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2，5）

在伏爾泰之前，只有以某些國家領袖的名字來命名時代的先例，到伏爾泰，一個新的紀元開始了。從今以後人類最高的統治權力將是思想。權仗和刀劍已經折斷，再也沒有別的最高權力，人民只有法律，個人只有良心。
——【法】維克多·雨果：《在伏爾泰逝世100週年紀念會上的演講》

一 ，一次國葬、世紀之喪

十年前，2005年12月5日，劉賓雁在美國新泽西州普林斯頓罗伯特伍德詹森医院溘然长逝。48小時內，除非洲外，世界各地近千人士組成了劉賓雁治喪委員會。該委員會連續七次發布公告，第七號公告寫道：

我們深切感受到劉賓雁這個被毛鄧兩朝君王所嫉恨的名字，在人們心中所激起的波瀾。從冰雪覆蓋的北歐瑞典到花團錦簇的東南亞曼谷，從寒風凜冽的中國西部到初雪漫天的美國東岸，到處都有人在難過，在祈禱，在啜泣。我們久久思索：這個剛剛逝去的人究竟是誰？他不是偉大的政治家如華盛頓，不是常勝的軍事家如拿破崙，不是傑出的思想家如海耶克，他也不像愛因斯坦窺視了宇宙的秘密，也沒有發明電燈蒸汽機和電腦，那麼，他怎能在如此廣闊的地域激起如此深刻的感情？

作家鄭義指出，雖然沒有儀仗隊、禮炮和宏偉的宮殿，但就其在如此廣泛的人群中激發出來如此強烈的崇高感，就其在中國精神史上的地位，劉賓雁葬禮形同“一次國喪，一次世紀之喪”。

劉賓雁生前曾致信中共領導人，希望回國一次，“我的要求並不高，哪怕回去打個轉，親吻一次家鄉的土地 ，也就滿足了。”北京當局收到信函但絕情地拒絕了。五年後，2010年12月22日冬至日，劉賓雁的骨灰在北京妙峰山天山陵園下葬，近百人在警察監視下前往憑吊。

八年後，2013年8月，《劉賓雁時代》在海外出版，共印刷2000本。作者馬雲龍曾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才子，文革中最早覺悟的紅衛兵之一，因此被囚死牢，熬過毛澤東死期，得以留命。後創辦中國第一份都市報《大河報》，終不見容於當局而屢遭貶黜。受劉賓雁親友委託，馬雲龍息交絕遊，北上南下，秘密採訪數十人，幾乎在地下狀態完成此書。沒有新聞報導、廣告、新書發布會、售書簽名，只有被暗中監控的一千餘天。馬雲龍指出，劉賓雁有“無人堪比的傳奇”：其右派頂戴承毛澤東“ 禦賜”；革出教門，放逐海外，蒙鄧小平“欽點”；流亡異國，終老不歸，賴江澤民、胡錦濤“垂恩”。《劉賓雁時代》的作者認為：劉賓雁時代，意味着重振人的尊嚴，呼喚人性回歸的時代，恢復新聞真實性和人民性的時代。“劉賓雁時代”不是“譫妄的僭越”，而是對劉賓雁事業與思想的公允評價。他問道：誰說只有毛澤東、鄧小平們才有獨霸“時代”這個大詞的特權？

“時代”作出了回答。2013年1月，《鄧小平時代》中文版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獲“第七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該書耗時十年，採訪過300多位顯赫人物，64萬字，注釋達80頁，英文版超過亨利·基辛格《論中國》等分析國際局勢的專書，獲2013年度英语世界非虚构文学奖 “吉爾伯獎” ，被《經濟學人》、《華爾街日報》等世界著名媒體評為“最佳圖書”。該書作者傅高義，被稱哈佛大學“中國先生”、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繼拉鐵摩爾、奧森伯格、基辛格、黎安友後又一名美國猶太裔中國通。傅高義是最近一名取得某種特權，被允許可以自由穿行中國、自由採訪的西方幸運兒，其著獲準突破中國天羅地網般的審查體系，得以公開出版發行。交換條件是，向北京獻上“獨立觀察和思考”，向世界介紹一個迅猛崛起的“愛好文明與和平”的中國。北京、上海、深圳、香港、紐約、東京等地舉行了高規格的新書發布會，中文版50萬冊一售而空。傅高義交替用中、英、日文與讀者和媒體交流，並預言，新上台的習近平將繼續走鄧小平的路。——《鄧小平時代》就不僅“客觀”描述過去，而且可作未來中國的指南。

將一位強權人物冠以時代，這種黑格爾式史觀，十分投合被黑氏弟子馬克思改造後的 中共人士的脾味，——鄧小平所作所為皆代表歷史鐵則與時代方向，體現不可違逆的國家意志，最大限度地代表人民利益，亦即中國歷代皇帝高深莫測的無上權威：奉天承運。這是西方人對中國王權的又一次致敬，承認一種在西方早已絕跡的獨裁合理性。

二，誰真正代表時代？

究竟是毛澤東、鄧小平還是劉賓雁有資格冠以“時代”？表面看去，是一個荒誕無稽的問題。一名客死他鄉的流亡作家，怎麼可能與改變中國命運的“偉人”、“巨人”相提並論？然而，適當延伸並拉開歷史尺度，人們或許可以打開另一種視野，得出不同的結論，——誰代表時代，不是一個荒誕的偽問題。它是持續混淆視聽達三代之久、懸而未決的真問題，也是正在顯露答案的好問題。

孔孟高倡“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鼓吹“民貴君輕”，希慕“王道”、“仁政”、“德業”，但中國自夏商周至元明清，一直交替使用帝王年號紀元，易君改元，以新元累計年代，以君主繼立為歷史紀年系統，演為中華君主專制大統。秦始皇一統天下，更建立中央集權帝國，“道統”——人文精神，化成天下——與“法統”的對峙從此歸以皇權的絕對至尊。自乾隆皇帝欽定二十四史為正史，“正統”、“正宗”、“正朔”皆為帝王世襲專用。辛亥革命推倒帝制，不再延續帝王紀元，改為世界通行公歷（袁世凱所創“中華帝國”年号，改元“洪宪”，名分與實質皆不合時代潮流，徒留83日短命鬧劇）。《宣統退位詔書》寥寥數語，堪稱中國三千年“與天下更始”的文獻，即“法統”向“道統”、皇權向民權、帝國向共和憲政的歷史性讓渡：

國體一日不決，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惡因一姓之尊榮，拂萬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

清廷遜位，緣於西方近代自由精神和民主憲政東擴的世界性潮流，與中國儒家天下意識自我實現的歷史意欲之現代遇合。但捷足先登、搶先呈現的，卻是地緣政治攜帶的兩大阻滯力量：受普魯士帝國啟導的日本黃種人羅馬帝國和受德國一元論哲學影響的蘇俄紅色帝國。日本的入侵和蘇俄的滲透先後夾擊中國，前者摧殘中國的民族生命，後者奴役中國的精神生命，其結果是中國要么參與大東亞聖戰，要么追隨蘇俄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革命的東方基地。日本戰敗，蘇俄在東亞的首要目標是支持中共顛覆中華民國，建立列寧斯大林式蘇聯國家，阻止中國戰後繼續與美國結成聯盟，亦即禁止中國向“立憲國體”過渡。戰時中國，曾被正確地稱為“自由中國”。若無日本入侵，中華民國將順利作為這種歷史性讓渡後的新型國體走向共和，躋身世界民主潮流，對內完成現代改制，對外吸納歐美憲政，進而調適古今，融匯中西，以建民國，以進大同。日本投降，國民政府通過憲法，宣布實行憲政統一。但是蘇俄的政治滲透與武力介入，再次改變了中國路向。中共取國民黨而代之，馬克思所創唯物一元論和共產主義宇宙觀取代中國皇帝統緒而成“放諸四海而皆準之普遍真理”。一個無人料及的後果是，西歐最激進的反傳統潮流和蘇俄反西方反現代文明的布爾什維克革命，竟然激活了本已壽終正寢的中華帝國，皇權專制主義在中國死灰复燃，——毛澤東借馬克思列寧主義之魂，還秦始皇之屍。斯大林這位“社會主義陣營”太上皇在世，毛無論如何不敢僭稱帝元；但1953年斯大林死，中共即全力聖化毛澤東，連《少年先鋒隊隊歌》也進入諛頌行列：毛澤東新中國的太陽，開闢了新中國的方向（郭沫若詞）。“毛澤東時代”顯示為新式天憲正朔。“時代”從此為紅色帝國最高元首專享，任何人不能假借和蹈襲。

傅高義取名《鄧小平時代》，顯示傳主乃繼位最高法統，天然代表他統轄的空間（國家）和時間（時代）。事實上，跟秦皇漢武“視國為家”一樣，共產中國發生的所有大事，無不打上最高統治者的戳印。鄧小平也許是最後一名可以加封“時代”二字的最高統治者，正如“毛澤東時代”中國所有重大事件無不屬於毛的私事一樣，當代所有編入《新華字典》和《漢語大詞典》的名詞，幾乎都與鄧小平有關。很難否定傅高義對中國的本質性解讀，路易十四“朕即國家”的斷語仍是共產中國的真實寫照。2005年，美國投資銀行家和公司戰略家羅伯特・勞倫斯・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出版《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全球同步發行，“永不絕版”，但不敢稱《江澤民時代》。習近平三年作為，紅色帝國再次全面復辟的朕兆已為世人驚覺，識者當不以為忤。

歷史一而再、再而三地顯示，中國仍然處於它的帝王時代，至高權力不受挑戰的獨裁時代，處於亞洲大帝國權力金字塔時代，世界民主潮流被強力阻遏的現代極權時代，一言以蔽之，處於“一個人自由”的時代。這意味着，東方專制主義擁有超強的自我複製能力，直到21世紀，還在吸納和竊取西方科學技術、盡享全球化紅利的同時，頑固抵禦自由精神；意味着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東方門徒似乎避過了俄國共產主義崩潰的震盪，誘使和逼迫中國人接受專制比自由更實惠更有保障的現代帝王統治哲學。

但是，中華紅色帝國是一種歷史的幻影，正如“毛澤東時代”在1976年9月9日隨着其肉身死亡——毛澤東的戰友和弟子們一直在等着那一天——而到點一樣，“鄧小平時代”在1989年6月4日那一天已提前結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介乎於僭主專制與宗法血緣制的混雜統治。按吉拉斯的理論，這種統治以全面控制社會為己任，最缺乏合法性，除了不斷加強暴力以掠奪人民外，已經無事可做。共產政權自始至終都必須為一樣東西奮鬥：合法性。它的破產只是一個時間問題，——當其消亡時，幾乎沒有人感到婉惜。蘇聯共產黨為之煎熬了74年，其結局完全合於歷史邏輯。儘管蘇共欠俄國人民6000萬生命的血債，但俄國人民沒有清算和審判蘇共，因為蘇聯紅軍曾抵抗納粹德國，並擁有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三名良知領袖，因為它自我解散，和平下台，在離開歷史舞台時沒有讓人民流血。——中國共產黨恐怕不能享有這種優渥的待遇。

三 ，革命的良心

撼動中共帝國江山的第一把鐵鍬來自斯大林死後解凍的蘇聯。

俄國十月革命直接啟導了中國共產革命，前者擁有漫長的精神譜系，後者幾乎沒有繼承。從拉吉舍夫開始，普希金、雷列耶夫、恰達耶夫、赫爾岑、巴枯寧、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米哈伊洛夫、索菲婭·彼得羅夫斯卡婭、亞歷山大·克維亞科夫斯基、薇拉·費利波娃、列夫·季霍米羅夫、安娜·雅基莫娃、瑪利亞·奧莎尼娜到普列漢諾夫、馬爾托夫，以男女貴族為主體的帝俄反對派，曾發動十二月起義、關於俄國命運的大論戰、到民間去的民粹派運動、刺殺亞歷山大二世、社會立憲運動、維特和斯托雷平改革、二月革命……若非一戰，俄國可能歷經彼得大帝歐化改革200年後，融入西方基督教文明和現代世界。

毛澤東自詡為列寧斯大林的學生，鄧小平在莫斯科呆過一年半載，但他們都隔絕於俄國革命的精神傳統。對毛、鄧，如別爾嘉耶夫、弗蘭克等關於人的精神解放和普遍救贖的社會革命，關於真理和自由的自我實現，實在太陌生太奢侈了（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之所以讓俄國付出高昂代價而最終失敗，也在於他們對俄國自由和救贖精神的背叛）。

劉賓雁是中共黨內極少數接受過俄國彌賽亞救世主義和貴族精神的成員，他自幼深受俄國文學熏陶，十二月黨人以後一代又一代俄國精英，是他心中普羅米修斯式的英雄群體。劉賓雁通英、俄、日三种外語，四次去過蘇俄，長期自費訂閲蘇聯《文學報》和蘇聯最有影響的文學刊物《新世界》。每個星期都會從北京國際書店買一批蘇聯出版的小説和文學評論書籍。俄國作家詩人對人民的同情，對苦難的抗議，對專制暴政的蔑視和痛恨，那些憂郁、高貴、富於獻身精神的聖潔形像，在劉賓雁道德生命和精神世界里占據着初戀情人般的不易地位。俄羅斯和蘇聯對於劉賓雁的影響和意義，超過中國革命自身。中共從井岡山到延安的武裝造反派，劉賓雁感受到的幾乎都使他反感：專制、禁錮、粗鄙、壓抑、狹隘、冷漠、嚴酷、死板、陰暗、下流、虛偽、反人性，不自然，無信仰，鄙薄幸福，拒絕寬容、諒解、懺悔，敵視天才。

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上聲嘶力竭地宣稱新政權成立，大部分國民和知識界或無限陶醉或驚恐萬狀於這天翻地覆式的天下大變時，劉賓雁並無特別的激動和意外。革命勝利之於他如同呼吸般自然，——他的革命的新中國屬於自由，平等，民主，人道……，尤其要富於人道，尊重個人。留待未來的，是兌現革命許下的莊嚴承諾。1949年，劉賓雁與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們雖然同屬一個政治營壘，但在人生哲學和價值觀上其實屬於截然不同的中國人。

劉賓雁最早覺察到，在橫貫中歐和東歐古國的鐵幕下，從莫斯科到華沙，從貝爾格萊德到布加勒斯特，從布達佩斯到布拉格，從索菲亞到地拉那，斯大林制度帶來普遍貧窮和政治災難。1950年第一次踏上俄國，劉賓雁就開始置疑十月革命、蘇聯道路。啓發直接來自他的蘇聯同行奧維奇金。奧維奇金是蘇聯文學新潮流“反對粉飾現實、大膽干預生活”的領路人。劉賓雁1954年陪同這位作家訪問中國時，就讀過他的重要作品，了解他對蘇共決策高層的影響。1956年劉賓雁成爲奧維奇金的座上客，在這位蘇聯作家的客廳裏，他閱讀了大量讀者來信。囘國之後，劉賓雁第一篇報告文學《在橋梁工地上》發表，接下來發表了另一篇同樣引起轟動的《本報內部消息》。一年之後，劉賓雁以右派身份下鄉勞動改造，帶的書中有三卷三個磚頭厚的俄文版《別林斯基全集》。別林斯基是一絲不苟的道德主義者，作爲俄國十九世紀首屈一指的文學批評家，他不僅將普希金、萊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推舉上俄羅斯文學聖殿，還以自己充滿血氣的文學批評奠定了人生與藝術合一的浪漫主義文學態度、現實與歷史緊密相連的寫作傳統和文學評價標準。“希望從中找到文學使命問題之答案”的劉賓雁，不可能不從別林斯基的文字中受到啓發。1956年，劉賓雁最後一次踏上蘇聯、東歐大地，正值斯大林主義的真相露出冰山一角之際。處決貝利亞，開除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等斯大林分子，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後發表的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報告”，數百萬政治苦役犯從勞改地和集中營回來，尤其波蘭波茲南工人罷工，匈牙利人民起義，讓劉賓雁最先感受到蘇東“解凍”氣息，在歷史感上更接近蘇聯和東歐正在湧動的自由潮流，在精神氣質上更親近愛倫堡、札米亞金、索爾仁尼琴、肖斯塔科維奇、帕斯捷爾納克、萨哈罗夫、卡波查、帕乌斯多夫斯基、柯拉科夫斯基、哈維爾、瓦文薩等蘇東自由靈魂。

羅素、罗曼·罗兰、安德烈·纪德、威爾斯、杜威等西方名流都前後到莫斯科“朝覲”，乔治•勃兰兑斯、阿纳托尔•法郎士、愛因斯坦、蕭伯納、拉斯基等也曾公开同情十月革命，贊揚列寧。因為他們沒有親身領教過共產主義的“實驗”滋味。共產主義在20世紀末的退潮，主因是其實驗過於血腥。但是若沒有幾代知識人的覺醒和抗議，這一一度席卷半個世界的潮流，不會在肆虐了近一個世紀後戛然而止。這是充滿不幸的20世紀的大幸，其中有劉賓雁的心血。

雖然俄國擁有1000年專制統治，但蘇俄自由精神卻通向歐洲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不僅在地緣和種族意義上，而且在歷史精神和社會進程上高於中共革命。瞿秋白等俄蘇派退出歷史舞台後，中共就淪為毛澤東等山溝造反派的禁胬，並且蓄積着向帝制復辟的頑固本性。劉賓雁代表的俄羅斯精神，天然與毛澤東們格格不入，在西方世界對中共本質至今困惑難解之前60年，就在革命內部置疑中共的合法性。

四，革命的良心

1957年的劉賓雁雖然無法預知，毛澤東、鄧小平行將掀起的狂濤惡浪將把他與整個中國籠罩，但他的歷史感和良知力已使他走進了共產主義運動的異端——政治反對派和“革命良心”的行列。大半個世紀中，歐洲和俄國的“溫和”、“穩健派”們，從伯恩斯坦、考茨基、布哈林到吉拉斯、哥穆爾卡、卡達爾、貝林格、納吉、陶利亞蒂、赫鲁曉夫、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在信奉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同時，反對革命萬能，強調手段與目的一致性，警惕紀律、權威和暴力對革命的侵蝕；在可能條件下，顧及民主、法制和人道主義。他們在政治、意識形態和歷史觀上反對資本主義，在精神、思想和個人修養上，對西方和人類文明並不持全盤否定和徹底決裂的僵硬立場。 “革命的良心”是崇尚暴力、流言和專制的共產革命的自我矯正劑和文明防波堤。它的成員，大都是悲劇結局，從而構成現代人類的一個特殊群體。

劉賓雁在價值觀、氣質和人格上，是“革命的良心”在中國的天然候選人。歷史表明，正是這種源於人類本性和現代普世價值的“革命的良心”，使共產主義一度擁有幾乎難以抗拒的道德力量和理想光環，無數男女為之前僕後繼。也正是“革命的良心”導引出有史以來最大的異端審判和同類相殘。數以十萬、百萬計的“革命的良心”被罷黜、放逐、批斗，逮捕，處決，殃及親友。斯大林、毛澤東們在清洗和鎮壓自己的“戰友和同志”時，所消耗的歷史能量、國家資源之不計代價，所編造的罪名、謊言之離奇荒誕，所煽動的仇恨、殺戮之變態血腥，所遺存的苦難、死亡和禍患之深重久遠，在現代人類歷史上無出其右。1957年在中國由毛、鄧兩代暴君發動的反右運動，便是共產主義暴力和偽善本質的惡性爆發。也正是“革命的良心”變成共產鐵幕從內部垮塌的力量。

1957年前夕，劉賓雁剛剛跨過“而立之年”，官拜“高干”，家庭美滿，雄姿英發，前程遠大。在令人艷羨的人生背後，命運之手已經悄然起動，把他推往危途與險境。

反右運動將迎來它的七十周年大祭。在浩如煙海的檔案中，劉賓雁的作品堪稱經典。《本報內部消息》、《在橋梁工地上》和《上海在深思》三篇報告文學曾轟動全國，劉賓雁一夜之間成為中國文壇和新聞界名人，被稱為中國社會“革新者”。近五十年後，劉賓雁回顧道，這三篇報導“成為1942年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作家的主要任務是‘歌頌光明’，而不是‘暴露黑暗’以來，第一次批判共產黨本身問題的作品。”巨大的反響使他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創作衝動，“我覺得我能說出前人和別人沒有說出的話，我覺得中國社會好像在期待我的作品，我必須用自己的筆刺破和掃蕩長期籠罩在中國上空的某種煙霧，它壓抑着人們的創造精神，並使人們的視野變得朦朧起來，把似是而非的東西看作真理。”

劉賓雁在1957年前的全部文學創作，集中在下述主題上：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發出告誡，警惕斯大林主義在中國的出現，防止官僚主義、特權思想、“把中國的全部事情都管起來”的自大狂以及對人民地位、權利的真實確認。但他還沒有對毛澤東本人和共產黨以及社會主義制度發生動搖。相反，他對毛澤東寄予希望，認為後者會用擴大民主（《論十大關系》）和鼓勵自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來避免斯大林濫用權力，違背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悲劇。他甚至直接致信毛澤東，引用古羅馬哲人的話告誡毛澤東保護中國人的自由和民主：“為了取火，免不了生煙，聰明人滅煙而取火，傻瓜則把火與煙一起撲滅。”1957年的劉賓雁“實在是太痴了，太相信毛澤東了，因而根本不會猜疑上海和全國正熱熱鬧鬧展開的鳴放不過是他一手制定的‘引蛇出洞’的政治大陰謀，一個大陷阱正在我腳下張著大嘴！”

無論黨內黨外，比劉賓雁資歷更深，聲名更顯赫，才氣更逼人者何止千萬，而劉賓雁成為了天字第一號右派，歷史影響最久遠的右派。他似乎生來領有一項義務：觸怒偶像，冒犯獨裁者。他身材魁梧，貴族式的儀表，碩大的頭顱，飽滿的天庭，挺拔筆直的鼻梁，聲調渾厚宏亮。更致命的，他是一只自由之鳥，對一切生命的奇跡懷有戀人般的愛慕，在其潮起潮落、大悲大壯的坎坷人生中，跳動著一顆天生內向、憂郁、極富感受性、詩人般的心靈。這種美善的詩人氣質一旦朝向人世社會，就必然衝撞現實中的黑暗、壓抑、專橫和虛偽。劉賓雁的惡運甚至常常起於他的姿態、氣味、手勢、眼光、語音……。1957年，催促他疾步於中國歷史舞台中心的，當然不只是這些個人的原因。劉賓雁有意無意間投入中國命運的漩流，撞進血淚洶湧的的歷史大辯論中，其核心問題是：共產黨與人民的關系。

1957年，帶給劉賓雁一生坎坷的起點，還賜予他一份特殊的禮物：與毛澤東結緣。劉賓雁從青年時代起，就“不喜歡黨對人的過於嚴酷和不必要的干預與壓抑，不喜歡毛澤東的著作”，毛澤東那套舞文弄墨的做派、虛張聲勢、雲雨翻覆的手法，與劉賓雁從馬克思和俄羅斯那裡感領到的深刻、莊嚴具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就在1957年，毛澤東擅自在劉賓雁的作品上作出批示（這種“御筆親批”式的任意圖鴉，是中國專制傳統中最令人噴飯的劣跡之一）：“有人（劉賓雁）不是想把事情搞好，而是想把事情搞亂！”毛的判斷很準確，與那些曾跟隨中共顛覆中華民國而一度享有特權的民主黨派頭面人物不同，劉賓雁代表革命自身的道義和承諾，完全不帶個人私心雜念，在中共統治集團眼中，這是更危險的大逆不道。

按照毛澤東們的標准和1957年中國社會的政治邏輯，劉賓雁確實無愧於一名“極右派”。從精神與權力的關系看，後者從來不是後者的對手（前者擁有整個帝國，後者孤身一人），前者可以輕而易舉地擊敗後者（囚禁、放逐、處決），而後者歷經磨難後獲得的榮耀卻常常使前者黯然失色（伏爾泰與路易十五，雨果與路易•波拿巴，托爾斯泰與亞歷山大三世，索爾仁尼琴與勃烈日涅夫……）。劉賓雁與毛澤東在1957年的結緣，雖然不是他文學創作的特別榮耀，卻是他肩負歷史重荷和時代良知這一非凡使命的題中應有之義。從此，他頭頂毛澤東加予的惡謚，熬過來了，——他的使命剛剛開始。

無論如何，劉賓雁在1957年被毛澤東們擊倒在地，毛澤東從此成為中國的宙斯，而劉賓雁從此成為中國的安泰。2004年2月27日，劉賓雁在其八十壽筵上回顧人生時，還感謝1957年，否則他將完全虛度一生。劉賓雁在1957年從毛澤東手上領到一張賤民通知書，同時從歷史那裡獲得一份特別許可證。他將不再以統治者一員的地位，也不再以純粹的“革命良心”的名義，而是以一名被逐的異端、受罰的囚徒的身份，重新體驗、領悟生活，重新觀察、沉思中國。1957年是劉賓雁的噩夢元年，他還發現自己“愛幻想、有幾分怯弱”的天性中，原來珍藏著另一種品格，足以支撐他面對一切不測、橫逆，在他從人生悲劇的序幕中，立下了貫徹始終的人生信條：在毛澤東們面前，劉賓雁“並不認為自己有罪”，甚至“並不認為自己失敗了，更不認為這次失敗是永久性的”。

1986年，中國知識界文學獎新聞界已開始對1949年以來歷史進行反思，並與中共新權貴展開較量，劉賓雁走在最前面。該年年底，三名中國著名知識分子劉賓雁、方勵之、許良英向幾十名前右派發出“1957年反右運動學術研究會”通知,呼吁對1957年反右政治運動展開公開討論。之前，劉賓雁在天津、南開等大學發表演說。他列舉和分析了當代中國十個方面，對1957年反右運動作了特殊說明：

1957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年。……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不是打了幾十萬或者120萬、200萬知識分子的問題，而是整個民族的生機遭到一次致命的──假如不是說是毀滅性的──摧殘。

同年9月13日，他在黑龍江大學發表演說，懇請年輕一代不要忘記一九五七年：

從五十年代開始的那出悲劇本身是閉幕了，但余音繞梁啊！到現在還沒有完結啊。絕不是什麼思潮、什麼風。而是實實在在的、鐵一般的、物質力的。請問在座的同學，你們對於1957年反右派運動知道多少？知道中國打了多少右派嗎？用什麼手段打的嗎？帶來的後果是什麼？它和文化大革命是什麼關系？沒有人告訴你們，這是一個禁區。1981年就有這樣的話：‘文化大革命、反右派運動，最近寫的很多了，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的，就是無可厚非的吧！馬馬虎虎，還可以；無需追究責任，還可以。但是今後哪，還是少寫為佳。這純粹是妄想！有哪個人的意志決定歷史的進程呢？沒有任何個人。反右派運動恐怕要寫上五十年！

劉賓雁不僅在鞭屍毛澤東，也在挑戰鄧小平。“大右派”錢偉長把《通知書》上交，引起鄧小平震怒，並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最終導致1989年全國範圍的民主抗議浪潮，以及天安門六四鎮壓。錢偉長此後官拜全國政協副主席，費孝通晉升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劉賓雁第二次被開除黨籍並放逐海外，——1957年中國知識界與中共的較量，以一場血腥鎮壓收場，劉賓雁繼續以抗爭和受難者身份獨對歷史。

劉賓雁指出，一代知識分子的衰亡，一個“極左”階級的興起，這就是1957年反右運動的全部內容。一批又一批打手、投機分子，結成一個新階級，後來成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成為中國前進的絆腳石。這場較量，還在繼續。即使還需50年甚至100年才能見出分曉，人們也不應忘記劉賓雁的開拓之功。

五，極左階級的公訴人

中國當代史的一個極其突出的現像，是中共“極左”勢力的得逞。它長期困擾著中國人的歷史進步，在整整一個時代成為中國占盡優勢的力量。

“極左”力量在當代中國的強大存在，固然是多種歷史和社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它自身的異常罕見的歷史稟性卻是任何其它歷史－社會因素都不具備的。中國人曾經在幾次與“極左”力量的較量中失敗，又有幾次錯過了戰而勝之的機會。薄熙來在重慶的表演，習近平在全中國的繼續，表明中國仍然為“極左”勢力所宰治。

“極左”力量是一種相當復雜而特殊的歷史存在。它既顯示為一條長期居於主導地位的政治路線，又是一種隱蔽的權力和經濟分配制度；它既濫觴於中國專制傳統制度，又與西方哲學、政治思潮有關；它既是中國歷代、尤其最近一次大規模農民造反的現代繼續，又是斯大林型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國版。它的種種表現形式，諸如黨同伐異、唯我獨尊、偏執瘋狂、殘忍奸詐、拒絕演變、鄙視生命、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從無懺悔之心、決無寬容之度等等，幾乎集中了人類的一切醜惡。用劉賓雁的話說，“極左路線在中國的核心，就是對人的漠視，對人的摧殘，對人的冷酷。”(1986年在南開大學的演講。)“中國那條極左路線，它的特點就在於它對人的輕視，對人的踐踏，對人的侮辱和對人的猜疑，它把人不當人！”( 在安慶“法制文學研討會”上的講話)。

這是劉賓雁對中國的一大發現。“極左”路線從備受恩寵、備享殊榮到退避三舍，很可能是一種歷史的花招。劉賓雁把極左力量對人的否定公諸於眾，能夠思維的中國人立即懂得了許多東西。1986年，中國社會山雨欲來，劉賓雁獨自北上南下，呼籲國人警惕極左捲土重來：

極左路線，中國的極左路線，跟外國的極左路線不一樣。因為他們是掌權的，掌權的極左，又是東方的國家，它核心的東西，就是對人的仇視，對人的輕蔑，對人的侮辱，對人的踐踏，和對人的殘害。這個事情，毛澤東早就總結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簡單說：不把人當人。……極左路線把人變成了非人，把應該享受自由的人變成了沒有自由的人，把應該是有獨立人格的人變成了所謂馴服工具，把人變成獸。這個過程，就包括人的內心，中國民眾心裡良心的消失。一種懺悔心情的消失。作為人的特征的許多東西，獨立思考，信守諾言，……良心消失了。……發展起來的是什麼呢？相互仇恨、相互猜疑，冷酷；冷酷和仇恨成為美德。……在這個基礎上，又造成了全民族的恐懼，對暴力的恐懼，對權威或者叫領導的恐懼。明明是在那裡大行不義，但是我們可以袖手旁觀，我們可以退避三舍，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可以把全世界都毀滅掉。……所以我說左的核心，中國的左，東方的左，就是反人性。

這裡，劉賓雁的理論還不具有邏輯的完備和論述的嚴謹。但這絲毫不妨礙人們更深入研究極左問題的起源、形式、影響，去抵禦中國最大公害——極左。

亞里士多德是歐洲最早把西方和非西方的政治組織形式加以系統區別的學者。在《政治學》中作了如下說明：

還有一種君主政體，它在各野蠻民族國家中常常可以看到，並與專制制度極為相似，但它是合法的和世襲的。因為野蠻民族比希腊民族更富於奴性，亞洲野蠻民族又比歐洲蠻族富於奴性，所以他們並不反對專制政府。這樣的蠻族王制具有僭政專制制度的性質，因為它的臣民生來就是奴隸，而且它的王族也沒有被推翻的危險，因為他們是世襲的和合法的。

專制君主既然把臣民視為奴隸，也就合法而世襲地占有他們的財產以及他們的自由和能力。

專制制度是幅員廣大的帝國唯一適用的政治形式。孟德斯鳩曾經在借亞洲專制政府形式攻擊他擔心出現的法國專制制度時寫道：

一個大帝國的先決條件是統治者個人必須握有專制的權力。君主的決定必須迅速，這樣才能彌補由於要把這些決定送到遙遠地區而耽誤的時間。必須造成一種畏懼，以使遙遠的總督和官吏不致玩忽職守；法律必須由單獨人個人做出決定，並必須隨著國家之愈來愈擴大而不斷增加的偶然事件經常變更。

在西方，一種政治傾向政治派別的“左”，與政治上的對立面──“右”，是近代歐洲立憲政治和初期工業發展的產物。“左”和“右”作為政治派別產生於拿破侖之後的法國。一邊是自由黨人，一邊是保皇黨人，19世紀70年代，這一表述方式在整個歐洲大陸被普遍采用。

“左”作為一種歷史現像，還可以追溯到早期基督教內部正統教義和“異端”之間的衝突。這種對宗教教義有不同解釋的“異端”可以看作一神教和懷疑主義之間的衝突的產物。基督教神學為了維護日益萎縮的權威，對哥白尼、伽利略、布魯諾、塞維斯特、卡斯特利奧等著名“異端”進行的審判和迫害，開創了歐洲宗教迫害的先例。歐洲近代工業革命引起的社會危機和法國大革命雅各賓恐怖專政的消極影響，使十九世紀以來歐洲型社會革命大多充滿強烈的對立和衝突。但是，直到1905年列寧把俄國波格丹諾夫集團稱為“左派”時止，歐洲政治史上，“左”、“右”的分野都只是一種廣義而模糊的政治分類標准。十月革命之後，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嘲弄托洛茨基分子拉柯夫斯基時，才賦予“左”以狹義的內容：在什麼地方聽說過，一個孟什維克集團會比布爾什維克還左呢？反對派是右派，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從最基本的政治立場、政治綱領以及政治態度、政治風格出發，可以對“左”、“右”作這樣的概括：凡是絕對相信人類某一部分人理應且能夠拯救全人類，不惜采用任何方式為之努力的，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其中不允許任何約束，主張為其信仰可以使用強制和暴力手段，拒絕任何不同思想、作任何妥協的，是其極左派；謹慎地看待共產主義運動與人類全部歷史的關系，堅持社會主義的人性和人道主義內容，在革命目標和具體方法發生衝突時，不會無條件地為目標而濫用手段，是這個事業中的“右”派；其中因共產主義實踐過程中的重大失誤而與之決裂並站在這個運動對立面的，是極右派。

極左問題在中國的重要性，幾乎涉及當代史的一切方面，對它進行歷史的、徹底的批判，是中國理論界和所有希望中國進步、希望根本改變自身命運的人們共同的歷史任務，也是中國一場真正的變革不能回避的最大歷史難題。

劉賓雁提出“極左的核心，就是對人的否定”。這是東方的、中國的、掌權的極左問題的鮮明的時代、階級、意識形態特征。1986年，劉賓雁指出：三十年來所以發生種種歷史的逆轉，很重要的一條是迷醉於幾個幻想：社會主義是絕對完美無缺的社會制度，它只要建立起來，就不會有什麼缺點；第二點，共產黨絕對不會犯錯誤，永遠不會犯錯誤；第三個，馬列主義是一成不變的，只要印在書上的東西，永遠是真理；第四個，特別重要的，社會主義一定要和資本主義一刀兩斷，一根血管、一根神經都不能連在一起，凡是那幾百年發生在資本主義的一切，都不能夠予以承認，更不能接受。

在根本的意義上，極左是中國式共產主義的本質，中共賴以存在的支柱，中國當代不幸的總根源，它是糾纏並吞噬中國的荊棘和蛇蠍。

劉賓雁在他第二次被開除前的最後一篇報告文學《未完成的埋葬》中，把中國人分為兩類，說他們之間已經沒有多少共同語言了。在黑龍江大學演講時他也提到這種分類：“我領悟到一個真理，就是有點良心的，講點科學的，有點人道主義感情的人，一貫地倒霉；沒有良心，搞虛誇，一方面非常保守，同時又非常善於搞虛誇的，堅決反對人道主義的，這樣的一些人，一貫地吃香。”這兩類人中的一類，已經結成一個極左階級了。劉賓雁預言，極左階級將長期佔據中國權力中樞和社會核心地位，中國人與他們的較量將異常艱難而激烈。

從1979年到1987年，劉賓雁承擔着一項任務，審判“極左”階級。超越當時語境，就是審判共產黨、尤其掌權的共產黨和它的意識形態及其賴以存在的政治制度。共產主義革命和共產主義制度曾把它們真正的性質隱瞞了很長一段時期，現在，人們都知道，所有共產黨國家都有一個歷史上前所未聞的新階級。按吉拉斯的定義，這個新階級不僅是新興的獨裁和專斷的官僚政治，而且是一個享有壟斷性所有權和具有廣泛剝削性的犯罪集團。共產黨政權所倡導的改變，首先取決於新階級的利益與願望。它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對人民控制得最全面的一個階級。正因為如此，這是一個最缺乏真知灼見的階級。在大權獨攬後，這個新階級除了加強其暴力統治並洗劫人民外，就無事可為了。這個新階級的統治方式是人類歷史上最可恥的篇章，當它退出歷史舞台時——這一天是必然要到來的——人類對於它的逝去將比對以往其他階級的逝去更少有惋惜之感。

蘇聯、南斯拉夫和東歐各國的歷史表明，共產黨新階級的興衰，就等於共產黨國家的興衰。但中國共產黨新階級確實具有它的東方特點，它根本上“不把人當人”，它用領袖、黨、國家、政府、軍隊盤剝並壓迫人民，公開把人民貶為腳手架、工具，反而造成一種後果：一旦給人民一點權利和好處，就為自己爭得一次統治合法性，並讓人們感恩戴德。

劉賓雁曾深入思考過蘇聯和東歐，但他沒有條件系統研究過其“新階級”和中共的“極左階級”之間的異同。即便如此，他依然在自己的文字中留下對極左階級的分析，成為這個新階級最無畏的公訴人。

六，大颠倒：權力與金錢結盟

22年政治賤民生涯後，劉賓雁鋒芒彌堅。1979年，劉賓雁在《人民文學》發表《人妖之間》。

在一次公開演說中，劉賓雁披露《人妖之間》的過程和宗旨：“我離開了這個場地（中國官場），受不到它的感染，於是，當我1979年從大夢中一覺醒來的時候，我對一切就保持了新鮮感……，二十幾年不動筆了，為什麼偏偏由一個我這樣的人去寫一篇《人妖之間》呢？我覺得我應該把它告訴我的同胞，於是我就拿起筆來。回顧起來，這幾年我做的事情，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不斷地向中國社會發出信號，發出各種各樣的信號，喚起社會，包括中國共產黨的上層，注意中國面臨的某種危機”。

《人妖之間》的發表，是當代中國文學和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中國人對當代中國的艱難發現。劉賓雁首次揭示了中國社會三十年歷史中一個驚心動魄的緩慢演化成的事實：人民權力正處於歷史性的異化之中，劉賓雁稱為 “大顛倒”。這種顛倒，不是通常的歷史偶然性和個別人物的沉浮或某個特殊時期的混亂，不是社會“辯證發展”的合符歷史理性的常態，它是一種根本性的、一經形成就異常強固穩定的顛倒，它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身關系的全面異化。無論在黑格爾或費爾巴哈，還是在馬克思那裡，主體外化為異己力量，都可以在中國找到它最好的實例。不同的是，在中國，代替“絕對觀念”、“上帝本質”、“勞動”等一般觀念範疇的，是作為歷史最高形態的國家權力的異化，它是一切異化現像的制度性綜合。它的異化一經完成，就必然反過來按照權力異化的本質規定和制約一切事物的發展，把權力及其結果所蘊蓄的全部異化了的功能和效應實施到社會發展的每一階段和每一環節上。

中國文學、思想界將一次又一次地在劉賓雁對當代中國的發現中進行描述和研究，而劉賓雁本人的文學創造活動也因此確立了自己的基礎。“劉賓雁風格”將長期獨立於中國文學界，他本人已成為這個國家最坦率最嚴厲的“無冕之王”。

把自己恢復正常權利後第一篇文章取名“人妖之間”，偌大中國，僅劉賓雁一人。在末尾，劉賓雁竟然厲聲呼籲：人們啊，還不是歡呼勝利的時候！這使劉賓雁跟整個中國社會拉開距離，拒絕參予“新長征”，“向前看”。可以想像，在新統治者眼裡，劉賓雁是何等狂傲不羈的人物。猶如一塊巨石，《人妖之間》把毛澤東死後虛假團結的中國社會砸開一道裂縫，億萬中國人，爭先恐後閱讀，前所未有的震撼北京，波及全國。

高爾泰指出，“如果說西方美學的諸流派要比我們的文學評論更科學些，那我願意指出，無論是唯美主義的佩特還是未來主義的馬里內蒂；是意識流派的詹姆斯還是表現主義的布萊希特；是超現實主義的布勒東還是新小說派的葛利葉；是結構主義的弗拉核還是語義學派的瑞恰茲，都不能說明，為什麼劉賓雁的報告文學，以馬蒂斯式的粗線條而能如此以雷霆萬鈞的力量，震撼著億萬人的心靈！”(高爾泰：《美是自由的像征•為“社會學的”評論一辯》)

直到今天，《人妖之間》發表37年、作者本人去世十年後，我們還如此震驚、也如此無奈地面對一個空前異化，全面腐敗的中國社會，一個無限權力與巨大財富結成的“神聖聯盟”，一個挑戰人類文明和世界秩序的腐化帝國。王守信的信徒幾乎佔據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法律和一切領域的要津，——人妖之間竟演成魑魅魍魎之國。

眼下，中國社會、思想、文化、歷史、文學、藝術殫精竭慮所欲突破的，不就是這個人妖顛倒社會，一切都沒有脫離劉賓雁當年的警告：人們啊，還不是歡呼勝利的時候！

縱覽中國首發
連結：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83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