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播撒種子的泥土，——或是惡魔的秕稗，或是上帝的麥粒。稗子和麥種會一同長到收穫，那時鐮刀將把上帝與魔鬼的根苗區別開來。
——【俄】梅列日科夫斯基：《俄國革命的先知》

一

1906年，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彼得堡為11年後降臨的浩劫填寫命符般的債單時，一批俄國知識人也正在轉向。他們清醒地意識到，100多年間俄國知識界的努力，竟可能把俄國帶進一種危險的結局。他們力圖在精神上把俄國歷史的路標撥到另一個方向，但為時已晚，俄國像1912年傾覆的泰坦尼克號一樣，在歷史的迷霧中撞上了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冰川。梅氏接下來預言：讓人流血的人將跨越可能與不可能、現實與虛構的界限，並以此邁入“一切都可能”的領域。當血流已不能飲盡，血窪就隨處可見，霧霾就會昇騰成海市蜃樓，擴展成全球歷史的幻影。那時，一直隱身的宗教大法官就會顯形並宣告：我們不與上帝在一起，而跟他——魔鬼——一起。先生們，這就是我們的秘密。

西方在20世紀前擁有的幸運在於，它們不僅為自由而戰，而且正確判斷了機遇，全力以赴地爭取了成功。俄國的特殊不幸，卻正在這個痛苦而高貴的民族里最優秀的人物，過於陶醉於彌賽亞精神救贖而輕慢了歷史中的勝利。其中最致命的當數190年前那場驚天地泣鬼神的十二月黨人起義，——這多少也可作為26年前中國8964運動的悲劇性啟示。

二

中國8964發生於法國大革命200週年、五四運動70週年、中共建政40週年。循此年代，可依次引入三種分析框架：從西歐肇始的近代世界自由民權運動，中國西漢以降士大夫上書朝廷及太學生伏闕請願傳統，國際共運、尤其匈牙利人民起義（1956）、捷克布拉格之春（1968）、波蘭團結工會（1980）和蘇聯解體東歐諸國全部易職的歷史經驗。若以悲劇性教訓與啟示——儘管相距萬里，暌隔164年——作參照，則俄國十二月黨人起義堪為中國8964較恰當的前例。

兩者都發生在某個歷史十字路口，都發生在各自國家——歐亞兩個最大專制國家——首都，都發生在光天化日下的廣場。

1989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突然去世，維系十年改革的最高權力結構難以為繼——身任新總書記的趙紫陽已獨木難支。鑒於胡耀邦在平反人類最大積冤和思想解放運動以及抵制“反自由化”中的特殊地位與非凡影響，鑒於鄧小平等政治老人欲收拾殘局並與李鵬等新貴結成強硬聯盟的復辟態勢，知識界和大學生強烈意識到國是不臧、局勢危殆。從胡耀邦4，15去世到4，22追悼會到4，26社論到5，13大學生絕食到5，20北京實施戒嚴到6，4屠殺，從北京幅射全國，中國民主力量與中共專制政權對峙、較量了50餘日，上演了中國乃至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民主活劇。

1825年11月17日，俄國皇帝亞歷山大一世猝死，康斯坦丁大公和尼古拉大公兩名皇儲在皇位繼承上出現錯亂，俄國最高權力出現真空，——25天內俄國無人統治。部分貴族和軍官矚望的康斯坦丁拒絕繼位，他們厭惡的尼古拉卻生就帝王欲。尼古拉冷酷傲慢，迷戀普魯士軍事制度和警察統治，——這正是誓將刷新俄國的貴族軍官對俄國的思考和結論性構想的對立面。在尼古拉徹夜完成登基大典成為俄羅斯第十一位皇帝次日，貴族軍官拒絕宣誓效忠，率領3，200名士兵列隊開拔至樞密院廣場，在彼得大帝銅像前集結成八個方陣，向新沙皇攤牌：要么接受起義者擬定的《俄羅斯法典》和《俄羅斯共和國憲法》，立即退位；要么出動軍隊鎮壓，——俄國此後近兩百年命運系於一天：1825年12月14日。

中國8964組織者和參予者以大學生為主體，以知識界為中堅，社會各界參與，他們大都在“體制內”，——而按社會學和階級理論，屬於“被統治階級”。雖然8964曾提出若干政治性要求諸如“重新評價胡耀邦，”懷念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政策；保障新聞自由，允許民間辦報；嚴查“官倒”、公示“領導幹部實際財產收入”；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保障人權，反對迫害”、“平等對話，反對包辦”；以及推進經濟自由化，要求新聞機構給予公正如實及時報道，重新評價“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最重要者：承認其聚集示威請願屬“愛國民主運動”性質 ；但無論參與者還是旁觀者、反對者以及（後來的）鎮壓者都清楚，8964並沒有系統、明確的政治綱領，並未超越中共自訂的憲法。其根本政治訴求是呼籲恢復黨國純潔性、高尚目標和先進本質，獲得父親般的“共和國開創者”的會意與表彰，就像五年前北京大學遊行隊伍中“小平您好”所流露的感戴之情一樣，從而推動改革向民主、法制、傾向於人民的方向轉變。

三

十二月黨人大都出自彼得大帝親手建立、1700年即正式命名為“帝國禁衛軍”的貴族軍官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軍團。他們的先輩是俄國統治集團的中堅和精華，十二月黨人領袖們幾乎全都跟隨亞歷山大一世遠征過法國。作為勝利者，他們發現了一個新世界。他們登上蒙馬特爾高地，眺望被征服的巴黎的壯麗日落；在巴黎聖母院、凡爾賽宮流連忘返；到盧梭墓前憑吊這位啟蒙運動宗師；參加各種文藝沙龍，接觸法國自由主義基督教兩個重要神父西哀士和格列高里，拜訪自由派和社會主義知識分子聖西門、貢斯當、斯達爾夫人；俄羅斯軍官與法國共濟會重要成員結下了深厚的個人聯系。當他們1814年3月31日代表反法聯軍在巴黎凱旋門舉行閱兵式、6月15日進入聖彼得堡凱旋門凱旋而歸時，心中卻帶著一套全面、根本地變革俄國的思路。法國被征服了，但是被征服的法國高揚的是自由平等博愛，體現的是人道文明高尚，代表世界的未來。而戰勝法國的俄國還實行農奴制、沙皇專制和野蠻的鞭刑，官僚、憲兵和警察們還野蠻地奴役着俄國。當十二月黨人從巴黎回來的時候，他們是凱旋而歸的勝利勇士，是俄國榮譽的象徵，同時是推翻俄羅斯黑暗專制的先驅 。正是對法國的征服，拉開了11年之後（1825年）俄國禁衛軍官兵在俄國首都廣場公開武裝起義的序幕。

十二月黨人有備而來，——在思想和理論上他們已準備了十年。1825年12月14日，他們實際上組織了一場與沙俄帝國之間的歷史性“決斗”。從1816年成立“俄羅斯忠誠子弟協會”及南、北“救濟同盟”開始，他們擬訂了《俄羅斯法典》、《俄羅斯共和國憲法》，並賦予它們一個冗長而貫注詩意的別名：《偉大的俄羅斯人民不可侵犯的國家證書，改善俄國政體的權威約法，人民對最高權力機關信守不渝的委托書》。這部憲法是以法蘭西第一共和國1793年憲法和土地綱領以及美利堅合眾國1789年憲法為藍本，宣布“人人都是上帝所創，人人生而平等，都有權追求幸福，必須廢除一切等級和特權，使所有俄羅斯人都成為‘高貴的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擁有自由選舉權、擇業權、遷徙權、言論和出版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它們強調， “人身自由是每個公民首要的權利，是每屆政府最神聖的職責，國家大廈的整個建築以此為基礎。”它們許諾，俄國國家政體將采取共和制，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為一院制人民議會，國家最高行政權力為最高杜馬，其成員由人民議會選出，並向人民議會負責。中央監察機關為最高會議，其職責是監督憲法和其他立法執行情況。它們特別申明，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吏由選舉產生，任何國家立法和行政機構應服務於人民，人民有權推翻不稱職的政府和領導人，因為“俄國不屬於某一個人、某一家族或某一團體。相反，國家和政府屬於人民”。

如果要比較，那麼8964的政治訴求體現的是中國人的經驗性目標和實踐哲學，訴諸於對現實問題的具體解決，停留於社會抗議、道德譴責和犯上請願——三名大學生沿階下跪舉書至於昏厥的情形令人想起古代庭臣伏闕請命的王朝景觀——之類東方專制社會的傳統方式，而俄國十二月黨人所制定的變革綱領，卻是企圖在“處於完全不同歷史階段”的俄國，建立美、法式的現代共和國。兩者都被殘酷鎮壓，留下悲劇性的深重教訓。

四

8964後，21名學生領袖和少數知識界人士遭公開或秘密通緝，中共黨內外一代改革力量出局，一批知識界人士和大學生流亡海外，自由民主運動在中國全面退潮。與此同時，共產極權主義表現出頑強的自保本能，完成了從危機—鎮壓—韜晦—崛起—擴張一系列令世界驚愕的歷史過程，建立起國家社會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交互為用的雙頭鷹利維坦，並向一個規模空前的黃種人紅色帝國演變。

五名十二月黨人領袖被判“特等罪”——謀反、弒君、叛國——處以絞刑，579名軍官被特別軍事法庭起訴，其中121人流放西伯利亞，——“尼古拉一世用絞刑架開始了他的統治”，並把這一統治維持了30年。他的兒孫亞歷山大二世、三世和尼古拉二世則繼續統治俄國62年，直到布爾什維克——一群更血腥、殘暴、專制的統治者——把尼古拉二世全家處決的1918年。

為什麼沙皇俄國能夠維持如此漫長的統治？有一種特殊的原因：一個遭受強烈刺激以致從生死存亡的危機中幸存下來的專制政權，會迸發某種非凡的自保本能，被強烈的生存欲望支配，產生出特殊的能量和才華。

尼古拉一世鎮壓十二月黨人後，採取了幾項強力而有效的措施。一，成立皇帝個人機要處，下設六個部門，側重負責帝國司法、學校、社會機構、農村和農民。其中“第三廳”是秘密警察機關兼內務部，擁有龐大編制和極大權限，俄國境內外幾乎全部自由人士都在“第三廳”監控之下；二，采取軍國主義和官僚主義“聯合治理”統治，大量起用軍人，所有重要助手幾乎沒有文職；三，建立正常國家機器之外的特別委員會，嚴重削弱大臣會議、國家會議和參政院，由能夠立即執行其意圖的特殊官僚機構處理國家要務；四，任命聖彼得堡科學院院長烏瓦羅夫為教育部長，頒布法令禁止貴族子弟留學西歐，禁止從西歐進口書籍，禁止大學講授西歐哲學；隆重宣布俄羅斯帝國新三位一體國家理論：只有國家（東正教）教會才充分體現了俄國精神的神聖性；只有沙皇專制才權威地代表了俄國國家意志和利益；只有俄羅斯民族特性才構成俄國偉大純潔的土壤；五，頒布報刊審查法令，被稱”鑄鐵般的報刊審查制度”，禁止發表任何帶有政治觀點的文章；六，強力發展國家經濟，1837年建成俄羅斯第一條鐵路（在鐵路開通典禮上，尼古拉一世登上火車，親手向鐵爐揮送烏煤並鳴響汽笛——象徵俄國邁向新時代）。

維系俄國沙皇專制，並非易事，其中一個並非次要的因素是沙皇本身。 托爾斯泰曾指控歷代沙皇都是暴君、瘋子和白痴。其實俄國沙皇不是世上最低劣的統治者。彼得大帝通曉主要歐洲語言，三年內為俄國建立起一座新首都；伊麗莎白女皇曾廢除死刑達半個世紀，葉卡捷琳娜女皇是啟蒙運動的信徒，亞歷山大二世主動廢除農奴制（比林肯通過一場損失60萬人的內戰完成“廢奴”早四年），尼古拉二世和平遜位，——都是可與歐洲帝國皇帝比肩的人物。否則沙皇俄國怎麼能在歐洲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和若干次內外戰爭時代維持304年的統治，並產生了群星般的天才和巨匠。

鎮壓十二月黨人後，沙俄帝國能否度過危機，相當程度取決於尼古拉一世，——從帝國角度，尼古拉一世是一位稱職的統治者，一位敢於屠殺、又有能力維持專制統治的暴君。他自幼遊歷歐洲，通曉法語、德語、俄語、拉丁文和希腊文，熟悉世界歷史和世界地理，接受過政治哲學、邏輯學、軍事理論、倫理學以及繪圖、幾何、代數、化學、物理的系統教育。尼古拉一世把他的全部秉性：殘忍、堅韌、勤奮、自律，對俄國的理解和判斷都獻給了他的家族和江山，又先後鎮壓波蘭和匈牙利民族起義，發動俄土戰爭和克里米亞戰爭，成為“歐洲憲兵”，並成功地抵禦了一度席卷歐洲的1848年革命的衝擊，——他是十二月黨人真正的敵手。

五

十二月黨人本來有勝利的可能。那個寒冷的冬日，他們有數次機會可以衝進冬宮，逮捕尼古拉一世，強迫他接受《俄羅斯憲法》或立即退位。以尼古拉一世脆弱的帝位和聲望，以十二月黨人在俄國貴族、尤其軍隊的影響——包括法國、英國、奧匈帝國等歐洲大國對尼古拉的反感，以他們高昂的斗志和民眾的擁戴，十二月黨人確實面臨着一個巨大的機會。1917年，布爾什維克面臨同樣機會——他們的條件未必比十二月黨人更好，但是他們緊緊抓住了機會。事實上，衝進冬宮逮捕臨時政府部長們的赤衛隊員不到兩千人，他們卻改變了歷史。十二月黨人出於兩個原因，錯失良機：恪守貴族決斗規則，決不先開第一槍；希望尼古拉一世接受其最低綱領——“君主立憲”。本來有某種妥協可能，在僵持中，彼得堡總督米羅拉多維奇——1812年衛國戰爭的著名將領，十二月黨人的老長官——和德高望重的俄國國家大主教謝拉菲瑪曾親赴現場，勸說起義者放下武器回到兵營，稱新沙皇可以派一個代表團跟起義者談判。十二月黨人拒絕了“中間道路”。

一個高尚而苦澀的悖論阻擋了十二月黨人的致勝之路。因為他們是遠征法國、理想純正的貴族軍官，所以他們起誓拯救並提升俄國；因為同樣的原因，他們拒絕後來下層革命黨人、特別是布爾什維克的方式。他們堅持手段與目的的一致：光輝的彼岸必須經過坦盪的路徑去達到。從精神源頭上，這應歸咎於俄國東正教彌賽亞主義，它過於傾向於神聖救贖和終極理念的絕對價值，從而忽視了歷史進程和現實勝利，削弱了成功的光輝才可產生的感召力量，而把存在意義上的勝利拱手讓位於機會主義和功利主義者，——專制統治者是天生的、徹底的機會主義和功利主義者。

如果十二月黨人衝進冬宮，逮捕尼古拉一世，俄國就出現了一種前景：在法國、美國之後，橫跨歐亞的俄國建立起一個現代共和國。既然“無套褲漢”們可以攻陷巴士底獄，被路易王朝和雅各賓派前後折磨的法國可以建立共和國，那麼，遠比羅伯斯比爾、馬拉、丹東高尚且學識淵博的彼斯捷爾、穆拉維約夫、雷列耶夫為什麼就不能在30多年後的俄國實現共和理想呢！如果十二月黨人突破了他們致命的貴族道德藩籬，沙皇帝國就可能在19世紀第一個四分之一年頭壽終正寢，包括共產主義革命在內的所有後起歷史連同它們的所有災難統統不會出現，世界歷史將呈現完全不同的面貌。

六

作家鄭義寫道：

1989，一個明確無誤的彪炳史冊的裡程碑。繼中國八九民運之後，蘇聯等共產國家相繼崩解。其主因固然是各國人民持續不懈之抗爭，但中國的示範作用顯而易見。將近兩個月的和平示威，使所有前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受到鼓舞。全世界的譴責與制裁也使惶恐不安的總書記們受到震懾。1989向全人類宣告：共產主義是綴花的鎖鏈，自由高於一切！共產主義的崛起和崩潰，是二十世紀最重大的事件，其影響人類命運之深廣，遠遠超過法西斯主義的興亡。中國八九民運無可置疑地成為第一掘墓人。

但是對於中國， 8964卻是一次帶有巨大冤屈和隱痛的失敗。它不存在十二月黨人那種要么悲壯落幕、要么創世紀般勝利凱旋的兩極化結局, 但是也存在“成功”和“勝利”的可能。

如果不是三個青年人在人民大會堂恢宏台階上下跪，而是幾十萬大學生強行進入那座中共最高統治集團最後聚集的“人民大會堂”，——送胡耀邦最後一程；如果三位湖南義士向毛像潑污後被大學生視為英雄接納進廣場，並公佈毛的罪錯，並（通過表決）衝進毛紀念堂，鞭屍老暴君；如果趙紫陽出現在天安門廣場後不再離開，——

那是一個天賜良機：在失去人身自由之前的最後一刻，趙居然來到了人民占據的天安門廣場上。在來自世界各大媒體的攝像機前，如果他舉起了手臂，人民的意志就會凝聚於一點——堅持政治改革，反擊老人政變。在自由的渴望如岩漿噴發的非常時期，誰代表了民意，誰就獲得了呼風喚雨扭轉乾坤的力量。更何況，趙紫陽還是中國合法的最高領袖。至少38軍、28軍可能調轉槍口，站在趙紫陽和人民一邊……兩年後，蘇共保守派發動政變，軟禁合法總統戈爾巴喬夫，調集軍隊進入首都。葉利欽做了與趙紫陽相反的抉擇：登上一輛坦克，發表了熱血沸騰的講演。他並無一個怒濤洶湧的天安門廣場做後盾，當時他的聽眾不超過200人，其他的莫斯科人尚未從政變的驚恐中醒過神來。一個簡單的動作加上一篇簡短講演，蘇聯共產黨七十多年的鐵血統治頃刻瓦解。數以百萬計的軍隊、警察，數以萬計的核武器，強大無敵的坦克集團軍、艦隊、轟炸機群頓成畫虎。——（鄭義：《金棕櫚——葛底斯堡賦》），

如果“那些事實上主導和影響了這場運動的人士……順應民意，把一場偶發性的抗議運動提升為決定中國命運的和平起義”（同前），——這些“如果”和其他可能性變成事實的難度都不比十二月黨人的“歷史性挑戰”更大。

但是，鄧小平越過所有這些“如果”，把下述罪名加諸已無力進行自我辯護的8964身上：(事件)是國外大氣候“暗示西方勢力影響”和國內小氣候（指胡耀邦、趙紫陽支持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所共同造成，意在推翻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一個完全附庸西方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把中國帶往一條充斥着國際資本和壟斷資本主義的道路，將引發又一次文化大革命甚至內戰的反革命暴亂。如果理性溫和派在中共內部佔了上風，8964沒有遭到殘酷鎮壓，甚至其主要訴求都得到承諾，中國也不會變成“資產階級共和國”。鄧小平比誰都清楚，這種罪名是對8964的惡意歪曲，只是因為血腥鎮壓才編造的莫須有罪名。事實上，鄧在1991年的“南巡講話”才向國際資本和壟斷資本主義敞開國門，——但鄧採取“兩手硬”策略，避免了“完全附庸西方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可能。

不能說中共採取了與尼古拉一世一樣的措施，——畢竟兩者的民族傳統和歷史環境大相徑庭；然而，作為熬過巨大危機的專制政權，中共發自本能地採取了與尼古拉一世大同小異的手段。最重要的是，不給自由精神以空間，只為政權穩定和經濟發展傾注國家力量。強硬狠毒、老謀深算的鄧小平顯示了東方共產專制暴君的特殊禀賦，通過對天真、熱情、充滿理想的8964一代的鎮壓，通過對中國社會的劫持、誘騙和贖買，以及冷戰終結、全球化時代紅利的國家佔有，還通過江澤民、胡錦濤官僚集團的腐敗執政，中共成功完成其現代極權主義轉型。最令人吃驚的是，與尼古拉一世授意烏瓦羅夫推行其“帝國三位一體”一樣，鄧及其後繼者也發展出“面向21世紀”的新意識形態——紅色國家主義：馬列毛鄧三科（中共執政的精神譜系，類似俄國國家東正教，第三羅馬）、共產黨領導（類似沙皇專制）、中國特色（類似俄羅斯民族特性，以對抗人類性和普遍價值）。習近平大權獨攬，則使人聯想到尼古拉一世高度集權，至於軍人、警察大規模干政，書刊檢查制，以及開始向外擴張，都不能不受尼古拉一世專制復辟邏輯的支配。

七

十二月黨人事件後，沙俄帝國繼續維持了92年，——若非貿然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也許還會存活更長時間。俄國自由力量遭受巨大摧折後，仍然保持着與帝國對峙的態勢。“劃破尼古拉一世漫長暗夜的第一聲槍響”即出自十二月黨人、禁衛軍軍官恰達耶夫。他在《哲學書簡》中首次提出一種特殊的祖國之愛，一種比愛祖國更美好的感情：對真理的愛。對祖國的愛會造就英雄，對真理的愛會造就智者和人類的恩人；對祖國的愛會分裂各民族，引起民族仇恨，會馬上給大地披上喪服；對真理的愛會傳播知識的光芒，創造出精神的樂園，使人們接近上帝。通向天國的道路所經過的不是祖國，而是真理。他還首次痛斥俄國： 首先是野蠻的不開化，然後是愚蠢的蒙昧，接下來是殘暴、凌辱的異族統治，這一統治方式後來又為我們本民族當權者所繼承。除了殘暴以外，俄國沒有興起過任何東西，除了奴役以外沒有溫暖過任何東西。人類的普遍規律似乎不適用於俄國，我們是世界孤獨的棄兒，沒有給世界以任何東西，對人類理性的進步沒有起過任何作用，在俄國不會結果的土壤上，沒有誕生過一種有益的思想，沒有出現過一個偉大的真理。恰達耶夫是俄國——十二月黨人悲慘事件後的俄國——的特殊現象，它是俄國獨有的激烈而痛苦的自我認識，拉開了持續久遠的“斯拉夫派”與“西方派”之間歷史大爭論的序幕。

十二月黨人事件後，俄國思想轉入私下圈落，在莫斯科、聖彼得堡大學出現了赫爾岑—奧加遼夫、斯凱坦維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和眾多思想文化沙龍，——俄國自由思想繼續運行於世，十二月黨人的摯友普希金上升為“俄羅斯詩歌的太陽”，十二月黨人事件成為俄國文學、藝術、音樂、宗教、哲學的主要素材和靈感源泉。托爾斯泰曾想以十二月黨人為原形創作，後演變成《戰爭與和平》；列賓、蘇利科夫、克拉姆斯科依畫筆下，十二月黨人是無與倫比的殉道英雄；格林卡、巴拉基列夫、穆索爾斯基、柴可夫斯基的樂音中，十二月黨人象徵光輝與神聖……但是，沒有人為他們“平反昭雪”。沙俄帝國不會為自己的叛逆主持公道，蘇聯政府沒有這份責任，1991年後的俄羅斯只把他們當成俄國歷史一樁往事。

但是，沙俄帝國鎮壓十二月黨人，鉗制思想、窒息自由的一大惡果，是推動俄國發生精神惡化和道德自戕：絕望情緒日益轉為近代世界四大危險思潮和運動：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恐怖主義和“兵营共产主义”。涅恰耶夫“革命教义派”、巴枯宁“暴动派”、拉甫羅夫“宣傳派”、特卡喬夫“布朗基恐怖派”、民意黨和社會革命黨“組織恐怖派”，它們都擁有一個共同結論：一個紀律嚴密的革命家組織在關鍵時刻依靠一次成功的密謀，就能奪取國家政權，再利用新的國家機器改造社會。——它們最終都為布爾什維克的崛起搭起了腳手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描繪了一群不受任何道德約束，“超逾善惡”，以奴役和改造俄國和世界為己任的陰謀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由此對他所預感到的世界性恐怖演變，對即將來臨的生命流失和價值傾覆，對一億俄羅斯人被“魔化”的新世紀問道：俄羅斯將走向何方？

絕對不能把十二月黨人看成“三代革命家”（列寧語）的先驅。十二月黨人的旗幟是自由、溫情和博愛，是歐洲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最大成就——人道主義——的俄國繼承人，也是基督教救贖精神的踐行者。此後被仇恨、暴力、恐怖專制強烈吸引的革命家，只是尼古拉一世黑暗統治造就的廢墟。十二月黨人悲劇性失敗的代價，竟然是俄國長達160多年的專制黑夜，並且殃及世界。

8964失敗的直接後果之一是，中國被物質力量完全征服，一個禮崩樂壞、窮奢極欲、全面世俗化的社會，落在一群現在還未完全顯露其真相的統治者手中。中國是否會出現俄國十二月黨人事件後19世紀向20世紀災難性轉型的可能，被另一種與世俗化截然相反的極端情緒和絕對力量所劫持？沒有人能夠回答。

八

赫爾岑稱譽十二月黨人是“從頭到腳用鋼鐵鑄就的男子漢”，他們自願赴湯蹈火，以自己的犧牲喚起俄國人民對自由的嚮往，洗滌專制統治強加予俄國人民身上的奴性。列寧則批評他們“脫離人民”。

自由的本質是生命意義的自我證實，是無待於外的絕對價值——求仁得仁。但是，沒有掙得人類歷史勝利的自由只能導向孤獨和虛寂，停留在沒有展開的原始精神狀態，——沒有實現的自由不能散發光輝，就像沒有升起的太陽。

26年過去，中國8964一代正進入中年，他們還有足夠長的時間堅持或修正自己的理想。于世文、陳衛夫婦在2013、14年兩度公開祭奠8964亡靈和胡耀邦、趙紫陽，繼1989入獄後讓自己再次被捕。他們自願站在歷史天平上，坦然承擔牢獄之災，直面紅色帝國國家機器，堅持自由民主理想，清醒地意識並珍視生命的意義，——這使中國8964擁有俄國十二月黨人的殉道精神和貴族風範，在道成肉身的意義上臻於不朽。人們可以據此預言，中共專制統治者不可能享有尼古拉一世及其子孫所曾擁有的將近100年的統治——未必值得羨慕的統治——無論他們腐敗墮落還是勵精圖治，都不可能。因為8964雖然沒有十二月黨人那種普羅米修斯式的英雄氣概，但它是一代人的選擇，是億萬人曾經的青春、熱血和理想。除非中共效仿古代君王下罪己詔，向8964死難者和人民低頭認罪——這些唯物主義者哪來懺悔的力量和道德更新的勇氣呢？——中國未來庶幾有望。這不該由我們去操心了。

普希金在《致恰達耶夫》的小詩中寫道：

朋友，要相信
俄國會從沉睡中醒來；
在專制暴政的廢墟上，
人們將記下你我的名字。

它也是連接十二月黨人起義與8964以及一切爭取自由者之間的紐帶。謹以此文向于世文、陳衛致敬，他們畢竟還年輕，請他們為未來而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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