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的退休將不會影響辦報的原則。報紙將永遠為爭取進步和改革而戰鬥，決不容忍不義和腐敗；永遠反對一切黨派的鼓動宣傳。決不從屬於任何黨派，永遠反對特權階層和公眾的掠奪者，決不失去對貧苦人的同情，永遠致力於公眾福利，決不滿足於僅僅發表新聞，永遠保持嚴格的獨立性，決不害怕同壞事做鬥爭，不管這些事是掠奪成性的豪門權貴幹的，還是貪婪的窮人幹的。
－－〔美〕約瑟夫•普利策

一個現代國家，如果沒有新聞，是不可思議的。當代中國有沒有新聞？這個命題好像很荒誕，讓我們來細究一下。

首先應搞清楚，新聞是什麼？

有人會說，新聞是有階級性的，必然成為政治鬥爭的產物，在資本主義國家，報紙不也是資產階級的工具和喉舌嗎？我們很願意對此展開討論，深入分析一下新聞與政治、與國家、與階級鬥爭、與人民的關係。

為了澄清事實，讓我們回到新聞和它作為傳播手段的初始狀態去。人類第一張報紙起源於1609年的德國。在它出現之前，人們已經有交流新聞的習慣了。直到中世紀的所謂新聞，不過是人們在鄉村集市上互相交換感興趣的消息而已。一直到1500年左右，一般都用消息（Tydings）一詞來形容有關時事的報導。新聞（News）一詞是後來創造出來的，目的是為了對有意識傳播的消息與有意識收集和加工的消息加以區別。是新聞創造了報紙，而不是報紙創造了新聞。儘管有區別，仍然可以看出，“大眾傳播媒介”的定義是很準確的。關於新聞定義的本質，作為一個老新聞工作者劉賓雁曾經作過這樣的探討：“現在一談就是黨性、人民性，那報紙當時出來的時候，還沒有共產黨呢，不但沒有共產黨，任何政黨都沒有。有人民的地方，幾百年前就出現了報紙，可見報紙並不從來都是黨報。”請注意“有人民的地方就有了報紙”，它的確產生於民間，服務於公眾，與國家無涉，倒是可以告訴你，第一個頒發“許可證”制度的是英國都鐸王朝的亨利八世，他發佈公告，規定印刷商在開張營業之前必須獲得皇家的許可。都鐸王朝可不是什麼資產階級，也不懂得用工具和喉舌維護他的封建專制。

後來情況有了變化，新興的資產階級確實把報刊作為它的工具和喉舌，不過是用它來抨擊腐朽的封建勢力，感召和動員廣大人民起來參加革命、推翻專制。永遠不要忽略了一個事實，在新聞媒介成為資產階級政治鬥爭的武器時，那個階級並不是掌權的階級。這個事實說明了一個問題，當新聞進入政治領域，與政治發生關係後，它的根本屬性是批判和鬥爭的武器，而不是維護利益的工具（那時，資產階級還未上升到統治階級）。從新聞的根本屬性入手，我們立即可以發現一個顯著的物質特徵，新聞作為批判和鬥爭的武器，它的鋒芒始終是指向國家和政府，指向官員和富人。世界上哪個國家、什麼時候報紙總是把矛頭對準民間、對準窮人、對準平民、對準知識份子？可以這樣總結：新聞與國家、與政治、與階級鬥爭的關係，不管如何千頭萬緒，最基本的關係是一種批判和反抗的關係，而不是宣傳和維護的關係。這種批判和反抗的意識，是新聞本質的必然要求。人類精神的本質是自由，人類的道德價值是自由，批判和反抗的意識達到了與自由的同一，從而使新聞出版業在終極意義上符合人類的精神本質，建立起自己的道德基礎，因而是合理的、合人性的、有道德的。誠如漢密爾頓所說：“這是最重要的事業，是自由的事業，這一自由就是把事實真相講出來，寫出來，以揭露和反抗專斷權力的自由。”世界新聞史就是這樣高舉真理的旗幟，聲張正義，反抗專制，尊敬自由，推動著人類社會走向進步、走向文明。

新聞一但喪失或被剝奪了這種本質，便立即異化為人的異己力量。成為一個集團、一個政黨的工具和喉舌，失落了自由本質的新聞媒介，不合人性、沒有理性、道德淪喪，成為壓迫人、殘害人的急先鋒，敗壞人、退化人的教唆者，成為一切偏見和歪理的鼓吹手。這個事實，不是昭明昭著的嗎？在人類步入現代的過程中，在人類中真正優秀的那部分──知識份子階層登上政治舞臺，並以其思想意識成為文明主體的過程中，新聞自由為增進這一過程，所起的作用是多麼有力和徹底；而一但新聞喪失其自由的本質，反過來對加強奴役、剝奪人的自由所起的作用，也會同樣有力而徹底。

美國最偉大的總統之一傑弗遜致卡林頓那封著名的信指出：“民意是我國政府存在的基礎，所以我們先於一切的目標就是要保持這一權利，若由我來決定我們是要一個沒有報紙的政府，還是要沒有政府的報紙，我會毫不遲疑地立即回答：我寧願要後者。……我情願將自己捐獻出來，作為一次偉大實驗的對象，以證明所謂新聞自由與治理有方的政府互不相容這一藉口的欺騙性。”1965年，《紐約時報》披露了一部美國國防部檔案材料，使美國大量國防機密公諸於眾。為此，國防部向高等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判《紐約時報》危害國家安全罪。判決的結果出人預料：《紐約時報》無罪。理由是，新聞自由高於國家利益（包括國防機密）。“水門事件”更是新聞的自由本質充分體現的範例，新聞記者率先秉筆控告美國政府侵犯人權，把矛頭直指總統。最終的結局是，不管在道德的法庭上還是在世俗的法庭上，一個偉大國家的政府和總統敗訴了，被判有罪！

同志，這就是那個“資產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嗎？其實這個提法本身還大可商榷，那個社會實際掌權、特別是掌握最高權力的人，不過是些農民、推銷員、律師、演員或職業的行列，如果一定要把他們稱為統治階級的話，那麼也絕不是資產階級選擇的結果，而是人民選舉的結果。──不是說資產階級是少數，人民是多數嗎？如果這個多數都成了資產階級的話，又有什麼不好呢？

就是這樣一個社會，它幾乎可以說是迄今為止人類完美組合的最高典範。在那裡，社會居主導地位的是知識階級，最強大的力量是知識份子。他們沒有什麼物質利益需要維護。他們最寶貴的財富只是思想、智力和知識；他們最珍視的是自由表達權；沒有自由，他們的財富連同他們自身價值將會蕩然無存。本能告訴他們，新聞自由是精神發展的最大保證，是自身權力不受掌權者和富有者侵犯的最大保證。他們的主導地位，使新聞自由成為一種健康的社會機制，這種機制天然地要約束強者，保護弱者，導致社會的平衡；這種機制，彌補了人與人的社會差異，使機會均等成為可能，從而彌合了長期糾纏人類的社會衝突，大規模的暴力和流血已成為歷史。

細究一番，結論很明確：新聞的本質是自由，新聞的功能是大眾傳播媒介。

中國有沒有新聞？從上述定義看：中國沒有新聞。這裡的報紙、電臺、電視等等是什麼呢？肯定不是大眾傳播媒介。執政黨從來都把它定義為黨的喉舌、國家宣傳工具，的確也是如此。劉賓雁以其幾十年的記者生涯作了現身說法：“新聞工作有它特殊的使命，它應該以它特殊的方式來為社會作特殊的效勞。報紙究竟應該是什麼？應不應該要求把報紙辦成像政府的公報一樣，要求社論像檔一樣、要求記者像宣傳幹事一樣……從全國的情況來看，報紙在中國沒有成為真正的報紙。我們的報紙不應是官辦、官定、官看的‘辦公室讀物’”。劉賓雁對中國“新聞”的概括，應該說是天公地道的。為了說明這一點，可以看看中國新聞從業人員的性質和地位，“首先在於咱們這個地位，我國把新聞記者叫做無冕之王，咱們也不要求做無冕之王，我說咱們只要不做三孫子行不行？這個玩藝兒能不能報導，首先是請示，不但請示報社，還得請示地方黨委。說可以，好，能報導。……天天在那送審，就這種精神境界。……這種地位決定這種精神境界，精神境界決定他的思維方式，他連想都不想，他連觀察都不觀察，還能說什麼？都習慣說一種語言、一種調子、一個聲音。”

不要認為新聞的問題對我們不重要，不要認為我們有飯吃、有衣穿就能活著。沒有新聞，或者只有辦公室讀物式的新聞，我們不看就是了，那你太小看了它。它一旦失去大眾傳播媒介的屬性，失去自由的本質，成為某個集團的工具，隨時會吃了你。想一想反右，人民公社會化、公私合營、文革等政治、經濟運動是怎樣開展起來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在裡面起了什麼作用？扮演了什麼角色？十億人的頭腦是怎麼發昏的？“兩報一刊”可以兇惡到點（名）到誰死誰不得不死、評（論）到誰，誰不得不亡的地步。

在新聞具備了“大眾傳媒介”屬性的國家，情形又怎樣呢？我們很難反駁劉賓雁的看法：“報紙不是萬能的……報紙在別的國家也不是萬能的，但它為什麼會被稱為第三勢力，僅次於政府和議會；或者叫做第四勢力，僅次於政府、議會和法院，這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這個社會能自動調整，使矛盾得到自行複現、自行湧現、自行通過正常的程式得到調整，得到解決。這是現代社會，也可以叫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機制的一個特點。封建社會沒有這個，而在這種機制裡面，是什麼東西在起作用呢？很重要一個就是新聞、報紙，就是大眾傳播媒介”。新聞是怎樣在那種機制中起到這種作用的？很簡單：新聞自由、自由傳播。

讓我們再來簡單討論一下新聞和自由的關係。“總統早晨把報紙打開一看，昨天的事就清楚了。讀者把電視機一打開，對全國的情況就有所瞭解了。那些問題一暴露，有關部門就要來處理，律師就來了。順便說一下，報紙不是萬能的，但是，是絕對不可缺少的。你們想想看，律師他靠什麼東西，他依仗什麼東西來為一個被告辯護？假如這種辯護是合理的，他不是要靠輿論作後盾嗎？”如果沒有新聞自由。“你律師算什麼，不許你發言，就帶上銬子了。說抓就抓，說遊街就遊街。去年鞍山就發生過這類事情，三個律師被抓起來，其中一個五花大綁、遊街，這個醜聞對中國太不體面了。”新聞和自由的關係太明白不過，太緊密不過了。自由就是新聞的生命，沒有自由新聞就死了，新聞死了，輿論就會消失。社會輿論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消息和思想的傳播。輿論是一切正義、公正的堅強後盾，是人的最後一道防線。沒有輿論，真理、正義、人權都會不堪一擊。如果有人或單位打劫了你的財產，如果當官的姦污了你的女兒，你只能去找掌權的，如果這個掌權的剛好是個壞蛋，或者懶惰得不想搭理你，你怎麼辦呢？這時，你就會想起輿論的可貴了。劉賓雁進一步總結道：“假定我們的人民代表真正有權，要對人民負責，當他在人民代表大會上發言的時候，他的後盾是誰呀？也是輿論呀。……那些受冤屈的，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冤案在報紙上登一登有何不可呢？追究一些貪官污吏，那些瀆職的，那些敗類，替老百姓疏口氣，黨報、人民日報銷路不是可以增多一點嗎？黨和政府的法令不是有更多的人會知道嗎？共產黨的威信不是可以提高嗎？結果你把什麼都堵住，然後他就在人民日報社面前自焚，這到底有什麼好處呢？這保護誰了呢？……你把自由給得多一點，記者也不會造反，只能使這架機器、這個國家機器運轉得好一點。”

任何一個領域中自由的喪失，都將導致對人的直接損害，新聞也不例外。新聞記者應該頭腦優秀、目光敏銳、精力充沛、勇猛好鬥、欲望強烈，可是一旦喪失了自由，其形象立即退化萎縮。劉賓雁真實地描述了這種可悲的現象，“尤其是新聞記者和作用，在任何一個社會，都是一種特殊的職業。這種分工到今天為止，沒有得到我們承認，至少沒有被充分的承認，以至於現在的記者，一看那樣就不像個記者。我這絕不是挖苦記者，我是挖苦那條路線，那條路線把人塑造得簡直就沒法說了，有的是呆頭呆腦，有的是滑頭滑腦，走在路上我開玩笑，說中國找滑頭最好找，雖然雞蛋掉在油缸裡不好撈，但是相當多。……記者為什麼變得呆頭呆腦的呢？就是一天到晚不要他出去跑，也不需要他思考，他也得不到什麼資訊。他唯一的工作方式是把他的耳朵搞得靈敏一點，聽上邊的聲音就行了，叫他幹啥他就幹啥，叫他寫啥他就寫啥。”一個國家的記者變成了這付樣子，那麼一般社會成員的狀況，更可想而知。讓我們重溫一下美國最偉大的新聞工作者艾賽亞•湯瑪斯的名言：“一旦新聞自由被消滅，那些殘存的珍貴的權利與特權也將與我們永別！可以想像，下一步便是雙唇掛上鐵鎖，雙腿套上腳鐐，只剩下雙手是自由的，不是去為那些比埃及工頭還要兇惡的人當奴隸，就是──為實現立憲自由殺出一條血路來。”

新聞自由是民主國家的標誌，更應該是一個現代國家的標誌。壟斷新聞，就是壟斷自由。壟斷意味著剝奪，剝奪自由正是一切專制政府的標誌，也是一切專制、獨裁和極權存在的基礎。

可以斷言，一個具有了新聞自由的社會，與任何個人一樣，其尊嚴與力量同它打破孤陋寡聞的程度相一致。夢想進入現代化的當代中國，從骨子裡渴求力量，卻忽視了尊嚴，一個喪失了尊嚴的人或國家，是不會有力量的。作為記者的劉賓雁，長期關注中國的新聞自由問題，疾心呼籲了整整十年，他說道：“新聞自由不僅僅是使一些問題得到解決，這是從消極方面看的，從積極方面看，它跟一個民族的精神狀態有很大的關係。很多事情，如政治問題人們不敢去想，不要你發言，不要你管，你去想它幹什麼？久而久之，就會把整個民族變為庸人，變成庸人民族。”當代中國的現實，充滿了對立和衝突，大規模的流血和暴力剛剛成為過去，隱患並未得到消除。文革結束後，新聞自由的機制並沒有建立起來，甚至沒有提上議事日程。各種衝突的暗流──有的已經高度明朗化──隨時可能釀成災禍，如果災禍是不可避免的，那麼能夠制止它的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最後的、決定性的力量。在人民和反人民的較量中，新聞自由肯定有利於人民，因此，反人民的力量直到今天仍在堅決否定這個自由，不僅用千萬種歪理和謊言否定它，而且動用國家權力取締它。不過，這到給了我們一個啟示，啟示了新聞自由和人民性的關係，它是人民性最直截了當的體現，可以這麼定義，新聞自由就是人民性。劉賓雁對新聞與人民性作過這樣的表達：“究竟誰永恆？共產黨不是早晚有一天要解散嗎？真正永恆的是人民！黨性和人民性會發生矛盾嗎？要是發生了的話是哪一方面的問題呢？那是人民的問題還是黨的問題？人民是不會犯錯誤的。”無獨有偶，人類最傑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美國人民的偉大兒子傑弗遜也曾寫道：“我深信，人民之善良、理智將永遠是最尖銳的大軍。他們有時也會被引入歧途，但將迅速糾正他們自己，人民是其統治者之唯一監督。”人類註定了是一個整體、不管文化、種族的差異有多大，人類的意識深處是相通的，不管東方、西方，歷史的進程將不可抗拒。

自由──人類永恆的追求。新聞──當代人類不可或缺的自由前提！

——轉自博訊(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