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王康離京多日，在重慶隱居賦閑。其情形如同“呐喊”後的魯迅。一個千萬人“呐喊”過的大劇謝幕了，一夜之間，一切變得蕭索、沉悶、滯重、無趣，曾經燦爛地展開其熱情、良善、智慧、才華的人們仿佛經霜打冰凍，又成為漠然身外而壓抑的一群活物。但魯迅當年只能“荷戟獨彷徨”，已經過了幾十年的光陰，歷史演繹了太多的內容、積累了太多的經驗，何況王康還深知另一個民族俄羅斯近幾百年的歷史。無論如何曲折，個人、民族和人類的生命是有自己的起點、方向和目的的。前路更何之？在王康那裡是極清晰地呈現著，他知道，他也看到了，雖然一切是非現實地存在著。這老大而多災難的民族，雖然她曾早慧地為人類文明開闢過榮譽和方向，雖然她也很早地與其它民族接觸，卻遲遲未能進入人類世界的綿延大潮。

一天，王康無所事事地路過街頭，經過一家賣書報的地攤，他停了下來，無意地翻開一本叫《花城》的文學雜誌。他本來是跟文學有距離的，不僅僅他更多的關懷在民族的現實和價值王國，在世界範圍內的精神渙散上，正像他在第二屆唐君毅學術思想國際會議上的即興發言所說，“杜惟明、霍韜晦和蕭父諸先生辯討唐君毅師承的道統問題，在我看來是無意義的。古往今來的大哲都是從一個豁口中走來，他們懷著不忍之心，不相信天生人類，只是要他們窮盡苦難或墮落淪喪，豈有它哉”；而且，他“對中國當代詩歌吉普賽式的圈落風尚沒有興趣”，當代的中國文學，在他這樣的局外人看來是“自外於當代中國（在一種陰鬱乖憐的管道裡與中國毒素深廣的虛無傳統氣息相吹），由稱為實驗、先鋒的詩群領頭的大規模的詩歌流亡，他們企圖以僭越的步姿儘快躋身于西方詩歌大師之列。”“中國詩人從某日起，突然宣稱，詩已窮盡對世界的表達，詩人正式退出‘公眾生活’，他的對話起點是尼采、德里達、海德格爾、福柯、博爾赫斯、莊子、禪宗，以及亞當和上帝本人；詩人只滿足于一名無所羈傍的隱逸的在語言深處的虛無之宮飄泊的占星方士，等等。”“具有與俄國流亡作家類似的背景的中國流亡詩人，其流亡與其說是一次痛苦的選擇，不如說是一次任性和隨意地流失或錯位，他們的藝術成就，至今未超出對贗品、版式和範本的仿製；他們的被逐，既不是由於任何永恆事物的誘惑，也不是來自帝國的敵意，而僅僅是自身的短氣和歧誤。他們沒有起始，卻憑空攀附高處；他們沒有過程、對象，卻以世界本體自居；他們無力進入人類心靈，卻輕易自戴桂冠。由於對基本事物的無知和對永恆事物的隔膜，由於不加節制地無端自戀，喬裝超脫，由於對來之不易的詩人權利和有限語言自由的濫用，更由於對詩人使命的背棄，致使他們被正當地拒之於世界詩歌生命迴圈之外。”鬼使神差，這一天的王康居然在小攤上翻起了文學雜誌。

事情當然有例外。幸運的是，王康這樣偶然地遇到了這個例外，他在這期（1990年第6期！）《花城》上看到了一首題為“帕斯捷爾納克”的詩，一首短詩使他積鬱已久的思想、情感如火山噴發，《俄羅斯的啟示》，一部十四萬多字的作品就這樣在短短的幾天之內寫就。就像大晴天裡驟起的風暴一樣蔚為壯觀，火山噴發也使時空景象變換，人的生存及其環境獲得了嶄新的內容。不僅是對90年代初那樣平庸的日子而言，而且在近百年的中國新文化建設裡，《俄羅斯的啟示》也是劃時代的天地至文。

我在青少年時期讀到梁啟超談論自己讀龔自珍詩文的感受，說是“如受電擊”，後人評說讀梁啟超的文章，也說是“如受電擊”，我那時就一直在想那樣的文字該是怎樣的奇文，天地間真有那樣的文字嗎？龔自珍、梁啟超的文字我也讀到過，但他們的時代離我們太遠，我們難得那時的同情、會心和徹悟；雖然在歲月坎坷裡我們也逐漸讀懂並回味起那些“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般的文字，但我總懷著期盼，希望看到文明的思想內容在當代的閃電，提升我們生活的品質天空。

1995年冬天，何家棟先生電話裡告訴我，有一個人你可以認識一下，這個人叫王康，現在北京搞一部“大統一”的電視片，沒有工作，但這個人有學問，文章寫得非常美。我那時正在編輯《戰略與管理》雜誌，我問能約稿嗎？何先生說，怕是不行。我放下電話，猶豫了一下，撥通了王康的電話，並沒有說明由誰介紹，只是說我是誰，想來拜訪，王康也沒問，只是說，來吧。我就這樣見到了王康。

我們都是性格內向的人，話語不多，只能一個一個的話題略顯鄭重地來過，他讓我看了他撰稿拍攝卻沒有公映的專題片《大道》，我也給他看了我的長詩《眾生北辰》。這一無目的的稱得上“猝然”的相逢卻讓我很是服氣，然而我們分手時卻沒有什麼約定承諾，像是武俠小說裡的兩位劍客無意接觸後比劃了一番分手各奔東西，印證了武功，仍相忘於江湖。雖說我回來後給他寄過雜誌也寫信敘說過他的才華學識給我留下的印象，他也給我寄過賀年卡，說是要回重慶。我們很快失去了聯繫，他離開了原來的地方，聽說他的《大統一》已在中央電視臺播放。我找過他，但除了知道他是重慶人外對他的情況一無所知。

1996年夏天，單正平來北京住在閩西飯店給我打電話，讓我過去聊天，還說這裡有一個奇人你不可不識。奇人在他身邊，聽到我的名字說認識，單正平說人家說見過你。我問此人是誰，他說叫王康，他也剛認識一天，我說王康我當然認識。我們就這樣再一次聯繫上。

隨後，王康請我參加了幾次文化活動。我也對王康的瞭解多了一些。他居無定所，總是在重慶北京兩地跑，以布衣之身而憂國憂民，希望自己的思考、寫作和社會文化活動能對民族的進步發展有所幫助。王康對我談論過當今社會的病症，知識份子以及暴富族們的關係，他說暴富族們雖然發展起來了，卻不是一個健康的階層，如果知識份子和大眾傳媒在80年代中期能夠理性地對待那些企業家、老闆或大款們，而不是向後者獻媚，那麼這個階層也許會對社會的發展起積極的作用。民族的歷史總是各個人各個階層自私自利，一到危機關頭，他們要麼袖手旁觀，要麼獨力抗擊暴惡。因此民族雖歷經磨難卻長進不大。王康還想對本世紀的民族遺產進行總結，他說他想找一個載體，這個載體能把全體中國人吸附過來，集中全體炎黃子孫的智慧，發揮他們的創造力，這個載體，他認為就是中國的大統一。單正平告訴我，他那一代人已很少有王康這樣的還在為理想而生活的人了，包括他自己也變得實際多了。我們那時都沒有讀過王康的文章，我們只是在交往、言談中感覺到王康是一個真正有氣象的人。

到1996年10月下旬，王康到我處給了我幾篇文章，數天后的一天深夜，我躺在床上讀他的近6萬字的長文《俄羅斯的啟示》，據說這只是部分，全文則有14萬之多。我讀了不到兩頁就從床上跳了起來，渾身像通了電一樣不由自主，又像受寒流襲擊一樣顫抖不已。我停下來，生怕是幻覺，我從頭讀起。就是這樣的文字！她原來真的存在，而且就在眼前。我激動不已地一口氣讀完，我確認這就是我一直在期待的文字，是我少年時期的夢想，王康圓了我的夢，那一夜，我仿佛進入了佛家所謂的鈞天大樂的境界裡。

第二天，我呼叫王康，在電話裡我向王康抱歉說晚了幾天才讀他的文章，我說很感激，這麼好的文章，我再努力十年也寫不出來。王康說朋友之間說這話做麼事，我說是真的，我也許一輩子也寫不出來。

這以後，我就時時翻閱，一次次地體驗閱讀的歡愉。我已不再有少年時那種遇到美好的東西獨享秘不示人的心理，也不再有遇人就推銷的習慣，生活苦難的歷程已教我們明白人的思維的高深和情感的熱度是不具有這種高度、深度和熱度的人所不能理解的高深和熱度。對於沒有音樂的耳朵來說，最美的音樂也毫無意義。我將王康的文章複印幾份給我認為可以看的人看，一些人徵求我的意見，問可以自己再拿去複印嗎，這是意料中的事，讓我略感遺憾的是一些年輕的朋友無動於衷。

過了一段時間，單正平寫信來說，他近日去了一趟重慶，有機會跟王康在一起，瞭解了王康的一些情況，他說他這個年齡的人已很少佩服人，但他現在視王康為真正的英雄豪傑。他說他在王康那裡讀到了一篇文章，雖然只有一部分，但他認為已足以改寫我們的文學批評史，這說法兒一點也不過分。他說，你一定得看看那篇文章。讀到這樣的信很是讓人感動，在回信中我不免得意地告訴他，你說的文章肯定是指《俄羅斯的啟示》，我已經先睹為快了，我們的看法一樣，文明史上那些讓我們安慰給我們營養的事也出現在我們身邊。

20世紀最後十年，對中國人來說，是如戲如劇又悲苦莫名無助的十年。在這之前，一場運動事件解構了中國各階層之間鬆散的結盟，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現世物質主義號召和“全民皆商”運動則消解了各階層內部和職業分工中特有的品格。中國成為“沙聚之國”。“中國”一詞對中國人來說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並非一種恒定的現實，而是一種經驗和現象的奇特結合，是要變易的過渡型態，自然地，中國人也出現了身份認同危機，“我是誰？”“信仰何為？”“人生何在？”等等無可解答的安身立命的正名內容導致了中國人精神的潰敗。

精神的潰敗在行為上表現為人們的正義感和道德意識的淡化，在思維和寫作的層面表現為人們責任感和批判意識的淡化。中國人的寫作，也就成為一門職業寫作，在這一寫作裡，找不到語言和存在的血肉聯繫，找不到詩和存在的性情關係，找不到寫作者個人在語言中的位置，找不到寫作在歷史延續中的意義。這樣指責漢語寫作並不全面。因為任何時代的主流寫作或說中心寫作少有不是如此空洞、庸凡和劣化的。只有那些在邊緣寫作中以堅忍的心智辛勤勞作的人才有可能參與語言的生命創造，才可能成就有益於民族現實和未來的寫作。所有民族和人類中最重大的聲音、呼告，都是在遙遠的極地，從這些生命起始傳到人們耳際的。這些“精神烈士”，這些先知，都以其酷烈的人生際遇，常人難以想像的代價，榮耀了民族的名。我們唯有對比歷史和其他民族的實踐，我們才明白健全的人性有一種什麼樣的狀態。王康在《俄羅斯的啟示》裡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精神的潰敗是不能以客觀現實作為充分藉口的。任何個體，置身在生命的精神歷程中都在時刻經受著拷問、鍛煉，人們可以說今天消費主義的世俗觀念深入人心，然而，龔自珍時代的人們也多在“為稻粱謀”；人們可以說市場經濟、大眾文化有助於消解意識形態霸權，然而，東亞一些經濟繁榮國家仍沒有擺脫封建的陰影（從而也仍沒有擺脫政治和經濟大滑坡的威脅，即黑金政治和泡沫經濟）。

在鴉片戰爭之後的一百餘年間，我指的是1840年至1949年，中國人也存在身份認同危機，中國人牢牢抓住了歷史給予的命題，即解答外來的國恥和內在的強權，那時巨人輩出，猖介狂放，群葩爭豔，性格萬千，並出現了孫中山這樣天下為公的民族英雄和魯迅這樣凝聚民族靈魂提升民族性格的偉大作家。

因而，精神在精神潰敗年代裡也在等待人性的閃光，漢語寫作也就是這樣在文字、資訊爆炸般的生產年代裡等待著烈士的鮮血。作為一種最悠久的文明語言，作為由孔子、司馬遷、曹雪芹、魯迅……以血祭過的語言，理應在歷史的巨變關頭找到新的人格形式，理應在民族的新生旅途中獲得新的存在狀態。因為被納入世界文明大潮的中國社會，其聲音、言語，對我們中國人來說絕非幸運的豐富創造的產物，而是一種具有人類意義的中國命運的個人承擔狀態，只不過有人順應，有人反抗，有人漠然，有人以個人的存在體現了一種關聯無限的道理和性情。王康在《俄羅斯的啟示》裡，把自己的精神、信念和才情完美地表達出來，從而獲得了與歷史和域外那些最深刻的人類寫作等量齊觀的意義和效果。像單正平一樣，我樂意向人們介紹這個人和他的作品，我願意向這個人和他的作品表達一個寫作者的敬意。

（原載：思想的境界 注：原文發表時間不詳）

——轉自博訊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