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一個恐怖的流血之夜，他們的臉色蒼白而肅穆。他們的悲痛浸滿詩意，他們的感傷令人同情。流亡作家們仿佛出現在一道顫動的亮光之中，新世紀的晨曦映射在他們身上，緩緩驅散籠罩著他們的奧西安式的霧氣和維持式的憂郁。流亡文學意識到自己的使命：回到過去和奔向未來。流亡文學乃是新世紀偉大文藝戲劇的序幕。
——格奧爾格•勃蘭兌斯
前引
我以榮幸而欣悅的心緒為鄭義流亡散文附筆。
我將大量使用可能令鄭義皺眉頭的語體和詞彙，以表達我作為讀者的散漫如雲煙的感受，盡我心潮如山岳的評論者的權責，以遙望這名流亡作家在一腔空前沉潛的故國之戀與自由新大陸無日無之的滔滔感念之間的偉大徘徊，以遙望唯有他才能時時觸摸才能辨認出是哪種木質的十字架並追尋其孤獨行邁的不朽朝覲，趁我們這名流亡者遠行未歸之際，寫下我零散的評說。
正值七月流火時節，攝氏42度日頭灼烤著重慶綿亙聳峙的水泥叢林，八方懸卦的赤幟猩紅一片，如納粹德國和共產蘇俄的褐紅色旗幡在中國抗戰首都肆意飄拂，鄙戾張狂的紅歌與溽曙蒸騰的酷熱輪番壓迫我的感觀。窗外眩目陽光下，唯有歌樂山雲頂寺山坳松柏森然，嘉陵江聲汩汩東去，依稀可聞。（以上文字寫於2011年夏，薄熙來正在重慶“唱紅打黑”。後因編輯印制《浩氣長流》圖冊等雜務擱置至今）
“‘光召！么娃兒，么娃子嘞！’一個年輕的聲音。我聽見媽媽從半個世紀之前的重慶親切呼喚。媽媽帶著姐姐和我下河壩。……我敢肯定童年的嘉陵江是藍色的。我曾攀住一根竹纜沉入江水，再仰起臉看天，光波蕩漾中記牢了那寶石之藍”（鄭義：《召魂》）。
杜甫流寓巴山渝水時寫道：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曾在原木扎成的大木排上驚險萬分地蹦跳，在石凹裡捉蝌蚪小魚，在沙灘上撿拾蓮白葉子的童年鄭義體證了詩聖1250年前的觀感，——他還將體證許多物事景像。
嘉陵江是鄭義的母親河，他在這寶藍色江畔度過了猶太割禮式的人生初始，五十年後升華為他漫長流亡途上的靈魂洗禮，洶湧為中國世紀之交寂寥蒼茫的流亡文學的洪波。勿庸置疑，有朝一日游子歸來，第一件事便是縱身投入這滔滔忘川之水，即使清漣碧藍不再。
一、流亡，不朽文學的宿命
本書主旨大致可一言蔽之——流亡。
無論是地理與政治上的被迫流亡，還是文字與精神上的自我放逐，古今中外，大抵是作家詩人之宿命，一個古老而新的主題。上世紀中葉大陸易幟，山河變色，曾有一次大流亡。八九民運失敗，又是一次大流亡。十五年過去，放逐與自我放逐而艱辛漸次浮現。有人駕鶴遠行，有人貧病交迫，有人莫知所終……是應該寫點什麼的時候了。
――鄭義：《不死的流亡者•後記：千載已過，東坡未死》
（一）
鄭義是天生的流亡者。
最終走上流亡之路，卻是歷史對他的垂青，命運題中之義。
即使經歷了文化革命那樣的劫難，寫出了《楓》那樣浸濡了血淚的文字並把共產中國特有的荒誕、屠殺和暴戾對青春的殘忍踐踏揭露於國際影壇，即使有《老井》那樣預示了當代中國噩夢式的寓言，撬開了無數麻木男女眼瞼的作品問世，即使直接坐實了“人相食”，“率獸食人”亡天下的血腥慘劇，甚至即使深度參與了8964事件後，鄭義未必料到，他將被迫遠離慈母故土，走上去不易歸亦難的流亡之路。
鄭義踏上的是一條光榮的荊棘路，他躋身其間的是人類文學的萬神殿和自由精神的先賢祠。
140年前，安徒生的同胞、卓越的丹麥文學史家勃蘭兌斯將其六卷本《十九世紀文學主流》的序冊獻給歐洲流亡文學，將“流亡文學”置於德國天主教浪漫派、法國王朝復辟正統派、英國自然主義、法國寫實主義和青年德意志文學流派之前，頗富預示性。
法國大革命和席卷歐洲的1848年革命，既是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產物，又是現代思潮流布匯際的濫殤。歐洲十九世紀的歷史風暴孕育了近代世界流亡文學，後者則大幅改繪了舊歐洲的文學版圖和思想邊界。在相當程度和範圍內，伏爾泰、盧梭、狄德羅、夏多布裡昂、斯塔爾夫人、拜倫、雨果、喬治•桑、左拉、海涅、赫爾岑、屠格涅夫正是拜流亡之賜，創作了他們的代表作品。如果歌德、司各特、雪萊、荷爾德林、巴爾扎克、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有幸分享流亡命運，他們個人和歐洲文學的整體風貌，也將大不一樣。順便帶一句，馬志尼、加里波第、馬克思、恩格斯、普列漢諾夫、巴枯寧、列寧、托洛茨基也都分別在流亡生涯中構建了他們的思想體系。整個歐洲的現代激變，都烙著“流亡”這一十九世紀特有的印記，並將空前變革的時潮推向全球。巴黎、倫敦、日內瓦、維也納、柏林、羅馬、布拉格、華沙一度成為流亡文學的行營和驛站,“流亡”成為十九世紀歐洲和世界精神網絡的路線圖，成為軸心時代以來人類文學藝術巴比倫塔的基座。
波蘭作家柯拉科夫斯基1985年10月11日在倫敦《泰晤士報•文學副刊》以《流亡贊》為題，羅列了一份聲名顯赫的流亡名單：古希腊詩人荷馬、哲學家阿那克薩哥拉、恩培多克勒，古羅馬詩人奧維德，英國經院神學家奧卡姆、哲學家霍布士，波蘭詩人密支凱維茨、米沃什、音樂家肖邦，俄國猶太畫家夏加爾，英國小說家康拉德，羅馬尼亞荒誕派劇作家尤內斯庫……，這份名單幾乎可以無限制地開具下去。
2005年，瑞典文學院院士馬悅然在鄭義主編的《不死的流亡者》序文《母語就是你們的祖國》中列舉了屈原、柳宗元、韓愈、蘇東坡、顧炎武、八大山人，稱譽他們“高潔而清白，以坦蕩胸懷接受流亡的命運，而繼續創作出有永恆價值的文學作品”。這名中國文學忠實而執拗的朋友一定還知道，中國道家學派始祖老聃乃是亞細亞最早的隱遁流徒之一；開啟儒家人文天地的孔丘也曾發出“道之不行，乘桴浮於海”的感嘆，從36歲到69歲三十余年間，數度顛沛於異地他邦；正覺者釋迦牟尼則從29歲起出家雲游，直到八十歲上滅度涅槃；宣告世界末日和上帝之國即將來臨的猶太人耶穌，其33年生命大部分是在拿撒勤、加利利各地飄泊傳道，居無定所，行無坦途，向整個塵寰和所有人類傳播天國福音。
世上所有高等宗教和古代文明蘊含的基本信息都傾向某種神秘的離異，這一宿命式的旨意還可以直觀地從日月升沉、大化遷流和宇宙起源衍生的天體運行中獲得印證。荷馬、但丁、屈原、東坡等無量東西方詩人歌者之所以被千古吟誦，正在於他們幾乎發自本能地領悟和表達了彌漫於人類棲居的這個星球這道又古老又簇新的母題。
但是，近代發軔於歐洲的流亡文學，已遠離俄狄浦斯式命中注定的流亡神話，而擁有明晰的歷史環境。
法國曾是十八和十九世紀歐洲歷史風暴的中心，也是流亡文學的故鄉。帝制與國民公會兩種暴政以巴士底獄和斷頭台印制了歐洲流亡文學的封面。二十世紀流亡文學的荊冠則無可爭議地屬於俄國作家。
二十世紀最重大的歷史精神事件之一，是1922年9月載著百十名俄國知識界領袖的“哲學家之舟”駛離彼得堡。別爾嘉耶夫、弗蘭克、洛斯基等俄國最傑出的知識人被集體放逐，帶走俄國近千年的思想遺產。這種俄國式放逐的發明權本不屬於他們，歷代沙皇都曾把各類叛逆或危險者送進密不透風的要塞、苦役地和沒有屋頂與圍牆的大監獄——西伯利亞。列寧、捷爾仁斯基們曾在盧比楊卡陰森大樓里下令，一旦那些“蘇維埃政權的死敵”不經批准或沒有“悔過”就踏上俄國土地，契卡們可以立即將他們正法。布爾什維克首領們得逞了，代表俄國大腦和心臟的哲學家、詩人和作家們至死也沒有回到俄國。但俄國新統治者們缺少足夠的歷史眼光，他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那幾十名目光深邃表情憂郁的流亡者，竟然為俄國預留了備受磨難而彌足珍貴的神聖之光，並在七十年後以聖教騎士團式的凱旋姿態歸返俄國，適時而不可替代地填補了共產革命劫後幸存的俄羅斯精神空間，俄式三色國旗正是他們魂兮歸來的壯美像征。
二十年後，納粹革命劫持德國並將歐洲和世界拖入世界大戰。希特勒國家社會主義德國短暫而邪惡的十二年統治，再度重演了法國和俄國革命放逐自由知識界的慘劇。隨着黨衛軍，衝鋒隊和第三帝國戰爭機器的進軍，倫敦、巴黎、馬賽、羅馬、馬德里、華沙、日內瓦等城先後成了歐洲流亡人士的中轉站和暫棲地。愛因斯坦、弗洛伊德、維特根斯擔、詹姆斯•喬伊斯、茨威格、艾薩克·辛格、列維•斯特勞斯、孚希特万格、布萊希特等猶太知識分子和托馬斯•曼、安德烈•布勒東、阿拉貢、馬利丹、貝爾納諾斯、大衛•魯塞、馬拉蓋、布羅代爾、蘇瓦林、儒勒•羅曼、本雅明、卡爾•曼海姆、畢加索、克拉考爾以及成千上萬名名氣稍小的歐洲科學家、學者、詩人、畫師和作家被迫選擇流亡。
1941年，“保羅—勒梅赫勒船長號”郵輪從馬德里啟程橫渡大西洋駛往紐約，船上載著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超現實主義文學創始人安德烈•布勒東、詩人沃爾伯格、無政府主義思想家維克多•塞爾日。但丁以後，流亡就成為歐洲精神世界的常態，歐洲流亡者飽受遠離祖國親人的“坦塔羅斯之苦”，但他們卻享有象徵行將到來的引渡新型西方文明的歷史候鳥的殊榮，甚至獲得某種優越性。他們再也無需顧慮專制權力的傲慢，也不用迎合某個國家或特定社會的時尚，他們幾乎本能地理解並珍視自己的流亡特權，只需順從良知，尋覓某種靈感充沛的形式，就可望感動和震驚世界。二十世紀西方現代作家、實驗藝術家、先知詩人本不隸屬於特定民族和傳統，除了普世主義和個人創作好惡外，不受任何外在約束，諸如民族性、社會價值、時代使命，更勿需顧及黨派立場和政治觀點。
法國大革命、俄國共產革命和德國納粹革命，都是歐洲近代文明內在蘗變分化的結果。流亡者們雖歷經顛沛流離之苦，但他們畢竟是在由種族、宗教、語言文字、地緣、寓言和歷史命運構成的共同體內。放逐和流亡的所有不幸、悲情與絕望，都可能從某種共同的歷史遺產和文化價值中得到表達和慰藉，命運提供的偉大庇護所——美國，與他們之間存在天然的血緣與信仰關系。西方文明盡管千瘡百孔危機深重，但正是靠著流亡者們漂泊不定的發現與創作，孕育着某種新的希望，新的使命。雨果在其《隨見錄》中信筆寫下的一段文字，正是19世紀歐洲流亡文學的自我寫照，這一寫照對20世紀歐洲和俄國流亡文學，雖然已顯得過於浪漫，依然大體真實不虛：
我越來越覺得流亡是件好事。在不知不覺間流亡者好像植物接近陽光一樣成熟得更為迅速。我感到自己正處於人生的真正巔峰，我看到了所有人稱之為真實歷史、時尚、成功、災難、上帝的偉大力量的那些東西的本來面目。僅從這一點出發，我也得感謝把我放逐的波拿巴先生以及選中我的上帝。我可能會在流亡中死去，但我的死重於泰山。一切都很完美。
然而，這種歐洲式流亡者的幸運感和自信心，在20世紀的俄國被某種絕望所取代。別爾嘉耶夫晚年以不勝黯澹的心情感嘆，他在歐洲、美洲、甚至亞洲和澳洲都很知名，他的論著被譯為各國語言，只有一個國家幾乎不知道他——那就是他的祖國俄國。
當我想到俄國時，心裡滲出了血。我是常常想念俄國的，關於俄國文化的悲劇，關於俄國歷史的斷裂，這些是西方人不了解的。在俄羅斯命運中存在着某種痛苦東西，這種苦難只有到最後才能鏟除。諸多失望圍着我，俄羅斯將在最後時刻把我折磨死。
俄國畢竟是歐洲歷史和文化的一部分，俄國的悲劇也是歐洲悲劇的一部分，別氏的流亡暮途尚且籠罩在如此令人窒息的境地。輪到中國學者、詩人、作家出現在世界性流亡版圖上100年後，真實地敘述他們命運的言說形式還沒有出現。
（二）
類似帝俄時代國內流放制度，因為幅員遼闊，中國自三代至明清數千載中，邊陲蠻荒之地新疆、青海、滇黔、南粵曾經行走着大量流徒刑人。中國二十世紀流亡者不僅面臨與其先輩大不一樣、而且與歐洲和俄國流亡者迥然不同的歷史環境和文化差異。但是直到1949年前，無論康、梁還是孫中山，其流亡都帶有暫時避難、實為求取救國之道的令人欣慰樂觀的色彩。滿清王朝和北洋政府都已不合時宜且根本不具備把流亡反對派拒之國門之外的力量。事實上，無論在國內還是海外，清末民初流亡者都擁有眾多信徒和巨大的言論空間，最終都獲得中國傳統意義上可稱圓滿的葉落歸根的結局。沒有誰能否認他們在近代中國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響，無論《大同書》、《建國大綱》、《變法通論》還是《歐洲十一國游記》、《新大陸游記》，都元氣充沛，信心盈足，順天應人，氣像開闊。歷史和未來，中國和世界都站在他們一邊。他們生前轟轟烈烈，死後絕不寂寞。
從1911辛亥革命到抗日戰爭勝利，中國文化知識界的流向，主要是從海外回歸中土。1949年，歷史發生翻覆，秦始皇—斯大林兩大暴政在中國聯袂復辟，近千萬中國人（數倍於俄國革命流亡者）被一場內戰驅逐出中國本土。跟隨國民政府遷播台灣的，除了以胡適為首的自由主義知識界，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國立中央圖書館、中央大學等文化學術教育機構的南移，標志中國文化破天荒第一次離開中華本邦。最典型的案例是1948年除夕夜，父母之邦去留之際，胡適和傅斯年在六朝古都南京一派冷雨凄風苦酒的泣吟長嘆。20年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導師和學生領袖斷斷不曾料到，余生留待，竟是前途茫茫的不歸之路。融通古今中西的頭腦，只有陶潛1500多年前的《種桑長江邊》在低回流連：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蒼海！
1958年元旦，20世紀文化保守主義兩位開啟山林者熊十力、梁漱溟的三位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與中國現代憲政學奠基人張君勱四位流亡學人發表《中國文化與世界—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前途之共同認識》，透露出某種新的歷史悲情：
若非八年前中國遭遇此空前的大變局，迫使我們流亡海外，在四顧蒼茫、一無憑籍的心情情調之下，撫今追昔……
六十年後，台灣兩位女作家齊邦媛、龍應台先後出版《巨流河》和《大江大海—1949》，為1949年敗於內戰的中國人立傳。無論胡、傅、唐、牟、徐、張還是齊、龍的流亡，都是於江山易手的大變局中流寓在中國邦土之內，著述於華文社會，擁有眾多讀者。他們的文字近年公開刊布於大陸這一文化現實表明，其流亡更近似十九世紀歐洲流亡文學，其一個甲子後的回歸幾近必然。
鄭義的流亡散文，與十九世紀法國革命、二十世紀俄國共產、德國納粹兩類革命時代的流亡文學，存有諸多相似之處，更是1949年中國淪陷後大陸流亡文化的繼續，卻另具獨特的歷史命意和個人原創。
1989年發生在北京和中國全境的六四民主運動及其慘遭鎮壓的悲劇事件所導致的流亡文學，至今沒有得到應有的分析和評價。鄭義流亡散文的結集問世，為關心中國文學命運的人們，提供了一份富於啟示意義的文本。
（三）,《歷史的一部分》
鄭義也許堪稱中國二十世紀最後一名流亡作家。
1989年4月14日，鄭義從太原抵京，參加其報告文學《超越魯布草》作品討論會。翌日，胡耀邦去世，大學生走上街頭。本性使然，鄭義迅速投身其間，在一個月時間內，成為天安門事件的中堅人物之一。以賽亞·柏林把俄國作家分為狐狸和刺蝟兩大類，卻不適合中國作家。從普希金到屠格涅夫到托爾斯泰，從勃洛克到阿赫瑪托娃到布羅茨基，從普寧到帕斯捷爾納克到索爾仁尼琴，蘇俄作家始終是俄羅斯史詩的撰稿人，甚至俄羅斯悲劇的主角。無論好不好對不對，俄羅斯就是他們，他們就是俄羅斯。他們因此身被苦難，獲得殊榮。中國作家遭遇了與俄國同行類似的不幸，卻沒有出現與其不幸對應的作品和行為。事實上，在決定中國命運的最重大事件——舉國參予的1989民主運動中，投身天安門廣場的中國作家，寥若晨星。諳於時務的文人們太有理由回避那場“注定”失敗的“非理性”運動。文章千古事，他們好不容易生逢一個可以為自己帶來巨大名利的好時代，他們可不會傻到滑入“自由的陷阱”。在中國作家集團眼裡，嗣後25年的事態表明，拒絕廣場和自由的誘惑，不僅明智，而且正確。作為同行，他們深為鄭義惋惜：以他的成就聲譽，本來可望擁有何等顯赫的地位啊。——這些精明練達的作家太可以慶幸，他們的直覺和選擇何等高明。
鄭義起草知識界“五•一六聲明”，組織知識界“五•一七游行”，策動大學生發起天安門現場絕食，打越洋電話吁請劉賓雁回國……。六•四屠殺後，眾多知識界人士流亡海外，遭全國通緝的鄭義卻滯留國內。
他天使般的愛妻北明與他一道，忘我地參與了這場改變了一代中國人、也改變了他們自身命運的民主運動，因此身陷囹圄，鄭義只能選擇國內流亡。這一特殊環境中的選擇，誕生了鄭義流亡文學的開篇之作《歷史的一部份——永遠寄不出的十一封信》。
這部書信體著作，在體例上類似恰達耶夫1836年發表的《哲學書簡》。如果《歷史的一部份》隨即在大陸出版，它引起的反響也許將不亞於《哲學書簡》。今天，關於六四運動的著述文字已汗牛充棟，然而《歷史的一部份》永遠居於真正原初、質地素樸的地位。鄭義在北明被捕後一年中，情緒極度悲憤，這種特殊的地下流亡狀態，逼使他以異於所有六四人士的心境全力以赴，素描式速寫式地記下一切。當整個中國知識界一夜之間土崩瓦解，流亡海外人士驚魂未定，劊子手們大肆搜捕，中國陷入空間恐怖的非常時期，歷史指定鄭義完成這一特殊使命。天安門廣場和北京近兩個月的日日夜夜，直接以實錄文字得以掃描——與哈佛高材生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類似，把一場注定改變世界的事件記錄在案。
《歷史的一部分》勝過所有事後回憶文字，在於不僅它出自一名事件核心人物之眼，而且出於一位具有深刻歷史感、敏銳觀察力和超強記憶力的作家之手。關於細節、時間、人物、對話、場景的銘心刻骨的描寫，使該書信集充滿翔實而精准的良史信度。《歷史的一部分》書名本身寄予了作者對剛剛過去的歷史悲劇的純正情感。賦予此書特殊價值的是，它出自一個男人和丈夫對妻子的痛惜、思念和愛。在一場空前壯麗卻慘遭失敗的自由洗禮後，郁積心中愛恨交加的靈魂要麼自甘窒息，要麼必作河東獅吼。鄭義把國事與私情，流亡與監禁，光榮與屈辱，孤獨與思念融為一爐，為自己，為妻子，也為世人寫下一部偉大情書，足與東西方所有情書媲美而無所愧赧。
普烈漢諾夫曾說，“恰達耶夫以一封《哲學書簡》為俄國思想的發展所作出的貢獻，遠遠地超出了一名勤勉的俄國研究家依據各種統計數據完成的數立方俄丈的著作，遠遠地超出了雜文流派和敏捷的社會學家所能做到的一切。”《歷史的一部分》以其史詩般的筆觸和百鋼繞指式的柔情，使六四事件永遠如新發於硎的血淚記錄，則是為中國火山噴發般的自由精神譜寫的安魂曲和彌撒辭。
1990年夏，《歷史的一部分》被帶出境外，拜托先期流亡海外的劉賓雁代為出版。後者在該書序文中寫道：“這本書信體完成於1989年底。這是鄭義在被迫逃亡途中留給他被監禁的妻子北明的十一封信。1990年夏輾轉托外國友人帶出境外，委托我代為出版。但我收到書稿時，中共追捕通緝犯的勢頭又緊了起來，只好暫停出版，以免危及他們夫婦的安全。”
除妻子在押而不忍獨自流亡外，鄭義還有一份作家的特殊責任待續：窮數年之功完成的巨著《紅色紀念碑》。當他們夫婦1992年開始策劃偷渡時，即面臨書稿命運。他們“無法保證偷渡成功，但必須保證書稿絕對安全”。
北明在《書稿出境》一文中詳述了《紅色紀念碑》、《歷史的一部份》和《告別陽光》的命運。在極端危險的秘密環境裡，他們成功囑托一對澳大利亞夫婦，在30個小時里把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變為現實。當他們在一名被命運安排來充作翻譯的大學生的協助下，與兩位西方游客達成一項對現場五個人都有殺生之禍的約定時，太陽正在中國大陸西南邊陲一片山野下沉。鄭義北明雙雙向素昧平生的西方義士鞠躬。鄭義流淚了，那是他三年來唯一一次對外人流淚。他說：“這是我生命的一部份，也是我們逃亡這兩三年不肯出國的價值所在。入獄，不可能寫完這部書；出逃，又不可能帶出全部寫作需要的資料；因此，完成這些文字的唯一可能是在中國地下流亡，輾轉寫作。我在這兒把我的生命和兩年的心血交付給你們。你們是陌生的外國游客，但我相信你們會盡力。為了民主和自由，也為了全人類” 《紅色紀念碑》正式出版時，鄭義以簡短的文字再次向兩位西方義士“嗚謝”：
1991年夏，在中國大陸某地的一次偶然相遇中，素昧平生的澳洲人理查夫婦在聽完了我們的簡略陳述之後，以高度的道德勇氣接受了本書稿微縮菲林，並機警地攜出境外。這種片刻之間建立的深刻信任，無疑是人類情感溝通的一個奇跡。至今回憶起來，還油然而生贊嘆之情。
這樣的傳奇般的邂逅，如果發生在雨果或索爾仁尼琴身上，將成為世界文學史上一則動人的故事。蒼天可鑒，這種生死與之、剜心拜托的際遇，已成為中國當代流亡文學令人驚心動魄的開篇之作。這種被狼圍捕中的生還，寓示著中國文學一片荒蕪曠野上閃現的一縷曙光。靠了北明的女性直覺，一對西方伉儷的俠義心腸，一名大學生的慷慨承攬，中國八九流亡文學得以以如此孤絕蒼茫的奇遇，拉開了序幕。
（四），《紅色紀念碑》
1860年春，雨果在他的流放地、峭壁嶙峋的澤西島，打開保存著《悲慘世界》札記和手稿的鐵櫃。海上偷渡和流亡期間，那只鐵櫃好幾次險些被人打劫或沉入海底。喪失了它，法國十九世紀最偉大的作品就湮沒無聞。一百年後，流亡前的索爾仁尼琴把小紙片謄抄移塞進小金屬圓筒，藏到埋在泥屋院子里的酒瓶裡。1967年，這名未來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掌握了新技術，用照相機和微縮膠卷把《第一圈》、《癌病房》和《古拉格群島》交給幾位可信賴的朋友偷帶出國。俄國二十世紀大文豪使用的技巧，與蘇聯國家專政機器相比，連雕蟲小技都說不上。但一旦派上用場，卻可震撼世界並動搖龐大帝國的統治根基。
1973年9月，克格勃在列寧格勒逮捕了《古拉格群島》文字編輯之一伊麗莎塔•倫揚克薩婭。在酷刑折磨下，這名已是兩個兒子母親的女人供出了一份《古拉格群島》書稿的藏匿處。特工們立即意識到，攤在他們面前的是迄今為止最具顛覆性的揭露蘇俄極權罪惡的文字。當沃倫揚克薩婭悲慘自殺的噩耗傳來後，索爾仁尼琴馬上通過可靠的使者發出立即在西方印刷出版的訊息。
三十年後，鄭義無師自通地成功地使用了同樣的技術。令人嘆惋的是，堪稱中國《古拉格群島》的《紅色紀念碑》，卻沒有獲得它應有的國際影響並撼動中國，—–如前所述，這是中國特有的悲劇宿命：西方世界要深度理解中國，接納中國的天才和自由精神，還有漫長的路程。由於歷史命運的畸形變異，中國文學家一時還難於比肩西方和俄國同行，中國還沒有產生可以與但丁、雨果、索爾仁尼琴相提並論的作家，在世界文壇上，十幾億中國人還沒有一席之地。
《紅色紀念碑》已經具備《古拉格群島》那樣啟示錄式的圖景，兩者的精神結構呈顯著驚人的對應性。索爾仁尼琴把《古拉格群島》獻給那些沒有生存下來的受難者，他們承受了巨大不幸卻不能敘述一切，“對死者的義務和生者的責任”，成為他寫作品的兩大動力。在這部史詩巨著最終完稿前，他曾再三問自己：到底需不需要由我來承擔這幾乎不可能勝任的使命？我能堅持到什麼程度？答案是：既然此事注定要由我來作，我就有義務完成它。他最終決定停止寫作，並不意味著他認為工作已經完成，而是因為他再沒有更多精力繼續下去了。“即使是現在這樣一本書，能夠安全完稿也使我十分驚奇。我多次想過：不會讓我寫完的。”
《紅色紀念碑》的寫作環境比《古拉格群島》更險惡。為了防備警察闖入，索爾仁尼琴不斷變換地點，完整的書稿從未在一張桌子上攤開過。鄭義則同樣處於連人帶手稿隨時被捕獲的“寫作環境”。他在《紅色紀念碑》自序中發出與索爾仁尼琴當年同樣的感嘆，“我早已料定：書是寫不完的。任何一個小小的疏忽，甚至一件與己無關的偶然，都會導致突然被捕，也許就在我寫完了本行的下一個標點之際。”
《紅色紀念碑》至今沒有以中文之外的文字全本公諸世界。理查夫婦曾建議，微縮膠卷出境後立即譯為英文出版，被鄭義謝拒。他堅持先出中文版，認為中國人有權也應該最先讀到這部書稿，他將向全世界揭露共產黨中國的嚴重罪行，但他首先為自己民族寫作。
從事中俄文學研究的人士不妨比較《古拉格群島》與《紅色紀念碑》兩部著述。它們都以悲劇史詩方式記錄了斯大林和毛澤東時代的黑暗，並深入民族道德結構，探尋二十世紀中俄兩國億萬生命傾覆的慘劇何以發生。兩位作者都把筆鋒指向二十世紀浩劫的思想根源：從西方傳來的黑風及其變種。
索爾仁尼琴指出，二十世紀特有的苦難和罪惡超逾了莎士比亞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邪惡。十九世紀以前的惡人們的想像力和氣魄也就止於幾十具屍體。歷代世界文豪為後世炮制出漆黑一團的惡人形像，在二十世紀的惡人心中已經顯得那樣滑稽笨拙，格局小到令人發笑的程度。麥克佩斯、拉斯科爾尼科夫和沙威那樣的惡人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是魔鬼，知道自己的靈魂是黑的，他們還暗中渴望懺悔和救贖。而由革命政治和先進世界觀、人生觀武裝起來的惡人們，能夠輕而舉地逾越歷代惡人難以逾越的界線。俄國警察首腦雅戈達及其同志們，每次晚餐前，都要向特意設置的聖像開槍射出；每次處決犯人後都要摹仿死者後滑稽可笑的舉動。廣西憨厚老實的農民和天真無邪的學生在肢解煮食他們的同鄉、鄰人和老師時，沒有絲毫惡心和不適，——顧亭林們最引為恐懼的“率獸食人”的慘劇，竟在二十世紀中國大地上公開上演。
他們都面臨著一個陰郁的問題：在中俄兩國發生的特殊劫難中，人民在干什麼？索爾仁尼琴問道，這個狼種，它在我們生命中間從哪裡來的？它是不是我們的根子上長出來的？是不是我們的血統？這是一個可怕的問題，如果誠實地回答——是我們的！鄭義則以更深廣的視野回答“誰之罪”。他從古今中外尤其共產主義的殘暴邏輯、馬克思主義及其歷史目的論、毛澤東暴政的國家權力結構、漢民族吃人史等世界性恐怖統治共同制造的曠世浩劫，從血腥荒誕慘不忍睹大規模吃人的事實，豎起一個難以回避的懸問：廣西僅僅是廣西嗎？食人者僅僅是那幾千幾萬嗎？鄭義的回答是：
不，廣西不是廣西，廣西是中國！食人者是我們整個民族！中國人不僅食人，還自食，不僅食人生命，還自食靈魂。
鄭義由此為中國和世界揭示了一個不曾被發現的秘密：中國已然墮為地獄。
索爾仁尼琴把獲救的希望寄托在俄國東正教彌賽亞救世精神，堅信除了基督教以外，沒有任何有生氣的精神力量能夠醫治俄羅斯的靈魂。同時他也寄望於“共產主義鐵殼里俄國人民的心靈正在走向解放”這一關鍵性過程。鄭義經由對歷史邏輯和人類本性的綜合思辨，在近七百頁的艱難跋涉後，從抗日戰爭、唐山地震等巨大災變中，從遇羅克、林昭、張志新、官明華、忻元華、史雲峰、李九蓮、王申酉等反抗暴政以身殉道的男女身上，看到了中國的一線生機：有著群體主義悠久傳統的中國人，在災變的一瞬間里幾乎本能地作出了選擇：民族第一、國家第一、群體第一、他人第一，……煥發出一種不可征服的群體力量。同時，巨大的災變在剎那之間摧毀了專制政權的正常運作機構，每一個人都從等級制、人身依附、階級偏見的沉重桎梏下解放出來，煥發出平日被壓抑至深的主體精神、創造力和人所應有的真正美德。此刻的中國人，既不是個人消融於社會的片面的群體主義，也不是個人凌駕於社會的片面的個體主義，而是個體主義與群體主義的完美的平衡。這平衡，使中國人在那一刻成為真正的人。
鄭義感謝他的讀者，忍受著屍臭與血腥，強壓惡心嘔吐，隨他走完如此漫長的散布著紅色紀念碑的旅程。與索爾仁尼琴一樣，鄭義深知自己責任沉重，他在被狼追逐的1989年6月到1992年7月，在祖國大陸流浪途中終於建立了一座中國二十世紀“非人工的紀念碑“。它一面磊着一切死去與活著的暴君的墓志銘，另一面刻着所有被壓迫被凌辱被屠戮者的安魂曲。它證明了一個隱沉極深的真理：歷史最終是由犧牲者委托後死者寫的，是必死的後死者向未生者留下的群體遺囑和個人祈禱。
與索爾仁尼琴相比，更富一種東方氣質的樂觀主義讓鄭義對中國和世界懷抱希望，“上帝沒有創造一種完美的文明，他把這一工作留給了全體人類。”中國孔子的人文精神連同被專制皇權奉為國教的後世儒學中潛藏的深刻的人類智慧，將與西方文明如天地男女那樣珠聯璧合，相映生輝，使世界日臻完善。
鄭義由此與索爾仁尼琴一樣，面對史無前例的劫難和罪愆，拒不降低和取締自己的拯救主場，拒絕如海德格爾、薩特、阿多諾、龐德等西方知識分子不分善惡是非，對人類采取旁觀詛咒的姿態。在親身經歷了暴政又正面感受到在極權主義狂濤退潮後接踵而至的虛無主義洪水面前，中俄文學界兩位精神巨人從地獄深處作出了回答。
《紅色紀念碑》遠遠沒有獲得《古拉格群島》那樣巨大的影響，後者曾以各種文字出版於世界各國，歐洲最大的兩個共產黨—法國和意大利共產黨因之出現戰後大規模退黨潮，兩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加繆和薩特為此分道揚鑣，冷戰的道義優勢迅速傾向於蘇聯的對立陣營，歐美左翼親蘇知識界第一次經歷了五雷轟頂的重創，美國傑出的蘇聯問題權威喬治•凱南稱，《古拉格群島》是“當代對蘇聯政權最尖銳和最有力的控訴”，法國《評論》編輯諾爾曼•波德霍維茨稱之為“當代最偉大的著作之一”。
如果鄭義當初接受理查夫婦的建議，《紅色紀念碑》首先以英文問世，以六•四事件對世界的巨大影響，以該書對中共極權主義罪行無出其右的暴露和透辟犀利的剖析，當會繼《古拉格群島》後，震憾世界。
如果《紅色紀念碑》的印數（第一、二版加起來不足一千冊，《古拉格群島》初版即印刷八十萬冊，西方知識界、政界幾乎人手一冊，到1999年，出版總數已超過5，000萬冊））中的一半被大陸有影響的階層閱讀，中國就可能發生一次精神裂變，被坦克和刺刀驅散的大學生和各界民眾可能再次走上街頭、廣場，如果趙紫陽、萬里等中共開明人士乃至徐勤先、何燕然、張明春等解放軍高級將領讀到了《紅色紀念碑》，甚至鄧小平、陳雲、楊尚昆、李鵬們知悉了這本傑作的內容，中國也許不會持續一代人的現代極權統治。
即使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如果人民沒有接受權力和金錢的雙重奴役，在道德上沒有發生今人沮喪的集體墮落，被統治者不認同更不接受北京當局的統治哲學，那麼，《紅色紀念碑》仍將成為最終摧毀蘇聯崩潰後世界上最大極權政權的精神核武庫。
鄭義北明在國內地下流亡三年中，軍車警車四處呼嘯，警察便衣無處不在。最令他們痛心疾首難以釋懷的，是摯友高爾泰、蒲小兩夫婦的不幸。1992年6月4日，高爾泰岳母悄然選擇了六四三周年忌日吞服安眠藥，以暮年生命的銷殞為女兒女婿追尋自由的抉擇斬斷牽掛。鄭義在《難忘的中國夢》中轉述了這一則凄慘而英勇的悲劇。緊接著以他罕有的澀滯暗啞的筆法，白描式地再現了高爾泰的另一則悲劇。他們滯留香港等待赴美期間，高爾泰的獨生女兒高玲在成都自殺。當高爾泰平靜地訴說接連兩個親人以死相送的噩耗時，鄭義的心只能“久久地、久久地隱痛”。高爾泰的大幅油畫《上古神話系列》在香港如期展出時，看到自己親手打制的畫框和一群香港女孩兒鮮活的面容，鄭義心沉如淵。在鄭義眼中，《填海》里在巨浪中俯衝翱翔的小鳥精衛，就是小玲玲的在天之靈，注滿深懷喪女之痛的父親對亡女的無言思念。
流亡伊始，鄭義無論如何也產生不了雨果那樣的慶幸感。身為法蘭西民族的代言人，生性浪漫的雨果從來不顧及命運的作弄，不分析自己的情感，他是那種越走越遠的“趕路人”。他甚至從來沒有這樣愉快過，也從來沒有這樣滿足過。雨果確實有理由不多愁善感，身為拿破侖第三的死對頭，他輕而易舉地從警察局長大人手里弄到去比利時的護照，法蘭西帝國寧願他順利流亡也不願蒙上迫害偉大作家的惡名。他的住宅公開拍賣，賣了一個好價錢。跟他與妻女一同離開巴黎的還有十八輛大篷車運載的家具、古董、玻璃制品、青銅罐子、幾大箱手稿、書籍、資料，他的存款即時轉到瑞士銀行。《悲慘世界》十二年內的版權為他帶來三十萬法郎巨款，巴黎發狂地搶購和閱讀現政權最大的反對派首領的傑作。1867年，雨果流亡16年後，他的戲劇《愛爾那尼》在巴黎萬國博覽會上演，雨果從流亡地寄去他親筆簽署的准演證。成功是巨大的，那是詩的凱旋，政治的示威，七千金法郎的門票收入，雨果夫人場場出席，接受觀眾狂熱的歡呼。
雨果太有權利享受流亡生涯帶來的偉大榮耀和輝煌成就了。
鄭義也太有資格品嘗流亡生涯帶來的辛酸和寂寞了。
一切還在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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