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關於薩哈羅夫獲諾貝爾和平獎）
我近期因病臥床，本不欲對曉波獲獎發表意見。但是由於一名俄國斯大林分子的文章被新華社引用，朱學淵先生由此提到對我關於“俄羅斯文化或文明”的言詞持保留態度，我就不能不略予回應。
我當然認為此獎是1949年以來最值得兩類國人——自由派思想界和中共統治集團——共同深長思之並擇善而處的最重大事件之一，我為中國人的自由精神終於獲得世界矚目而深感欣慰，也為西方20年間從現實功利主義轉向自由理想主義這一姍姍來遲的義舉感到快意。我還不無憂慮地預感到，正如每一次西方、俄羅斯、東歐發生的自由進軍，都幾乎宿命式地招致中國專制主義的歷史性復辟一樣，這次獎項能否成為中國自由運動的新發軔，仍是未定之數。我曾在不同場合指出，從秦始皇到毛澤東一以貫之兩千多年不易不移的亞細亞專制傳統仍然具有深厚的血統和法統基礎，中國轉向一個前所未有的紅色黃種人羅馬帝國的前景，一個前所未有的東方巨型國家利維坦，正在成為21世紀的世界性可能。自由與專制在中國的較量，還停留在歐洲中世紀和俄國十九世紀初的歷史水準。
我當然不會站在240年韃靼軍事專制主義、304年羅曼諾夫沙皇專制和74年布爾什維克極權統治一邊。正相反，我力圖發現並謳歌六個多世紀裡薪火相傳並最終淩駕於三個專制帝國之上的俄國自由精神，尤其十九、二十世紀兩百年間俄羅斯自由與專制間此長彼消、俄國最終轉向人類自由正道的歷史啟示。
誰都知道，從1917年十月革命開始直到今天，俄國對中國的影響超過任何國家，幾乎成為中國難以逆轉的宿命。我特別強調，現代中國的專制特性，主要源自列寧主義和斯大林模式——經由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北伐東征和抗日戰爭，中國本來完全可能走上真正中國式亞洲式的憲政之路。
問題在於，1989到1991年兩三年間，蘇聯解體，柏林牆坍塌、冷戰終結，為何同為斯大林模式的中國不僅沒有順乎世界潮流而動，其專制制度反而起死回生，到2009年竟然重新祭起“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旗幟，蘇聯帝國在現代中國借屍還魂了。這恐怕是所有關注中國命運的人士無法回避的最大歷史叩問。
作為一個不懂俄語，至今無緣踏上俄國大地的人，對十九世紀俄國十二月黨人、斯拉夫派與西歐派、民粹主義、民意黨人，對赫爾岑、巴枯甯、索羅維約夫、托爾斯泰等，我比以賽亞•柏林等人更矚意於俄羅斯彌賽亞主義關於真理、自由和救贖精神的求索；對二十世紀別爾嘉耶夫、舍斯托夫、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等人的悲劇人生和自由呐喊，我由衷地讚頌和嚮往。我已盡其所能地對俄國蒙受的苦難、罪孽和不幸深致過同情、譴責和祈禱。我還提醒我的同胞，關注俄國兩百年間體現的偉大歷史法則：保持自由與專制之間的對峙和抗衡。其中最可給中國以啟示者，是俄國自由運動史詩般的救贖精神、犧牲意志和浪漫情懷，對於日益世俗化、功利至上和褻瀆神聖的中國，俄國的啟示甚至高過西方。
至於俄國民族主義與西方自由人權的關係，我願在病體稍愈後與學淵先生討論。至少，從彼得大帝把首都建在面對西方的涅瓦河畔，從葉卡捷琳娜二世把狄得羅請到彼得堡皇宮，從戈巴契夫首倡“歐洲同屋”、“俄國屬於基督傳統”等俄、蘇最高統治者的執政舉措，我看到的是俄國與西方最終融為一體的前景。
同時，我要表明，與俄羅斯一樣，西方在追求自由和解放的歷程中也曾經受過甚為沉痛的教訓。中世紀宗教裁判所、20世紀法西斯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兩次世界大戰都是西方走向現代文明的慘烈代價，而不是任何地緣或文明意義上的東方傳統。我還要強調，無論西方還是東方，自由與專制，良善與野蠻，神聖與邪惡，決不是某一方的專擅。梅尼克1946年在柏林廢墟裡再三引用歌德的感歎，好與壞、善與惡，正如黑夜與光明一樣，總是那樣難分難解地混雜交替在一起。索爾仁尼琴曾對蘇共統治集團痛心地指出，正是從西方十九世紀刮來的先進的意識形態、世界觀和理論體系，玷污了俄國的靈魂，俄羅斯為此付出了6,600萬生命的代價。我們不能輕易將老索這一指控歸結為某種病態的大俄羅斯主義。同理，1949年出現在中國的鎮壓反革命、階級鬥爭、一黨專政、集體化、工業化、意識形態至上、人民拜物教和領袖崇拜等現代極權主義以及唯物主義、歷史決定論、無神論、進化論、世俗主義、消費主義等輪番敗壞和折磨中國的各種試驗、創造發明，都主要源自西方。古老的中華文明自有其愚昧、偏狹、腐朽和專制的積蔽，但它確實無法對中國現代悲劇負責。事實上，中國傳統文明本身正是被詬病和摧殘的物件。我最後還想指出，無數教訓表明，任何外來文明，即使對中國充滿善意，其價值確實為中國所亟需，也應該適合於中國人的道德生命與歷史願望。
那名“政治觀察家”尼古拉•特洛伊茨基，其文字流露的是冷戰和世界性道義較量中失敗者——蘇聯共產黨——的酸澀心情。他回避了在俄國已是路人皆知的善惡是非，即也道出了某種歷史玄機。
我最擔心的是，俄國專制主義和大俄羅斯主義、大斯拉夫主義重新結盟，並借助中國二十年間聚斂的世界性紅利，重建歐亞共產極權主義，這將是特別令人不寒而慄的噩夢。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建立的金帳汗帝國，曾在近兩個半世紀間大大強化了俄羅斯專制主義，斯大林主義就深深地帶有韃靼軍事專制主義的烙印，這一沉重歷史遺產在20世紀可悲而分外詭異地回饋給中國，“走俄國人的路”，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的魂靈。全球化普世倫理和國家制度乃至文明交流遠未形成之際，世界重新陷入又一輪意識形態冷戰的現實危險性已然浮出。中國正在顯示並推銷的模式、道路、旗幟，以巨大財富為後盾，一旦投合俄國專制傳統和大俄羅斯主義的歷史需求，甚至將十月革命的遺產重新奉送給其發源地，地球上最大的軸心同盟就會以某種形態出現於世。在此意義上，我高度認同學淵先生對俄國專制歷史死灰復燃的警覺。
這是一種極其危險、也極不可能的事象。不僅對於西方，乃至對於全世界，首先對於中國和俄國，都是充滿災禍和毀滅的前景。劉曉波獲獎，不會純然是35年前薩哈羅夫獲獎的東方版本，歷史畢竟發生了巨大變化。至少，我希望這次西方對東方的關注，不會是又一次世界性冷戰的導火索。在有限的資訊中，我尚未發現不可理喻的陰謀、惡意和尋釁，在根本點上，至少在言辭上，此項獎事與中國宣稱的和平發展、以人為本等國家訴求，不相衝突。
我相信，薩哈羅夫院士如果在世，他會對自己的中國後繼者致以熱烈祝賀。同樣，普寧、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布羅茨基以及整個俄國自由思想界，都會這樣做。我相信，偌大俄國，決不可能只有這名“政治觀察家”對諾貝爾和平獎在東方的巡禮感興趣。雖然普京、梅德維傑夫沒有公開表態，但至少他們已經再三指出，俄國已不可能回到斯大林時代，就連斯大林作為蘇俄衛國戰爭統帥的最後榮耀，年輕的俄國總統都已予以否認。索爾仁尼琴曾先後獲得戈巴契夫、葉利欽、普京和梅德維傑夫的讚揚這一事例表明，這名形跡可疑的“政治觀察家”表達的不過是蘇俄歷史墳墓裡的空洞回音，不能代表俄羅斯自由精神的主流正聲，更不是俄羅斯的經典思維。
布哈林曾指出，世界歷史就是世界法庭。任何個人、政黨、民族、國家，都必須經受世界法庭的審判。俄國終於度過了它最黑暗最痛苦最艱難的歲月，我以滿腔的同情和敬意向這個偉大的民族祝福。我堅信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瓦文薩、哈威爾等俄國和東歐先知不僅是我們的苦難兄弟和自由同道，而且是人類自由先賢祠的偉大英雄。今天，曉波走進了他們的行列，這份殊榮應為所有珍視自由與和平的中國人所共用。
我希望，我們不再對一個民族、尤其俄羅斯這樣一個偉大民族作出大法官式的裁決。我相信，以先生的淵博常識，你會作出必要的調適而上達不止。
我們確實處於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關頭，來自遙遠北歐的頒獎，已引發如此浩大的震盪。無論官方和自由知識界作出何種回應，都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中國在21世紀的選擇。由於病患和疲憊、更由於還沒有領悟到這一事件的歷史涵義，我因而無法獨立而系統地表明一己之見。
幸好，歷史留下了薩哈羅夫們，有蘇聯這一空前紅色帝國解體的啟示，我們至少有所參考，有所借鑒。
劉賓雁先生曾說過，歷史從來不打招呼。事變時時發生，一個真正理性的民族，切記歷史教益的政府、豁達並有基本時代意識和人類責任感的中國，應秉持“道並行而不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的古老智慧，擇善而從，則幸甚。
身在自由世界的學淵先生比我更清楚，人類自由精神出自宇宙法則，出自人類本性。在全球化時代，自由成為世界最珍貴的精神財富。20世紀無論出現多麼慘烈的悲劇，人類嚮往和追求自由的精神卻無遠弗屆。天底下縱有無數民族、文明，唯有自由可以維繫以至協和萬邦。學淵先生與我都會同意，自由不可分割，每一個民族都有其自由天賦，其中當然包括俄羅斯民族。我願援引1975年薩哈羅夫獲獎一例，與學淵兄分享俄羅斯自由精神的不朽紀錄。
全文完，以下：
附錄一，關於薩哈羅夫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情況介紹
附錄二，諾貝爾和平獎頒獎薩哈羅夫的公告
附錄三，挪威議會諾貝爾委員會主席奧瑟•麗安絲的演說
附錄四，關於安德列•薩哈羅夫
附錄五，薩哈羅夫獲獎答辭
附錄六，薩哈羅夫紀念諾貝爾演說：和平、進步、人權
附錄一，關於薩哈羅夫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情況介紹
諾貝爾委員會10月份宣佈，1975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是安德列•薩哈羅夫，蘇聯科學家和持不同政見者，人權鬥士。薩哈羅夫的受獎是適時的，因為1975年8月1日，35個國家，包括蘇聯，在赫爾辛基簽署了“歐洲安全與合作條約”，其中有用促進人權作為達到緩和的手段的條款。
在致辭中，麗安絲夫人引用頒獎公告中的話說明選擇薩哈羅夫的特殊理由。她還列舉了最早一批因人權事業而獲獎的人：亞伯特•盧圖利（1960年獲獎），他是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反對者；馬丁•路德•金（1964年獲獎），他是美國民權運動領袖；法國的勒內•卡森（1968年獲獎），她將他稱之為聯合國人權宣言的“建築師”。
深知蘇聯媒體上將薩哈羅夫獲獎視為親西方和反蘇動作的譴責，麗安絲夫人痛苦地指出，委員會是“一個獨立的機構，獨立於任何政府當局、政黨、團體和個人”，它的決定只嚴格建立在諾貝爾遺囑的指導之上。這並沒有阻止她以宣佈委員會“對安德列•薩哈羅夫被阻止不能個人前來這裡接受和平獎這個事實深感遺憾”來批評蘇聯，並將此與希特勒政府所為相比，它1936年阻止前集中營囚犯卡爾•馮•奧西埃茨基前來奧斯陸接受推遲了的1935年度和平獎。薩哈羅夫的妻子伊麗娜•波尼，得以代表他出席儀式，因為她得到允許出國接受醫療，當薩哈羅夫因藉口他熟悉“政府和軍事秘密”而被拒發護照時她正在國外。實際上，當薩哈羅夫發表了他的《進步、和平共處與知識份子自由》後，他的安全許可出入證就於1968年被吊銷。麗安絲夫人在講話中概括了他這本著作和以後出版物中的觀點。這些著作和他為人權所作的工作給他帶來了秘密員警的騷擾，但因為薩哈羅夫是如此著名的科學家，所以他一直還是自由的。
不是前來奧斯陸接受授予他的獎，薩哈羅夫12月10日是在維爾紐斯，蘇聯立陶宛的首都，站在一座法庭外面，他的朋友舍夫•科瓦裡耶夫，一位元生物學家，正在因他的人權活動而受審。完全知道蘇聯政府不會允許他們去，薩哈羅夫邀請了科瓦裡耶夫作為他在奧斯陸的客人，另外還有其他三位科學家瓦倫廷•特欽、安德列•特維爾多赫列鮑夫和於列•沃洛夫，他們也是持不同政見者。
在維爾紐斯，薩哈羅夫能夠在收音機上收聽到授獎儀式，他能夠聽到妻子波尼用俄語朗讀他自己接受和感謝的言辭，場面“隆重而又熱烈”，正如他後來所回憶的。在這個講話中，他重複了當得知自己獲獎後對新聞界說過的話，說他與良心囚犯們同享這一榮譽，他希望為了他們的自由在每個地方都實行普遍的政治性大赦。
在他題為《和平、進步、人權》的紀念諾貝爾演說中——這是12月11日由波尼代讀的，薩哈羅夫闡述了三個目標是如何“不能分解地相互聯繫著”。國際和平與武器控制只可能出現在開放的社會之中，良心的自由和其他公民權利是科學進步的基礎。這類進步要成為有益的，就只有置於理性的控制之下。技術發展提供了對貧困、饑荒和災害的克服的同時，它們也同樣能產生嚴峻的生態危險。
人類面臨著消滅核武器和裁軍，這是必須履行的職責。薩哈羅夫提出了一個國際裁軍協定樣本的大綱，但它獲得通過只能是當赫爾辛基協議所開闢的可能性被認識到時，而這個協議在蘇聯沒有改變任何事情，在那裡仍有成千上萬的良心囚犯繼續在監獄、勞改營和精神病院遭受苦難。薩哈羅夫列舉了100個以上的姓名，這僅僅是他所認識的人的一部分。他要求遍佈世界的這些、這類囚犯能通過聯合國一個國際協定而獲得自由。
演說結束時又重申了他對於理性的信念，有了理性我們可以“創造一個配得上我們自己的生活”。他的傳記性敘述比絕大多數獲獎者所提供的都要更加全面、更富個人性，也同樣以對他信念的肯定而結束：
“現在和永遠，我打算堅持我的信念，對人類精神中所藏力量的信念。”
附錄二，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公告
挪威議會諾貝爾委員會授予安德列•薩哈羅夫1975年度諾貝爾和平獎。薩哈羅夫無畏地、個人性地堅持人與人之間和平的基本原則，這是對所有真正為了和平的工作的強有力的激勵。薩哈羅夫開展了強大的、不妥協的反對濫用權力和所有形式的違反人的尊嚴的鬥爭。他還以同樣充沛的精力為政府建立在法律基礎上的理想而奮鬥。用一種令人信服的方式，薩哈羅夫強調人的不受侵犯的權利是真正的、持久的國際合作的唯一可靠基礎。由此，以一種特別有效的方式，在考驗人的環境中，他增進了對一些價值觀念的尊重，這些價值觀念是和平的所有真正的朋友都支持的。
A•薩哈羅夫向世界上所有的民族表達了和平與正義的資訊。對他來說，一個基本的前提是：國際和平不會有持久的價值，除非它建立在對社會中個人的尊重之上。這麼一種尊重在一些國際公約，包括聯合國人權宣言中有過表述。薩哈羅夫堅持各個簽署國必須為完成這些自己已經擔當了的義務而負起責任。今年由35個國家在赫爾辛基安全大會上簽署的協議中，對個人尊嚴的尊重作為這些國家的義務得到了強調。簽約各方認識到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是“和平、正義和幸福的事業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對保證友好關係與合作關係的發展——不僅在它們自己之間，而且在世界所有國家之間——是必不可少的。”較之他人更為有力地，薩哈羅夫對漠視這一點的危險性提出了警告，在促使赫爾辛基協定條款中所表達的理想成為活的現實上，薩哈羅夫發揮了領導性的作用。
在民族之間的友愛和真正的和平共處是拯救人類的唯一途徑上，A•薩哈羅夫有著堅定的信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設想過更加安全的未來的可能性，這只有通過建立在真理和正直基礎上的“國家之間的兄弟狀態”來實現。根據薩哈羅夫的觀點，當政府違反了基本人權時，它們就對國際間信任的發展埋下了隱患。薩哈羅夫對建立在幻覺和一廂情願之上的虛假緩和的危險性提出了警告。作為核子物理學家，他能夠權威地、內行地談論軍備競賽的危險。他的目標是所有國家的非軍事化和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以及更快的社會發展。
薩哈羅夫對真理所承擔的義務，對人類不可侵犯性的堅定信念，他對暴力和野蠻的鬥爭，他對精神自由的堅定捍衛，他的利他主義和強烈的人道主義信念使得他成為我們這個時代良心的急需的發言人。他對正義、真理和愛的呼籲是傳給這個世界所有民族的一個資訊。
附錄三，挪威議會諾貝爾委員會主席奧瑟•麗安絲的演說
國王陛下，殿下們，女士們，先生們：
挪威議會諾貝爾委員會將1975年度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安德列•德米特裡耶維奇•薩哈羅夫。
在阿爾弗雷德•諾貝爾於1896年臨終之前起草的遺願和遺囑中，他指示和平獎應該授予那些“為民族之間的友愛，為常備軍的削減或廢除，為和平會議的促進和召開而作出最多或最好工作”的人。
諾貝爾委員會對這些指示的闡釋，顯然只能是與這些年來對和平概念變化著的態度相一致而多樣化。
在過去74年和平獎獲得者的行列中，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委員會授獎給：
國際法觀念的鬥士；社會正義的鬥士，如萊昂•茹奧；
為了人道主義進步的人，如阿爾貝•施韋策；
為和平工作者，如舒特納和卡爾•馮•奧西埃茨基；
為促進人權者，如勒內•卡森、馬丁•路德•金和亞伯特•盧圖利。
從一開始起委員會作出的決定就經常成為批評和辯論的對象。然而，這並不表明它們就不正確。
諾貝爾委員會是一個獨立的機構，獨立於任何政府當局、政黨、團體或個人。它決定的基礎完全是存在于阿爾弗雷德•諾貝爾遺願和遺囑中的指示和意圖之中。
對於委員會來說，如果允許它的工作在任何形式上受畏懼的影響或者是受方便起見或機會主義的支配，那將是它責任上的不可寬恕的怠忽職守。
今年，諾貝爾委員會將它的和平獎授予了我們時代偉大的人權鬥士之一。
在列舉它現在這個選擇的原因時，委員會特別宣佈：
“薩哈羅夫無畏地、個人性地堅持人與人之間和平的基本原則，這是對所有真正為了和平工作的強有力的激勵。薩哈羅夫開展了強大的、不妥協的反對濫用權力和所有形式的違反人的尊嚴的鬥爭。他還以同樣充沛的精力為政府建立在法律基礎上的理想而奮鬥。用一種令人信服的方式，薩哈羅夫強調人的不受侵犯的權利是真正的、持久的國際合作的唯一可靠基礎。由此，以一種特別有效的方式，在考驗人的環境中，他增進了對一些價值觀念的尊重，這些價值觀念是和平的所有真正的朋友都支持的。”
在1940年到1945年激烈進行的偉大戰爭中，我們一再被告知，這場戰爭的進行是為了保衛未來代代人的人權。那些為了這個崇高理想而戰的人，那些為達到這個目的而獻出生命的億萬人，在戰場上贏得了勝利；但是，他們的偉大目標——人類尊嚴的持久建立——沒有實現。
戰後聯合國精力充沛地、毫不疲倦地為一個全球性的宣言和兩個關於基本人權的公約的起草和被普遍接受而工作。它這樣做是相信這些權利和自由是維持世界持久和平的絕對必要。
絕大多數國家接受了這樣的思路。
然而今天，儘管有著所有那些犧牲和努力，在世界的每一個地方都有億萬人民不能說他們享受著最基本的人權。甚至有些地方，人民原先是享受著這些權利的；有些地方，在戰爭結束後，人民喪失了這些權利。
勒內•卡森，那個全球宣言的建築師和諾貝爾和平獎的一次獲獎者，對此有充分意識。對現在這種情況他有過這樣的評論：
“宣言為我們奠定了一個追隨的理想，它為我們的行動設置了指導方針。
但是對今日世界的一瞥就足以證明，在我們實現這個理想之前，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沒有一個國家，甚至是最先進的國家，能夠以實現了宣言中的所有條款而自豪。
我們目睹了對生存權利的違反。暗殺和屠殺可以通行而不受懲罰，婦女被蹂躪，饑荒遍佈各地，良心的自由和說話的自由被蔑視，四處蔓延的種族歧視——所有這些罪惡蔓延得太廣闊了，你不可能視而不見。”
然而，這種悲劇性的情況決不能導致放棄。相反，對所有有責任感的人來說是一種挑戰。不分國家疆界，強化他們致力於尊重人的尊嚴的鬥爭，團結在那些拒絕屈服的勇敢者的周圍。
今年的獲獎者A•薩哈羅夫，1921年生於莫斯科；在莫斯科大學學習物理學，早年就因發表了一些科學論文而引起相當的注意。
從1948年到1968年，薩哈羅夫在一個核研究院工作，是一個從事核武器發展研究的秘密科學家小組的成員。
薩哈羅夫自己強調他對這個科學家小組工作的貢獻並不是唯獨指向軍事目的的，同樣也考慮馴服原子能用於其他目的，比如用於工業和能源生產。
儘管蘇聯在1949年，同美國一樣，生產了它自己的原子彈，但不用說美國在原子技術方面遠比蘇聯先進。薩哈羅夫的觀點是：從和平的利益來說，縮小這種差距是重要的，以便建立軍備競賽上的一種均衡，能夠阻止兩方發動戰爭。
在32歲時薩哈羅夫被選入蘇聯科學院，他是裡面最年輕的成員。由於他為他的國家在科學上的工作，他兩次被授予列寧勳章，一次斯大林獎金，分別三次被提名為社會主義勞動英雄。
然而，1968年他的身份和他生活的道路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他被調離他的研究崗位，分配到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工作。
薩哈羅夫環境和地位的變化是他思考的變化，以及他對此直言不諱的承認的直接後果。
他在他的書《薩哈羅夫說》中對此這樣描述：
“從1957年開始——並非沒有受到如阿爾貝•施韋策、萊納斯•波林和其他人在這個問題上的影響，我感到自己對核爆炸產生的放射性污染負有責任。”
薩哈羅夫並不隱瞞他已經得出了這些結論這個事實，實際上他用書信向當局作了直率說明。在書信中他提出了他對形勢的看法、他希望這可以為自由的、開放的意見交換奠定基礎，但是在這一點上他是深深失望了。
不管怎樣，薩哈羅夫相信他的觀點在一個重要方面起了某些作用，這就是1963年蘇美就禁止大氣層、空間和海洋的核子試驗完成了一項協定。
1968年薩哈羅夫發表了他的“宣言”：《進步、和平共處與知識份子自由》、他的“宣言”不僅是建立在他自己國家的情況上，而且是從全球觀點來寫的，並提出了最誠摯的和平呼籲。
在那裡面，他談論的首要問題就是我們的文明全部湮沒的威脅，這將是一場核戰爭的後果。他堅持認為這種危險只能以世界範圍內超越國界和意識形態分界的合作作為手段才能避免。
基於這種聯繫，他特別關注蘇美之間的緊張關係。他相信這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和平共處是可以實現的，如果在這兩個國家的政治制度之間採取某些求其近似的方法對話的話。
薩哈羅夫相信這種形式的合作提供了替代核戰爭的唯一選擇，他形容核戰爭是集體自殺。
談到他自己國家對這種趨同能做什麼貢獻時，他強調民主化、反官僚主義、非軍事化和社會、科學進步等改革。
在這兩個超級大國的密切合作上，薩哈羅夫也設想在解決世界的饑餓、人口超量和污染方面巨大的聯合攻關的可能性。
在他看來，一種實質性援助計畫可以為第三世界社會和經濟的和諧發展提供持久的基礎。
他相信，工業化國家所提供的總體貢獻，也會包含這些國家在軍備上所花金錢的一個相當可觀的下降。
如我們大家都知道的，這是一些在聯合國反復辯論過的想法。這些論點後面的哲學曾經、尤其是在聯合國1970年向富裕成員國發出的呼籲中表達過，它呼籲這些富國將其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一分發出來作為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
薩哈羅夫的“宣言”，在世界大片地方引起過那麼大的反響，這是他的第一個出版物，在那裡面他對自己在緩和與知識份子自由政策上所需條件的各種觀點作了緊密結合的闡述。
在後來出版的著作如《薩哈羅夫說》和《我的國家與這個世界》中，他“宣言”中談論過的問題，某些觀點經歷了一個變化。他說其原因可以從近些年來戲劇性發展的國際形勢中找到，在他與自己國內和來自國外的人們的交談中找到，也可以在他擴大了的個人經驗中找到。它們不再是那樣執著于關於未來的夢想，更多的是插在夢想與現實之間的所有起著威脅的危險。
在評價他的“宣言”中所提出的觀點時，薩哈羅夫個人強調，在他寫這些時，他還是生活在一個孤立的、享有很大特權的科學圈子裡，與外面社會沒有任何聯繫。
他是這樣描述他那個時候的生活：
“我與人民相隔離。”
在一次採訪中他接著說：
“所以，在評價我1968年的文章時，你必須懂得這一點，我從為核武器工作到關注核子試驗的後果——對人民的毀滅、遺傳學的後果和所有這類事情，所走過的這條道路，要考慮在內。
我的生活是這樣的：我從面對全球性問題開始，只是到了後來才關注更為具體、更為個人性、更為人性的東西。”
他與人類同胞日常生活的緊密聯繫和他的關注，催迫他將自己投入熱烈的鬥爭中，去尋找對一些問題的解決方法。這些問題，他在寫給當局的一封信中已公開指出，並要求對此的改革。
為了把他的建議提交給更廣大的公眾，薩哈羅夫1970年與一些朋友和同事一道建立了“人權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的目的是在法律的框架內工作，為促進人權進行建設性的改革，與1948年聯合國人權宣言中闡明的人道主義原則相一致。
薩哈羅夫堅持認為他們應該致力於達到下述要求：廢除秘密審判；新的新聞法，保證人民能夠得到充分的消息；監獄制度的改革；對政治犯的大赦；廢除死刑；開放邊界；禁止為了政治目的使用精神病院。
對於薩哈羅夫來說，得知他在和平與緩和所需條件上的觀點在“歐洲安全與合作條約”上得到了反響，無疑是很高興的。這個條約在那一年的8月1日由34個不同的國家在赫爾辛基簽署。
赫爾辛基條約第7部分宣佈：
“各簽約政府將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的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地域的所有人的自由。”
它接著宣佈：
“它們將促進和鼓勵在公民權利、政治權利、經濟權利、社會權利、文化和其他權利及自由方面富有成效的實踐，所有這些源於人類內在的尊嚴，對人類自由和充分發展至關重要。”
這是歷史性的事件，世界主要國家在這個文檔中確立了人權是國家之間緩和必不可少的因素。
沒有任何國家，沒有任何單個的政治家能夠在國際法術語上的形式主義爭論中等找藉口，從而壓制或者逃避這些條款中所規定的道德和政治的義務。
那樣做的話，就是對人類與和平的背叛。
A•D•薩哈羅夫已經表明他準備承擔這個重載中他的那一部分。
諾貝爾委員會的話是這樣說的：
“安德列•薩哈羅夫對和平的偉大貢獻是：他以特別富有成效的方式，處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以最偉大的個人犧牲精神，為取得對一些價值觀念的尊重而奮鬥。這些價值觀念，赫爾辛基條約宣佈是屬於它的物件。”
薩哈羅夫為和平、為裁軍、為所有國家之間的合作的奮鬥，是將和平作為它的最終目標的。
由於他在喚醒每一個國家中廣大民眾上所做的努力，我們今天在這裡以授予他1975年度諾貝爾和平獎來表示敬意。
諾貝爾委員會對A•薩哈羅夫被阻止不能親自今天前來這裡接受和平獎這個事實深表遺憾。
他與另外一個人分享了同一命運。40年前的1935年，這個人被授予和平獎，他的名字是卡爾•馮•奧西埃茨基。
薩哈羅夫廣為人知的1968年“宣言”，扉頁上印有歌德這樣的話，作為警句：
“只有那個為他們天天而戰的人，才配有自由和生命。”
A•D•薩哈羅夫真正實現了歌德要求的條件，擁有了自由和生命。
附錄四，關於安德列•薩哈羅夫
我生於1921年5月21曰。我父親是一位知名的物理學教師和許多教科書、習題書和科普著作的作者。我在一個很大的公有公寓中長大，其中絕大多數房間歸我的家庭和親戚們使用，只有少數幾個由外面的人用。這座房子充溢著一種強烈的傳統的家族精神——對工作生命般的熱情和對專業能力的尊重。在家庭內我們提供相互之間的共同支援，正如我們分享著對文學和科學的熱愛一樣。
我父親鋼琴彈得相當好，特別是蕭邦、格裡格、貝多芬和斯克裡亞賓的曲子。在內戰期間，他靠在電影院裡為無聲電影伴奏維持生活。
憶起我的祖母瑪麗亞•彼得洛夫娜，我心中特別感激。她是這個家庭的靈魂。她在戰爭前死去，享年79歲。我祖母帶大了6個孩子，當她50歲左右時，她完全靠自己來自學英語，直到她死的時候，她一直閱讀原版的英文小說。從我們很小的時候起，她就為我們——她的這些孫兒們朗讀，我仍然非常清楚地記著她給我們朗讀的那些夜晚，朗讀的可能是普希金、狄更斯、馬婁或者斯托，在復活節前的那一周，則是福音書。
家庭對我影響極大。特別是因為我是在家開始學習課程的，後來在與班級同學的適應過程中我很感困難。1938年我參加了最後一次中學考試並獲獎，然後馬上就進入莫斯科大學物理系開始學習。在那裡，我也同樣於1942年通過結業考試並獲獎，當時因為戰爭我們被疏散到了阿什哈巴特。
在1942年的夏季和秋季，我在卡夫洛夫住了幾周，我原是在畢業之後被派遣到那裡去工作的。後來，我作為一個伐木工人在靠近米萊克斯的一個荒涼的鄉村工作。我最早對那個極為艱苦歲月中工人農民生活的痛苦印象即是來自這些日子。1942年9月我被派到伏爾加河畔的一個大軍工廠工作，我在那裡擔任工程師，搞創造發明，直到1945年。在這家工廠，我搞了一些生產控制方面的發明。不過在1944年當我仍在這家工廠工作時，我就寫了一些理論物理方面的科學論文寄到莫斯科以求得鑒定和評價。這最早的一些論文從未發表過，但它們給了我對每一個研究者來說都極為重要的自信。
1945年我開始在列別捷夫研究院攻讀博士學位，它是蘇聯科學院的物理學研究部門。我那裡的老師是偉大的理論物理學家伊戈爾•葉夫根尼耶維奇•塔姆，他對我有巨大的影響，他後來成為蘇聯科學院院士和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1947年我通過了我核子物理方面的論文答辯，1948年我被編入一個科學家小組，它的任務就是發展核武器。這個小組的領導人就是塔姆。
在隨後的20年中，我在最高的機密狀態和很大的壓力中工作，先是在莫斯科，後是在二個特殊的秘密研究中心。當時我們全都相信這個工作對世界的力量平衡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我們被這個任務的偉大性迷住了。在我的書《薩哈羅夫說》的前言和《我的國家與這個世界》中，我都描繪了我的社會——政治觀點在1953年至1968年這一期間的發展，以及那些戲劇性的事件，這些事件或是影響了這種發展，或者就是這種發展的表現。1953年到1962年發生的大多數事情都與核武器的發展相關，並涉及對核子試驗認識的醞釀期。與此同時，我也較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意識到這項工作內在的道德問題。1964年中及其後，我開始關注生態問題。特別是從1967年以後，我不安地感覺到這個問題涉及的範圍已經增大到這樣的程度，在1968年我產生了一種催促的急迫，要把我的觀點公佈於眾。
於是，就有了《進步、和平共處與知識份子自由》這篇文章。事實上它們就是與7年半後我的紀念諾貝爾演說標題一樣的主題。我覺得這些主題具有基礎般的重要性，而且是內在緊密相聯的。我的公開表態代表了我和我整個未來的一個轉捩點。這篇文章很快就傳遍了全世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蘇聯新聞界不提這篇文章，而後來出現的評說不是極端批判性的就是譏諷性的。大量的批評，甚至似乎是同情地指向了我，視我在這篇文章中的思考為極端幼稚和抽象的。今天，在經歷了8個年頭之後，看來這些思想已經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與蘇聯政治和國際政治中很多被認為是重要的東西聯繫起來了。
從1970年以來，對人權的捍衛，對政治審判犧牲者的捍衛，對我來說成為最重要的事情。與查利澤和特維爾多赫列鮑夫，後來又與夏華諾維奇和普得耶普斯克等人一道，我參與了主持人權委員會的工作，這就使得我的立場十分清楚了。我無法擺脫對政治中兩個人命運的記憶：1976年4月特維爾多赫列鮑夫因其社會工作被判5年流放；5月，普得耶普斯克因其悲劇性的過早死亡而使我們失去了他。
早在1950年，塔姆和我就是一項蘇聯受控熱核反應工程的共同創始人。這是為電力能源生產或為核反應爐燃料生產的氫同位素的熱核反應，在這項工作上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一年以後，在我的提議下，就內爆磁發電機的建設開始了試驗，這是一種將化學或核反應轉化為磁場能源的裝置。1964年我們得到了一個2500萬高斯的磁場強度的記錄。
從1968年7月開始，當我的文章在國外發表後，我被調離了最高機密的工作並“解除”了我在蘇聯“專名集”——這是這個體系中最高的特權階級名單——中的特權。從1969年夏季開始我重又在列別捷夫研究所工作。從1945年到1947年，我作為一個助手曾在這裡攻讀博士學位，並開始了我的科學工作。我現在的工作涉及與基本粒子理論相關的問題，涉及萬有引力和宇宙學理論。如果我能努力對科學的這些重要分支作出某些貢獻，我會十分高興。
不過，社會問題並不放我過去，它要求我作出負責任的個人努力，它把增長著的要求壓在我的體力和精力之上。對我來說，這壓力並不直接個人性地指向我，道德上的困難來自壓在我朋友們和家庭成員身上的持續壓力，但與此同時，它也總是環繞在我周圍。我在許多場合曾寫到這一點。但是，悲哀地講，我以前所說過的仍然適用於今天。我不是職業政治家，對我朋友和我從事這類工作目的為何，最終結果為何的質詢一直困擾著我，這或許正是原因。我傾向于相信，只有道德標準加上思想上的客觀，才能夠作為這些複雜問題中的矛盾中的一種指南。
我早巳多次通過寫作表明，我打算克制作任何具體的政治性預測。目前在我的生活中有一個範圍很大的悲劇，那些最近對我親密朋友的宣判——舍夫•科瓦裡耶夫，就在舉行諾貝爾獎授獎儀式的時候被判了7年監禁和3年流放——和特維爾多赫列鮑夫，就代表著這方面最新和最不含糊的證據。然而，即使如此，現在和永遠，我打算堅持我的信念，對人類精神所藏力量的信念。
在接受了諾貝爾和平獎後，薩哈羅夫在繼續著為人權的工作，並通過在莫斯科的西方記者向西方發表聲明。1980年初，在他公開譴責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後，他被流放到高爾基市。1984年他的妻子伊麗娜•波尼也被宣判流放，來到他這裡。隔離于家庭和朋友，他們繼續受到了克格勃的迫害。薩哈羅夫用絕食來要求使波尼得到治療，波尼最終在1985年得到允許離開蘇聯去做心臟手術。在M•戈巴契夫掌權並實行自由化政策後，他們獲得自由並於1986年被允許重返莫斯科。儘管有了現在這種程度的自由，這使得他能夠作為選舉出來的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發揮政治作用，薩哈羅夫仍然批評戈巴契夫，堅持改革應該遠為深入。他1989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逝世。
附錄五，A•薩哈羅夫的答辭
主席先生，尊敬的諾貝爾委員會委員們，女士們，先生們：
今天我來到這裡，由於我丈夫和我作為公民的那個國家的一些奇怪特徵，我丈夫出席諾貝爾和平獎授獎儀式已證明是不可能的。事實上，今天他不在這裡，而是在維爾紐斯，立陶宛的首都，在那裡科學家舍夫•科瓦裡耶夫正在受審。由於這同樣的、使得薩哈羅夫不可能前來奧斯陸的奇怪特徵，他現在正在法庭附近，不是在裡面，而是站在外邊，在大街上，在寒冷之中，等著第二天，等著對他最親密朋友的宣判結果。
儘管所有這些，薩哈羅夫相信諾貝爾和平獎授獎儀式——它的名字本身就有著如此之深的象徵意義和人類意味——必須舉行，他打算在這裡要說的話也必須被人聽到，這就是他要求我向你們宣讀他的講話的原因。
我非常感激非常自豪。我自豪地看到我的名字與許多傑出人物的名字放在了一起，在他們中間有阿爾貝•施韋策。
30年前，除了廢墟以外什麼也沒有的慘景留在了我祖國的一半和歐洲的一半上面。億萬人民在悼念並一直悼念著他們的親人。對於所有那些經歷了歷史上可怕戰爭的人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戰爭這個對全體人類來說是最糟糕和最罪惡之大災難的概念，成為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想法，而且是深深的個人感受，成為一個人對世界整體看法的基礎。要保持一個人的自尊，一個人必須就與人類對和平、對真正的緩和、對真實的裁軍的普遍渴望相一致地行動。這就是我為什麼如此深深地被你們將我的活動視為對和平的貢獻而讚賞所感動。但是，使我特別愉快的是看到委員會的決定強調了保衛和平與捍衛人權之間的聯繫，強調了對人權的捍衛保證了真正的、長期的國際合作的堅實基礎。這樣你們就不僅僅闡釋了我活動的意義，而且給它以強有力的支持。將和平獎授予一個捍衛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的人，反對非法和專橫行為的人，這意味著對原則性的肯定，這原則在決定人類的未來中起著如此重要的作用。成千上萬的人，我認識或不認識的，他們中的許多為捍衛這同樣的原則付出了高昂的代價——這代價是喪失自由、失業、貧困、迫害、被逐出自己的國家，對於他們，你們的決定是一個巨大的個人性的歡樂和禮物。我知道所有這些，但我也知道另外一個事實：在目前的形勢中，這是一個理性勇氣和偉大公平的決定。它授獎給一個人，這個人的思想並不與官方關於領導一個大國強國的概念相吻合。事實上，這就是為什麼我珍惜諾貝爾委員會的這個決定，我也在它裡面看到了寬容的宣言和緩和的真正精神。我想表達一個希望，即使是那些現在用懷疑或者惱怒的眼光看待你們決定的人，有一天也將會贊同我這個觀點。
我的國家的當局否定了我旅行前往奧斯陸的權利，藉口是我熟悉政府和軍事秘密。我想事實上用一種我們當局可以接受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安全問題並不困難，但不幸的是並沒有這樣做。我個人不能參加今天的授獎儀式。我感謝我的住在國外的朋友們，他們在這兒作我的客人，使我深感榮幸。我也邀請了來自我的國家的朋友：瓦倫廷•特欽、於列•沃洛夫和兩個最高貴的正義、法律、榮譽和誠實的捍衛者舍夫•特瓦裡耶夫和安德列•特維爾多赫列鮑夫，他們兩人現在都在獄中，等候審判。不僅僅是這後兩人，而且是所有的人都不能來。在蘇聯，當事關獲准到國外旅行時，每個人各自的情況並不能得到區別對待。但是，我還是懇請你們寬厚地將所有這些人視為我的正式客人。
我願意用表達對和平與人權原則的最終勝利的希望來結束我的講話。這種希望能夠實現的最好標誌就是世界所有國家普遍的政治大赦，每一個地方良心囚犯的獲得自由。為普遍的政治大赦的鬥爭就是為人類未來的鬥爭。
我對諾貝爾委員會授予我1975年度諾貝爾和平獎深表感謝，我請求你們記住，授予我的榮譽也為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的良心囚犯們所分享，為所有為這些人的自由而鬥爭的人們所分享。
附錄六，紀念諾貝爾演說：和平、進步、人權
1975年12月11日，A•薩哈羅夫
尊敬的諾貝爾委員會委員們，女士們，先生們：
和平、進步、人權——這三個目標是不可分享地相互聯繫的。不可能實現三個中的一個而忽略其他兩個。這就是提供了我常說主要論題的基本思想。我感謝諾貝爾和平獎這個偉大的、富有意義的獎勵授予了我，也給予了我一個機會今天在這裡對諸位講話。對我來說特別滿意的是注意到委員會的嘉獎，它強調了人權是真正和持久的國際合作的唯 一可靠基礎。我想這個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國際信心、相互理解、裁軍和國際安全都是難以想像的，如果沒有一個有著資訊自由、良心自由、出版權利和旅行及選擇居住國家權利的開放社會的話。我也相信，良心的自由和其他公民權利一樣，為科學的進步提供了基礎，為科學發達不至於被用於掠奪人類提供了保障，為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基礎，而這種發展轉過來又是有衛社會權利的可能性的政治保障。與此同時，我也願意就特定人類命運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起源和決定性意義這個論題進行論說。這個看法與廣泛接受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根本不同，也與專家治國論的意見不同，專家治國論認為只是物質因素和社會及經濟條件具有決定意義的重要性。——當然，我這麼說，無意否定人民物質生活環境的重要性。
我願意在我的演說中表述所有這些主題，我尤其願意詳細講述一些涉及違反人權的具體問題。在我看來，這些問題的決定方法是絕對必要的，而讓我們用來處理的時間也是短暫的。
這就是我把我的演說稱為“和平、進步、人權“的原因。它與我1968年的文章《進步、和平共處與知識份子自由》的標題有著有意識的類似是很自然的，我的演說與那篇文章，在內容上和寓意上都有著非常相近的關係。
有很多跡象表明，人類在20世紀後半葉的開端，就進入了它歷史上一個特別具有決定性和嚴峻性的階段。
熱核導彈存在著，它在原理上具有消滅整個人類的能力，這是威脅著我們時代的最大危險。由於經濟、工業和科學進步，所謂的“常規”武器也同樣發展得不可比擬地更加危險，更不要提化學和細菌的戰爭工具了。
毫無疑問，工業和技術的進步是克服貧困、饑荒和災難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與此同時這種進步也導致了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環境的不祥變化，導致了我們的自然資源的枯竭。在這個意義上人類面臨著嚴峻的生態危險。
傳統生活方式的急劇變化導致了數目尚未查清的人口爆炸，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尤其明顯。人口的增長已經產生了非常複雜的經濟、社會和心理問題，在未來還將不可避免地提出更為嚴峻的問題。許多國家，尤其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食品的缺乏會成為一個億萬人生活中一個壓倒性的因素，這些人從出生那一刻起，就在饑餓的水準上被擠壓為一種悲慘的存在。從這個角度來看，未來的前景具有威脅性，在許多專家看來會是悲劇性的，儘管“綠色革命”有著無可懷疑的成功。
然而，在發達國家，人民也面臨著嚴重的問題。其中一個就是過分城市化導致的壓力和那些打亂社區社會和心理穩定的所有變化：對時尚和潮流不斷的追逐，過分生產，生活的麻木和瘋狂節奏，精神和神經病況者數量的增加，被剝奪了與大自然的聯繫的人，被剝奪了傳統意義上正常人類生活的人，家庭的解體和樸素的人類歡樂和愉悅的喪失，社會道德倫理觀念的衰微和越來越多的人不再覺得他們在生活中有任何有意義的目的。在這麼一幅背景上我們看到的是許多騷動不安的現象：犯罪的增加、酗酒、吸毒的增加、恐怖活動的增加，等等。即將到來的世界資源的枯竭，人口過多的威脅，紮根很深、持續不斷的國際、政治及社會的問題也對發達國家有著越來越強有力的衝擊，而且剝奪——至少是有著剝奪的危險——許許多多人早已習慣了充裕富足的物質方面的享受。
然而，世界今天面臨問題的形成方式中，人類那種全球性的政治性的兩極分化起著更為決定性和更為重要的作用。人類被分成了所謂的第一世界——這通常用以稱呼西方世界，第二世界——社會主義國家，以及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兩個社會主義強國，事實上已成為敵對的國家，在那裡，一個黨派及其政府在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行使著極端的權力。它們擁有巨大的擴張潛力，努力在世界的大片地區增長它們的影響。這兩個國家中的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尚只達到經濟發展的一種相對不太高的水準，而另外一個——蘇聯，通過開發它獨一無二的自然資源，通過對其民眾才智和能力的極端剝奪但使他們的生活處於經常的匱乏之中，在今天已經積儲了巨大的戰爭潛力和相對高的——儘管是單方面的——經濟發展。但是在蘇聯，人民的生活水準也很低，公民權利比起那些較小的社會主義國家來也更受限制。高度複雜的全球性問題同樣也涉及第三世界，在那裡，一個相對停滯的經濟與增長著的國際政治活動同時可見。
而且，兩極分化進一步增強了威脅著世界的極其嚴重的危險——核消滅、饑荒、環境污染、資源枯竭、人口過多和非人化的危險。
如果我們從整體上考慮這些急迫問題和矛盾的複雜性，我相信要得出的第一個要點就是：任何放慢科學和技術發展的節奏，倒轉城市化進程，呼籲孤立主義，古老的家長制般的生活方式和建立在早已逝去年代產生的民族傳統回歸上復興，所有這樣的企圖都將是不現實的。進步是不可缺少的，對進步的制止將帶來我們文明的衰敗和沉陷。
人們熟悉化肥、機械化耕作、農藥和密集農業方式的時間並不很長，有著要求回到更加傳統和可能較少危險的農業方式的聲音，但在一個有著億萬人民遭受饑餓痛苦的世界上，能夠將此訴諸實行嗎？相反，無疑我們需要密集農業方式的增加，我們需要在全世界傳播現代方式，包括在發展中國家。我們不能抵制更趨廣闊地使用醫學研究成果的想法，不能抵制醫學研究在其所有分支的延展，包括細菌學和病毒學、神經生理學、人類遺傳學和基因手術，不管什麼樣的潛在危險潛伏在對它們的濫用中和這種研究不受歡迎的社會後果上。這也同樣適用于那種旨在創造一個系統來模仿智力過程的研究，那種涉及控制大眾行為的研究，建立一個統一化的、全球傳播系統，選擇和儲存資訊的系統，等等。很明顯，在沒有責任感的官僚主義當局的領導下，處於保密狀態下的所有這些研究都可能具有異常的危險性。但與此同時，這些研究也可能對人類極為重要和必要，如果它們處在政府控制之下來試驗，進行社會學和科學的分析的話。我們不能抵制更趨廣闊地使用化學材料、人工食品，或者是生活中每個方面的現代化；我們不能反對增長著的自動化和工業產品的增長，無論它們可能涉及什麼樣的社會問題。
我們不能反對越來越大的熱核能源站的建設，或者是核子物理的研究，因為能源是我們文明的基礎之一。在這種聯繫的意義上，我想提醒你們一個事實：25年前我和我的老師、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塔姆，在我們的國家奠定了核子物理研究的基礎。這個研究達到了巨大的規模，延伸到各個極不相同的方向，從傳統的磁熱提取裝置到雷射器使用的各種方式。
我們不能反對那些努力，它們旨在控制圍繞著我們地球的那部分宇宙，而且要控制宇宙的其他部分，包括截取來自我們自己地球以外的其他文明的信號的嘗試。這類試驗成功的機會或許很少，但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一旦成功，它們的結果可能巨大。
我僅僅提及了一些例子，無疑還有許多其他的。事實上，進展所有重要的方面都緊密聯繫在一起。沒有哪個能夠使用而不冒毀滅我們整個人類文明體制的風險。進展是不可侵害的，然而精神因素在進展的機制中起著重要作用。那種試圖低估這種因素的作法在社會主義國家相當廣泛，這無疑是官方哲學的民粹派意識形態教條所致，可能導致出一幅扭曲的進步圖畫，甚至是它的中斷或蕭條。進步只有當受到理性的控制時才是可能的和無害的。涉及保護環境的高度重要的問題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公眾輿論、開放的社會、良心的自由所起的作用在裡面特別明顯。斯大林死後在我們國家發生的部分自由化就使得我們能夠參與60年代前期在這個問題上的公眾討論。但是，對這個問題富有成效的解決辦法需要繼續加強社會的和國際的控制。科學成果的軍事應用和裁軍的控制也是同樣富有挑戰性的領域，其中的國際信心依賴公眾輿論和開放社會。我所提到的涉及控制大眾行為的例子已經是一個高度敏感的話題，儘管這還顯得很遙遠。
良心的自由，一個享有充足資訊的公眾輿論的存在，一個關於多元的自然的教育體系，新聞自由，能夠得到其他來源的消息，所有這些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都是很缺乏的。這就是經濟、政治、意識形態一元論的結果，它是這些國家的特徵。實際上，這些條件至關重要，這不僅是因為它可以防止對於進展清醒或者不清醒的所有濫用，而且，還可幫助增強進步，如果我們希望這樣的話。一個有效的教育體系是特別重要的，一代傳給一代的創造只有在知識份子自由氛圍中才有可能；相反，對知識份子的束縛，可鄙的官僚主義的權力與順從，這從一開始就是知識、文學、藝術等人文領域內的病毒，它們必然導致一種普遍的精神萎縮，導致整個教育體系的官僚主義化和形式主義化，導致科學研究的萎縮，導致阻斷對創造性工作的所有激勵，導致蕭條和解體。
在兩極分化的世界中，極權主義國家今天由於緩和會享有一個機會，沉迷于一種汲取智力的特殊形式，如果我們都認為很有必要的那種內在變化不發生的話，看來它們很快將會被迫採取這麼一種方式。這正是緩和所帶來的許多後果之一。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世界局勢爆炸的危險只會增加。西方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之間廣泛的合作，對和平是至關重要的，它涉及科學成果、技術、貿易以及相互經濟援助——尤其是食物方面——等等的相互交換。但是這樣的合作必須建立在開放的社會之間相互信任的基礎之上，或者用另一種方式說，有著開放的頭腦，是在真正平等基礎上，而不是民主國家對它們極權主義國家鄰居害怕的基礎上。如果是這樣的話，合作將只會涉及一種討好一個可怕鄰居的意願。而這樣一種政策只能意味著將災難之日拖後，災難很快會從另一個門又回來，帶著十倍增加了的力量。這僅僅是慕尼克政策的另一版本。緩和的成功只能這樣來保證：從一開始它就與對所有各方開放性的持續觀察相伴，與喚醒公眾輿論的意識相伴，與資訊的自由交換相伴，與所有國家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絕對尊重相伴。簡而言之，除了裁軍和貿易這類物質意義上的緩和外，緩和還應該發生在精神和意識形態的層面上。法國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在他對莫斯科的訪問中，用一種令人欽佩的方式表達了這一點。而當一項重要原則的維持處於生死攸關時，也值得聽一聽一個人自己國家內那些短視的實用主義者的批評。
在討論裁軍問題之前，我願意利用這個機會再次提醒諸位注意我的一些普遍性質的建議。我的首先和最重要的想法就是在聯合國的領導下建立一個國際顧問委員會來處理有關裁軍、人權、環境保護的問題。在我看來這樣一個委員會應該有權從所有國家接受對委員會所提質詢和建議的回答。這樣一個委員會可以成為一個重要的工作機構，來保障在那些影響人類未來的最重要問題上的國際討論和資訊。我等待著對這個想法的支持，等待著對它的討論。
我也願意強調，我認為，為了抑制國家和種族集團的武裝衝突，更普遍地使用聯合國軍事力量是特別重要的。我對聯合國作用的潛力和重要性估價很高，我認為這個機構是人類為了一個更好的未來的最重要的希望之一。近些年來這個組織遇到了困難和批評。我在我的書《我的國家與這個世界》中寫到了這個主題，但是當書出版以後發生了一些悲哀的事件：在實際上沒有進行任何認真辯論的情況下，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一個決議宣佈猶太複國主義為一種形式的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所有公正的人都知道猶太複國主義是猶太民族在二千年的分離之後一種民族再生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並不導致反對任何其他民族。通過這樣一種決議，在我看來，對聯合國的聲望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但是，儘管有著這樣的動議——它常常因某些聯合國成員國的領導人責任感不夠而提出，我還是相信依據它提出了自己目標的那些條款，這個組織或早或晚會在人類生活中扮演一個有價值的角色。
現在讓我來談談今天這個時代核心問題中的一個：裁軍問題。在我的書《我的國家與這個世界》中，我已經詳細描述了我的立場。絕對必要的是促進國家之間的信心，在國際核查小組的協助下採取控制措施。只有在緩和延伸至意識形態的領域，這才是可能的，它也要求更大程度的社會開放。在我的書裡我強調制定國際公約限制向其他國家提供武器供應的必要，在雙邊協議的基礎上停止生產新的武器系統，禁止秘密的重新軍備的協議，消除戰略性的不確定因素，尤其是禁止多彈頭核導彈。
我所考慮的技術層面上的理想的國際裁軍協議是什麼呢？
我相信，對於這麼一種協議來說，優先的是我們必須在軍事潛力的程度上有一個正式的公佈——儘管在最初的幾個階段尚不需要正式，這包括從核彈頭的數量到可用於服役的人的數量的預測，還有例如指出那些“潛在衝突”的地區。這個協議的第一步將是保證對每一個單個的戰略地區和所有具有軍事潛力的地區作出調整，每個地方中簽約一方與另一方相比的優勢要調整下來（自然，這種模式應該易於調整）。這首先就防止了一個戰略地區——比如說歐洲——的協議被利用來加強另一地區——比如說蘇中邊界——的軍事力量。其次，建立在數量比較上的力量公平與否將排除從不同類型威力的角度來考慮——舉個例子，說多少組Abm（反彈道導彈）相當於一艘巡洋艦，等等，這是很困難的。裁軍的下一步就是所有國家和所有戰略地區的成比例的、同時的軍事力量的下調。這麼一種兩階段“平衡”的裁軍方案將保證所有國家的持久和平，保證所有存在潛在對抗性危險地區的軍事力量之間一種相互聯繫的均衡，與此同時它也為作為軍事化後果而出現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提供了根本性的解決。一段時間以來，許許多多專家和政治家提出過相似的觀點，但迄今為止這並沒有取得多大的有意義的進展。然而，現在人類已經面臨著核爆炸大屠殺所造成的真正的被消滅的威脅，我希望人類理性將會毫不猶豫地採取這一步驟。根本的和均衡的裁軍實際上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它構成了解決世界面臨的威脅性和急迫性問題的多樣化的複雜進程的一個組成部分。國際關係上的一個新階段被稱為緩和，它看來以赫爾辛基會議而達到了頂點，它的確原則上為這個方向的進展開闢了一定的可能性。
赫爾辛基會議最後達成的協議有一處特別引起我們的注意，因為正式表述第一次注意到了途徑上的細微差別，這種表述上細微不同的途徑看來是解決國際安全問題唯一可能的方法。這個文檔中有著在國際安全與保障人權、獲悉資訊自由、遷移自由之間聯繫上範圍廣泛的宣佈。這些權利由簽署國莊嚴的義務所保障。顯然，我們這裡還不是說一種保障了的結果，但我們能說新的可能性了。這種可能性只能由長時期的有計劃的活動來實現，在這個過程中，簽約國，尤其是民主國家應保持一種統一的、與之相吻合的態度。
這尤其與人權問題密切相關。我將用我演說的最後部分來談論它。我願意主要談談我自己的國家。在赫爾辛基會議以後的這幾個月裡，在這個方向上完全沒有真正的進展。事實上，強硬派那一方在一些事例上的意圖表明是“把螺絲擰得更緊一些”。
涉及資訊的國際交換，選擇居住國的自由，出國學習、工作、治療和一般旅遊等重要問題，也同樣是這種情況。為了給我的這種評價提供一些具體佐證，我願意給你們一些例子——隨便挑出來的一些例子，遠不是提供一幅完整的圖畫。
你們都知道，比我知道的更多，兒童，比如說丹麥兒童，可以騎上他們的自行車，騎到亞得里亞海。壓根就不會有人想到他們是“少年間諜”。但是，蘇聯兒童卻不被允許這樣做！我肯定你們都可以找出與這種或類似情況的一樣的例子。
如同你們知道的，聯合國大會因為社會主義國家那一部分的壓力，決定限制通過衛星傳播電視的自由。我相信，現在赫爾辛基大會開過了，該有著充分的理由重新處理這個問題了。對於億萬蘇聯公民來說，這既重要又有趣。
在蘇聯，假肢和類似的對病人的幫助很缺乏，但是沒有蘇聯病人——即使他可能接到了一家外國公司的正式邀請——會因回應這類邀請而被允許出國。
蘇聯的售報亭不賣外國的反共報紙，而且也不可能買到每期的共產黨刊物。甚至資訊性的刊物如《美國》也極難買到，它們只在很少的報攤上有售，而且馬上被急切的顧客一搶而空，這一般還要搭配那些賣不動的印刷品。
任何希望從蘇聯移居國外的人必須得到近親的正式邀請，對許多人來說這是無法解決的問題，比如，30萬希望到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去旅行的德國人——每年向德國的移民限額是5000人，這意味著一個人的計畫將不得不等上60年!這是一個巨大的悲劇。那些希望與非共產黨國家裡的友人團聚的人，處境尤其悲涼，他們沒有人為自己的申請移民案子辯護，在這樣的事情中，當局的裁定遙遙無期。
旅行的自由，選擇工作和居住地的自由，千百萬集體農莊工人仍然得不到這樣的權利。成千上萬的克裡米亞韃靼人，他們30年前被殘酷地、野蠻地從克裡米亞放逐，直至今天仍然沒有重返家園的權利。
赫爾辛基條約重申了良心自由的原則，但是，如果條約的內容要變為現實，還需要進行嚴峻的、不屈不撓的鬥爭。在蘇聯今天有成千上萬的人因其信仰而受到迫害，這既是通過法律機構的又是通過非法律機構的：因為他們的宗教信仰和他們想在宗教精神中將孩子帶大的願望；因為閱讀和傳播——這通常只是對一些熟人——不受政府歡迎的作品，而這些作品從一般的民主角度來看是完全正當的，比如宗教作品；還因為想要出國的願望。對那些在道義的角度上為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辯護的人、那些致力於發表和尤其是散佈有關迫害與審判的消息、拘留營這類地方環境的消息的人，對他們的迫害是特別嚴重的。
一想起來就不能容忍的是，就在我們為這個慶典聚集在這個大廳內的這一刻，成千上萬的良心的囚犯正因營養不良而受苦，這是因為長時間的饑餓，由於他們日常伙食中幾乎完全沒有蛋白質和維他命，由於藥品短缺——禁止給犯人送維他命和藥品，由於過分的勞動。他們因寒冷、潮濕而顫抖，在光線陰暗的地牢裡精疲力竭。在這裡，為了自己的人性尊嚴和反對“灌輸機器”的信念，實質上是為了反對對他們靈魂的摧毀，他們被迫進行著無休止的鬥爭。集中營系統的特殊性質非常小心地隱藏著，有一些人承受著全部的折磨，因為他們拉開了帷幕暴露了這個，為他們揭露和控訴的真相提供了最好的證據。我們關於人類尊嚴的概念要求為了所有的犯人——不管他們有多大的罪，對這個體系立即進行改變。而那些無罪者的苦難又怎麼辦呢?最壞的是存在於特殊精神病院裡的地獄，它們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塞特沃維克、海蘭泡、喀山、切爾諾戈爾斯基、奧廖爾、列寧格勒、塔什干……
今天沒有時間供我來詳細描述一些特殊審判，或者是一些特殊囚徒的命運了。關於這個主題，有大量的作品。我請你們注意紐約年鑒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它專門出版蘇聯地下出版物《最新事件俯瞰》的選印本，它也出版同樣的新近事件的簡報。這裡，在這座大廳裡，我只想提及一些我所認識的囚犯的名字。如你們昨天被告知的，我請你們記住，我的國家中所有良心的囚徒，所有的政治犯都與我分享諾貝爾和平獎的榮譽。下面是部分我所認識的人的名字：
普利尤什、布科維斯基、格魯斯曼、莫羅斯、瑪麗婭•塞敏努娃、娜德什達•斯維特利什娜婭、斯特法尼亞•沙巴圖拉、伊利納’克利內茲•斯達斯夫、伊利納•塞尼克、尼約拉•薩杜奈特、阿奈特’卡拉佩蒂恩、奧斯波夫、克羅尼德•柳巴爾斯基、舒姆克、文斯、魯馬切克、考斯托夫、蘇珀芬、波萊蒂斯、西姆蒂斯、卡拉凡斯基、瓦勒裡、瑪律特申科、舒切維奇、帕夫倫科夫、徹諾格拉斯、阿班欽、蘇斯倫斯基、梅謝納、斯維特利奇尼、索夫羅諾夫、羅德、沙基羅夫、海費茲、阿凡納舍夫、莫•丘恩、布特曼、魯基安南科、奧格爾佐夫、瑟吉延科、安東紐克、魯皮諾斯、魯班、普拉喬特紐克、科夫加、貝羅夫、伊格魯諾夫、索爾達托夫、米亞蒂克、基倫德、約什科維奇、茲多羅維、托夫馬揚、沙奇弗德揚、紮格羅比安、阿裡基安、瑪律科申、阿爾沙基安、米羅斯卡斯、斯圖斯、斯維斯蒂尤克、錢迪巴、烏波什科、羅曼紐克、沃羅比沃夫、蓋爾、普羅紐克、格拉德科、瑪律切維斯基、格拉齊斯、普裡什利亞克、薩佩利亞克、科利內茲、蘇普瑞、沃爾德曼、德米多夫、伯尼舒克、舍夫科維、戈巴蒂沃夫、伯喬夫、圖裡克、澤科斯卡斯、伯龍欽、利索沃伊、佩特羅夫、奇卡林、戈羅德茨基、奇爾諾沃爾、巴拉科諾夫、邦達、卡林欽科、柯洛敏、普盧姆帕、約格利斯、費多塞耶夫、奧薩德奇耶、布杜拉克•沙裡京、馬卡倫科、瑪律欽、什特恩、拉紮•柳巴爾斯基、費爾德曼、羅伊特伯特、什科爾尼克、默齊恩科、費德羅夫、迪姆什茨、庫茲奈佐夫、門德萊維奇、阿爾特曼、彭森、諾奇、伍爾夫•佐爾曼森、伊茲賴爾•佐爾曼森，還有許多、許多其他人。在他們中間，被流放的是安那托利•瑪律特申科、納什皮茨和柴特萊納克。
馬斯塔發．德茨麥裡夫、特瓦裡耶夫和特維爾多赫列鮑夫在等待對他們的判決。沒有時間提到我所認識的那些囚犯的命運，而更多的我不認識，或是我沒有充分的材料。但是他們的名字都包括在我不得不講的這種情況內，我希望我沒有提到的那些名字寬恕我。每一個名字，無論提到還是沒有提到，代表了一個堅強和英雄般的人的命運，代表了多少年的苦難，多少年為了人的尊嚴的鬥爭。
對迫害持異議者這個問題的主要解決必須是建立在國際公約上的自由。所有政治犯的自由，所有關押在監獄、拘留營、精神病院內的良心囚犯的自由，如果必要的話，建立在聯合國大會通過的決議之上。這個建議並不涉及對任何國家內政的干涉，因為畢竟這是在同一基礎上適用於每一個國家：對蘇聯、對印尼、對智利、對南非共和國、對西班牙、對巴西、對每一個其他國家。既然聯合國人權宣言已經宣佈了對人權的保護，因此就沒有理由說它是純粹的內部或國內問題。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的目標，任何偉大的行動都是必要的，不管這道路看起來有多漫長。這條道路之漫長在最近聯合國的會議中已經明顯看出。在美國提出政治特赦議案的過程中，當某些國家試圖過分地擴大這個框架，以至於涉及大赦這個概念時，美國將這個提案撤了回去。我對發生這樣的事深表遺憾。這是一個不能撤回的問題。我深信，能夠使一定數量的人獲得自由還是好的——即使他們可能犯有這樣或那樣的罪，比將成千上萬的人關押起來遭受酷刑要好。
在不忽視對這個問題的全面解決的同時，我們今天必須為每一個反對非正義的囚犯、每一例對人權的違反而戰。我們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此。
我相信，在保衛人權的鬥爭中我們首先必須作為不同國家內政體的無辜受害者的保護者而行動，並不要求這些政體的毀滅，或者是對它們的全面譴責。我們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我們需要一個柔韌的、多元化的、寬容的社會，這種社會可以選擇性、試驗性地對所有社會制度的經驗作自由的、非教條主義的利用。什麼是緩和？什麼是和睦狀態？我們不對字眼關心，我們關心的是創造一個更好、更友善社會的願望，更好的世界秩序。
幾千年以前，人類部落在生存的搏鬥中備嘗困苦。在這種搏鬥中，重要的不僅是使用一根木棒，而且是掌握理性思維的能力，處理部落積累下來的知識與經驗，發展將提供與其他部落的合作的聯繫。今天整個人類也面臨著同樣的考驗。在無限的空間中必定存在著許多文明，它們中有一些也會比我們的文明更有智慧、更“成功”一些。我支持這樣一個宇宙學的假說，它宣佈宇宙的發展是保持著它的基本特徵而無數次地重複的。這樣，其他的文明，包括那些更為“成功”的文明，將在宇宙這本大書“前面”和“後面”的書頁上無數次地存在。然而這不能導致將我們在自己這個世界上的神聖努力儘量縮減。在這個世界上，如同黑暗中朦朧的閃光，我們由黑暗的沒有意識的物質存在的無有中出現片刻。我們必須好好利用理性的要求，創造一個對得起我們自己，對得起那我們只是朦朧察覺到了其目標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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