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略評中共六中全會

一

就政權的命運和使命言，中共確實需要領袖，就大帝國目標言，中國確實需要元首。中共政權與大帝國合二為一，即紅色大帝國，這是共產黨中國正在自我塑造並擴充的現實進程，是共產主義運動170年來與中國傳統大帝國詭異而危險的媾合，也是21世紀最具顛覆性的世界性態勢，決非某種枯躁的政治修辭，也不是迄今為止的歷史理論或政治學說可以概括。剛剛結束的中共六中全會標志着中國邁向紅色大帝國歷程的關鍵一步。

長期研究中國的西方學者欠缺兩種秉賦：不諳兩千年中華帝國傳統竟然可能死灰復燃，更不懂馬列主義和全球化能夠先後激活中國傳統天下主義和大一統帝國意識。費正清、史華慈等人坎陷於中國回應西方挑戰，認為毛澤東革命與所有非西方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一樣，只是農業社會被迫國家工業化以避免殖民地命運的被動選擇，其實質是孫中山、蔣中正民族革命的繼續，只是假借了馬列主義與蘇聯模式。直到文革結束，費正清們才恍然開悟，發現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有中國傳統王朝的濃黑陰影。鄧小平改革開放一個表面現象是，共產黨中國似乎擺脫了蘇聯制度而融入西方主導的現代世界。巨大的市場、取之不盡的人力資源和低廉的人權門檻，讓西方獲得一種印象，市場經濟、開放和法制社會正把中國引向某種世俗憲政國家。8964鎮壓後，在西方眼里，共產黨中國仍然信奉“和平與發展”，北京仍然是世界秩序的規矩成員；直到習近平上台，西方才突然發現，中國遵循既有國際秩序和西方文明慣例，很可能一種假象。但共產黨中國對世界的意欲究竟為何，沒有一個西方人說得清楚。

中共六中全會公報，正式以全黨名義重申“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靈魂，也是保持黨的團結統一的思想基礎。必須把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作為畢生追求，必須毫不動搖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並提出實現其終極目標的一個必要條件：“一個國家、一個政黨，領導核心至關重要。全黨必須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再遲鈍的觀察家也不難得出結論，習近平集團已明白無誤地發出用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重新武裝中共，把中國變成第二蘇聯，在世界範圍內埋葬資本主義進而統治世界的號令。習近平本人完全不忌諱“政黨、主義、領袖”三位一體的法西斯國家理論。人們可以推測，到2017年秋即十月革命100週年中共19大召開，習近平完全可能正式重申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獲得最終勝利的目標。北京從此完成一個世界歷史的輪回：20世紀是社會主義救中國，21世紀將是中國救社會主義。

二

1952年10月14日，斯大林在蘇共十九大指出(四個月後斯大林去世)，世界仍處在全球範圍內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共產主義的’這一定義表達的是黨的宗旨的最准確的馬克思主義內涵。”他強調，共產主義政黨就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誰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誰就不是共產黨人。蘇聯共產黨人要意識到自己既是蘇維埃社會、也是世界革命運動和工人運動的突擊隊。斯大林確定，第一支反對資本主義的隊伍是以蘇共為首的共產主義運動的“突擊隊”(後來這些突擊隊被稱為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第二支隊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第三支隊伍是民族解放運動。斯大林號召舉起“被資產階級拋棄的民主自由的旗幟”，只有這樣，共產黨員才能“把大多數人民集合在自己周圍”。《真理報》發表社論提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髓是，必須擁護黨的領袖，這是共產主義強於資本主義的“偉大法寶”。

無論習近平集團的實際權力結構和政治戰略如何，斯大林六十四年前的近乎政治遺訓的思想，既是戰後蘇聯帝國世界戰略的真實表達，也經過毛澤東遺傳給新的繼承人。習近平對蘇聯的解體耿耿於懷，決不僅僅停留於情緒。作為共產黨人，蘇聯的遺產極為珍貴，它永遠是中共合法性不可或缺的來源，還是繼續十月革命道路、最後實現共產主義的必由之路。毛澤東飽受斯大林凌辱，但他深知，否定斯大林就是否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毛澤東那裡，斯大林的遺產並沒有隨着赫魯曉夫秘密報告變成垃圾。相反，反修防修，可以讓毛澤東自己成為世界社會主義的領袖，北京成為打倒帝修反的中心。毛澤東如果在世，他會毫不猶豫地支持習近平繼承蘇共十九大的綱領。

共產黨人不僅擁有共同的世界革命意識，還擁有西方政治家未曾擁有的歷史狡詐和對人性的洞察力。恩格斯曾預言，資本家會把絞索賣給將會絞死他們的人，列寧更從直接跟西方資本家打交道後的經驗斷定，資本家是如此貪婪，甚至願意接受分期付款的賒賬，搶着出售絞死他們自己的最後一根絞索。列寧曾兩次作出“退讓”，一次是1918年與德國簽署布列斯特協議，以換取新生蘇維埃政權得以保存。一次是在戰時共產主義後改行“新經濟政策”，對西方和俄國資產階級作出讓步。中共也曾作過兩次韜光養晦，一次是1937年盧溝橋事件後，遵照斯大林命令，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一切以暴動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蘇維埃政府，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以此獲得合法存在。一次是鄧小平在8964後起用右派朱鎔基全力發展經濟，並對西方放開市場。前者保存並壯大中共實力，最後借助斯大林支持獨佔中國，後者使中國獲得全球化市場化最大紅利。但是，一旦度過危機，共產黨人就會立即回复本性，亮出共產主義的旗幟，並且選擇自己的新領袖。中共六中全會就是北京轉化自身危機、利用西方危機的最新事像。

三

今天，人們可以得出初步結論，習近平是有備而來。他是對中國和世界有了長期而慎密的分析、思考和判斷並以此為執政前提，集黨政軍於一身，然後不僅破除近乎“無為而治”的集體領導，而且同時將國務院、人大、政協等中共專制重器悉數虛置，以十餘個小組取而代之，同時全面清黨、肅貪、強軍、整饬思想、強化意識形態，把薄熙來“成後來居上之事，需非同尋常之舉”的核心思想推及全國。

習近平及其前台和幕後同僚多半取得如下共識：一，鄧小平1989後奉行韜光養晦，全力發展經濟，中共掌控空前財富，代價是全黨腐敗，全社會禮崩樂壞，因此必須肅貪清黨；二，江、胡兩屆追隨鄧小平實利主義，常委制成割據分贓，中共人心渙散，頂層陷入專制癱瘓，因此必須重新中央集權；三，軍隊、警察自8964後加速腐敗，喪失戰斗意志，因此必須重建軍魂警魂；四，知識界鼓吹普世價值，中共在上層建築被動失據，因此必須嚴加防範，在意識形態上轉守為攻；五，西方雖然在對蘇冷戰中勝出，但元氣大傷，911後美國和歐洲同時陷入危機，日本大地震後一蹶不振，“風景這邊獨好”，因此必須全方位主動出擊；六，普京企圖以歐亞夥伴關係恢復俄羅斯帝國，正需中國地緣支持，因此必須滿足俄國擴張意欲，提供資金援助，甚至重建北京—莫斯科軸心聯盟；七，北韓核武，只要加以有效管控，仍是牽制美日韓、增強中俄朝在東北亞軍事態勢的重器，因此必須保護金正恩政權及其核武裝；八，美國重返亞太，涉及西太平洋各國，是中美“冷熱戰”交鋒地帶，地緣戰略上美國未必佔優勢，因此必須保持對峙甚至挑起區域戰爭；九，中共舉國體制最大優勢是將政治、軍事、經濟、外交、文化高度一體化，以制度、律法、思想、宗教、教育、風俗凝聚黨心軍心民心，因此必須保持和鞏固紅色政權和帝國體制；十，時不我待，美國、歐洲、日本，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正處於新危機，決不能坐視它們恢復元氣，俄國、伊斯蘭-阿拉伯世界、拉丁美洲、非洲都可能成為反對西方的聯盟力量，“東風壓倒西風”的局面再次出現，決不能錯失良機，因此必須擁有世界戰略，合縱連橫，建立分化瓦解西方的國際統一戰線；十一，經過三代思想灌輸，14億中國人已經培育了空前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對民間維權事件，扼制於零星狀態，改進吏治，施以小恩小惠），再以共產黨意志和社會主義思想統領，就能改變世界力量對比，因此必須強化國家至上、民族至尊；十二，避免毛澤東的偏執和暴虐，擁戴一個新領袖，乃是歷史的最高律令和黨國的絕對必須，習近平時年63歲，三年大治，已見成效，再執政十年，才到毛澤東發動文革、鄧小平第三次复出年齡，因此必須確立習近平長期乃至終身獨裁，方能保證黨國最高利益。——這些大致就是習近平集團反复聲稱的幾個自信的根據。

習近平很清楚，他是重新收拾舊山河，決不作损還紅色政權的蠢事。無論毛、鄧、江、胡政績私德如何，中共的政治普系決不能發生斷裂。懲罰黨內軍內腐敗分子，為的是純潔和強化中共統治系統，既不依靠法律，更不重蹈毛澤東發動群眾運動的覆轍，而是重用王岐山的中紀委，以確保反腐鬥爭為其基本政治任務服務。應該承認，到目前為止，正如薄熙來在王立軍事件前在重慶的表演一樣，習近平集團保持着清醒的頭腦和有效的策略。

四

在世界急劇變形的格局中，中國已居於特殊的處境和地位。關於中國的悲觀主義與樂觀主義的爭論，已經成為世界性話題，中國在歷史選擇和世界精神歸屬上已經接近俄羅斯曾經面臨了三百年的歷史性兩難：東方還是西方，古代還是現代，專制還是自由，戰爭還是和平，共和還是帝國。

中國令世界矚目的經濟膨脹與同樣令世界矚目的專制主義制度，兩者在中國同時並存的狀態已經結束。究竟是中國現代經濟增長最終“消解”專制主義，內承中國歷史傳統的“精華”，外與西方主流文明正面遇合，從而造福中國與世界，還是專制主義利用經濟增長成功復辟中國歷史傳統的“糟粕”，為禍中國與世界，其最危險、最需警覺的，是中國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轉向新的大帝國道路的可能。

自拿破侖一世、威廉二世、亞歷山大三世以降，西方從成吉思汗蒙古鐵蹄、太平天國浩劫和義和團禍亂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暴力崇拜和野蠻規模中一再感受到“黃禍”的恐懼；西方哲人懷著更深的憂慮遙望東方亞細亞，遙望中國，已有兩千餘年：

野蠻人比希腊人更有奴性，亞洲人比歐洲人更有奴性；因此，他們毫無反抗地忍受專制統治。這種君主政體很像是僭主政體（tyranny，即“暴政”），但是由於它們遵循成法而世代相傳，所以很穩定。——亞里士多德

亞洲總是大帝國的家園，……權力必須總是專制的，這是因為如果奴役的統治不是極端嚴酷的話，這個大陸就會飽受分裂之苦，……一種奴隸精神統治著亞洲，而且從來沒有離開亞洲，在那個大陸的全部歷史中，不可能找到任何一點自由精神的痕跡，只能看到奴隸制的耀武揚威。——孟德斯鳩

實際上，亞洲普遍是專制主義的舞台，是暴政的舞台。規模龐大、聳然而立的專制主義完全符合歷史破曉地區的政體形式。——黑格爾

為獲得生計而普遍依附於皇權的狀況，正是東方世界牢不可破的專制主義的真正基礎，因為這是君主財政收入的基礎，也是社會匍匐在他們腳下的存在形式。——理查德·瓊斯

東方一切現像的基礎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這甚至是了解東方天國（中國）的一把真正的鑰匙。……那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初看起來怎樣無害於人，卻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它們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範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和任何歷史首創精神。……亞洲各國不斷瓦解、不斷重建和經常改朝換代，與此截然相反，亞洲的社會卻沒有變化。——卡爾·馬克思

並不特別了解東方的恩格斯持一種詭異的黃禍論，他預言繼英、法聯軍“部分地打破”了古老中國的封閉傳統後，歷史將通過中國的亞洲近鄰日本，以戰爭之手“徹底結束”中華帝國與世隔絕的狀態，破產了的中國將有“大批苦力”流入西方世界，加劇那裡的總危機，從而產生一個“絕妙的歷史諷刺”：“資本主義生產，只有中國尚待它去征服了，但當它最終征服中國的時候，……也將促使歐洲和美洲資本主義的崩潰。”限於歷史約束，無論亞里士多德還是黑格爾、拿破侖還是馬克思恩格斯，他們對中國的觀察和判斷都源於西方的邏輯，未能預見出中國的奧秘和命運。

五

中國另有一套邏輯。李慎之1999年在《風雨蒼黃五十年》中寫道：“一樣是威武雄壯的閱兵，一樣是歡呼萬歲的群眾，……希特勒死了，斯大林死了，世界上追求這種壯觀場面的國家應該是不多了，也許只有金正日領導下的朝鮮才有這樣的勁頭，但是它國小民窮。”而“中國是天然的大國”，“作為數量上占人類四分之一、時間長達兩千年的一種模式，……最好就稱之為帝國主義”。

李慎之指出，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兩大目標“反滿”、“反帝”已經通過辛亥革命和抗日戰爭完全實現了，“不料，到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的民族主義卻有了一個新的轉向。由在世界的東方四征不庭、萬國來朝的天朝上國情結發展出一個‘世界革命的情結’。……中國歷史上是東亞的大帝國，幾千年一直是世界第一大國，形成了中國人一有點條件就不甘屈居人下的心理，我稱之為虛驕之氣。由於這個原因，中國往往叫人害怕。” 李慎之擔心：中國的極左路線，其最高目標，同時也是其最後動力就是“搞世界革命”，“解放全人類”，這是中國人民“即使沒有褲子穿”，也一定要“進行到底”的。就是這股“虛驕之氣”幾致中國於死地。

二十年過去，中國已經財大氣粗，毛澤東改造中國人的顯著後果——狂妄、驕橫、野蠻，已經成為世界各地旅遊景點令人側目皺眉的普遍現象。中國更一直在期待一位新領袖新真命天子，以實現其沒有這名新元首就不能實現的的帝國理想。六中全會讓人們看到，習近平已經從一名幾乎無人看重的紅色皇儲變成中共“核心”。薄熙來走麥城前曾重新研讀《第三帝國的興亡》，三年後人們會自然想起該書第一編第一章《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 第三帝國的誕生》的情景：1933 年 1 月 30 日，德國最大政黨國家社會黨領袖阿道夫·希特勒宣誓就任德國總理一職。威廉·夏伊勒評論道，對希特勒本人、對德國、對整個世界來說，那一天都是一件命運攸關的事情：

1933 年 1 月 30 日誕生的第三帝國將歷經千年而不衰， 在納粹黨的語言中，它常常被稱為“千秋帝國”。它一共存在了 12 年零 4 個月，但是在這歷史的一瞬之中，它在地球上造成了震撼一切的火山爆發， 其強烈程度為前所未有；把德國人民送上權力的頂峰，那是他們 一千多年以來從來沒有達到過的；使他們一度成為從大西洋到伏爾加河，從北角到地中 海的歐洲的主人；接著又在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把他們投入毀滅和破壞的深淵。這場世界大戰是他們國家殘酷無情地挑起來的，在這場世界大戰期間， 他們國家對被征服的各國人民實行了一種恐怖統治，蓄意屠殺生命和摧殘心靈，其程度超過了以前歷代所有的野蠻壓迫。 創建第三帝國的那個人、無情地而且有時常常是以一種異乎尋常的精明狡猾手段統治第三帝國的那個人、把它送上這樣令人目眩的高度後又把它投入這樣可悲的下場的那個人，肯定是個有天才的人，哪怕這種天才是邪惡的天才。不錯，他在德國人民——神秘的天意和千年的經歷把他們陶冶成當時那個樣子——身上找到了一種自然的工具，他能夠把它用來實現自己的邪惡目的。然而，如果沒有阿道夫·希特勒，那就幾乎可以肯定決不會有第三帝國。因為阿道夫·希特勒有着惡魔般的性格、花崗石般的意志、不可思議的本能、無情的冷酷、傑出的智力、馳騁的奇想以及驚人的判斷人和局勢的本領。只有到最後由於權力和勝利衝昏了頭腦，他才做出了不自量力的事情。 正如著名德國歷史學家弗雷德裡希·梅尼克所說，“這是一個很好的例 子，說明在歷史生活中，個人具有突出的和不可估計的力量”。

人們無法知道習近平被擁戴為核心後的心情，不過肯定已經迅速改變中共上層的權力和心理結構。多年以後，也許人們可以把2016年10月下旬在北京召開的這次全會看成一座分水嶺。幾百名中央委員、後補中央委員選出他們的新領袖，究竟意味着什麼，還無人能夠預見。不能稱這一天是習近平對中共全黨的馴服，但肯定是習近平個人權力地位的關鍵性提升，繼毛澤東、鄧小平後又一名獨裁者的誕生。

中國天文數字般龐大的人口、幅員遼闊的疆域，近代以來它的受難、屈辱、創傷、不幸，它的孤憤、積怨、忌恨、危機，它與西方主流文明失之交臂而遠未消彌的隔閡、疑懼、對峙和衝突，它那沉潛不顯卻欲伺機再度引發的底層革命和共產聖戰，以及秦漢帝國、羅馬帝國和東西方所有大帝國的歷史誘惑，都可能在某種歷史環境下，一齊轉化為一個“高聳而立”的大帝國。中國步武凱撒、亞歷山大、拿破侖、希特勒、斯大林和秦始皇、漢高祖、元世祖、明太祖、清世祖、毛澤東之後塵，走上一條擴張、征服、革命、戰爭之路，並不缺少它的緣由、動力和基礎。現在，大帝國最重要的角色——元首——準備登基了。

六

正如基督教曾延緩了羅馬帝國的壽命一樣，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賦予俄國一種新的使命，自詡為第三羅馬的沙俄帝國被蘇聯和第三國際取代，俄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中一度與整個西方分庭抗禮。只是因為至今未能明辯的原因，第一紅色大帝國戲劇性土崩瓦解，西方才保住了自己的文明和制度。西方曾跟彼得大帝以後的俄國打過三個世紀的交道，東正教本屬基督教文明，西方在冷戰中擊敗蘇聯，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和文化原因。但在與中國極權主義的較量中，西方從來沒有真正成功過，相對蘇俄的優勢對中共幾乎沒有意義。西方曾短視而冷漠地坐視斯大林支持中共顛覆曾與美英結盟抗禦法西斯的中華民國，又以某種同情和功利主義對待共產黨中國。毛澤東、鄧小平都表現出西方與俄國交往中不曾面對的東方式韜略，並獲得西方始料不及的戰略紅利。近日中共竟然要在德國特利爾城建立馬克思雕像，習近平之所以沒有提到列寧斯大林，純系策略需要，以免引發過度解讀和外交糾紛。現在，習近平以馬克思、毛澤東繼承人自命，即“馬克思加秦始皇”的繼續，更超逾八十多年前納粹宣傳品羅列的德國帝國譜系：（腓特烈）國王所征服的，由親王（俾斯麥）完成，（興登堡）元帥保衛，士兵（希特勒）拯救和統一。中共六中全會類似一次準加冕禮，習近平距獨裁者寶座又邁進一步。還看不出什麼力量能阻止其崛起趨勢，世人只能拭目以待，關注在接下來一年、即中共十九大之前習近平的動向。

七

任何誘發和強化帝國意欲的言論舉措，都將是對中國最危險最有害最凶險的誤導，都將使中國近代以來全部經驗和教訓付之東流，都將使中國文明（包括近三十年的物質積累）毀於一旦，都將把中國帶入萬劫不復的深淵，都是對中國和世界命運的極端反動、極端無恥的挑戰，對人類文明與世界和平的啟示錄式的威脅。幾乎在建立政權同時，中共就表現出特別暴虐、殘忍的特性，對人民不加克制的剝奪、鎮壓。當中共極權主義剛剛溢出它的邊界，世界就領教到它的戰爭狂熱，在亞洲幾場地區戰爭中中共表現得格外好戰，肆無忌憚地擴張、侵略。六十七年來，中共一直厲行專制，迷戀極權，視中國和人類一切文明價值若糞土。索爾仁尼琴曾告誡蘇聯統治者：建立大帝國的國家注定要糟殃，建立大帝國的意圖跟道德高尚的民族之間是不相容的。但是，大帝國一直是中國歷史的“主旋律”，擁有最強烈的難以抵禦的誘惑。何況，中國早已不是一個道德高尚的民族，滿足這個奴性深重而又狂妄無忌的民族征服和統治世界的帝國欲念，遠勝於在中國建立自由民主社會的理想。習近平政治哲學的本質，顯然趨向大帝國而非憲政國家。剛剛結束的中共六中全會，再次表明了中國的帝國趨勢。

西方當然還未被削弱到任由中共為所欲為的地步，中國人反抗中共統治、追求自由的力量也在增長。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作為獨裁者，習近平的才能和智慧遠不能與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澤東相提並論。同時必須看到，習近平集團擁有的軍事力量、國家資源、操控民眾以及實現其世界戰略目標的手段，已不遜色於古今中外的獨裁者。至於那些寄望於習近平大權獨攬後將實行憲政的好心人們，但願未來的真理在他們一邊。對於我這種不再對中共抱幻想的人，防患於未然，始終是面對共產極權暴政不可須夷放棄的警惕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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