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整個民族力量為保障民族國家之生存而抗戰！
蔣介石
一九三七年
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
毛澤東
一九三七年
引 語
1937年11月17日淩晨，南京。
在嚴密的保安措施和新聞封鎖下，年逾古稀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領一千余名官員，攜帶中華民國印信旗幡，穿過挹江門，漏夜登載內河裝甲兵船“永綏艦”，撤離南京，首途重慶。
三日後，林森一行抵達武漢。前方將士和中外各界才從《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中獲悉：
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域，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此後，將以最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以中華人民之眾、土地之廣，人人抱必死之決心，以其熱血與土地凝結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離；外得國際之同情，內有民眾之團結繼續抗戰，必能達到維護國家民族獨立生存之目的。
中國戰時國家元首這次“衣冠西渡”，標誌著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捩點正在到來。
第一集 國難陪都
23天后，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失據。
30萬南京市民慘死日軍屠刀之下。
日本宣稱，“皇軍在外國首都入城乃有史以來盛事”；“攻佔中國首都南京，對於解決(中國)事變具有最大價值”。
南京陷落強烈地表明，中華民族確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
所幸，兄弟鬩牆，外禦其侮。中國人終於不打中國人，團結抗敵，一致對外了。
“七·七”事變翌日，中共中央通電國民黨中央：
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慨然題詞：國民黨員、共產黨員兄弟般地團結起來，為抗日救國而鬥爭，達到民族獨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之目的。
朱德、彭德懷、葉劍英、鄧小平、葉挺、項英、林彪等紅軍將領致電蔣介石：“我全體紅軍願即改名為國民革命軍，並請授命為抗日前鋒，與日寇決一死戰！”
蔣介石也在廬山宣告：“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所幸，在毛澤東發表其著名的《論持久戰》之前，蔣介石于南京淪陷後發佈《告全國民眾書》也認定：“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城市，而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
所幸，中國戰時最高軍事當局終於作出了關鍵而重要的遷都抉擇。
一百年前，康有為上書光緒帝，力主遷都。他斷言：面對日本帝國的“脅制”，中國若要免於亡國滅種之虞，必須遷都。他建議道：
若夫建都之地，北出熱河、遼沈，則更迫強敵；南入汴梁、金陵，則非控天險；入蜀則太深，都晉則太近。天府之腴，崤函之固，莫如秦中。
1912年，孫中山將中華民國首都定於“虎踞龍蟠”的南京，卻又擔心“南京一經國際戰爭不是一座持久戰的國都，要在陝西或甘肅，建立個陪都”。
1932年後，身任國民政府專負軍事防禦和國防部署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遍歷中原、西北、西南十餘省，最終決定將四川作為戰時中國最後根據地。
1935年3月，他在重慶公開聲言：
四川人口之眾多，土地之廣大，物產之豐富，文化之普及，可說是各省之冠。所以自古即稱天府之國，處處得天獨厚。是我們中華民族立國的根據地。
他甚至聲稱，就是只剩下四川一省，天下事也還大有可為。
1937年10月29日，淞滬會戰失利、南京蒙塵之際，蔣介石在國防最高會議發表《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講話，首次正式提議：
國民政府遷都重慶，藉以爭取戰略退卻之主動地位，力避全盤潰敗之憂。
次日，國民政府舉行國務會議，決定接受提議，遷都重慶。
11月7日,中國戰時國家最高決策機構──國防最高委員會議決：為長期抵抗日本侵略，軍事委員會駐節前線就近指揮抗日軍事，國民政府遠離戰區，西駐重慶。
11日，蔣介石晉見林森，面陳國府西遷重慶、長期抗戰要旨，最後定下“遷都重慶之議”。
中華民族現代歷史上最重要的戰路決策之一──抗戰遷都的法律程式終告完成。
張憲文(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
日本佔領南京首都，從政治上給中國壓力。首都淪陷，壓迫中國滅亡，向日本投降；另一個方面，南京背水一戰，從地形上來講是不利的，易攻難守，南京是守不住的，所以當時決定遷都重慶。
林森一行先後換乘“民風”、“民貴”客輪，經宜昌，宿巫山，泊奉節，駐萬縣，1937年11月26日抵達重慶。
重慶各界民眾十萬余人，齊集長江儲奇門碼頭。海軍“巴渝”、“長江”二艦齊鳴禮炮24響，樂隊高奏救國軍歌。
抗戰遷都，舉國振奮。鄒韜奮發表《讀國府移都宣言》，稱其為“堅持到底，不屈服不妥協的表現”。
“重慶市各界抗敵後援會”當日發佈公告，“誓率全市人民，以血與肉，擁護中央，抗戰到底”。次日，又發表《歡迎國府主席暨各委員蒞渝告民眾書》稱,國民政府移來重慶“這種非常措置和奮鬥精神,值得我全體民眾竭誠擁護！”
當林森一行由宜昌駛入川江時，省立重慶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才接到重慶行營轉報教育部命令：高工校址，供國府移渝辦公之用。
該校師生聞風而動，三日之內即搬遷完畢。
1937年12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進駐辦公，改稱“國府路”。至1946年5月5日還都南京將近九年期間，這裡一直是國際社會承認的中國戰時中央政府所在地，是中國抗日大後方巋然不屈的象徵。
金沖及(中國歷史學會副會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
國民政府在戰爭開始後不久就斷然決定，將戰時首都遷到重慶。這對全國人民，特別是在抗戰初期起了有力的動員和鼓舞士氣的作用。由於重慶是當時得到世界各國承認的中國中央政府所在地，各個友好國家對中國的支援大都是通過這裡來進行的。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它又成為同盟國整個中國戰區的指揮中心。
隨著國民政府移駐重慶辦公治事，孫科率立法院移駐重慶北碚歇馬鎮，于右任率監察院移駐歌樂山龍洞口，居正率司法院移駐北碚蓮池溝，戴季陶率考試院移駐上清寺陶園，孔祥熙率行政院移駐上清寺花園德安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也於1937年12月6日移駐上清寺生生花園辦公。
國民政府各部門、新聞機構和各國外交使團陸續移駐重慶。
為順利實施遷都大計，蔣介石數次率領前線戰區長官，與八路軍總、副司令朱德、彭德懷，中共代表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等相繼在南京、廬山、武漢、衡山舉行軍事會議，緊急共商前線戰局，部署撤退事宜。
周而複(文化部前副部長、原《新華日報》編輯)：
南京失守，毛澤東、周恩來同志建議蔣介石，武漢無險可恃，敵強我弱，不宜消耗實力影響持久固守。建議保存主力準備將來反攻。蔣介石接受了建議，沒有在武漢會戰。
1938年12月9日，蔣介石率軍事委員會從桂林飛抵重慶。
次日，中共代表、國防最高會議參議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中將副部長周恩來、原八路軍代表葉劍英率八路軍辦事處、新四軍辦事處主官與中共參政員董必武、鄧穎超、吳玉章、林伯渠、秦邦憲、陳紹禹等分別移住上清寺、漁村、機房街、曾家岩50號等地。
中共中央在大後方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則已於10月25日移渝發行，並發表社論聲明：
中國共產黨決不為一時的軍事挫折而張惶，決不為某些大城市之得失而動搖，……將繼續堅定地英勇地不屈不撓地進行持久的自衛抗戰。在民族解放戰爭的洪流中，樹立起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的根基。
自此，中國戰時政略和戰略指揮中心全部移駐重慶，四川成為國共第二次合作、團結禦侮的抗日大後方。
艾青(詩人、原重慶育才學校文藝部主任)：
我們也主張抗戰，國民黨也主張抗戰；這個時候，兩黨的關係是合作的，重慶的價值也就在這個地方！
為確保軍事首腦安全和軍事指揮秘密，當局選中素稱“南陲屏障，山城花冠”的黃山，作為蔣介石及軍委會議決大計的最重要官邸。
各外交使團和各軍政機構紛紛選址黃山，冠蓋雲集，盛極一時。
日本情報部門稱黃山為“蔣介石的作戰本部”，外國新聞界將黃山視為“中國戰區的指揮中心”，“決定著亞洲和與戰的中國的最主要的指揮者，就住在這一片靜靜的山麓地帶”。
從此，重慶在中國主要大城市相繼淪陷的空前危局中，在民族興亡血與火的洗禮中發生了歷史性的變遷，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頒令，明定重慶為抗戰陪都：
(無伴音字幕)：四川古稱天府，山川雄偉，民物豐殷，而重慶綰轂西南，控扼江漢，尤為國家重鎮。
政府於抗戰之始，首定大計，移駐辦公。風雨綢繆，瞬經三載。川省人民，同仇敵愾，…戰時蔚成軍事政治經濟之樞紐，此後更為西南建設之中心。…茲明令定重慶為陪都。
時論認為，國民政府建置陪都，“最明顯而雄辯地顯示出我們中華民族永遠不可征服之精神”，作為陪都的重慶將“成為歷史上永遠不會磨滅的城市，更已形成世界政治中一個挺拔的高峰”。
童小鵬(中共中央文獻委員會副主任、原中共中央南方局秘書長)：
由於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旗，全國人民反對投降威脅，所以蔣介石最後還是堅持抗戰到底。
德國友人王安娜女士在《中國──我的第二故鄉》一書中寫道：
共度大難，共嘗艱辛，使外國的外交官和四川省的居民，使來自沿海地區的知識份子和目不識丁的農民、苦力，使來自各國的保守政治家和中國共產黨人，走到一起了。
自此，重慶從戰前一省轄普通市躍升為中國戰時首都；從一古老的農產品集散港埠躍升為大後方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文化中心；從一內陸山城躍升為與華盛頓、莫斯科、倫敦並列齊名的國際名城。此乃中國歷史之奇觀，也為世界歷史所罕見。
自此，重慶與民族衰榮相依，與天下興亡相系。其命運也艱險，其使命也遠大。
本集陪都人物林森
林森，1867年生於福州。1912年任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議長，參與制定了著名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他只比孫中山小一歲，是辛亥民初元老。
全民抗戰的烽火，給林森的晚年染上了絢麗而悲壯的色彩。
戰事初起三月，林森隻身西上四川。雖然“不負任何實際政治責任”，但他以國家元首的顯赫身份和年逾七旬的古稀高夀，義無反顧地移駐重慶，無形中起到了維繫國脈、穩定民心的特殊作用。
他在撤離南京前夕，如同教誨晚輩似的叮囑蔣介石“一定抗戰到底，取得最後勝利！”到重慶後又賦詩言志：“抗戰圖強，義動瀛海，殲彼窮虜，神州永固！”並立下遺囑：“余忝任國民政府主席，國難空前，時深警惕。所望同志同胞，精誠團結，驅除殘寇，再造中華！”
1941年12月9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次日，林森在重慶代表中國政府正式宣佈對德意日法西斯開戰，時年76歲。
林森預感到“不能再回南京了”，便再立遺囑，將50萬元存款全數撥為助學基金，“專作考選留學歐美研習自然科學學生固定經費。”
林森謹慎而勤勉地履行著戰時中國國家元首的職責。他的慈顏、美髯、馬褂、長袍，給無數國外人士留下一個東方紳士的難忘印象。
1943年5月12日,林森乘車入城接受加拿大新任駐華大使呈遞國書，途中與美軍卡車相撞。林森的最後幾個月是在昏迷中度過的。國民政府文官處按日通過中央通訊社公佈林森病情，直到8月1日。國民政府為林森舉行奉安大典，厚以國葬，備極哀榮。
中共中央發出唁電，讚揚林森“承繼國父的遺志，畢生盡瘁于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十二年來，更親自領導了抗戰建國的偉大而艱苦的事業。”
1944年7月21日,林森墓園在他生前居住的歌樂山官邸修建竣工，重慶人至今稱作“林園”。
引 語
1938年10月25日，武漢失守。中國東南半壁河山與主要城市全部淪陷。
為保存中國血脈，從白山黑水、黃河之濱翻越秦嶺巴山；從淞滬平原、江漢澤國西溯洞庭三峽；從嶺南丘陵、湖廣沃野回越烏蒙峻嶺；士、農、工、商，千百萬不願作亡國順民的滄陷區同胞，開始了一次亙古未有的大遷徙、大轉移。
第二集 鐵血遷移
張雪容(原南京西門居民)：
1937年年底的時候，我們不想出來的，但是日本已經到了南門了。又過不了江，車船都沒有了。碼頭上，行李、鋪蓋、衣服都多得很，堆成了山。那些小孩丟了下來，水裡也淹死了多少人。上不了船，我們就退出來了。過了三岔河，來到下關的時候，日軍已經進城了。槍子打得水面象雨點一樣。飛機又在飛，城外房子也在燒，白天看上去盡是煙子，看不到天，晚上就看到天是紅的。從南京出來，一路走到漢口。漢口過了，走到恩施，那些路就不好走了，爬山越嶺。路上丟(棄)的小孩子，死的……我們那時還年輕，算(運氣)好的，跑脫了。那個路，哪裡走哪裡歇，完全沒有安身的地方。這樣就跑到重慶來了。
中國經由洋務運動、維新變法、辛亥革命以來慘澹經營建設的近代經濟設施、70%以上的中國現代工礦企業和教育文化基礎，一年之內幾乎毀損殆盡。
天津南開大學首遭日機轟炸，又遭連續炮擊；日本騎兵攜帶汽油入校縱火，偌大校園頓成焦土。南京中央大學也連續三次遭到日機轟炸，化學實驗室與圖書館被炸毀，師生死七人。
1937年7月17日,南京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在廬山向兼任行政院院長的蔣介石建議，將東南沿海幾所主要大學和科研機構西遷內地。
“八·一三”抗戰爆發後，他對師生疾呼：我們這一代人打不完這個仗，下一代人還要打下去！當即宣佈，為保存國家高等教育命脈，中央大學立即西遷重慶。
高濟宇(南京大學副校長、原中央大學化學系主任)：
當時，抗日戰爭一開始，大家就決定(學校)要搬。我們的一個目的就是，必要的東西都要搬走。我們化學系搬運時，大概上百箱吧！在重慶，我們學校還是盡了最大的努力，維持一切的教學、科研的正常化。
正當中大西遷急需船裝水運之際，重慶民生輪船公司用運送川軍的返空船隻將圖書、標本、儀器、機具等主要教學設備於1937年8月無償啟運入川,送抵重慶。
與此同時，地處華北戰區的天津南開大學、南開中學、南開經濟研究所等也陸續搬遷重慶等地，並在沙坪壩籌建南開中學、南開經濟研究所本部，地名改為“津南村”，由張伯苓校長主持校務。
楊鐘岫(重慶老記者協會主席、原南開中學學生)：
南開有一門課叫集會。實際上就是請各界名流來給大家分析時事。南開有兩門課非常重視：一個是集會，張伯苓的作法；另一個是體育課。汪議長(汪精衛曾任參政會議長)就是張伯苓(曾任參政副會議長)的頂頭上司。但是汪精衛一到河內，還沒有發出“豔電”的時候，張伯苓就約了吳稚暉給我們講汪精衛的出走。吳稚暉這個老頭也不簡單。他那浙江口音很難懂，但是他那個(講話)確實激情滿懷，大罵汪精衛，聽起來很帶勁。坐在我旁邊的是汪精的兒子，我們兩個是同班同學。那時(他)是尷尬不已。後來，同學們都喊打，要打他……
戰前重慶高校只有三所。從1937年至1944年，輾轉遷渝的高等院校共計25所，其中遷入沙磁區的高校16所，占遷渝高校的70%，占內遷高校總數的45.4%；重慶沙坪壩集中了內遷高校的精華，成為抗戰大後方學府林立的文化園地。
1929年由地方創辦的重慶大學將校內松林坡一帶讓給中央大學營建校舍。並對“從事北平、上海、南京高等教育等各位先生”深表迎納之熱忱，同時就近借助于中央大學、中央工專等師資科研技術力量，聘請了著名學者、文化名人來校任教或學術講演，促進了學校迅速發展。從1929年至1942年12年間，重慶大學由市、省立躍升為國立大學。
金錫如(重慶大學副校長、原重慶大學理工學院院長)：
教育上的變化，主要是老師少。學生呢，亂了，有的來了，有的沒來，有的是在我們重大借讀的。當時，在我們重大畢業而不是重大的學生，就是借讀生很多。中大也一樣。學生非常受苦，都是流亡學生，沒有錢念書，所以老師對這些學生特別愛護，幫助一點錢啦，吃吃飯啦，買買書啦。當時書很難買，貴得很。
由蔣介石任校長的中央大學，被視為“官”和“長”的搖籃；而移設於中國內陸社會經濟試驗區北碚夏壩的上海復旦大學，則是高揚“學術思想自由”的民主堡壘。（字幕：四川教育學院、兼善中學、國立體育專科學校、中國電影專科學校、中央軍事學校、中小學教材編篡委員會、中國西部科學院）北碚成為陪都重慶另一個文化學術園區。師生和科研人士安居土牆小屋，心系民族興亡，倡言抗戰民主，堅持崇高深遠的文化理想。
鄒建秋(上海復旦大學前黨委書記、原北碚復旦大學新聞系學生)：
復旦大學本來是一所私立大學，抗戰以後，在上海沒法辦下去了，所以內遷。首先到了廬山，然後到了重慶北碚，也考慮過跟大廈大學合起來，到貴陽去，以後兩校沒能合在一起，大廈在貴陽。包括文、理、法、商、農五個學院，有20多個系科，大學人數最多的時候，達到1700人。
擁有戰前中國一流水準的科研、學術、新聞和出版機構(字幕：中央研究院、中央廣播電臺、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編譯館以及《中央日報》、《大公報》、《新民報》、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相繼遷到陪都,一時名人薈萃，學術繁榮。重慶成為後方與前線、國內與海外聯絡交流的樞紐。
唐恂季(重慶一中特級教師、原重慶一中教師)：
所有的學校幾乎都是在廟子裡面，學校裡邊沒有操場。學生就睡在廟子裡，學校就是廟子，廟子就是學校。
(無伴音字幕)：沙坪壩、北碚夏壩、江津白沙壩，被稱為“陪都三壩”，將近占全國一半的四十多所高校落腳在這裡。校園毗連，學府環列，文化科研，門類齊備。教師治學勤業，學生弦誦不息。每當夜闌人靜，微明的電燈和如豆的油燈與天光水色交相輝映，形成陪都重慶戰時特有的文化景觀，時人美其名為“沙坪學燈”。
中國長期抗戰賴以立足的重慶及內陸大後方，在本世紀20年代末，其建設水準仍基本停留在手工勞作的古老年代。如此薄弱的內陸經濟，要支持長期抗戰，必須進行根本而迅急的經濟發展。
1937年8月10日，國民政府行政院召開第324次會議，確定“政府第一期工業政策中心工作就是協助廠礦內遷”；決定所有關乎戰時軍需民用之工業，均於最短時間移設內地。
1938年2月7日，國民政府經濟部長翁文灝、軍政部兵工署署長俞大維奉令組建“鋼鐵廠遷建委員會”，主持漢陽鋼鐵廠、大冶鐵廠、上海煉鋼廠、六河溝鐵廠、鞏縣兵工廠等國防前線大型軍工廠內遷再建工作。
5月21日,最後勘定離城十公里長江南岸的大渡口河灘，利用江面供水的便利，徵用土地3336畝，組建了大後方最大規模的冶金、軍工企業。該廠實行了“職員獨自任用”、“會計獨立支付”等應急對策；一大批鋼鐵機械專家克盡職守，迅速建廠投產，徹底改變了重慶、四川鋼鐵冶金工業的空白歷史。大量槍支、地雷、子彈、炮彈以及鋼管、鋼板由此生產出來，運往前線。
周淑珍(重慶退休職工、原漢陽兵工廠內遷眷屬)：
漢陽兵工廠，就是第一兵工廠，我父親在那裡上班。父親在1937年趕兵工廠最後一班運子彈的車逃到長沙，日本人逼得很緊，又從湖南逃到廣西。父親跟著廠走，又從廣西逃到湖南，從湖南繞道到了四川。
1937年8月22日至1938年8月，由上海工業界領袖胡厥文、薛福基、支秉淵、顏躍秋等發起，170家民營工廠撤離前線戰區，移往內地，拉開了中國近代工業史上規模空前、意義重大的“工業西漸”的序幕。
1938年10月下旬，由上海、南京、蕪湖、九江先期撤運武漢的三十萬噸戰略物資，上萬名工程技術人員、大批機關人員和數十萬疏散難民，緊急撤至鄂西入川門戶——宜昌。
這時長江水位日見枯落，巨輪入川受阻，宜昌兩岸器材堆積如山、難民如潮湧動。
國民政府遂緊急成立“軍事委員會水陸運輸管理委員會”，任命重慶著名愛國實業家、民生輪船公司總經理盧作孚先生為主任委員，全權處置航運入川事宜。盧作孚臨危受命，即行飛抵宜昌，制訂出緊急運輸計畫。他親自指揮24條輪船和1200條木船，在40個日日夜夜中，冒著日機轟炸掃射，晝夜兼程，途經十餘縣、險灘百餘處，行程數千里，拼死溯江西上。被譽為“中國實業界的敦克爾克！”(字幕：民生公司從1937年11月運送林森等政府要員起，先後將611,000名難民、10,000名傷兵、6,000名紗廠女工、500名難童和196,000噸軍事物資搶運送往大後方,又將200萬川軍、30萬噸彈藥和大量軍糧、食鹽運送前方。公司16艘輪船沉沒,116名船員為國捐軀。)
盧作孚回憶宜昌撤退時感歎道：這是一支極其悲壯的交響曲，寫出了中國人動員起來反抗敵人的力量。
盧國紀(盧作孚次子、重慶民生輪船公司總經理)：
民生集中了22條能夠走宜昌的船。採取有些物資——很重的、重要的——直接運往重慶。不太重，但很重要的，運到萬縣，先卸下來，還有更輕的，就運到奉節三鬥坪卸下來，先把物質從宜昌運走，短短四十天，四十天之後，枯水季節來了，就沒有辦法了。所以要搶在四十天之內把物資運完。包括宋慶齡(救護)的難童，以及那些沒錢的。坐民生公司的船都免費供給飯吃。有一些工廠運輸沒有錢，儘量減價或者免費。運兵工物資是減半價，或減的更多，在這同時，帝國主義輪船儘量提價。那段時間，宜昌的撤退，能在短短的四十天裡完成，對於大後方的建設、對於鞏固抗戰的基地，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938年1月,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湘表示：“工廠內遷是絕對必要措置，我可以代表四川全省同胞歡迎工廠到四川。”
為解決內遷工廠安置問題，由重慶地方當局組成“遷川工廠用地評價委員會”，規定減免遷川工廠用地捐稅，平抑土豪劣紳投機抬價。重慶地方土紳顏伯華將其在貓兒石嘉陵江畔的田產200餘畝,以公平低廉的價格出售給了天津、上海內遷的天原化工廠、天盛堿廠及龍章造紙廠。
截止1940年底，沿長江、嘉陵江兩岸與川黔、川渝公路兩側，先後遷渝的各類輕重工廠計有450余家，形成戰時中國唯一門類齊全的工業中心。
眾多工廠隱蔽於山岩隧洞，每到薄暮降臨，兩江沿岸燈火通亮，機器轟鳴，山野震顫，蔚為壯觀。國民黨元老吳稚暉稱之為“中國工業史上的壯麗史詩”。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及一千余萬軍民輾轉遷渝，固有中華土廣地闊之利，然若無淪陷區難民絕決蹈死之拼死精神，若無大後方民眾共赴國難、相濡以沫的愛國赤誠，以及國民黨最高負責人承認並實行第二次國共合作，因應戰局作出的戰略抉擇，此千古未有之大遷徙、大移駐恐難實現，而中華民族的生機命脈也殊難逆料。
本集陪都人物 盧作孚
盧作孚是地地道道的四川人。他是一個成功的範例，表明：即使身處貧窮惡劣環境中，一個人也可以通過自己的勤奮、智慧和正直達到時代所能容許的高度。
與1893年前後出生的許多中國進步人士一樣，盧作孚青年時代就是孫中山的追隨者，參加過同盟會，並以其獨特的方式——創辦“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進行了實際而真切的詮釋。
盧作孚深感“紛亂的政治不可憑依”，最終選擇了“實業救國”的道路作為他與民生多艱的祖國之間最可靠的聯繫。
從1925年至1937年，他靠募集的8,000元股金起家,發展為擁有46艘輪船的川江最大民族資本航運企業。
作為一名愛國實業家，他最早提出了“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觀念，制定了明確的企業文化和企業目標：服務社會，便利人群，開發產業，服務國家。
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借重盧作孚，將重慶北碚辟作首都遷建區和教育推廣區。上百所大學、專科和中等學校遷駐北碚城鄉各地；近千位名重一時的教育家、科學家、文學家和學術界人士移居落戶、敬業治學。因其文化之昌明，曾被稱為“陪都之陪都”；因其風景之優美，曾被稱為“重慶之北戴河”。
盧作孚是一個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學者，一個沒有個人享受要求的現代企業家，一個沒有錢的大享。
盧作孚是一名歷盡艱險帶領18艘輪船從海外回到祖國、卻對社會深刻變遷難以適應而英年早逝的悲劇人物。
在他生前，蔣介石曾授予他抗戰勝利勳章，在他死後，毛澤東稱他為“舊中國四個不應忘記的實業家”之一。
時下，重慶北碚公園辟有盧作孚雕像紀念地，供後人瞻仰，而他的遺骸卻靜臥在重慶南岸一座沒有墓碑的荒塚之中，至今鮮為人知。他眾多著述中的一段話，將不會被後人忘懷：
最好的報酬不是月薪、地位，而是求仁得仁——建築一個美好的公園，便報酬你一個美好的公園；建設一個完整的國家，便報酬你一個完整的國家，這是何等偉大而可靠的報酬！
引 語
1938年10月，中國當局西遷初告完成。日本軍部三次發佈戰令，確定其“航空進攻作戰”目標為“敵戰略及政略中樞”——重慶，為日本首相近衛所提建立“東亞新秩序”鋪平道路。日本調集包括“零式”戰鬥機在內的在華空軍主力，對重慶政治、軍事、經濟、交通、學校、商貿和民宅進行了持續三年的“疲勞轟炸”，以期造成重慶“上下震撼，極度恐怖”而崩潰求和。
重慶各界上至元戎、下遍黎庶，居無寧日，行無坦途；同仇敵愾，相濡以沫，誓死與暴日抗爭……
第三集 精神堡壘
1939年5月3日12時50分，重慶天清氣朗。學田灣、七星崗、佛圖關、江北上橫街、南岸龍門浩、銅元局等處警報台同時升起兩個紅球，尖利的警報聲刹時響徹全城，市區大街小巷人湧車塞，一片驚恐。
13時17分，塗有血紅圓盤標誌的36架日機，在震天動地的聲浪中飛臨重慶上空。日機從容編組列陣，輪番向兩江匯合處的半島傾瀉炸彈，戰時陪都重慶傾刻間籠罩在烈焰濃煙之中。
日本海軍航空兵部在其第531號戰鬥簡報中報導：
第一空襲部隊乘天氣良好，對敵首都重慶實施了本年度第一次攻擊。
擔任第二天空襲重慶任務的日本海軍航空兵部繼續炫耀說，第一空襲部隊二十七架中型攻擊機,穿過雲霧和山頂之間,乘天暗於20點30分再次對敵首都實施攻擊。
英國《路透社》當天報導：“重慶自空襲後，瞬間陷於火焰的包圍中。”在外國記者眼中，漢口和廣州陷落前後的大火，與重慶炸後大火相比，“不過是小巫見大巫”。
日本學者前田哲男50年後指出：
當年執行空襲任務的日本海軍航空官兵504人,他們沒有踏上重慶這塊土地，沒有面對重慶的中國人。他們在高空只是搬動投彈杆，就像操作汽車變速杆一樣。日軍兩天空襲，炸死炸傷7700餘人，毀損房屋12000餘間,將近20萬市民流落廢墟瓦礫之上。這表明日本軍隊新的屠殺方式已經形成。
詩人郭沫若以《慘目吟》為題賦詩道：
死者累累，隨處見如此，因得此詩，以志不忘。
五三與五四
寇機連日來
渝城遭慘炸
死者如山堆
中見一屍骸
一母與二孤
一人橫腹下
一人抱右懷
骨肉成焦炭
凝結難分開
嗚呼慈母心
萬古不能灰
重慶《新華日報》連續載文，痛斥日機空襲的“駭人聽聞的狂暴行為”。
在都郵街一帶灼熱的斷垣殘壁上，陪都美術家們書寫標語：
看！是誰殺死我們的父老、兄弟、姊妹？
看！是誰炸毀了我們的國家！
著名劇作家宋之的寫道：
當埋葬我們的孩子們，我們的媽媽時，我們和他們，活的人和死的人，跳躍的心臟和停跳的心臟，只有一線相連──共同的仇恨！
著名實業家，重慶自來水公司總經理鬍子昂在集會上發誓：
敵人企圖以狂轟濫炸毀滅重慶，純屬夢想。敵人縱能將自來水公司完全炸毀亦不能斷我水源！在任何情況下，國防工業與生產工業之水電供應，絕不輟斷一日！
重慶金融工商界名流汪雪松、溫少鶴、康心如等宣告“所屬銀行錢莊，堅決留在市區，照常營業。”
馮亦岱(作家、原重慶中央信託局職員)：
我想你們都沒有看到過這樣的場面，我從李子壩回到小什字，通遠門的城牆上，就是一個人屍首的印子，這個人啊，一個炸彈下來，被貼在牆上，這個血呀……
金錫如(重慶大學副校長、原重慶大學理工學院院長)：
這個炸彈炸下來後，炸著誰就是誰，炸不著誰就幸運，那沒辦法呀！當時，我住的宿舍叫饒家院，炸得沒有了，我本人沒有在房子裡蹲。緊張得很，想起來不得了！那幢石頭房子，是現在第二教學大樓，也炸穿了……
張瑞芳(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會長、原中國電影製片廠演員)：
五三、五四轟炸，我走在街上，不敢睜眼睛，就蒙著眼睛。因為旁邊抬著那個死人都燒焦了，正一串串過去，我就蒙著眼睛走。當時我參加的那個怒吼劇社裡，有一個人的全家躲在方桌底下，上頭蓋著棉被，以為可以避免流彈，沒想到房子倒下壓在上頭就整個捂住了，就整個把他們燜熟了……都！
轟炸剛完，日本軍方接連報導稱：“蔣政權氣數已盡，(中國)首都窮途末路，山城也不能久留，國民政府歎無藏身之地。”
1939年5月5日，外電對頗為敏感的中國最高當局的行蹤作出報導稱：
昨夜今晨，蔣委員長夫婦同往災區巡視，並在搶救現場當眾聲言，“中華民族的正氣，自古以來，都是在遭受民族侵略時迸發的。”聲稱國民政府決無移動之意。
5月16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同胞書》，怒斥日本肆虐，“血債遍地，火光流天,慘毒之狀,罄竹難書”，號召國人“倍增團結,誓死雪恥,共報國仇”。
香港《南華早報》發表社論指出：日軍企圖炸毀中國戰時首都，摧殘中國民眾之抗戰精神。然而縱屬如此，其效果只是引起復仇之希望，引起中國還以顏色而已。
日機濫施恐怖，市民頻添血仇，鬱積於中必發洩於外，不知何時何地，重慶街頭巷尾流傳開一首民謠：
不怕你龜兒子轟，不怕你龜兒子炸，
老子們有堅固的防空洞──不怕！
讓你龜兒子凶，讓你龜兒子惡，
老子們總要大反攻──等著！
……
這出語粗鄙的字裡行間，傾瀉著對日本法西斯的無窮忿恨，透顯出義薄雲天的民族大義。它是一首通俗到了極致的陪都重慶特有的“抗日正氣歌”。
心月法師(重慶華岩寺住持方丈、原重慶僧伽救護隊隊員)：
救護隊成立，由太虛法師請來軍隊(教官)做訓練。給我們做一個短期的訓練，後來我們分組，每個組拿起擔架。在重慶市區內我們都去跑，凡是炸傷了的地方、我們都跑去過。敵機晚上來空襲，我們晚上就跑。我們神州古國，不應該讓東瀛來對我們侵略。
《義勇軍進行曲》作者田漢曾寫下《轟炸詩》，謳歌佛門弟子這種赴義救亡的慈悲熱腸和抗暴除惡的入世宏願：
警報忽傳成底事，頓教日月暗無光。
太虛浮海自南洋，帶得如來著武裝。
今世更無清淨地，九天飛錫護真光。
(無伴音字幕)：當年重慶羅漢寺、長安寺、華岩寺青壯僧人回應太虛大法師“願全世界佛教徒速起共滅此惡魔”之呼籲，組成“僧伽救護隊”。他們脫下袈裟，身著短揭，四方奔走，救人濟難。
中共代表駐地、周公館、八路軍辦事處及新華日報館等地也多次遭到日機轟炸。中共代表分別在被炸損的住地前留影，相互激勵：他炸他的，我們該幹什麼還是幹什麼！
1940年8月,正在華北指揮“百團大戰”的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通過《新華日報》，代表八路軍全體參戰將士，“向我重慶市全市同胞慰問，並決心以現正進行之大戰勝利，貢獻于重慶全市被難同胞前，而為被難同胞雪恨”。
1941年4月,《日蘇中立條約》簽定，美、英等國對日本侵華戰爭繼續保持“中立”，日本參謀部決定調集關內外和太平洋方面主要航空力量，對重慶展開戰略航空大戰，以儘快結束對中國的戰爭，實行南進。
在長達三年的反轟炸鬥爭中，重慶建立起規模龐大的防空系統，到1941年，公、私防空洞已可容納近四十余萬人。
1941年6月5日，日軍接連襲擾，市區較場口防空洞內，人員擁塞，空氣渾濁,釀成震驚中外的“重慶大隧道窒息慘案”,死亡1115人(其中151人為兒童)，近4000人受傷。
重慶市長吳國楨現場見聞，觸目驚心：
洞門之內，二三百人，衣服不全，七竅流血。前排腳下之人多已死去，站立之人，團擠一堆，解之不能，拖之不動。傷心慘目，不可卒睹……
湯金臣(重慶較場口草藥巷居民、大隧道慘案倖存者)：
我是大隧道慘案的倖存者，在那裡頭去躲空襲的時候，五點多鐘進去的，在十點多鐘就憋氣了，過後我從死人子堆裡爬出來了。天亮時，發現草藥街的死人子，都有四十幾個，尤其是，我對門那個死得頂慘的，是姓蔣的，他的媳婦、兒子和懷裡的孫子死得頂慘。
余琳(中央電視臺一級導演、原重慶市民)：
那時候，我很小，還要媽媽領著。我家就住在大隧道旁邊的新衣服街。空襲時，防空洞裡人很多，就快窒息。媽媽帶我出去想換空氣，就在這時候一個炸彈掉在防空洞門口，有股熱浪氣壓進來，把人都壓倒下來了。媽媽怕我走掉了，把我抱住，中間那個人流擠得更厲害，媽媽當時還很清醒，貼著石頭往外走，結果我媽媽這個胳膊呀、這個肉都在石頭上蹭掉了。裡面的人一層壓著一層，三天以後，我的父親才從人堆裡頭爬出來。
慘案之後，民怨沸騰，輿論譁然。暴日侵略，自是此一慘案罪魁；而“所有負責當局，實難辭去玩忽之咎”。
8月30日,蔣介石在黃山官邸“雲岫樓”召開各戰區司令、參謀長軍事會議。日本海軍戰略轟炸機隊指揮官遠滕三郎少將從義大利駐華外交官處獲得黃山蔣介石官邸確切位置，親自率機轟炸黃山。兩名衛士當場被炸死，4人負傷,“參加會議者，踏著血跡躲進防空洞”。
從1938年到1943年，日機轟炸重慶218次，出動飛機9513架次,投彈2萬餘枚，炸死、炸傷數萬人，炸毀房屋數萬幢，財產損失難以計數。
歷經三年血與火的轟炸磨難，重慶已成為中國名符其實、堅不可摧的抗戰指揮中樞和危而不忘的抗戰堡壘。為循名責實，從法理上確認重慶的歷史地位，表明中國堅決抗戰的決心，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令頒“明定重慶為陪都”。
美國記者白修德、賈安娜《中國的驚雷》一書中寫道：1939年至1941年間，重慶的脈膊裡，跳動著戰時全民族的力量。使重慶成為偉大，而把各種各樣的男女融合成為一個社會的是重慶大轟炸。
美國總統羅斯福1943年向重慶市民贈送卷軸，讚頌說：
余謹代表敝國人民向重慶市敬贈斯軸，以表吾人欽佩該市英勇之男女市民。當該市遭遇空前未有之空襲時，人民堅定鎮靜，不被征服，足證恐怖主義對於爭取自由之民族，不能毀滅其精神。此種為爭取自由表現之忠實，將鼓舞來世而不朽。
1941年12月30日，位於民族路、民權路和鄒容路三條主幹道交叉地點的紀念建築物修建峻工，公議定名為“精神堡壘”。
“精神堡壘”高七丈七尺，取紀念“七·七”抗戰之意。面向民族路一方，題有“精神堡壘”四字。頂端中央，放置一口深藍色大瓷缸，內貯燃油、棉條。每遇重大集會，即可以用酒精點燃，焰火熊熊，象徵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偉大精神……
1939年9月,在日本法西斯對中國抗戰陪都重慶狂轟濫炸五個月以後，納粹德國曾對英國首都倫敦發動了六個星期的閃電式轟炸。
倫敦靠著幾千名飛行員和異乎尋常的大霧大雨，贏取了最後勝利。與倫敦同被稱為“霧都”的重慶，在一千多個日日夜夜裡，僅僅靠著超常的堅韌無畏和徹底的犧牲精神，以及友軍的無私援助，同樣巍然屹立。邱吉爾盛讚英國皇家空軍那句話，同樣適用于重慶軍民和同盟國空軍：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這麼少的人對這麼多的人作出過這麼大的貢獻。
本集陪都人物 宋氏三姐妹
海南島農家子弟宋耀如和上海女基督徒倪桂珍1887年結婚，生有三男三女。其中大姐宋靄齡與其丈夫長期主宰著國民黨的財務命脈。二姐宋慶齡嫁給孫中山,小妹宋美齡嫁給蔣介石,分別成為從1911年到1949年間中國的“第一夫人”。
1940年3月底，“宋氏三姐妹”連袂結伴從香港飛赴戰時首都重慶。三姐妹視察了防空設施、傷兵之友醫院、兒童保育院、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以及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所屬工廠，會見了中外各界人士，並前往重慶中央廣播電臺，經由NBC廣播網向全美發表演講。
宋慶齡說：
中國不願做奴隸的人民，已經拿起了武器，爭取自己的自由，同時也為你們大家爭取自由。
宋靄齡說：
中國各將領間，是毫無問題地團結一致。
宋美齡說：
中國應該立刻得到正義的援助，這是中國的權利。中國為了正義，已經經過了近三年的流血和困苦的奮鬥，表達了舉國上下堅持抵抗強敵的決心。
國內各抗日黨派、廣大海外僑胞和同情中國的國際友人，都把“宋氏三姐妹”的重慶之行看作中國團結抗戰的象徵。
《新華日報》發表短評評論指出，“重慶的、以至全國的婦女界在孫夫人和蔣夫人的領導下，一定能夠獲得進一步的團結”。
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引用蔣介石的話說：孫夫人和孔夫人此次訪渝，不但為重慶人民所歡迎，全國也為之深感欣慰。
1944年6月份，宋靄齡、宋美齡神秘地飛往美國。直到1945年7月，宋美齡才返回重慶；宋靄齡再也沒有回到抗戰陪都。
宋慶齡則直到抗戰勝利後才離開重慶，回到睽違八年的上海。
宋氏三姐妹的重慶之行，是她們漫長而多事的人生中唯一一次既出於親情、也因由國事走到一起的團聚。
從此，三姐妹天各一方、音訊阻隔、生死不見。
據悉，當最後一個晚輩稟明從臺灣移居加拿大的意願後，年近百歲的宋美齡說了句耐人尋味的話：“這樣也好，回家比較方便”。
宋美齡的“家”在哪裡呢？
引 語
除開早逝的魯迅、皈依佛門的李叔同和滯留南洋的郁達夫外，中國文化藝術界幾乎所有的戰士和才子都曾感領過巴山渝水的雄奇浩淼，並在民族血脈的創痛和勃動中共同融鑄起中國現代文化藝術史詩式的紀念碑。
第四集 鳳凰涅槃
1938年2月9日，著名“七君子”之一的鄒韜奮以文化界“國民參政員”身份抵達重慶，成為中國知識界由東向西大轉移、大遷徙的前驅。
1938年10月28日，大型話劇《全民總動員》在重慶柴家巷國泰大戲院公演。演職員多達200餘人，被稱為中國話劇史上的空前盛舉。
郁風(郁達夫侄女、原流寓重慶著名畫家)：
那時候在陪都，幾乎全國的精華都集中到那兒去了，上海來的、廣東來的、各方面滄陷區的人才都集中到那兒去了。所以不管搞美術活動、戲劇活動，都是第一流的。在重慶能看到第一流的演出。
1938年12月29日，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三廳廳長郭沫若飛抵重慶，駐天官府七號辦公。次年7月13日，移駐賴家橋鄉間，開始負起領導大後方抗戰文化藝術的重任。1940年11月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在重慶成立，郭沫若為主任委員。
郭平英(郭沫若之女、北京郭沫若故居紀念館館長)：
《女神》、《鳳凰涅槃》詩裡邊，他所理想的那個境界，一個華美的、芳芬的、和諧的，我想是充滿旋律的那樣的一個境界，是他一直希望實現的(境界)。抗日戰爭時期，他完成了《十批判書》，這是在古代思想史研究方面的一部了不起的學術著作。他主張以人民為本位，而不是建立一種獨裁的統治。主張使人民都具有完美的人格，通過音樂、通過美學、通過各方面的教育，使我們民族能夠像春秋戰國時期，有著非常繁盛的文化，而由此使我們的國家在經濟上、軍事上都不斷地強盛起來。
1939年1月6日，“中國抗戰血泊中產生的奇花”——“孩子劇團”一行60余人抵達重慶。25日，在一園大戲院公演《不願做奴隸的孩子》等節目。
作為“民族神經的觸角”，詩人率先發出呐喊。1941年3月，詩人方殷倡議把每年五月端陽節定為“詩人節”。由郭沫若領銜草擬的《詩人節宣言》宣告：“要使詩歌成為民族的呼聲……要向全世界高舉獨立自由的詩藝術的旗幟，詛咒侵略，謳歌創造，讚揚真理。”
臧克家(詩刊主編、原流寓重慶詩人)：
重慶等於我的第二故鄉，感情很深。我在歌樂山住了好幾年，我寫了首詩，很有名的：歌樂山，歌樂山，我離開歌樂山。歌樂山，歌樂山，我永遠懷念……
鄒荻帆(詩刊主編、原重慶七月詩社成員)：
當年我主要是搞詩歌這一方面的，我的詩謳歌和平。我們中國抗戰也是為了和平，所以，收集在這些詩集裡的，都是這樣的作品。
學貫中西的林語堂、梁實秋留下許多感歎時艱、讚美自然不朽散文。北方語言聖手老舍寫下了《四世同堂》。擁有郭沫若、茅盾、老舍、田漢、冰心、巴金、曹禺等成百上千名作家的“中國戰時最大作家集團”遙承春秋氣象、直逼魏晉風骨，一時百花齊放，雄視古今。
舒乙(老舍之子、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
93年比較大的一個發現，就是在北碚找到這個“雅舍”。雅舍是梁實秋先生的住房。因為後來創作了一個系列散文，叫“雅舍小品”。這個“雅舍”就是房子的名字。很長時間，世界各國在尋找這個房子。我回到北京以後，給它畫了一個比較詳盡的地圖，按圖去尋找，找到了。我父親對《四世同堂》是這樣寫的，我要創作一部大的抗戰文學的紀念性的作品。現在看來，抗戰文學當中，部頭最大的大概就是這一部。他自己評價很高，我在他在美國寫的信中發現他的評價：或許這是我最好的一部。
重慶地處長江、嘉陵江之間，雨量充沛，與倫敦一樣，是世界著名的“霧都”。日機每因霧靄蒸騰無法實施轟炸。1941年10月，陪都文藝界在山城首創“霧都公演”。戲劇、音樂、美術、詩歌好戲連台，蔚為壯觀，直到抗戰勝利，形成中國戰時首都特有的文化景觀。
張瑞芳(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會長、原中國電影製片廠演員)：
那些年輕的觀眾都是從沙坪壩、草街子、浮圖關、南岸等地方來。當時，知識青年、大學生、店員都來，來了以後就堵在(國泰電影院)門口，當時的感觸很深很深。我們在裡面化妝，外面在放電影，底下沒幾個人看，可是所有買了話劇票的觀眾都堵在門口等著，一直等著這個戲。一直硬撐著把電影放完，才放他們進來。沒有任何怨言，我們走過去的時候，群眾讓出一條路讓我們到後臺，哎！感覺到那種溫暖。
謝添(表演藝術家、原流寓重慶演員)：
那時以話劇為主。它沒有那麼多攝影場，只有南岸有一個中央攝影場，那會兒有個中央製片廠。膠片也不多，導演也不多。從演流亡劇《放下你的鞭子》之後，我們什麼話劇都演，七個戲院或影院都滿座。
吳祖光(劇作家、原國立戲劇學校教師)：
我寫頭一個劇本叫《鳳凰城》，那年我二十歲。寫完之後，我得到肯定，學校主要是曹禺先生(那時曹禺與我同事)，我的劇本寫好之後，也是頭一個給他看。交給他之後，頭一天他就來找我，他說劇本很好，很有戲，而且寫的手法很別致。在過去的劇本結構方面，還沒有你這樣結構的。當時學校第一個畢業班的學生畢業了，成立了一個校友社團，校友劇團立刻排練，又在重慶上演。上演很轟動的，在當時，是個年輕的作者才二十歲，更特殊的是頭一個多幕的以抗戰為題材的劇本。
1941年初，留法音樂家鄭志聲應邀在夫子池新運廣場指揮千人合唱。《抗敵歌》、《愛我大中華》、《黃河大合唱》、《歌八百壯士》的激越旋律回蕩在山城上空。同年底，鄭志聲抱病指揮大型交響音樂會，演奏《鄭成功》和馬思聰的《梁紅玉序曲》，大獲成功。三周後，鄭志聲盡瘁而歿，年僅37歲。
嚴良堃(中央樂團指揮、原重慶國立音樂學院學生)：
那時在國泰戲院是喻宜萱在演出，那不得了。那個時候沒有話筒。他們說王昆倫唱歌不得了，一個人在場子裡頭演唱，唱得高時，把國泰屋頂都掀開了，中國第一部話劇《秋子》就是在重慶演的，這也是重慶的紀錄。
賀淥汀(上海音樂學院院長、《嘉陵江上》曲作者、原流寓重慶作曲家)：
創作要有民族特點，當然也要有時代特點。那個時候全民族都在抗日，只有民族特點跟時代特點結合在一起，才能產生為人民所喜愛的歌曲。
端木蕻良(《嘉陵江上》詞作者、原流寓重慶作家)：
賀淥汀一看這首詞——《嘉陵江上》，他也很喜歡。他譜了兩種曲調，一種就是現在流行這樣子，一種是進行曲，也發表過。後來，我們兩個作詞作曲者同意，採用這個，後來唱開的也是這個曲子。
《嘉陵江上》：(端木夫人唱)
那一天，敵人打到了我的村莊，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聞到故鄉泥土的芳香。一樣的流水，一樣的月光，我也失去了一切歡笑和夢想。江水每夜無言地流過，都仿佛流在我的心上。我必須回到我的家鄉，為了那沒有收割的菜花和那餓瘦了的羔羊。我必須回去，從敵人的槍彈底下回去；我必須回去，從敵人的刺刀叢裡回去。把我打勝仗的刀槍，放在我生長的地方！
太平洋戰爭後，“中華全國美術會”、“中華全國美術界抗敵協會”先後遷渝，陪都幾乎集中了全國美術界人士。
廖靜文(徐悲鴻夫人、北京徐悲鴻紀念館館長)：
重慶對我來說，是我終生難忘的地方，我跟悲鴻的戀愛就是在重慶開始的。悲鴻在重慶抗日戰爭中最艱苦的年代畫過很多畫，通過這些畫，反映他的愛國情思、他自己內心的悲憤，對國家安危一種強烈的責任感。一九四三年春天，他在重慶中央圖書館開了一個個人畫展，一共展了三天，每天的觀眾是一萬多人，三天三萬多人，這在悲鴻的畫展裡面，可以說是打破紀錄的。
丁聰(原流寓重慶漫畫家)：
這四幅畫是在重慶畫的，畫了以後，在香港淪陷後的一個展覽會上展覽過。後來在香港開展覽的時候，印在上頭。以後葉淺予到了重慶，我們一齊參加了八人畫展。
黃苗子(原流寓重慶畫家)：
我到重慶的地方不多，但是什麼賴家橋呀、金剛坡呀，都很熟悉。傅抱石先生、李可梁先生，還有一個已故畫家高龍生住在金剛坡這一帶。我們現在回憶起來，到了農村，經過了逃難，經歷了好多山川，看見好多人民的生活，真真正正接近人民，還是那個時候。
王琦(中國美協常務副主席、原重慶中國木刻協會常務理事)：
我們住的那個地方，是木刻協會的會址。我搬到哪裡，那個木刻協會的會址就到哪裡。所以，後來成立木刻研究會的時候，我那時正在上清寺牛角沱215號。1942年的全國木刻展覽在全國十個大城市舉行。那次展覽，徐悲鴻先生來看，在中蘇文化協會看得很仔細，特別是解放區的木刻他更注意。古元的木刻，徐悲鴻看了，認為好得不得了，他寫文章認為是：我於1942年10月13日下午3時,在中蘇文化協會發現中國共產黨一個大藝術家。那就是古元。後來這個(木刻)拿到英國、美國、蘇聯等國展覽，影響很大。在抗戰時期，重慶有兩個藝術搞得最活躍，一個是木刻，還有一個是漫畫，木刻是從38年、39年開始。一直到抗戰結束，始終保持這麼一個上升狀態。
1940年12月，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著名花鳥畫家張書旗受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寵惠委託，繪製巨幅國畫《百鴿圖》，以祝賀同情中國抗戰的羅斯福連任美國總統。蔣介石手書“信義和平”四字，以附風雅，兼表心曲。
艾中信(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原中央大學美術系學生)：
我是學油畫的，那時也學張書旗先生的花鳥畫。他畫百鴿圖，這個畫還在白宮裡。畫是橫幅的，鴿子有白的，有黑頭的，有黑翅膀的，基本上兩個顏色，白跟黑，沒有灰色的，一棵長青樹，很大很的長青樹，橫幅的。
一位藝術家的命運始終牽動著陪都美術界人士的心弦。
從1935年到1943年，四川瀘州人氏蔣兆和在重慶和淪陷的北平繪製了前後《流民圖》，先後在北平大廟和上海法租界公開展出，庚即被日本憲兵查禁。
蔣代軍(蔣兆和之女)：
我父親以前的作品稱為《前流民圖》，把《流民圖》稱為後流民圖。因為《流民圖》可以說是個不斷積蓄產生的作品。重慶時期的作品，他畫了很多很多這樣的作品，都是表現窮苦人民的。這個《街頭叫賣》也是重慶時候畫的。這是《賣柑子》，最有名的一幅畫，就是在重慶畫的。《朱門酒肉臭》，通過這幅畫讓全美國的孩子瞭解，中國的孩子在受苦受難，在受戰爭的災難。這個先生他現在還健在，後來他到延安去了。當時他是個中學生，向我父親來告辭，我父親給他畫了這樣一幅畫鼓勵他，題詞是：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
哀悼西方文明的破碎、呼喚人類良知的《格爾尼卡》和《和平鴿》曾給西班牙畫家畢卡索帶來不朽的聲譽。《百鴿圖》和《流民圖》則把中國的受難和東方的和平祈禱表達得同樣撼人心魄、寓意深長。
原中國電影製片廠第一攝影大棚，曾有15部長片、20部戰爭教育片、41部各類短片被製作出來。日機曾重點轟炸“中電”攝影棚。美國戰地文化記者曾採訪報導說：中國電影製片廠沒有消失，他們建築了極堅固的防空洞，警報來時，儘先將器材搬材進洞內；空襲解除，又繼續拍攝。
萬聲(原中國電影製片廠美術師)：
抗戰期間來說，中國電影製片廠是我們國家唯一的、比較齊全的一個電影製片廠。另外還有一個中央電影攝影場，沒有攝影棚，它只是有一部分人。那麼這部分人的工作地點，也就在中國電影製片廠這個地方。所以他們拍的片子，如《中華兒女》、《長空萬里》，都是利用這兒的攝影棚拍的。演員呢，兩邊基本上不分家，這是當時的好處。從抗戰情況來看，不管電影演員、電影工作人員，也不管你是哪個劇團、哪個攝影場的，工作起來都是一家人，沒分彼此。
舒乙(老舍之子、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
中國歷史上，包括古代文學那些時期，第一次這麼多的文人雲集到一個地方去；第二個特點，文學界、藝術界團結得最好的時期是這個時候，左、中、右都為了一個目的，反對日本侵略走到一塊兒來了。所以抗戰八年，文協存在的那八年，是中國當代文人團結得最好的歷史時期。這也是不得了的一件事。第三，這個時期，是文學藝術走向民間，從事文學、藝術的普及的最好時期。
郭平英(郭沫若之女、北京郭沫若故居紀念館館長)：
抗日戰爭在重慶度過的七年半時間，確實是很值得一談的歷史時期。特別有些話題，一下子都說不完的。象郭老跟總理的關係，從來沒有象這七年這樣親近過。還有，郭老當時在三廳、還有文化工作委員會一道共事的以及沒有參加文化工作委員會，但是也在抗戰陪都生活的那些學者、藝術家們，他們的友情在後來的歷史時期裡也不可能有當時那樣的情景。
本集陪都人物 馬寅初
浙江嵊縣人氏馬寅初，美國經濟學博士，以《新人口論》蜚聲海內外。
1938年初馬氏輾轉入川，首創重慶大學商學院。
1939年4月,馬氏以中國經濟學泰斗和國民政府立法委員身份提出“臨時財產稅”案，要求“對發國難財者從速開辦臨時財產稅，先從大官之中發國難財者入手”。
1940年5月29日,日機轟炸重慶，馬氏正伏案疾書，沒有聽見空襲警報，以至被門房鎖在房中。年屆六旬的馬氏身裹棉被懷揣講稿，毅然從三樓窗臺跳下，竟然無恙，當晚如約登臺演講。
蔣介石數次傳話馬氏，如三緘其口，可委以駐美特命全權大使、中央銀行總裁或財政部部長要職。馬氏回絕道：我一不想做官，二不想發財。
1940年12月6日，蔣介石以令派馬氏“考察前方經濟為名”將其逮捕。
馬氏行前對兩千多名送行的師生說，抽資本稅不是我馬寅初的發明，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就實行過。說畢凜然而去。
延安中共中央機關報《新中華報》發表題為《要求政府保障人權釋放馬寅初》的社論指出：“馬氏為國家為民族奮鬥，為爭取言論思想自由而奮鬥之勇氣，實令全國同胞佩奮！”
馬氏弟子仿照晉代李密上疏晉武帝之《陳情表》再寫《陳情表》：
馬師年屆六旬，天寒歲暮，倥傯遠戍，情何以堪？而數百學子，羔羊迷途，學何以進？
又草擬了《罷課宣言》，禮贊其師“一片丹心昭日月，臨危不屈泣鬼神！”
1941年3月30日,不顧蔣介石侍從長陳佈雷等權要人士反對，馬氏門生弟子召開了“遙祝馬寅初先生六十壽辰大會”。
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聯名題送了壽聯：
桃李增華坐帳無鶴
琴書作伴支床有龜
重慶《新華日報》的祝壽辭稱頌馬氏：
不屈不淫征氣性
敢言敢怒見精神
同年7月，重慶大學商學院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馬氏弟子們簇擁著馬師母為“寅初亭”破土奠基立碑。馮玉祥手書“寅初亭”匾，赫然奪目。
1942年秋，在中外各界干預下，在貴州息烽和江西上饒囚居了兩年半的馬氏終於獲釋，軟禁於歌樂山家中。
此時的馬氏“不准任公職，不准演講，不准發表文章”，“教書不成，投稿無路”。
1945年秋，馬氏遷回重慶大學，重返陪都社會舞臺。他首次公開演講的題目就是《中國的工業化與民主分不開》。
1946年1月25日,重大等校學生萬人大遊行，呼籲政協會議堅持“政治民主化，黨派合法化，軍隊國家化”，“只許成功，不許失敗”。馬氏與百余名教授走在遊行隊伍最前列。
15天后，震驚中外的“較場口事件”爆發，馬氏與郭沫若、李公朴等同遭特務毆打。次日，馬氏徑直告訴記者：“對這個政府，原來我主張改革，現在我主張推翻。”
1946年3月31日,馬氏對重慶大學全體師生作告別演講：只要奮鬥，自會成功！
離別之際，馬氏佇立“寅初亭”前，與重大師生依依惜別，對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陪都重慶，對八年來的受難和奮鬥無限感慨、留戀。
馬氏常說：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能言，就更難。
這是他的信條，他的寫照，他的命數，他的遺產。
36年後，馬氏以百歲高齡辭世，可謂壽終正寢，功德圓滿。
引 語
1941年6月22日,德國對蘇聯發動閃電式進攻。7月2日，日本與之呼應，“對重慶行使戰權”，“促進重慶政權屈服”。中國從此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東方戰場的主要空間，重慶從此成為中國戰區的指揮中樞。
第五集 得道多助
1941年11月27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召見日本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向他遞交赫爾備忘錄，“強調支持以重慶為首都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12月1日,日本政府和大本營召開聯繫會議，認定“赫爾備忘錄”是“美英兩國支持殘存之(重慶)政權，助長東亞之禍亂”，決定對美國開戰。
12月8日,日本海軍航空部隊突襲珍珠港。美國太平洋艦隊主力毀損殆盡。太平洋戰爭爆發。
中國時間9日淩晨4時，重慶黃山官邸。蔣介石接到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董顯光的電話，獲悉日本突襲珍珠港這一他多年盼望的消息。
蔣介石立即下山，召集國民黨中常委特別會議，並分別接見美、英、蘇三國大使，建議成立中、美、英、蘇、加、荷、新、澳聯合軍事同盟。
次日，國民政府發佈對日戰書，宣告：正式對日宣戰：
數年以來，中國不顧一切犧牲，繼續抗戰，其目的不僅所以保衛中國之獨立生存，實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維護國際公法、正義及人類福利與世界和平；在此時期，各友邦亦極忍耐，冀其悔禍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維持。不料殘忍成性之日本，執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諸友邦開釁，擴大其戰爭侵略行為，甘為破壞全人類和平與正義之戌首，逞其侵略無厭之野心，舉凡尊重信義之國家，鹹屬忍無可忍。茲特正式對日宣戰，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間關係者，一律廢止。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從1937年“七·七”事變以來，中國一味忍讓、妥協、失地、流血，今日才有機會對日正式宣戰，其間有多少屈辱，多少遺恨，多少教訓。
12月10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軍民書，宣告將與美英蘇並肩作戰。次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社論，希望“美國深懷風雨同舟主義，繼續援助中蘇英三國……”
14日，陪都國際文化團體舉行擴大反侵略大會。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吳鐵城及英美蘇三國大使卡爾、高思、潘友新應邀發表演說，向太平洋受難友邦遙致慰問：昔為良友，今更同仇，風雨同舟，互援互助。
遠在大洋彼岸的《紐約時報》發表社論稱：我們為有中國這樣的盟友而慶倖，它有取之不盡的人力資源。…有了這位朋友，我們就會找到太平洋戰略的鑰匙。
日美交戰使陪都重慶歡欣鼓舞，其情緒之熱烈，與東京慶祝偷襲成功不相上下。寓居重慶的女作家韓素英回憶道：“街道上差不多立即喧鬧起來，報童大喊叫賣號外，人們從屋裡潮水般湧出來爭相搶買報紙，喧鬧的聲音蓋住了車輛的嘈雜聲。”
12月31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提議設立中國戰區，由蔣任總司令，指揮在華、越、泰等地盟軍，1942年1月3日，在征得蔣介石同意後，白宮公告：茲據英美兩國參謀長之建議，及白宮總統與邱吉爾首相之條陳，並經荷蘭政府與各有關自治領域政府之同意，爰特宣佈成立中國戰區。
蔣介石在重慶宣佈實行全國總動員，聲稱：
我們的抗戰，不僅關係國家民族的存亡，更是關係全世界人類的禍福。
從此，中國抗日戰爭終於迎來了“得道多助”的燦爛黎明。
1941年12月20日，在滇緬國際通道北端，昆明上空，美國援華空軍以零比九的戰績首次大勝日本空軍，到1942年7月4日,共擊落日機296架。對日本空中強盜總清算的日子終於來臨，飽受空襲的重慶市民終於親眼目睹了精彩紛呈、解恨出氣的激烈空戰。
惠群(雲南省政協委員、原空軍呈貢航空站中校站長)：
一般的轟炸機都加滿油填滿炸彈，不可能一下拉起來，拉起來就會失速，所以要保持角度，慢慢地拉起來，那是因為(飛機)太重了。所以那次就發生了這種事情。往南邊起飛的時候，有一架撞上了前面的樹上，當時就爆炸了，就另外調過方向，向北那個方向起飛，又撞到障礙，又爆了。那時，一個指揮人員可能也就停止起飛，可是當時第三架又起飛，又往南邊起飛，起飛成功了，這會兒，第四架、第五架往南邊都成功了。
在滇緬國際通道南端，隨著仰光上空1942年新年前後的再戰再捷、連戰連捷，打擊日本法西斯空中強盜的戰爭進入了新局面。
這隊出奇制勝的威武神鷹，中國老百姓從它那機頭繪有虎鯊徽記的機頭，根據“雲從龍、風從虎”的生肖民俗，稱之為“飛虎隊”。
這支隊伍的締造者就是克雷爾·陳納德。這位傳奇般的美國軍人曾多次深情的說，“中國人民面對巨大艱難所表現的勇敢和熱烈的愛國心，極大地鼓舞了我們努力抵抗共同的敵人。”
自從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以來，這是西方國家第一次援助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而沒有中國人民的拼死救助，這些武裝的外國軍人也將寸步難行，死無葬身之地。盟國軍人對中國抗日戰爭固然建立了卓越的戰功，而中國民眾也以無私的貢獻和巨大的犧牲對人類和平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戰爭中，中國敵後戰區廣大軍民，英勇救護美國官兵，視同骨肉般地為之治病養傷；大後方大量民工為盟國空軍維修機場，平整跑道。中共中央機關報延安《解放日報》稱為“國際反法西斯團結的最具體的表現”。
陳香梅(美國飛虎司令陳納德夫人、美國國際合作委員會主席)：
陳納德將軍他很有正義感，並且他覺得中國的空軍實在需要協助。因此，他多方面的同美國的朋友們商議，怎樣來組織一個自願隊。到了1940年，多次反反復複地跟羅斯福總統接觸，在華盛頓跟他們商議，羅斯福總統就答應了，讓陳納德將軍組織美國空軍自願隊，到中國來協助作戰，後來就叫飛虎隊。剛剛來的時候，召集的都是年經比較輕的，但卻是很有經驗的飛行員，有差不多三百多人到中國來。中國人對飛虎隊非常欣賞，並且他們經常以一對十的數量來跟日本作戰。
1941年12月23日，中、美、英三國就共同抗禦日軍進犯東南亞在重慶黃山舉行聯合軍事會議。當主持會議的蔣介石表示為保衛滇緬公路，“中國可派八萬人入緬作戰”時，英國代表、印度全英總司令兼西南太平洋戰區總司令官韋維爾爵士鄙夷地回答道：“如果由貴國軍隊解放緬甸，實在是英人的恥辱”。
蔣介石當即回敬了一句硬話：我們中國有句格言，人無信不立。
1942年開年，同盟國中國戰區在重慶成立，蔣介石擔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3月4日，史迪威中將抵達重慶，組建參謀總部。4月,中國兩萬官兵進入緬甸。仁安鄉一戰，中國三十八師血戰日軍，將上至司令，下至記者、牧師七千余名英美軍民救出重圍，英國女皇特為褒獎。
王楚英(南京市政協委員、原史迪威將軍聯絡官)：
在緬甸的臘戌，也就是(1942年)3月3日這天，蔣介石召見我以後，我開車去機場迎接史迪威，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實際上有幾種政策。一種是羅斯福的政策，以大國相待；一種就是陸軍部的政策，想用美援來控制蔣介石，甚至訛詐，可以說是訛詐，史迪威就在這麼一個矛盾當中，充當了一個很困難的角色，蔣介石必然地要對史迪威執行的政策進行抵制，因而導致了美蔣關係惡化。後來，不得不分道楊鑣。但是，就我知道從1942年3月3日到1942年6月這個過程當中，蔣介石對史迪威的關係，還是比較好的。蔣介石對史迪威的器重、信任可以說是無以復加，他把中國三個最優秀的軍派到緬甸去，把指揮權全部給了史迪威。
蔣介石出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之後，聲稱“國家之聲譽及地位，實為有史以來空前未有之提高”，然而中國躋身“四強”卻歷經曲折。
陶文釗(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
1943年10月，中國、美國、英國、蘇聯一起，聯名簽署了《四大國普遍安全宣言》，就中國的四大國之一的地位，基本上確定起來了。接著1944年，中國又參加了籌備聯合國組織的敦巴頓會議，1945年5月在三藩市召開了聯合國成立大會。中國正式成為常任理事國之一。我覺得這是個歷史的進步，這是符合中華民族利益的。如果沒有當初的四大國之一的地位，恐怕現在也沒有常任理事國地位。我們必須強調的是中國的四大國地位，是中國人民掙來的，尤其是中國人民從1937年以來，堅持抵抗日本侵略，自己用艱苦奮鬥、自己用浴血奮戰掙得了四大國地位。當然這裡也不能忽略一點，就是羅斯福他為中國四大國之一的地位，也作出了一些努力，當然，美國有它自己的考慮。
1943年11月21日，蔣介石、宋美齡飛往埃及首都開羅，出席中、美、英三國會議。這是中國戰時國家首腦首次參加盟國最高級會議，也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國家元首首次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中國作為大國參予世界事務。
12月3日,中、美、英三國首腦(後來在德黑蘭會議上獲史達林同意)簽署的《開羅宣言》正式發表，明確承認臺灣和澎湖列島及東北為中國固有領土，確認中國作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強國之一的國際地位。遭受日本50年殖民統治的臺灣回到祖國懷抱的夙願即將實現。
1942年10月10日下午，蔣介石在重慶夫子池廣場舉行的國慶日紀念大會上宣佈了一個消息：美、英兩國已自動放棄在華一切治外法權，廢除對華不平等條約。
《新華日報》轉載延安《解放日報》社論稱：反侵略各國空前團結，已為共同戰勝侵略國奠定下一個堅固的基礎。
宋慶齡在重慶寓所發表講話，“廢除不平等條約，原是總理(孫中山)畢生致力的大目標，到了現在，這個目標開始實現了。”
2月4日，重慶國民政府批准中美中英平等新約。從2月5日起，陪都各界慶祝新約簽定。家家戶戶懸燈結彩，大街小巷，人們互致慶賀。高音喇叭播放各界知名人士演講。入夜，處處傳來慶祝平等的新歌曲：
五十年革命流血，
五年半作戰犧牲；
掙斷了枷鎖，
喚回了漢魂；
埋藏了沉重的歷史，
展開了民族的新生；
正義已獲得伸張，
神州已重睹光明。
中國艱難支撐東亞法西斯戰局，令國人揚眉吐氣而令外國不可小看。
1943年11月,美英盟軍在太平洋戰場全面反攻。日本這時仍有近50%的空軍，56%的陸軍，深陷中國戰場。
德國曾要求日本進攻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威)，夾擊蘇聯。日本參謀長衫山元承認：“日本大部分兵力現正用於中國”，北進攻蘇力不從心。
史達林也承認，只在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捆住的時候，才使蘇聯在1941年至1942年間，從西伯利亞方面抽調20多個師，4個步兵旅，共中包括5個坦克師和1個摩托化師，調往西線作戰。
羅斯福更以全球戰略的眼光確認中國的重要地位：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垮了……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力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一直沖向中東和德國在近東會師。
抗戰期間，許多外國元首、作家、記者訪問中國，訪問重慶，目睹了中國抗戰的艱難困苦，更感受了中國軍民的力量和信心。他們著書撰文，盛讚中華民族的覺醒。
1938年8月，印度國民大會領袖尼赫魯訪問重慶，這是抗戰期間第一位外國政黨首腦訪華。尼赫魯還電函延安，向毛澤東和八路軍致敬，祝中國解放事業成功。蔣介石夫婦1942年訪問印度。中印兩大亞洲民族在民族解放和亞洲和平事業中攜手共進，成為亞洲各國覺醒、戰鬥的偉大聯盟。
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韓國臨時政府也隨中國國民政府西遷重慶。韓國各愛國政黨、愛國武裝力量得到陪都各界的同情和支持。馮玉祥將軍曾以“中韓兄弟挽手粉碎日本帝國主義”為題發表文章說，“中韓兩國壤土相結，唇齒相依，韓國人民此起彼伏的獨立運動，中國莫不寄予最熱烈之同情”。
1945年年底，韓國臨時政府首腦金九在告別重慶時向國共兩黨對朝鮮抗日複國獨立運動的一貫支持表示感謝，對陪都各界“於經濟百度艱窘之秋供應軍備、維持僑民生活的慷慨義助，倍為感激，永志不忘”。
1937年7月，蘇聯政府第一個聲援中國，主張制裁日本，8月，兩國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
1938年蘇聯提供1億美元借款供中國購買軍火；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後,蘇聯又向中國貸款兩億美元，有力地緩解了日本對中國的經濟封鎖。從1937年至1939年蘇聯派遣3365名軍事顧問和專家來華，同時還派出1000餘架飛機和2000余名航空隊員來華作戰，參加過保衛武漢、重慶、成都的空戰,其中有200余名飛行員為中國抗戰捐軀，他們將永遠活在中國人民心中。
葛一洪(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原中蘇文協常務理事)：
那時候，蘇聯跟我們的關係比較深厚，第一個援助中國抗戰它借款借了好幾個億，派空軍來，運軍火來，這個恐怕大家都知道。所以中蘇文化協會地位更重要了，我翻譯了一個劇本，叫《帶槍的人》，送到審查委員會，它通不過。後來還是《中蘇文化》一下子把它發表了。發表後，恩來把這個劇本送到延安去了，1942年初元旦，在延安魯藝上演這個劇本，這個劇本是描寫列寧的，在中國舞臺上第一次出現列寧。
本集陪都人物 史迪威與陳納德
克雷爾·陳德納,1937年4月來到中國，他的簽證只有3個月，卻一下呆了8年，成為在中國與日本作戰時間最長的美國軍人。這位退休美國空軍上尉很早就意識到，幫助中國也是為自己的祖國效勞，因為美國早晚要和日本幹一仗。陳納德對空中打擊有著獨特的、宗教式的狂熱，他堅信，“只要有足夠的戰鬥機和轟炸機，就能在半年之內摧毀日本”。陳納德長相粗獷，輪廓宛如刀削斧鑿的花崗石，長年熏曬的皮膚滿是斑點，象削過的皮革。陳納德空襲時從來不進防空洞，而是用望遠鏡查看日軍的機型和編隊。他常說，“我已和中國發生了如此密切的關係，大家共患難同生死，所以我也應該算是半個中國人。”
在羅斯福與蔣介石支持下，陳納德率領的“飛虎隊”和“第十四航空隊”先後擊落了近三千架日機，擊沉四百餘艘日艦，擊斃七萬餘名日軍。
約瑟夫·史迪威以美國陸軍中將身份派往東方擔任多項要職：駐華美軍總司令、中緬印戰區總司令、援華物資總監營人、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主張首先收復緬甸，徹底改組國民黨軍隊，武裝八路軍和新四軍，這比陳納德的計畫要複雜艱難得多，並且無異於顛覆蔣介石的統治。史迪威始終沒有找到解決中國問題的門路，最後他乾脆主張把那個“愚昧而專制的農夫”(蔣介石)暗殺了事。抗戰勝利前夕，史迪威和陳納德先後被迫辭職。史迪威懷著失望和憤怒在重慶白市驛機場和蔣介石冷冷握別，拒絕了青天白日勳章。幾十萬重慶市民則為陳納德送行，美、中兩國政府在同一天為他頒獎授勳。
1945年9月2日，史迪威在東京灣密蘇裡戰艦上參加了日本投降儀式，主持儀式的麥克亞瑟問道：陳納德怎麼沒來？此時，滿腹惆悵、最有資格看到日本投降的陳納德正在尼羅河上空，乘機繞道返回美國。
據美國官方公佈的數字，在持續三年飛越駝峰的援華空運中，美國空軍為中國空運各類戰爭物資65萬噸，損失飛機468架,犧牲、失蹤飛行員和機組人員共計1579人。
1984年6月,中國國防部部長張愛萍將軍在華盛頓宴請援華美國飛行員時指出，陳納德將軍為中國的抗日戰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是中美人民友誼的具體體現，這種友誼經歷了血與火的考驗，它是牢不可破的。
1994年10月，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專程訪問重慶，對中國政府和人民多年尋找美國空軍陣亡人員遺骸的努力深致謝意。
陳納德、史迪威與那些散佈在廣袤而寒冷的喜瑪拉雅山的美國飛行員和飛機遺骸，將永駐青史，傳頌久遠……
引 語
1937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正式發表“中國共產黨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宣告中國共產黨決定在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基礎上，與中國國民黨共赴國難，周恩來、鄧穎超、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王若飛等中共領導人先後移住抗戰陪都。
宋慶齡在香港發表《國共統一運動感言》，希望兩黨人士本著“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的古訓，使中華民族走上獨立解放的勝利途徑。重慶成為實行國共第二次合作、堅持全民抗戰的歷史舞臺。
第六集 紅岩之光
為實施團結抗戰協議，中共中央命令陝北主力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江南紅軍遊擊隊改編為陸軍新編第四軍，奔赴華北、華東前線，對日作戰。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後，戰功赫赫，名震中外。1938年初，前線八路軍、新四軍總部為保持對國民政府及大後方民眾的聯繫，在重慶機房街70號內相繼派駐了八路軍和新四軍通訊處。
武漢失守，通訊處升格為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和新四軍重慶辦事處，在地方人士大力協助下，承擔著跟國民黨軍委會接洽軍務，籌辦軍需，廣泛開展對內對外宣傳、聯絡等繁重任務。
羅清(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第二台長、原南方局外事組秘書)：
八路軍辦事處從各方面募來的(有好多從海外華僑捐來的)捐款，讓我父親帶到重慶，毛主席1945年到重慶來，送給我父親一床毛毯。作為對他的獎勵吧。
1939年初，周恩來抵達重慶，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中將副部長公職。為居家及辦公方便，鄧穎超出面以周恩來名義向重慶地方人士陳長蘅先生租賃了曾家岩50號院大部房間，供相繼抵渝的中共人員住用，時人稱為“周公館”。
在此院內，時任中央訓練委員會主任秘書的劉瑤章以及端木愷等婦女救護隊員也租用了若干房間。八年間大家同居一院，共進一門，朝分夕歸,相安無事。(注：劉瑤章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部辦公廳主任)周公館成了共產黨人在重慶城區開展統一戰線工作最重要的陣地。
1939年開春，原駐城內的八路軍辦事處為免遭日機轟炸及保守軍務秘密，覓得市郊化龍橋紅岩嘴後山劉家花園，並辟建辦公駐地，供長期之用。
劉家花園主人饒國模，系黃花崗起義烈士饒國梁胞妹。她擁護國共合作,擁護抗戰，毅然提供園內土地修建八路軍代表辦公樓房。1939年8月，派往重慶的八路軍、新四軍人員、機構全部進駐紅岩村辦公。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成立。周恩來任書記，負責領導整個大後方團結抗戰工作，成為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管轄區的主要領導機構。從此，在延安中共中央部署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後方的各項工作有了堅強而成熟的領導。
童小鵬(中共中央文獻委員會副主任、原中共中央南方局秘書長)：
南方局除了党的建設工作、統一工作、文化工作等方面有很大成績外，情報工作也有很大成績。其中最重要的突出的消息，就是希特勒準備在41年6月22日進攻蘇聯，因為在這個以前呢，希特勒玩弄兩面派，跟蘇聯簽了互不侵犯條約，蘇聯開始還相信他，因為當時他佔領歐洲14個國家，當時估計他還不會向蘇聯進攻，但是希特勒在佔領歐洲14個國家以後，準備向蘇聯進攻，而且定在6月22日。我們有個秘密黨員，叫閻寶航同志，東北人，得到了這個消息，很快當天就報告給了周恩來同志，恩來同志電告延安，延安轉到莫斯科，同時，又告訴蘇聯大使館，也報告史達林。開始有點懷疑，但是，後來別的地方證明了希特勒要動手。他們爭取時間作準備，減少了很多損失，到以後，史達林見到劉少奇同志時，敬酒感謝我們準確的情報。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領導成員都是長期從事統一戰線工作，具有豐富鬥爭經驗的成熟的革命家。他們培養和領導著一批朝氣蓬勃，富於革命理想和獻身精神的青年革命者。南方局辦公地點長期設在紅岩村八路軍辦事處內。紅岩村從此成為霧都重慶一盞光耀四方的明燈。
榮高棠(中顧委秘書長、原南方局組織部秘書)：
南方局管的四川(那時當時是川東和川康兩個特委)，雲南、貴州、江西、湖南、湖北、江蘇、上海、廣東、廣西……一直到香港。這一時期主要的任務是：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旗，堅持抗日，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
張穎(中國戲劇家協會黨組書記、原南方局文委秘書)：
我們做大學教授工作，結交知名人士、民主黨派。這些工作人員，通過各種管道來交朋友，總理也是以身作則的，他在文化藝術界有很多老朋友，象郭老他們在大革命時代就是戰友了，也有一些比如茅盾，他早年和我們黨也有很多關係。但也有沒有任何往來的，像老舍，或者是包括一些當時比較傾向於國民黨的一些人，只要願意和我們交朋友，我們都要想方設法去接近他們。我們都很尊重他們，聽取他們的意見，從政治上來講，就是一條：我們的民族統一戰線一定要取得勝利。一定要使願意抗日的人都能夠出一點力。
童小鵬(中共中央文獻委員會副主任、原中共中央南方局秘書長)：
我們在國民黨地區，由周恩來為首的南方局，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建立各方面廣泛的統一戰線，根據黨中央發展進步勢力，包括民主黨派、愛國力量、包括國民黨內部的抗戰勢力，像國民黨內部的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包括張治中，這些都是主張抗戰，反對投降，這些力量我們都團結他們。爭取中間勢力，發展中間勢力，包括民主黨派、民族資產階級、工商界各方面。堅持抗戰，堅持進步，爭取民主，進行鬥爭。重慶抗戰時期，多黨合作開始打下基礎。
1938年12月29日，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長、國防最高委員會副主席汪精衛潛離重慶輾轉赴港，發表臭名昭著的“豔電”，公開叛國投敵。
1939年元旦，國民黨決議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撤銷一切職務，並通令緝拿汪精衛歸案。
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在南京建立偽政權。重慶國民政府外交部即照會各國駐華使節，強調“日本所捏造的南京偽組織完全無效”，明令通緝參加汪偽政權的陳公博等77人，並懸賞十萬元緝拿賣國元兇汪精衛。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汪精衛出走後的指示》指出，中國主戰派和主和派開始分裂，這是中國抗戰的一大進步。中共擁護國民黨開除汪精衛黨籍、堅持抗戰的決定。《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擁護政府重申懲治漢奸條例的命令》，呼籲全國人民將偉大的民族義憤變成一個聲討民族叛徒的廣泛運動和熱烈浪潮。
在國、共兩黨帶動下，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後方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汪運動。
愛國民主人士沈鈞儒、鄒韜奮、史良等20餘人通電擁護國民政府處置汪精衛的決議，斥責汪逆“通敵求和，違反國策，固革命政黨所不容，亦全國人民所共棄”。
4月20日，重慶46個行業工會成立重慶市總工會，通過聲討汪精衛集團投敵叛國決議案。
1940年1月27日,重慶市總工會、農會、教育會、婦女會、遷川工廠聯合會、報業聯合會和重慶各大中學聯合會共同發出通電，聲討汪賊，呼籲全國人民“一心一德，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
汪精衛認賊作父後，他在香港辦的《南華日報》和《天演》兩報印刷工人于1939年8月13日舉行總罷工。中共參政員董必武、鄧穎超、王明、博古等人率先解囊，5個月內，重慶市民援助香港罷工工友捐款數額便達7.8萬多元。
1939年“五·三”、“五·四”大轟炸，包括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在內的主要報紙已經無法繼續出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緊急訓令各報暫行停刊，共同出版重慶各報的《聯合版》。
剛從江南視察回渝的中共代表周恩來立即致函國民黨中宣部部長葉楚倫，表示“《新華日報》為尊重緊急時期最高當局之緊急處置及友報之困難，將犧牲自己繼續出版之便利，同意參加重慶各報暫時聯合版以利團結。……凡有利於抗戰者，敝党同人殆無不委曲求全。”《聯合版》成為國共兩黨顧全大局、推誠合作的典範事例。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變爆發。毛澤東指出，“以內戰代抗戰，以投降代獨立，以分裂代團結，以黑暗代光明，道路相告，動魄驚心，時局危機從未有如今日之甚者”。連續致電重慶，要求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鄧穎超等急速離渝，“必須不怕決裂，猛烈反擊之！”
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堅留重慶，在極為危險和複雜情況下，沉著鎮靜，審時度勢，成功地領導了一場事關中國抗戰大局的特殊鬥爭。
皖南事變當天，周恩來即在《新華日報》發表專文，痛斥反共內戰勢力是“民族罪人”、時確表示“共產黨人不要懼怕在黑暗中奮鬥”，同時親自揮毫題寫祭文，抗議手足自殘，申張民族大義：
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周而複(文化部前副部長、原《新華日報》編輯)：
後來曾經想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要胡宗南包圍陝甘寧地區，被毛澤東主席周恩來同志事先揭露，把胡宗南的陰謀揭露了，才沒有實現第三次反共高潮。
在葉劍英領導下，中共中央南方局編印了《皖南新四軍慘被圍殲真相傳單》，分發國民黨元老、主戰派將領和各界愛國人士，揭露國民黨頑固派挑起內戰的危險，要求立即嚴懲肇事兇手。
國內外各界人士紛紛致電重慶國民黨當局，呼籲制止頑固派製造分裂和內戰陰謀，要求一致對外。1941年3月,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在重慶召開。在各界同聲遣責和廣泛壓力下，蔣介石親自出面，作出“以後絕無剿共軍事”的保證。繼西安事變之後，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以民族國家利益為重，再次挽救了內戰的危局。
皖南事變後，南方局為適應大後方日益惡劣的政治環境，制定了“隱蔽精幹，保存骨幹，長期埋伏，以待時機”的方針，保存和發展黨在大後方的組織力量。
張黎群(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會長、原南方局青年組秘書)：
當時停止發展黨員，拿什麼來代替呢？青年中也有一批積極分子，他們實際上都夠黨員條件的。但是組織上不發展，就組織成據點，每個大學裡有一個據點，實際上有點類似是共產黨的支部。這個據點的負責人直接跟我們單線聯繫。據點就負責把這些所有的積極分子團結起來。像中央大學就有上百的積極分子，參加這些據點的條件：一是擁護共產黨，堅決抗戰；二要服從分配；三是經常過組織生活。可以這麼說，到了44年的時候，主要的各個大學的進步學生都控制在共產黨手裡。
抗戰後期，解放區文藝界何其芳、劉白羽、林默涵、周而複等受中共中央委派先後來渝，在曾家岩、化龍橋、天官府及棗子嵐埡等地，給陪都重慶文藝界帶來了延安的聲音，推動了大後方抗日民主運動的深入發展。
劉白羽(總政文化部部長、原《新華日報》編輯)：
到重慶我們的第一個任務是介紹延安文藝座談會，當時接觸面很大，從郭沫若一直到張恨水。恩來同志決定我做完了這個工作就留在重慶(新華日報)，由何其芳同志把收集起來的意見帶回延安。當時(新華日報)在大後方，影響很大。在南方局領導之下，報紙才直接向群眾宣傳我們黨的政策，也報導我們戰爭中一些實際的情況，也報導當時國民黨一些腐敗的情況。
林默涵(中宣部副部長、原《新華日報》編委)：
(大後方)不大瞭解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實際情況、會議的內容，多少人參加、為什麼開這一次會等，都不大瞭解。他們就負了這個使命去，向重慶文藝界傳達了延安座談會的情況，所以我們的工作一方面要抗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另一方面又支持老百姓的鬥爭。
本集陪都人物 周恩來
周恩來是一座橋。無數國際人士通過他瞭解了延安，瞭解了另一個中國。
愛德格·斯諾寫道：“在陪都重慶期間，他給西方人留下的良好印象，極少中國人能超過。儘管他已38歲，卻依然有些稚氣，風度翩翩，才思敏捷。”
1937年10月,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在倫敦出版，連續再版五次，並被迅速譯成十多種文字，轟動西方世界。
1940年，歐尼斯特·海明威夫婦飛抵中國戰時首都重慶。他在分別與蔣介石和周恩來單獨會晤後得出結論：蔣介石大元帥只相信武力，根本缺乏民主思想；而周恩來“非常英俊而聰明，是一位傑出的外交家”。
這位極有個性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回到美國後,沒有發表一篇類似《永別了，武器》那種膾炙人口的小說，而是在《紐約人》雜誌上連續發表了六篇政論性報導，呼籲西方注意中國的內戰危險，支持中國的民主力量。
1941年春天，一半比利時血統的英籍女作家韓素英在重慶聽了周恩來的報告後興奮不已：“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周恩來。他身材頎長、面容清瘦，一頭濃密的黑髮，非常沉著，非常英俊，一舉手一投足都極為自如，他或許是當今最富有才智的政治家，有著極大的自我克制力，而且很敏銳，能忍耐，有遠見。我的確在往後的歲月中，發現他是世界上一個最優秀最有頭腦的人。”
從此，韓素英加入了為中國革命辯護的西方女性的行列，這一行列中還有著名的路易士·斯特朗、史沫特萊、王安娜、賈安娜等，她們和周恩來的友誼都保持到生命最後一息。
1943年夏，對國民黨政權開始失望的哈佛大學高材生費正清在重慶寫道：“周恩來作為領袖人物的超凡魅力，在初次見面時就打動了我。這位有著一雙黑色大眼睛的偉人出身豪門，天賦極高，才智超群，卻獻身於大眾的事業。”
周恩來對在重慶的西方記者的影響是“決定性”的，凡是到周公館去過的外國人都有這種印象，“臭蟲可能會從頂棚上掉下來，雨水會漏濕床鋪。但虔誠的信仰依然如故，使人感到它能將這個沉睡的國家喚醒。”
60年代末，費正清與基辛格在飛機上邂逅，送給他《中國的世界秩序》一書。其中高度讚揚了周恩來的外交藝術和世界眼光。
與此同時，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被迅速譯成中文，供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國領導人參讀。
基辛格後來說，費正清的觀點在某種意義上改變了歷史的進程。對中美建交起了特殊的作用。
1944年底，周恩來陪同美國駐華特使赫爾利從延安返回重慶。他在機場與妻子吻別。一名美國記者報導說，這是“在公眾場合見到的一個驕傲的中國人表達私人感情的難得的一次”。
西方人傾倒於周恩來的“個人魅力”，同時覺得他身上充滿了令他們迷感不解的矛盾。
在重慶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有外國記者問周恩來，他更多的是中國人還共產黨人。他回答說：“我首先是中國人，其次才是共產黨人。”
在一次演講中，周恩來提到他的養母：“我的母親，我欠了她很多很多，我多麼希望能回去清掃她墳上的落葉啊。這是一個把一生獻給革命和國家的遊子所能為母親做的最微小的事了。可是我就連這也做不到！”
他的傷感，他的無奈，他的奮鬥，他的幸福都是億萬中國人共有的。這個有數千年文明的民族要不可阻擋地走向獨立、繁榮和強大，這就是周恩來的“魅力”。
引 語
兵民是勝利之本。現代戰爭中，科學和經濟的比重已大為提高，然而一點也沒有減弱民眾動員和人心向背這一最基本因素的重要性。無論是物質方面，還是在精神方面，中國抗日戰爭都會付出巨大的代價，而中國最終對日本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則是無可置疑的。
第七集 決勝之本
在米銖薪貴的抗戰年月，重慶掀起了捐助軍糧打勝仗的熱潮。重慶民眾日進兩餐，廣獻餘糧。1941年到1945年，重慶和四川農民共支援糧食8400余萬石，占全國糧庫總數三分之一。還出口大量生絲、豬鬃、桐油、瓷器到蘇、美等國，換回中國急需的戰略物質。
曾景忠(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抗日戰爭月刊》副主編)：
在抗戰時期，中國的經濟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沿江沿海大量富庶繁華的地區都淪陷了，中國的中心轉移到西南比較貧窮落後的地區。在這種情況之下，對外交通也被日本封鎖切斷了，要維持抗戰，多麼艱難哪。國民政府確實是克服了一切困難，想盡了一切辦法。我舉個例子：當時糧食就是個很大的問題。要維持當時軍隊的糧食供應，要維持整個後方人民的糧食供應，採取了“田賦征實”。當時國家收農業稅，不是收錢，而是全用實物當然包括其它的農產品、家產品來徵收。後來光征農業稅還不夠，又“征借”，就是向農民借糧食。就是想盡一切辦法來平抑糧食價格，來保證軍需民食的供給。而國民政府的財政開支非常拮据，除了向國內外借款，國民政府本身開支也大力削減。有一個專家講，重慶時期的國民政府，實際上是個“饑餓”的政府。
梅志(胡風夫人)：
四川的人，尤其是四川的老百姓，四川的農民，那是真好。這一點我真是佩服他們,尤其是四川的婦女,差不多的家庭的重擔子……尤其是後來抽壯丁都抽得沒什麼人了，家裡重事都落在她們肩上。那是起早摸黑，種菜呀，種包穀呀，喂豬啦，什麼都落在她們肩上。
在中國抗戰最苦最難的1940年冬，重慶各界又發起為前線將士捐募寒衣代金運動。僅1940年9月2日這一天,中國交農銀行帶動金融界就捐助40萬元，寒衣代金43萬元，遷川工廠聯合會捐代金15萬元。廣大民眾更是踴躍捐輸：1941年3月8日這一天，裕華紗廠女工獻代金3,000餘元,新申紗廠女工獻金近4,000元，豫豐紗廠女工獻金1,400元。宋慶齡數次組織義賽演劇、舞會,以其門票所得，為前方將士購買醫藥，為災區民眾賑送糧食。重慶大學學生在實驗劇場公演“鳳凰城”，門票所得全部捐作寒衣代金。陪都各界共募寒衣代金50萬元，贈款70萬元。
1941年初，在德意日法西斯囂張之際，陪都各界發起了“文化勞軍運動”。郭沫若大聲疾呼：前線將士獻其整個生命，後方同胞應獻出所有財力。陪都各界在春季勞軍競賽中，共捐獻1,126萬餘元。
主持獻金運動的馮玉祥將軍曾感慨地說道，川省出錢出糧出力甚多，此為四川之光榮，亦為我國前途之光明。
1941年5月26日，陪都各界在抗建禮堂舉行戰時公債勸募成績總結大會。蔣介石發表講話稱讚：
近郊之農民，小學學生，賣菜老婦，人力車夫，以及部隊官兵等，亦能深明大義，自動解囊，其一腔愛國報國之熱忱，無分高低。
到1942年2月止，陪都公債勸募達1,000余萬美金,為全國之首。1941年7月7日,中國航空協會號召全國各界同胞向進攻型航空建設的目標邁進。飽經日機轟炸之難的重慶民眾，發起參加了“一元錢”獻機運動。
1943年2月,重慶各界在珊瑚壩機場舉行獻機命名典禮，繼而又在北碚嘉陵江沙磧一帶建成了大後方規格龐大的滑翔機飛行訓練場，培養航空人材。
1942年4月4日，東亞第一座鋼骨水泥的跳傘訓練塔在重慶大田灣陪都體育場落成，旨在普及戰術訓練，激勵國民志氣，以待它日大反攻，直搗日本本土。
趙浩生(美國趙氏集團董事長、原《中央日報》社記者)：
跳傘塔開幕的那一天，國民黨的元老于佑任，很長的鬍鬚，穿著長袍，舉行揭幕。第二天《大公報》上，有一條標題，那簡直標得太好了，標題說，於佑老掀髯高呼，把他的鬍鬚一抖，“青年們，上來！”
抗戰期間，重慶有紅十字會救護隊員10,751人,空襲服務隊隊員5,500人，水電維修技工1,236人。蔣介石曾特地撰文讚譽救護人員：“出生入死，奮不顧身，與前方武裝將士無殊。”由於成千上萬的重慶市民參加了救護工作，日機每個炸彈死傷者,1939年平均5.5人，1940年平均1人，1942年平均0.3人。外國友人稱譽重慶是戰爭期間全世界最安全的首都。
戰爭使無數兒童無家可歸。1938年3月，由國共兩黨、愛國人士、婦女團體、各派教友聯合發起組織“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宋美齡、李德全、鄧穎超等負起了救護三萬餘名戰區難童和烈士遺孤的特殊職責。
50年後，鄧穎超回憶道，由武漢撤到重慶的1萬多兒童，組成10個戰時保育院，陝甘寧邊區3個保育院也爭取成為它的分院之一，並由它提供該院經費。這一點我們是得到了宋美齡和戰時保育會的中間力量的保護和協助的。
郭秀儀(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代主席、原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常務理事)：
我們在1938年3月10日，在漢口成立的戰時兒童保育會。理事長是宋美齡，還有鄧穎超、李德全、曹孟君、安娜，還有好多人。我們搶救了三萬多名難童，這些流浪兒都是轟炸中失去父母的小孩，還有父母在前線陣亡的，父母在前線作戰的。我們的經費都是募捐來的。保育院一共有44個，第三保育院的院長就是李鵬的媽媽。漢口吃緊了，就把這些小孩都運到後方四川各處，我由漢口到了重慶。
1939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重慶國民參政會一屆二次會上提議“採用志願兵役制，使人人知為中國死，能為中國死！”
陶行知與夫人率先在北碚三峽實驗區內，一次動員600名青年參軍。他還賦詩激勵青年：
打一打，世界敬我有國格；
打二打，中國變成頭等國；
打三打，和平之光照萬國。
抗戰八年間，有300多萬川渝子弟走上前線，每5個陣亡將士中就有一個四川人。
重慶鋼鐵軍工企業是抗戰武器的主要供給地，也是日機空襲轟炸的重要目標。廣大技師員工深居山區，隱蔽林壑，夜以繼日，努力生產，為前線源源輸送大量軍需物質。
李文彩(中國科學院院士、原中國青年科學社負責人)：
50兵工廠是造炮的，那是最精密的非常貴重的一個工廠。那個工廠就在山洞裡面。日機有些炸彈實際上炸的是不重要的地方。重要的地方它沒怎麼炸到，像磁器口那些地方都沒炸到。這些廠天天都生產。
1938年到45年間，重慶軍工廠共生產自製步槍300多萬支，各種火炮8萬多門，各種槍彈八億五千萬發，炸藥包370多萬個，各式擲彈筒7萬多具，軍用皮具11萬張，以及各類軍用器材75萬噸。
經過相持階段，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節節勝利形勢推動下，重慶軍委會命令中國軍隊相機對日軍發起反攻。1942年春，中國軍隊發起長沙會戰，殲日軍兩個師團。1943年冬，又發起湘鄂會戰，取得常德戰役勝利。
1944年5月,中國軍隊20萬人強渡怒江，挫敗松山、龍陵、騰沖等地日軍，勝利完成了滇西大反攻。中國駐印大軍一路血戰，出利多，經孟拱，佔領密支那，攻克八莫，共擊斃日軍四萬八千餘人，最終取得全殲滇西緬北日軍的重大勝利。
郭汝槐(重慶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原國軍18軍師參謀長)：
三天三夜大風大雪，走三天三夜到達長沙，趕到了！在湘江兩岸守起來。以後，日本人打長沙打不下，彈藥不夠，糧食也不夠了，就撤退，撤退了我們就走後面追擊。在追擊當中，我把營連長喊起來研究，我說打追擊戰，敵人退卻，你跟著尾巴去打，正中他的計。你跟著，他拿人頂著，前面就脫離了。我說，他在這裡頂，我就佯攻，不認真打。部隊超越出去，平行追擊。這就是追擊戰。這樣我先拿下飄峰山……
曹英哲(退役臺灣將軍、原滇西國軍198師特務連長)：
我們中國的士兵可以說是世界上無與倫比、最優秀的戰士，他們挨餓受凍，但是他們始終是不怕死，而且一直是奉了命以後就是前仆後繼地拼到底。關於這一點，特別跟美軍作一個比較好了。我在美國參謀大學畢業，在美軍的教育裡面，他們的士兵待遇，每天要給一頓熱食，否則仗就沒辦法打，戰場上哪裡來那麼多熱食哩，乾糧還不夠吃哩，他打到三十天四十天，這就要調下去，新兵就要補充。為什麼要調下去呢？因為要打那麼久，會精神崩潰的。但是我們這個師，從5月11日強渡怒江，到9月14日克服騰沖，前後近5個月，沒有補充沒有換下來，一口氣這樣打下去。所以，中國的士兵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絕對了不起的第一流的士兵！
本集陪都人物 張自忠與張治中
中國自古推崇“武死戰”、“文死諫”。
當年陪都重慶，有這樣兩位姓氏發音相近的國民黨將領，分別在沙場和“君側”光大了這一傳統。
張自忠，山東臨清縣人，國民革命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1940年5月16日戰死鄂西大洪山西麓、棗陽之南。1940年5月,延安各界公奠張自忠將軍，“一戰淝水，再戰臨沂，三戰徐洲，四戰隨棗，鞠躬盡瘁，卒以身殉，全國人民同聲哀悼”！
28日，這位與敵血戰九天八夜身負七傷為國捐軀的一代民族英烈的靈樞運抵戰時首都重慶。蔣介石親率軍政要員佇侯長江儲奇門碼頭迎靈，再運靈至北碚舉行權厝儀式。
7月7日，國民政府頒令追晉張自忠一級上將，其辭曰：
故上將自忠親當前鋒，抱成仁取義之決心，重創喋血，猛進不已，效忠國家民族，全軍感痛！
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分別為張自忠題書挽辭：“盡忠報國”、“取義成仁”、“為國捐軀”、“我國抗戰軍人之魂”。
馮玉祥將軍直借民族英雄史可法揚州衣冠塚地名，手書“梅花山”三字，刻石立于張自忠墓側。
張治中字文白，安徽巢縣人氏。
1932年2月，張治中率國民革命第五軍奔赴淞滬前線，與19路軍並肩奮戰，功勳卓著。
1938年底，張治中因“長沙大火”身被駡名，辭去湖南省主席赴渝，改任蔣介石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政治部部長，從此開始他在陪都重慶長達六年艱難複雜的生涯。
他曾就蔣介石訪印、皖南事變、綦江戰幹團慘案、進步人士安置乃至國民黨上層苟安腐敗等重大政治、外交及軍事問題對蔣介石犯顏直諫，少則百字，多則萬言，直至主張“政治民主化，經濟社會化；實行耕者有其田，大工業和土地收歸國有”。每言必出語激烈、尖刻，舉座愕然。雖是竹籃提水、投藥於屍也再所不辭，頗有“文死諫”風骨。
抗戰勝利後，張治中曾三赴延安接送毛澤東、周恩來，並讓出住宅“桂園”供中共代表團使用，為促進國共和談奔走斡旋，誠心可鑒。
1946年2月，在延安舉行的盛大宴會上，張治中起身致辭，聲音震顫：“你們將來寫歷史的時候，不要忘記張治中三到延安這一筆！”
張治中還從重慶出發三度天山，促成新疆和平,並將130多名中共幹部從盛世才手中營救出來，護送去延安。
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朱德發佈《向全國進軍令》。張治中身為國民黨和談首席代表，毅然留待北平，“決然與中共推誠合作”。
張治中的一生，正如周恩來所說，“很複雜，又很簡單；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是一名愛國主義者。”
1966年，這位“棄暗投明”的忠貞耿介之士，終因不堪“封建法西斯”的殘酷迫害，自盡身亡。
引 語
1943年3月10日,集蔣介石歷史、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倫理觀點之大成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在重慶公開出版。國民黨文官處要求全國各級政府、各級黨部、各類學校和各戰區官兵切實研討，稱此書博大精深，是中國“建國之寶典”。中國共產黨庚即指出，這是蔣介石“反全面抗戰、反共、反民主的法西斯綱領”，將把中國推到分裂和內戰的深淵。
在重慶的費正清等西方人士，對淪為“初級法西斯”的蔣介石政權，已經喪失信心。孫中山之子、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孫科也批評他的黨“腐敗、專制、無能”。
中國將不可避免地走向內戰或革命，人們開始把目光轉向延安。
第八集 神州初曙
1943年8月，蔣介石繼林森去世後，任中華民國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豫湘桂戰役失敗後，陪都重慶通貨膨脹，貪污腐化迅速加劇，要求民主自由的呼聲也日漸高漲。
陳家勝(美國富布萊特基金教授、原國民政府社會局官員)：
嚴格講起來，我們都是國民黨培養的。特別是在重慶，國民黨的腐敗現象就已經相當嚴重了。上層的錢全存在外國銀行，孔宋家族不要講了，部隊裡師長以上個個都貪污，團長以下就差一點了。所謂貪污就是吃空缺，都吃得利害。所以說共產黨打敗國民黨八百萬大軍，那都是虛假的，他哪有那麼多人啊。他報來是那麼多人，實際沒有那麼多人。所以國民黨是必定要滅亡的。
6月21日，美國副總統華萊士飛赴重慶，對蔣介石轉述羅斯福的話說，“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終究都是中國人，他們是抗戰的朋友，朋友之間總會有商量餘地的”。8月7日，駐華美軍司令史迪威派出美軍觀察組一行18人，由重慶飛抵延安。毛澤東在會見美國駐華大使二等秘書、史迪威政治顧問謝偉思時，就中國前途問題首次明確提議，召開中國所有重要政治集團會議，商談政治改革，建立聯合政府。
1945年2月13日，周恩來飛抵重慶，代表中共中央向蔣介石正式要求，召開黨派會議，實行政治民主，廢除一党專制，成立聯合政府。
重慶各黨派、各民眾團體和各界人士連續發表聲明，要求刷新政治，實施憲政，推行民主。
2月22日，由郭沫若起草、312位知名人士聯名發表的《文化界對時局進言》呼籲召開各黨派和民主人士參加的“國是會議”,組織戰時聯合政府,推行新政。
國民黨當局在阻撓威脅無效後，下令取消文化工作委員會，時局驟然緊張。
廖靜文(徐悲鴻夫人、北京徐悲鴻紀念館館長)：
當時悲鴻正在病中，郭老在我們家中吃飯，郭老是很會喝酒的，他敬我多少我就喝多少，所以他說，“豪情不讓千盅酒，一騎能沖萬仞關，仿佛有人為擊築，盤溪易水古今寒”。為什麼郭老要寫這首詩呢？就是他預感到這個簽名也許會帶來殺身之禍啊！當時誰敢說要廢除一黨專政哪！要成立聯合政府啊！誰敢說要取消特務組織，給人們言論自由啊！所以他就感到這次很不平凡，而作了這麼一首詩。
5月5日，在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再次拒絕成立聯合政府的要求，聲稱，“黨派會議，等於分髒會議”，“組織聯合政府，等於推翻政府”。將自由、民主、人權的所有努力通通拒之門外。
7月1日,黃炎培等6位參政員飛赴延安。毛澤東與他們會見後指出，要走出“其興也勃，其亡也忽”中國封建專制王朝的老路，只有依靠人民監督和民主政治，專制獨裁必定重蹈覆轍。
1945年5月2日，蘇軍攻克柏林，8日，德國宣佈無條件投降。
中國軍隊在東方戰場取得節節勝利，中國抗戰進入全面反攻階段。
8月6日、9日,美國在日本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蘇軍對日本關東軍發起總攻擊。
15日淩晨，中美英蘇四國同時宣佈，日本正式決定無條件投降。
從1931年到1945年，中國在五千多個日日夜夜中，歷經苦難、艱辛和反抗，以三千五百萬人民生命的傷亡，終於贏得了一個多世紀以來第一次反侵略戰爭的徹底勝利，贏得了民族的新生和國家的獨立。
叫囂三個月內滅亡中國的日本軍國主義，終於被趕出中國領土，送上了歷史的審判台。
自由終於推倒了奴役，獨立終於遏制了侵略，光明終於擊退了黑暗，和平終於取代了戰爭。
9月3日，長江嘉陵江大小輪船。汽笛齊鳴，軍艦鳴禮炮101響，山城鞭炮震耳欲聾，群山回應，傾城狂歡，普天同慶。
牟之先(重慶陪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重慶抗戰陪都史研究會會長)：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決定要建立一座紀念碑。經過三年醞釀，一年準備，十個月施工，就在原來精神堡壘的舊址基礎上，修建了一座抗戰勝利紀功碑。這個碑身通高三十米，在碑身六面大石壁上，刻有當時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張群先生題寫的碑文，國民政府文官長吳鼎昌先生題寫的碑銘，張篤倫市長題寫的碑名。在碑體的裡邊，還刻有一九四三年美國羅斯福總統書贈給重慶市民的卷軸的中文譯文，在碑身不指明的地方，還埋設有一個紀念的鋼管。抗戰期間重慶的照片、膠片、鈔票、郵票、圖片、文獻、報刊等等紀念品都封存在這個鋼管裡面，埋在碑身之內，以供後人發掘，作為當年抗戰陪都的歷史見證。
(無伴音字幕)：“抗戰勝利紀功碑”碑文：
重慶建為陪都，魏然系中華民族之樞機，國際輿論目重慶為戰鬥中國之象徵，其輝光實與歷史同永久。……雖鬧市為墟，傷亡山積；然而百萬市民，敵愾愈強，信心愈固，物力財力之輸委，有逾於自救其私，實造民族精神之峰極。重慶之所以無忝為陪都，不僅以其地理形勢使然，亦此種卓越之精神有以付之也。……後世史家，循流溯源，將知重慶之於國家，實不止八年之獻效已也！
抗戰勝利了，中國往何處去？
經受了戰爭考驗空前覺醒的中國，再也不能忍受任何專制與獨裁，和平民主建國，已成為中國壓倒一切的意志和要求。重慶再次成為國內、國際廣泛關注的焦點。
周而複(文化部前副部長、原《新華日報》編輯)：
蔣介石和謀士商量,決定打出和談的幌子。表面上是和談，實際上利用和談的時間準備調兵譴將，到華北、到東北到各地去。所以，第一次電報沒有同意去,第二次沒有同意,第三次同意去了。中共中央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研究，經過八年抗戰，從“9·18”以來14年了,全國人民希望和平，這個時候如果不去，和平旗幟在蔣介石手裡，共產黨不要和平，毛澤東不來。所以要揭露蔣介石，他這種用和平作幌子作內戰的準備。毛澤東大勇大智決定到重慶，當時黨內包括劉少奇同志在內，不完全贊成毛澤東去重慶，很危險，深入虎穴，說不定什麼時候讓蔣介石用特務和各種手段謀害了。當時討論的時候，朱德同志、周恩來同志贊成去，有準備的。最後，毛澤東下決心還是去了。去了，表現中國共產黨和平、團結、民主，另外也揭露蔣介石的陰謀。等到毛澤東答覆要赫爾利坐飛機去接他一同去的時候，蔣介石收到電報，驚慌了。他原來準備將毛澤東一軍，你不來，說明我要和平你不要，現在你來了，他沒有準備，那怎麼辦呢？那只好接待啊！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由赫爾利、張治中陪同從延安飛赴重慶九龍坡機場。毛澤東發表書面講話強調“目前最迫近者，為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
《大公報》發表社論說，毛澤東、蔣介石“於國家大勝之日，一旦重新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團圓”。
《新蜀報》希望，國共兩黨“化干戈為玉帛，變鬥爭為團結”。
舉世矚目的國共談判，持續了43天，兩黨最高領導人頻繁會晤，中國徘徊在歷史的十字路口，陪都重慶已臨近盡頭。
尹瘦石(全國文聯執行副主席、原流寓重慶書畫家)：
他(毛澤東)就問我怎麼畫，我說這樣，你請坐。我這邊有個小桌子，面對著，我說你怎麼動也不要大動。做模特做的時候長了，他從來沒有給人坐下來，讓你畫這麼長久。我說你可以稍微動動，沒關係，這樣畫了大概有四、五十分鐘，就畫完了。他不斷地抽煙，他的煙癮挺大的，我沒有看他歇過，抽啊抽啊，接著抽。那麼，他那個時候由於到重慶已經四十多天，也沒有理髮，頭髮挺長的，也沒刮鬍子，鬍子本來也不多，兩邊有點，有點小鬍子。……就是抽煙皺著眉頭，這種神態，我把他那個神態是畫下來了。
1945年10月10日，國共兩黨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著名的“雙十協定”。
國共雙方一致認為，必須以和平、民主、團結為基礎，切實實施“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社論，肯定重慶談判“是抗戰勝利後，中國國內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是“中國政治家智慧與遠見的表現”。
毛澤東來去匆匆，中國歷史從此轉向一個新的方向。
吳祖光(劇作家、原國立戲劇學校教師)：
我正在做副刊編輯，在編“西方夜談”，忽然接到一個稿子，我記得好像是王昆侖先生那裡拿來的。我看以後，覺得這個太好了，因為別人都沒發過，我拿來就想發。但是，偏偏缺了兩句，我急得要命，就到處搜，結果又找來了兩個也都殘缺的稿子，但這三個拿到一塊一湊，那兩句就出來了，完整了，當時我要發，來勸我不要發這個稿子的是《新華日報》的夏衍同志。他說，因為毛主席不願意年輕人知道他寫舊體詩。《新華日報》是黨報，要聽党的指揮，我《新明晚報》是個民間報紙嘛，可以不接受這個拘束。所以我不加考慮，不聽勸阻，我第二天就把毛主席這首詞發表了。
1946年1月10日，國共雙方發出《停戰令》，舉國注目的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
蔣介石致詞表示，將保證人民自由，承認黨派合法，實行普選，釋放政治犯。
周恩來致詞表示，中共願和各黨派人士在共同綱領基礎上，實行各黨派人士合作的舉國一致的政府。
趙浩生(美國趙氏集團董事長、原重慶《中央日報》社記者)：
有一天，我去聽政治協商會。大概是在下午四點多鐘，在周總理發言的時候，忽然聽到一聲號聲，意思就是要降旗了，大家都站起來了，完後大家都坐下了。周總理長歎了一口氣，他說，剛才在這一刹那的沉默中，我想起了一個人，這個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的各位的朋友。這個人對國家統一的貢獻最大，但是這個人還在繼續為國家的統一在受難，這個人就是大家共同懷念的張漢卿先生。
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劉少奇，在延安指出，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標誌著國內政局已進入了和平民主新階段，中國共產黨將參加民主和平的競爭。
1946年5月5日，南京各界人士5千餘人，在中山陵舉行國都還都典禮。同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指出，還都南京是一件值得慶倖的事情。
1946年4月8日，蔣介石在國府大禮堂會見重慶市全體參議員時指出：八年以來，陪都市民甘苦共嘗，休戚與共，艱難犧牲，在所不辭，此實為陪都市民最光榮之歷史。
1946年10月10日《世界日報》載文指出：中樞感于重慶對國家的偉大貢獻，和將來所處地位的重要，所以在抗戰勝利之前夕，即明定重慶為永久陪都，以示國家重視重慶之至意。
國民政府將一紙《還都令》留給了歷史：
國民政府前為持久抗戰，移駐重慶。八年以來，……國土重光，金甌無缺。回念在此八年中，敵寇深入，損失重大，若非依恃我西部廣大之民眾與憑藉其豐沃之地力，何以能奠今日勝利之弘基？而四川古稱天府，尤為國力之根源；重慶襟帶雙江，控馭南北，占戰略之形勢，故能安度艱危，獲致勝利，其對國家貢獻之偉大，自將永光史冊，奕葉不磨滅。
廖靜文：我和悲鴻時常懷念重慶，說什麼時候再回一次重慶吧！
吳祖光：當然，我對重慶留下很美好的印像，生活是艱苦的，不過那時候，並沒有感覺到苦。我喜歡重慶人！
張穎：我覺得重慶的人民，他們的民風是挺好的，非常樸實，非常熱情！
黃苗子：四川是天府之國，要是沒有一個四川我們更不堪設想。當時怎麼辦？哪個後方能堅持八年呢？重慶人真是付出了慘重代價！
馮亦代：我甚至把重慶認為是我的發祥地！
尹瘦石：四川人民在8年抗戰中，付出了很沉重的代價，是涅槃鳳凰！
陳家勝：重慶的那幾次大轟炸，我都在重慶。四川等於是我的第二故鄉！
趙浩生：現在我只要一閉上眼睛，我就想起朝天門，想起督郵街！
丁聰：有一句話我一定要講：抗戰時期最緊張時，我們多少人都跑到四川，沒有四川人民，我們怎麼活下去！四川供給我們吃了多少年，也沒有把個四川吃窮！
謝添：說起重慶吧，包括成都，我是很有感情的兩個地方！
李淩：重慶影響了我一輩子，不知道那時候我怎麼寫出了那麼多好作品！
梅志：重慶為抗戰付出了很大的代價，為抗戰出了很大的力，這一點是應該大書特書的！
姚雪垠：我們要沒有一個四川，我們都不知道往哪兒跑啦！
舒乙：那一段生活，是我人生教科書的起點！
艾中信：我常畫沙坪壩、嘉陵江，做夢都想這個地方，我的成長是從這裡開始的，是我的第二故鄉！
郭秀儀：一萬多兒童都成了白髮蒼蒼的老人，他們來叫我“媽媽”，我都不好意思！
周而複：最後，國民政府主要是靠重慶維持這個局面！
鄒荻凡：重慶影響了我一生。重慶民風非常純樸，我們才有立足之地！
葛一洪：很感激重慶！抗戰一齊流亡重慶，重慶人民養活了我們，給我們印象非常好。沒有重慶、四川、抗戰堅持不下去了！
臧克家：重慶是我的第二故鄉，感情很深！
李文彩：我對四川感情很重，我想再去一趟，去不了啦！
端木蕻良：重慶是我魂牽夢繞的地方，它的風土人情影響我極其深遠，我願我永遠是你們生活中的一個！
50年前，抗戰陪都的主角們大多作古，他們留下的歷史遺產卻不會遽爾消失，其中的經驗，教訓，啟示，將被後人長久地總結，汲取，思索。
而歷史真正關切的，卻永遠是那永恆而神聖的主題──人民和土地。
本集陪都人物 毛澤東與蔣介石
這是中國20世紀最富歷史內涵、最具戲劇性韻味的影照之一。
兩位元深刻影響了中國歷史進程、改變了亞洲乃至世界面貌的人物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並肩留影。
蔣介石腳跟緊並，背手含胸，矜持的微笑總難掩下世的光景。毛澤東兩腳開列，垂手而立，目光坦然深邃，神情安祥堅定。
1923年，作為孫中山的追隨者，他們在廣州出席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可惜沒有隻言片語表明他們曾在對方心裡留下任何特殊的印象。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以彌天大勇飛抵重慶。這是他第一次乘坐飛機，第一次俯瞰巴山蜀水，第一次不是背負“土匪”罪名，而是以一億民眾，三百萬武裝力量領袖的身份公開進入蔣介石統治區。
經過22年腥風血雨，他們分別代表著中國兩種力量、兩種命運、兩種前途聚首抗戰陪都，接受歷史的裁決。
他們在頻繁的電文書函中稱兄道弟，同時堅定地固守著各自的原則和立場。
與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有個人交往的美國總統尼克森曾寫道：毛澤東和蔣介石在談到他們的國家時，都採用有點類似帝王的姿態。毛和蔣所用的手勢和語言，似乎都表明他們國家的命運和自己是渾然一體的。
這是只知其一、不辯其二的見識。
毛澤東兼善而來：中國今日只有一條路，就是和，和為貴。
蔣介石剛愎自用：要和，就照我的條件和；不然，就請回延安帶兵來打。
蔣介石惟我獨尊：中國只能有一個黨、一種主義、一名領袖。
毛澤東偏不信邪：蔣委員長認為天不可有二日,我偏要出兩個太陽給他看看。
蔣介石迷信武力，崇尚強權，一身戎裝，半胸勳章。“中正劍”、“軍人魂”乃其寫照。
毛澤東雖有“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名言，卻更深信民眾和人心的力量。
43天中，毛澤東與陪都各界縱論天下事。其儀錶、談吐、心胸、眼光，充分顯示出一代風流人物的前程氣象；一首《沁園春·雪》，傾倒者豈止百十個騷人墨客，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代分明正在到來。
10月10日，毛澤東、蔣介石簽署《雙十協定》。蔣介石字跡工整方正，卻流於局促凝滯；毛澤東的書法則雄奇豪放、天地不拘。
次日，兩人匆匆握別，毛澤東按預定日程飛回延安。
陪都歷史最重要、最精彩的一幕到此結束。
決定中國命運的另一場較量開始了。
引 語
1949年11月30日淩晨，在人民解放軍攻入重慶前十個小時，蔣介石父子從林園前往白市驛機場，逃離國民黨政府所謂法定之永久陪都重慶，心中悵然。次日，劉伯承、鄧小平所率第二野戰軍舉行入城式，1950年10月1日重慶市民隆重慶祝新國慶，劉伯承將原“抗戰勝利紀功碑”改題為“人民解放紀念碑”。
第九集 滄桑正道
1944年9月，國民政府經濟部資源委員會邀請世界著名工程水電專家薩凡奇來華考查長江水利資源。並提出揚子江建設初步報告稱，三峽工程關係中國前途至為重大。
1946年4月28日，《陪都十年建設計畫》草擬完成，提出重建戰後大重慶方案。
戰爭與革命以自身的鐵則改變了歷史的潮頭，一切舊設想、舊安排、舊格局宣告中斷，讓位于新的主人和新的力量。
劉伯承、鄧小平兩位川籍革命家，裹挾著歐洲工業文明和俄國十月革命的風雷、沐浴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洗禮，歸返故鄉，從頭收拾西南大好河山。
成渝鐵路全線通車的第一聲汽笛，拉開了重建西南的序幕。
歷史表明，當年重慶那些氣勢恢巨集的建築、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遷和充滿活力、富於開創精神的經濟發展，與三十年後中國全境改革、開放的總體設計之間，分明存在著一以貫之的建國思路，都是真正的歷史大手筆。
楊鐘岫(重慶老記者協會主席、原南開中學學生)：
汪雲松老先生是我的舅公，長我兩輩。民國年間作重慶市的商會會長，這個時候也有志於辦學，他就主持了重慶市的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當校長。這時，小平同志考進了這個學校。他一直在學校中比較看重小平同志，當然經常都有接觸、鼓勵。以後，當出去的時候，他就特別地給小平同志的路費學費優厚一些，他告訴我大概有三百銀元的樣子。因這件事情，直到解放以後小平同志主持西南政務的時候，就專門還接見了他。
據聯合國善後救濟署統計，二戰時期歐洲各國“流離失所者”共約三千萬人，而中國因日本入侵離鄉背井的難民就達五千萬人，流亡到四川一省的就有二千余萬人，其中一百萬以上遷移重慶，大都成為永久居民。
這是一座戰爭移民之都。生不同骨相、操不同方言、秉不同習性的各地民眾雜居並處，通婚連親。由於血緣豐富，由於歷經磨難，重慶人性格獨特而鮮明，耿介而魯莽，俠義而梗直，開朗而倔強，堅韌而慷慨。
郭沫若 茅 盾 田 漢 冰 心 夏 衍 老 舍 巴 金 林語堂 胡 風 梁實秋
曹 禺 柳亞子 聞一多 蘇雪林 謝冰瑩 柳詒徵 侯外廬 翦伯贊 周穀城 蒙文通
黎東方 徐中舒 熊十力 梁漱溟 方東美 宗白華 馮友蘭 賀 麟 唐君毅 牟宗三
徐悲鴻 張大千 傅抱石 關山月 李可染 潘天壽 豐子愷 林楓眠 呂鳳子 吳作人
馬思聰 賀綠汀 許德衍 孫本文 吳景超 王芸五 張知本 沈鈞儒 史 良 蔡 翹
謝錫臻 梁 希 丁燮和 劉敦楨 童第周 秉 志 盧於道 李四光 胡煥庸 竺可楨
馮 簡 茅以升 陳 章 任鴻雋 侯德榜 張洪元 吳大猷 張文裕 任之恭 鄭衍芬
吳有訓 吳健雄 嚴濟慈 柯 召 馬寅初 潘序倫 章乃器 章伯鈞 吳南軒 潘 菽
胡小石 盧翼野 陳望道 曹靖華 柳無忌 梁宗岱 樓光來 張伯苓 羅家倫 晏陽初
黃炎培 孫越琦 鬍子昂 陳嘉庚 盧作孚 趙 丹 白 楊 舒繡文 梁思成 ……
這份並非權威性的99人名單已表明，當年在抗戰陪都為民族生死存亡磨礪奮鬥的眾多文化學術教育工商藝術界精英，戰後無論對新中國的建設還是台、港地區的經濟騰飛乃至東西文化的交融，都產生過廣泛而持久的影響。
1948年5月，華羅庚、曾昭倫、吳大猷、楊振寧、李政道等五名年輕科學家受國民政府委派，從重慶起程前往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物理研究所考察美國原子彈試爆計畫，為若干年後中國人進軍世界尖端科學培了一抔厚土。
從五十年代中後期開始，這座一度悲壯而輝煌的國際名城放慢了腳步，它的呼吸緩慢而沉重。但這裡畢竟聚居著伏羲氏的苗裔，下江人的後代，這裡畢竟是曾經滄海的戰爭移民之都。
1980年8月2日，在重慶開埠近九十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重慶海關正式成立，敲響了重慶再度走向世界的晨鐘。
1982年以後，重慶相繼與法國圖盧茲、美國西雅圖、日本廣島、加拿大多倫和義大利波倫亞等歷史名城結為友好城市。
1983年2月，中國政府決定在重慶率先實行大城市經濟體制綜合改革，重慶成為首批計畫單列中心城市，被海外譽為中國改革的“試驗田”。
同年，重慶擴大建制，面積增至22341平方公里，人口達1400萬。
1984年6月，重慶市政府批准曾為抗戰作出重大貢獻的長江民生輪船實業公司恢復經營。
1991年8月，重慶江北全天候國際機場落成，成為四川第一個現代化國際航空港。
1995年春天，超大型綜合旅遊區──長江水天城破土動工，它居於當年北碚首都遷建區和朝天門碼頭之間，嘉陵江匯入長江之際的黃金水段。
星文男（日本國三井株式會社駐重慶代辦事處表）：
那時候我還沒出生，但是我聽說過好多絕對不應該發生的事情，很慚愧的事情。這些事情對兩國的人民都非常不好，這種事情絕對不要再發生。但是，最近兩國的關係逐步逐步地好起來了。我的感覺是越來越好，而且中國也通過現代化對國外的關係也越來越好。
一年半以前我來到重慶。以前聽說過重慶是內陸的一個城市，生活辛苦，環境也沒有那麼好，我本人來了以後，我的印象完全改變了，特別是建好的錦秀山莊的這麼好的環境，這裡有游泳池、網球場，還有健身房，在很多方面你可以享受生活。而且我對重慶人的感覺呢，印象非常的好。那麼哪裡好呢？是重慶人老實，學東西呢，學到的層次也比較高，不怕辛苦，所以最近的發展比較快，今後我相信一定會發展得很快。我在中國國內跑了好幾個地方，但是對我來說，重慶特別特別的好。
1995年7月，成渝高速公路全線通車。巴山蜀水氣息相貫，天府之國兩座主要城市將更緊密地攜手並進。
日本國的雅馬哈、本田摩托車、微型及重型汽車生產技術早已引進重慶大型軍工企業，——這些當年生產大量武器抗擊日本侵略的兵工廠已成為重慶的支柱企業。
這不是歷史的反諷，而是時代的辯證法：和平最終要取代戰爭，中日兩國將世代友好下去。
未來五至十五年將是中國又一個經濟大發展的黃金時期。重慶市政府已將重慶國營大型龍頭企業的發展納入四川三峽經濟聯合發展的統一藍圖中。重慶繼續作為西南最大工業中心和長江上游經濟中心、再度成為國際大都市的前景，正在變成現實。
重慶曾在戰爭中崛起，它該不會在和平中沉淪。
重慶曾在舊體制中緩行，它將雄起於跨世紀的新的變革大潮。
重慶擁有八千多個工業企業、二百多個科研機構、二十多萬科技人員，是中國西南最大工業中心、資訊中心、技術中心、金融中心和商品物資集散中心，是國家級經濟區——雲、貴、川、桂、藏和重慶五省六方經濟協調會常設機構所在地，並與上海、南京、武漢等市共同構成舉世矚目的中國長江經濟黃金走廊。
三峽水利工程的歷史性啟動，使重慶作為長江上游最大城市的戰略地位和作用得到空前確認和重視，歷史的機遇再次轉向重慶。
重慶還擁有抗戰陪都豐厚而沉重的歷史遺產。
大韓民國臨時流亡政府遣址正在修復；
史迪威紀念館業已落成，美國國防部長專程來渝參加揭幕儀式；
中國抗戰陪都國際學術討論會已隆重召開；
成千上萬抗戰老兵、西方援華人士和海外遊子或乘機、或乘船、或徒步，來到重慶、四川、西南，故園重遊，舊地再顧，撫今追昔……
李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原重慶學界救國會主席）：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一部分先進人士首先提出來，戰爭不能再打，再打就沒有勝利者。所以人類今天只有一條路，要就是人類互相毀滅，要就是整個地球成為一個地球村。一個小日本想把中國給吞掉，當時我們當學生的時候我們就知道，我們四川就頂一個日本，四川就跟日本差不多，那時候日本七千萬人，我們四川也七千萬人，現在日本是一億多一點，我們四川還是一億多一點，地方的大小也跟日本差不多，一個四川就頂一個日本，我們全中國還怕他嗎！
王檜林（中國現代史學會常務副會長、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當時國民政府又是中國統一的政府，外國承認的也是這個政府，進行外交活動也是這個政府。但實際上又存在著兩個政權，軍隊又存在兩個指揮系統。總的情況，兩黨合作（國共合作）是主要的。兩個戰場、戰略的配合是主要的，在戰役和戰術上的配合也是有的，但實際上又是兩個系統，就是這樣一個又統一又獨立的關係。
郭平英(郭沫若之女、北京郭沫若故居紀念館館長)：
我借這個機會，希望作為抗戰陪都，作為在八年抗戰中曾經付出代價、作出犧牲，而且建立了功勳的城市，應該有一個很好的紀念館，應該叫做博物館。北京現在有蘆溝橋抗日戰爭紀念館，這個紀念館現在接待觀眾的人流量在北京的博物館行列裡位居前列。但是，我覺得從抗戰的這段歷史來講，更可以值得研究的、內容更豐富的，不僅限於軍事，而且特別是在文化方面，同時也反映了國共合作一段不能忽視的歷史，這樣一個時期、這樣一個地理位置，沒有這個博物館，有愧後代！
馮克熙（重慶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原重慶《民主報》經理）：
重慶作為當時抗戰陪都，作為與華盛頓、莫斯科、倫敦並列的反法西斯堡壘，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後方的中心，作為一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集中點，歷史地位是非常顯著的，創造的光輝也是影響深遠的。重慶作為陪都是九年的時間，從1937年到1946年，這九年來確實留下很多值得紀念的事蹟。現在重慶留下的人、事、物還不少，你們這個電視片紀錄抗戰陪都，對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凝聚民族意志，推動和平統一，我認為都是意義巨大的。
趙浩生(美國趙氏集團董事長、原《中央日報》社記者)：
重慶精神代表著國共合作成功的精神，重慶的精神應該發揚，重慶的精神在我們現在的改革開放、建國的中間還能發生很大的作用，所以，你們的這個節目是非常有意義的。重慶，這個名字我決不會忘掉，我們希望年輕一代也不要忘掉。就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整個世界又代表一個新的局面，這五十年的變化是太大了，在所有大的變化之間，中國的變化應該對世界的影響最大。
謝添(表演藝術家、原流寓重慶演員)：
四川方言我認為是最棒的一種方言。那時候興國語，我還建議用四川話做國語就好了，它層次分明，抑揚頓挫，四川話特別有意思。四川話有個特點，活用形容詞，比如說，緋紅、跤滑、雪白、黢黑、稀巴爛、咪咪甜、噴噴香、邦邦臭……真有意思！
陳香梅(美國飛虎司令陳納德夫人、美國國際合作委員會主席)：
重慶這個地方我去過兩次，現在四川是人口最多的，問題也很多，這個擔子很重。可是四川還是中國的蜀中，地位還是很重要，我希望中國強盛。
夏衍（與本世紀同齡作家、原重慶《新華日報》社編輯）：
只要年增長9％，到下個世紀中國就是經濟大國。基本上凡是中國人，不管怎麼樣，到臺灣的也好，在香港的也好，基本上是孔子的思想。
冰心（與本世紀同齡作家、原重慶婦女指導委員會文化組主任）：
日本的文化完全是從中國去的。日本的古歷史就用中文寫的。(日本)努力地自強，轉向西方去學習，所以它在科技方面就是特別的發達。我們中國從前還有些日本貨，現在更多了。我就知道有好多人來看我，給我照相，這個照相機全是日本貨，你們這個呢？所以說，他們因為沒有我們這樣地大物博，我們中國人覺得底子很厚，就懶了，也不自強。日本就這點，非常自強。看什麼人他就學，也向中國學，也向西方學。我每一次看見人來約我照相，拿的都是日本的照相機，我心裡就不是滋味。我們中國有句古話“哀莫大於心死”，一個人，作為一個中國人，千萬不能心死，我們要永遠活著，並且活得痛快。頂要緊的，我們都是中國人！
逝者如斯。
血火融鑄的城市，飽經滄桑的人民。
山色依然南來，江水依然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