。別爾嘉耶夫指出，共產主義在俄國就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俄羅斯的精神現代主義。從拉吉捨夫、恰達耶夫、赫爾岑、別林斯基、彼得拉捨夫斯基小組、奧加遼夫到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柳波夫、皮薩列夫、巴枯寧·米哈依洛夫斯基、克魯泡特金，以及霍米亞科夫·索洛維約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達尼列夫斯基、托爾斯泰…，都在思索“共產主義”這個詞裏的精神內涵和社會理想。
　
　　由于俄國的特殊傳統（沙皇專制、農奴制、第叁廳、秘密警察、民粹派、民意黨人、布爾什維克……），斯大林雖然也曾在一定程度上、局部範圍內和有限時空裏發動一般群眾揭發、檢舉、聲討各色“敵人”，但他建立恐怖暴政的主要工具是內務部、審判機關、秘密法庭、集中營、強勞營和行刑隊，其風格是直接的、秘密的、大規模地肉體消滅。蘇俄人民直到1956年（斯大林本人死後叁年）才從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中逐漸知道斯大林對黨內老布爾什維克鎮壓的局部真相；直到七十年代末，才從索爾仁尼琴那裏窺見了遍布俄羅斯大地的“古拉格群島”；直到八十年代末，才從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改革中知道更多更恐怖的歷史。俄國歷史的苦澀和力量在于，正是因為人民長期處于與真相隔絕的境地，一旦發現斯大林主義的血腥罪行和暴政本質，他們的震驚、幻滅和憤怒，就足以摧毀任何強大的專制帝國；一名欺騙和奴役了幾代俄國人民的暴君，一場完全背叛了俄國人民的血流成河的“試驗”，一個早已不代表俄國人民的暴政，與兩手始終幹凈、內心仍然高尚的俄國人民之間，可能共存于歷史，卻絕對不能持續到永遠。
　
　　他們從俄羅斯民族性格和俄羅斯精神的歷史命運中意識並確信，共產主義必須符合幾項基本原則：人與人之間兄弟般的合作，人道主義和高質量的個人權利、民主和正義的社會關係，以及貴族的綜合美德。他們對俄國革命的實際發展越來越持懷疑態度。從1929年“新經濟政策”停止、斯大林“全盤集體化”、“階級鬥爭尖銳化”後，他們對這場革命已經完全失望，認為它既失掉了俄羅斯的民族性，又失去了人類性和世界性，已經淪為斯大林為首，一批權慾熏心的官僚和劊子手的專制帝國，在精神和道德上甚至低于彼得大帝、葉卡捷林娜二世和亞歷山大一世等沙皇。
　
　　1973年9月5日，索爾仁尼琴發表《致蘇聯領導人》的公開信，這位從古拉格群島上生還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對蘇共領導說，“當我們看到婦女們鋪公路、鐵路時背著沉重的擔子，我們的心怎麽不為這種羞恥和憐憫而感到發緊呢？怎麽還有心思去支持古巴和全世界的革命者呢？全部世界歷史證明：建立帝國的人民永遠是要遭殃的，大帝國的目的和道德高尚的人民是不相容的。如果我們還認為自己是俄羅斯的兒女，那麽我們再不要去發明什麽國際任務，先救救俄國吧，我們的祖國和人民正處于精神破產的狀態之中！”
　
　　十八年後，蘇聯解體，索爾仁尼琴的預言和告誡應驗了。1994年6月，索爾仁尼琴返回闊別二十年的祖國，他橫穿西伯利亞，每到一站都親吻俄羅斯土地，他最後公開送給自己民族的話是：
　
　　俄國衹有從帝國的偏見和專制主義的牢籠中解放出來，俄羅斯靈魂才能復活。
　
　　俄羅斯曾一再陷入可怕狀況，然而，在我們精神王國裏指引我們的那顆星，仍然閃耀著真正的光輝，千萬別讓它消失……
　
　　1998年7月16日，在島拉爾葉卡捷琳堡興建了又一座東正教“鮮血耶酥基督教堂”。次日，在聖彼得堡彼得－保羅大教堂，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的葬禮，在莊嚴的聖歌和肅穆的祈禱式中隆重舉行。
　
　　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總統葉利欽偕夫人在尼古拉二世靈柩前深深鞠躬，在全世界注目下為“俄國歷史上這極不光彩的一頁、這一無恥的、毫無意義的暴行”懺悔。這位十年前還位居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莫斯科市委書記之尊的“民主俄羅斯之父”向歷經磨難的俄國社會強調，安葬犧牲者遺骸，是人類正義的審判，是民族和解的象征，是為共同參與的暴行贖罪；二十世紀是俄國失去和諧的世紀，血腥的世紀，仇恨和暴政曾使俄羅斯血流成河。衹有依靠懺悔，依靠種族、宗教和政治信仰之間的寬容和融合，才能終結這個世紀。必須把歷史真相告訴後代，讓他們自己去建設一個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世界。
　
　　其實，十月革命及其變形記是沒有歷史經驗可以總結的，導致它們發生的歷史條件已永遠消失，指導它們的理論環境也已徹底改觀，推動和引導它們的人絕不可能重新出現。它們留給後世的，是沒有先例的救贖和悲劇二重性。羅伯特·丹尼爾斯叁十年前就指出：“蘇聯的試驗歷史是一部背叛偉大理想和偉大理想蛻化變質的歷史。這種遭遇是辛酸的，也是合乎邏輯的，因為兩種缺陷一開始就存在：一個是物質缺陷，一個是精神缺陷。……現在，所有的標記都失去了它們的意義，一個新的幽靈又在地球上徘徊，它衹不過還戴 著有百年歷史的面具而已。它的崇拜者和敵人對它都同樣感到迷茫。”③革命都會帶來暴力、流血和不幸，俄國革命的悲劇在于，它太執迷于其偉大、神聖的末世論目標，以至于不惜完全退到涅恰耶夫式的革命崇拜狂：用鋼鐵般的革命統治覆蓋俄國，一切都必須讓位于革命，革命者是決定命運的立法者，他沒有個人利益、個人事業、個人感情、依戀、財產，甚至名字，他完全為一種唯一的利益、一種思想、一種戀情所支配：革命，他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為的是推翻這個世界，對于革命者而言，全部道德就是革命，這是列寧和斯大林反復強調的話，革命者消滅所有妨礙它達到目的的人，誰還珍惜這個世界的任何事物，就不是革命者，就是革命的敵人……。這就必然導致這樣一個結果，革命意味著與俄國歷史一切善良美好的事物，與西方資本主義的一切成就，最後與人性和文明為敵，由此采用的手段必然導致空前的暴力、專制和災難，手段代替了目的，並成為目的。
　
　　俄國革命不僅沒有實現它那無限美妙的理想，而且始終沒有建立起比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更高級的現代社會。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博愛一類普世價值日益變成更遙遠的幻景。最可悲而無法為之辯解的是，不是別人，正是俄國革命領袖們的自身命運出現了十字架式的整體悲劇結局。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諾維耶夫、李可夫、拉狄夫、皮達可夫和圖哈切夫斯基、布柳赫爾、加馬爾尼克、葉卡羅夫等十月革命的締造者和英雄被革命成批地吞噬了，列寧、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仁斯基、基洛夫、古比雪夫、明仁斯基、托姆斯基、伏龍藝、奧爾忠尼啟澤等人之死充滿了疑團和陰謀。更讓後人唏噓感嘆的是，革命領袖的妻子們永遠不能擁有十二月黨人妻子們那樣讓俄國充滿崇敬和自豪的人生紀錄：列寧的妻子在七十歲生日第二天突然死去，她的檔案被洗劫一空，她生前甚至不能發出抗議，斯大林曾威脅她說，如果她不識時務，黨會拿出證據，證明另一個女人才是列寧的夫人。基洛夫死後，他的妻子瘋了，馬林科夫和布爾加寧本人雖然逃過了斯大林的鐵爪，但他們的夫人卻飽嘗鐵窗之苦。布哈林夫人在丈夫被處決後，曾在水牢裏挨過半年，又在集中營和流放地被囚禁了十八年，然後用了近五十年時間為丈夫平反昭雪而奔走，直到生命最後一刻。斯大林夫人則在難以忍受的痛苦絕望後，選擇了自殺。
　
　　由于俄國革命漫長而可悲的破產記錄，跨越十九和二世紀、最著名的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徹底失效了。全世界無產者沒有在俄國革命的旗幟下聯合起來，沒有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聯合起來，也沒有在“冷戰”中聯合起來，更沒有在蘇聯解體、蘇共下臺後聯合起來。就連俄國的無產階級也從來沒有聯合起來，他們甚至沒有在俄國革命壽終正寢的時刻挽救革命。最大的歷史反諷是，全世界無產者沒有從道義和理想上聯合起來，全世界資產階級卻以資本、技術、市場和自由、民主、人權的名義實行了空前的全球聯合，不僅逼退並取締了無產階級的世界聯合，而且把後者變成了世界的孟什維克少數派，讓自己上升為世界的布爾什維克多數派。
　
　　俄國革命難以避免的悲劇在于，它所擁有的歷史條件、可能凝聚的精神和道德力量與它為自己提出的理想之間，存在著不可跨越的物質、精神、人性和制度上的鴻溝。然而，俄國在承攬解放人類這一偉大目標時所表現出的氣概、力量和精神高度，又使這場革命淪為悲劇的過程充滿了一種英雄主義和殉道精神。俄羅斯為全人類貢獻了一出有史以來最大烏托邦悲劇而占據著二十世紀世界歷史的舞臺中心，由于其地理環境、歷史命運的人類性，俄羅斯的啟示將永遠屬于全世界。
　
　　俄國革命如此出人意外地收場，有一個真正體現了歷史辯證法的緣由。它那偉大、神聖、終極性的目標雖然被背叛，被嚴重變形，被手段取代，但是並沒有被完全滅絕，相反，作為一種莊嚴崇高的歷史承諾，它一直潛藏于歷史之中，一直是革命滑向歧途的最後的監視器和防波堤，它從暴力、謊言和鮮血中拯救下來的救贖精神和道德遺產，已經並繼續成為俄羅斯靈魂復活的新基礎，它的報復雖然無形，卻具有最強大的力量，雖然無情，卻使俄國和全人類獲得最珍貴的啟示。
　
　 —————————————————————————-
　
　　① [美]約翰·裏德：《震撼世界的十天》，東方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6頁。
　
　　② [俄]列·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傳》，東方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667頁。
　
　　③ [美]羅伯特·丹尼爾斯：《革命的良心》，北京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第630頁。
　
　　（原載《南方周末》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