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領袖是近代社會一批特殊的人群，他們號稱擁有共同的信仰、主義、思想、綱領、策略，他們也擁有某種共同的命運，他們的夫人們則構成人類女性世界一個特殊存在，儘管她們異代而生，相隔萬里，甚至是迥然不同的類型。

值此21世紀第二個十年第一個國際婦女節，稍事述及這個群體，也許會引發某種特殊的感慨和啟示。

馬克思夫人燕妮，不僅是全世界共產黨人的第一夫人，而且是所有國家歷代共產黨領袖夫人們不可企及的人生楷模。

出生普魯士貴族家庭，各門閨秀，美麗聰明，下嫁給窮書生馬克思，燕妮註定付出沉重的人生代價：告別親人、祖國、富裕和安寧，終身顛沛、流亡，飽經磨難、貧苦和疾病，以及兒女夭折和內心寂寞。燕妮比丈夫先走一步，這使她免除了後死者的痛苦。遺憾也不淺：她的卡爾竟然沒有參加她的葬儀，只能委託恩格斯到墓地發表一個簡短的致詞。

已經足夠。丈夫最好的朋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當之無愧的“第二提琴手”，稱她是丈夫“光榮而忠實的伴侶”，讚揚她是一位“以使別人幸福為自己的最大幸福的婦女”。

馬克思與燕妮在最後的日子，“又都變得年輕起來，像是一對正在共同走進生活的熱戀中的少男少女，而不像一個被疾病摧毀了的老翁和行將就木的老婦正在彼此永遠訣別”。馬克思在給妻子的最後贈言中寫道：“甚至在最後幾個小時，也沒有臨終的掙扎，而是慢慢地沉入夢鄉，她的眼睛比任何時候更大、更美、更亮！”

就憑這句話，馬克思就會永遠不可比擬地高於他那些追隨者，燕妮也同樣令她的不知名的姐妹們忻羨不已。

兩年後，馬克思被安葬在燕妮墓旁。恩格斯把亡友送到他夫人安息的墓地後寫道，這比苟延殘喘為醫學爭光要“強一千倍！”沒有哪一屆資產階級政府，會把這位全世界資本主義的頭號敵人從他夫人旁邊拉開。儘管馬克思沒有與燕妮而是與恩格斯並肩而立。——身為女性，燕妮不需要男人們看重的一切虛名，能與丈夫並肩安眠，是她永遠的欣慰。

恩格斯與兩位愛爾蘭女工瑪麗、希莉先後同居結婚，完全不符合“無產階級革命道德”。但他給予那兩姐妹的一切，卻是20世紀全部共產黨領袖夫人們，不可能獲得的。

有人考證揭發，馬克思曾對妻子不忠。這種窺淫癖和小市民習性是我們這個時代最令人厭倦的時尚。對於馬克思。尤其對於燕妮，後世不相干的人在道德和兩性關係上的一切指責，都無損於他們的愛情和一生。

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她的一生充滿苦澀、無奈和遺恨。

列寧去世前，史達林就曾在電話中用粗話侮辱她，儘管列寧寫信威脅說，反對他夫人就是反對他本人。如果史達林不道歉，那就斷絕私人關係。但是，巨大的權力鬥爭邏輯，比列寧的一紙短信更加強大。

列寧死後，托洛茨基、史達林等人堅持掏淨列寧五臟六腑，把他的軀殼裝進水晶棺材。克魯普斯卡婭先後找到加里甯等蘇共元老，要求按俄國傳統葬在列寧父母家人墓旁，最好在看得見森林和河流、聽得到鳥叫和教堂鐘聲的地方。列寧之死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共產國家爭奪最高權力的序幕。他的遺體按照革命的需要和政治鬥爭的邏輯加以處置。列寧夫人連置喙的資格都沒有，她只能私下抱怨：你們這是拿伊裡奇作交易！列寧葬儀上沒有克魯普斯卡婭的身影，只有八個唯物主義者政治局委員手扶肩扛，把列寧棺柩送進緊急竣工的列寧墓。

史達林大權獨攬後，曾半嘲弄半威脅地告訴克魯普斯卡婭，如果不識相，那麼黨將宣佈，不是她，而是另一名女性（列寧秘書斯塔索娃）才是列寧夫人。史達林強調說，“黨能做到一切”。克魯普斯卡婭70歲生日第二天，就莫名其妙地死去，她的全部書信日記檔案都不翼而飛。

從女性角度看，克魯普斯卡婭一生意義何在？她連做母親的資格都喪失了，革命吞噬了她的一切，連同他的伊裡奇她都不能與他並肩而息。埃及法老的妻子，俄國農民的老婆，都比她幸福。

托洛茨基，全世界共產黨人第一任軍委主席，紅軍之父，他的第一任夫人和兩個兒子、女兒、女婿和孫子都死在史達林手裡。第二任妻子娜塔利婭跟隨丈夫滿世界流亡，飽經所有資產階級政府的睥睨和克格勃的追殺。直到1941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家中書房被史達林的特工用冰鎬殘殺後，這對患難夫妻才共同渡過最後的時光。娜塔利婭跪在床邊，把雪白的枕頭小心放在丈夫破裂的頭下，為他敷上冰塊，擦掉他前額和面頰上的血污。托洛茨基用最後一口氣拒絕護士們給他脫下內衣，“清晰但又悲傷、莊嚴地”對夫人說：“我不要她們給我脫衣服……我要你給我脫”，這是娜塔利婭從丈夫口中聽到的最後一句話。她給他脫完衣服，彎下腰把嘴唇貼在他的嘴唇上。他回吻了她，她再次吻他，他又一次回吻，然後再重複一次。“這是我們最後的告別。”按照娜塔利婭的要求，托洛茨基遺體火化後埋在家中外面的空地上，一塊白色方形石碑豎立在墓前，上面寫著托洛茨基的姓名和生卒時間，下面還空著一小排等待鑿字的位置，那是娜塔利婭留給自己的。她在與丈夫共同渡過“最後時光”的屋子裡又住了20年。每天早晨一起床，她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目光從櫃檯上方的丈夫遺像移到院子裡的那方石碑。

我本人這幾年把目光轉向到俄國，不時有人提醒說，列寧、托洛茨基都是劊子手。我不能無條件接受，從他們的夫人那裡，我看到的不全是魔鬼的猙獰和殘忍。

史達林無數犧牲者之中，就有他的第二任夫人娜傑日娜·阿利盧耶娃。在她生前，她的義父葉努基澤、姐夫雷登斯、姐姐安娜、史達林前妻的兄嫂、哥哥帕維爾等親人以及成千上萬正直、善良、或高位或普通的蘇聯人死於非命。娜傑日娜內心備受煎熬。1932年11月7日俄國十月革命15周年慶祝晚宴上，史達林不叫妻子名字，只“喂”了一聲，叫她跟大家乾杯。“娜傑日娜”的名字是“希望”。這名格魯吉亞血性女子起身離座，當晚開槍自殺。她的女兒斯韋特拉娜後來寫道：也許命運過早賜予母親死亡，是使她免於更大的不幸吧！史達林沒有參加妻子的葬禮，21年間從來沒有到娜傑日娜的墓地去過。莫斯科新聖母公墓成為史達林夫人的最終歸宿。不斷有人因為對史達林的痛恨遷怒於娜傑日娜，在她白色大理石雕像的鼻尖上唾口水，用手指抹汙，公墓管理者只好用玻璃框把頭罩住。

1919年，娜傑日娜嫁給父親的戰友、39歲的史達林時才19歲，還是一個中學生。她做夢也不會想到自己會在13年後，做了兩個孩子的母親並且成為蘇聯第一夫人後，會自行了斷。她的女兒遠離俄國，兒子成了一個酒鬼。

安娜·拉林娜在18歲時嫁給布哈林時，她也絕對不會想到，命運賜予她的將是什麼。拉林娜婚後的名字叫布哈林娜。她在《往事難忘》的扉頁上寫道：獻給我最親近和最心愛的人——我的父親和我的丈夫。布哈林娜的一生，幾乎是在為丈夫討回公道的歲月中度過中的。

布哈林死後，安娜·拉林娜在水牢裡被關押了六個月，然後在勞改營和流放地呆了18年。

1961年初，布哈林慘遭殺害、被毀屍滅跡23年後，拉林娜和離散多年的兒子尤裡才首次向蘇共二十二大和蘇共總書記赫魯雪夫提出申請，要求為布哈林恢復名譽。他們沒有得到任何回答。十六年過後，1977年，他們再次向蘇共二十五大和蘇共總書記勃烈日涅夫提出申請，再次被拒絕（1965年，列寧的秘書斯塔索娃和另外幾名老布爾什維克曾致信蘇共中央，要求重新審理布哈林案，但直到他們全部去世，也未得到任何答覆）。

1978年3月，布哈林慘死40周年前夕，絕望中的拉林娜讓兒子轉向意大林共產黨總書記恩裡科·貝林格，請求這位歐洲最大共產黨的領導人“參加為我父親恢復名譽的運動”。英國“貝特朗·羅素和平基金會”很快收到這封不同尋常的信，一場為布哈林恢復名譽的運動在蘇聯之外的世界開始了。歐、美、澳三大洲成百上千名不同政治信仰的著名人士在致蘇聯政府的公開信上簽名，“要求重新審理布哈林案件，為他恢復名譽，並公開說明當時造成他的冤案的情況”。蘇聯當局對此繼續保持沉默。

又過了11年，1988年，已年近八旬的拉林娜最後一次向蘇共二十七大（蘇共倒數第二次代表大會）和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蘇共最後一任總書記）致信：“…我提出這一申訴不僅代表我自己，而且也是受布哈林本人的囑託。…1937年2－3月中央全會時，他已預感到不能再回來了，他考慮到我那時還年輕，求我為他死後平反昭雪而奮鬥。…我發了誓。違背這個誓言就是違背我的良心。”

她請求戈巴契夫：“在您的黨證上寫著列寧的話：‘党是我們時代的光榮和良知’。請按照這種品性辦事吧！…在長期的監獄、流放和集中營生活中，我費了很大的力量，記住了布哈林《給未來一代党的領導人的信》。我願意相信，您就是這一代的領導人。”

1988年2月4日，布哈林誕辰100周年、蒙難50周年之際，蘇聯最高法院作出決議，為布哈林徹底平反；5月10日，蘇聯科學院主席團作出決定，恢復布哈林蘇聯科學院正式院士稱號；6月21日，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作出決定，恢復布哈林黨籍。

1987年11月7日，謝·戈巴契夫代表蘇共中央在紀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報告中指出，史達林對成千上萬共產黨員和非党人士、經濟幹部和軍事幹部、科學家和文藝工作者的政治指控和藉以鎮壓的罪名，全是蓄意捏造的；史達林及其周圍的親信為大規模鎮壓和違法行為對黨和人民所犯的罪行是巨大的和不可饒恕的。

1989年，蘇聯共產黨最後一任總書記、蘇聯政府第一任總統戈巴契夫向世界宣佈：解散蘇聯共產黨，十月革命在俄國的試驗已告失敗。

在無盡的驚愕、茫然、惆悵、沉思中，在莫斯科切廖穆什金區一幢普通的樓房裡，布哈林的遺孀拉林娜坐在丈夫的遺照和他的作品下，那是兩幅油畫，克裡米亞的黑海的峭壁，北高加索積雪的群峰。將近六十年的思念、磨難、期待，將近一百年的奮鬥、犧牲、悲劇，到來的竟是這樣一種結局。

布哈林娜是蘇俄共產黨領袖夫人們中最幸運的一個，丈夫終於如其遺願一樣，“洗去頭上的污穢”。她把自己無盡的思念寫進文字，公開出版。她自己最後被安葬於莫斯科郊野一處公墓。遺憾的是，子女們無法按照俄羅斯習俗將她與丈夫合葬，布哈林的屍骨早已蕩然無存。

布哈林娜至死不寬恕史達林，她將在另一個世界與布哈林一道，參予對那個暴君的最終審判。

布爾什維克領袖夫人們的人生充斥著太多的不幸、悲傷、孤獨和死亡。她們從來不曾擁有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們那樣讓俄國永遠充滿崇敬和自豪的人生色彩。基洛夫死後，他的妻子瘋了，馬林科夫和布林加寧自己逃過了史達林的鐵爪，他們的夫人卻飽嘗鐵窗之苦……

盡人皆知，中國共產黨領袖的夫人們，最臭名昭著的是江青。沙葉新先生近作《江青和她的丈夫們》日前在香港公演。沒有看到劇本，只從其名便可知，這是怎樣一部好戲。

其實江青同樣是一個不幸的女人。如果她當年呆在上海灘，不到延安，也許會成為民國時期的二流演員，她那些風流韻事不過是演藝界的常情；如果不撞上毛澤東，或者毛澤東對賀子珍還存留一絲溫情，她大概會嫁給延安魯藝某人，也許會成為共產黨文藝隊伍中一名女性高幹，即使沒有丁玲那樣的盛名，也不至於落到萬人唾駡的田地；如果她恪守中國傳統婦道，安心相夫教子，也許能享有無數中國婦女為人妻為人母的清譽；如果中共領袖們真有一份不許江青干政以同意毛澤東執意與這名上海女戲子結為夫妻的契約，並且得以履行，江青也許會充任某種表率；如果1949年後，江青發現（她當然比誰都清楚）毛澤東的暴君本性，有長孫皇后十分之一的見識和勇氣，真為自家男人著想而從旁婉勸，也許中國人民的苦難會大為緩解；如果1966年毛澤東不發動文化革命，江青始終藏身雲霧不露崢嶸，她也許不會幹下那麼多該由她本人負責的壞事；如果毛澤東垂死前沒有決意把江山交給“後党”，江青的政治欲望沒有那麼巨大的膨脹空間，她也許不至於成為反革命集團首犯；如果文革新貴沒有貽誤時機而先下手，也許江青真的當上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女皇，執政未必比袁世凱短；如果在住進秦城後，天良發現，向受害者賠罪，中國歷史也許會留下一名罕見的懺悔者形象……。江青按自己的本性，更遵照她最後一任丈夫的本性，走完了污濁不堪的一生。從婦道出發，江青唯一可以讓人沉思的，是她在法庭上的表現，她對毛澤東的忠誠，並且最後以身殉夫。

即使這樣的殉情，也實在太姍姍來遲，與希特勒夫人愛娃相比，不啻天壤之別。愛娃甘為希特勒情婦八年之久，對那位大獨裁者的權位、陰謀、罪孽，不曾有任何過問、染指和影響（希特勒也連讓愛蛙干預政事的念頭都不曾有過）。所有歷史學家，都不曾在愛娃那裡都發現類似蛛絲馬跡。但是，在第三帝國覆滅之際，在自己這位魔鬼般的男人自殺前夕，愛娃卻獲得了自己最高的幸福：與希特勒結婚。她是以“希特勒夫人”的名號與新婚夫君共赴黃泉的。那是一幕血腥而動人的場景，愛娃在結婚書上簽下“希特勒·愛娃”這個姓名時，竟激動得渾身發抖。這位遠遠地深深地躲藏在歷史煙塵後面的小女人，竟然永遠與一位萬劫不復的暴君連為一體，實在是女性歷史上空前絕後的一幕。與她同樣恪守納粹道德的戈培爾夫人，在元首自殺後第二天，與丈夫親手掐斷六個孩子命根後，雙雙走進地獄。

江青如果在1976年9月9日毛澤東斃命、至遲28天后的10月6日毛澤東的戰友和學生們將她抓捕那天，就決絕地追隨丈夫到陰間，也許後人會說，她是一名節婦。

那批從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到延安的女學生們，女演員們，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種方式影響和改變了延安中共領袖們的家庭和命運，有待長於考證的中共黨史學者和婦女運動專家去挖掘。

恩格斯說過，婦女解放是人類解放的天然尺度。160年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著名的領袖夫人們，卻沒有一個得到過在任何意義上可以名之為“解放”（即自由）的命運。相反，從燕妮開始，這個特殊人群反倒是人類不幸的化身。在其配偶沒有執掌權力前，她們無一例外地承受了苦難和犧牲，燕妮、盧森堡、蔡特金……；當她們的男人們大權在握時，這些女人的命運則是沒完沒了的煩惱，沉痛，悲哀，孤獨，苦悶，彷徨……

現代女權運動，無論存有多少悖論或難於畢其功一役的無奈，但它畢竟不把自己的使命寄託在一批特殊男人身上，因而能緩慢遵循自然和人性之道，走向人類自我向善和昇華的道路。

1973年，索爾仁尼琴在致蘇領導人的公開信中問道：

當我們看到婦女們鋪公路、鐵路時背著沉重的擔子，我們的心怎麼不為這種羞恥和憐憫而感到發緊呢？看到這種情況還有什麼可說的呢？還有什麼可懷疑的呢？為了婦女從這種屈辱中解放出來，怎麼能不拒絕對南美革命者的資助呢？

近40年後，我們也可以問，當中國的所有大城市，不時有“城管”把小攤小販的婦女孩子嚇得面無人色而那些高官太太們的時裝首飾足以養活一萬名普通百姓時，中國還好說“千年盛世”嗎？當死于地震的數萬奶奶、外婆、母親至今無法為幼小亡靈討回一個最起碼的公道而權貴們展開一輪又一輪豪賭時，中國能言“北京共識”嗎？當數以百萬計的“性工作者”呻吟在中國無數個利慾薰心的男人淫威下時，中國還敢稱“風景這邊獨好嗎”？宋彬彬、聶元梓、譚厚蘭以及沾有無辜者鮮血的女紅衛兵至今沒有一句懺悔，中國還敢稱仁義之邦和諧社會嗎？當美國已有三位女性（其中一人為黑人女性）擔任國務卿、歐洲已有多位女性國家元首、連亞洲都有十餘名女性被選為政府首腦的今天，中國還是清一色的男權當政，還好意思誇口“婦女頂起半邊天”嗎？

即使有更多的女性擁有了地位、權力、金錢，即使四處雍塞著女強人、女明星、女富豪、女企業家、女博士、女部長、女發言人、女科學家、女世界冠軍……，中國也無權自詡為女性解放的天堂。正相反，中國禮崩樂壞，既痛失傳統婦德，又慘缺現代女性的尊嚴、優雅、高貴，哪裡還有動人、不朽、美好、偉大的愛情，哪裡還有我們時代的孟母、孟薑女、花木蘭、李清照、秋瑾、林昭？哪裡還有宋美齡、林微因、吳貽芳、張愛玲、鄧麗君？

毛時代，公開標榜暴力、仇恨、歧視、殘忍。近三十年，又公然倡行發展、成功、科學、生產力、核心價值，戰略利益，無一不是男權社會赤祼祼的強權意志和功利主義。女性世界的溫存、撫慰、同情、仁慈、悲憫、善良、羞澀、憐愛、天真，純潔……幾乎無處藏身。整個社會燃燒的都是雄性世界的貪婪、巧取豪奪、狡詐、野心、霸道、無恥，有奶便是娘……。中國是劣質男性原則及其哲學、思維方式、價值取向、語言邏輯居絕對統治地位的國度。而男性世界的博大、深沉、英勇、寬厚、幽默、紳士風度，君子之道尤其保護尊重讚美崇拜女性的自然天賦和文明美德卻幾乎喪失殆盡。

1898年，首屆國際婦女大會在倫敦召開，中國曾派員參加。1915年，丹麥、冰島婦女獲得選舉權，兩年後芬蘭、俄國、荷蘭步其後塵。1918年後，英國、德國、中東歐大部分國家和非洲部分國家，給予婦女選舉權，中國廣東、湖南、江蘇等六個省的婦女贏得此項權利。1919年，中國有400多家刊物討論女權問題，包括愛情、婚姻、生育和母親獨立等。幾乎所有大中城市卻成立了婦女團體，要求廢除纏腳、譴責溺殺女嬰、納妾、童婚和賣淫，要求婦女的選舉權、財產權、教育權、繼承權、工作權、結婚和離婚自由。中國婦女平等權利運動並不隸屬於任何其他目標，諸如富國強兵、現代化，更沒有淪為政黨、階級、權力和個人獨裁的工具。可惜的是，隨著整個中國轉入領袖崇拜和政府至上以及國家民族主義，中國婦女解放這一與其他民族同類運動一樣最天然的事業，改變了其本質。

我的桌前，放著一張黑白照片，是我的母親與她的女學生們的合影，攝於50年前的1960年。女學生們大都穿著補疤衣裳，梳著長辮子，近20人中間只有一、二人戴眼鏡。她們的眼神都很清亮、單純，衣著雖然破舊，但都很整潔，女性愛美的天性表露無遺。母親坐在前排，典型的女教師，前額寬闊，眼神格外澄明，柔和，微笑著。雖然經過了肅反、反右，正經受饑餓，但她們的神情純真、美好，可稱聖潔，遠遠沒有被污染，被毀損。

令我悲哀的是，這樣的老照片，這樣的女性世界，這樣令人無端感動的神情，永遠消失了。

上午坐到桌前，有人來電話，才知是三八節。與老照片中的母親對視了一會兒，決定放下《孔子》，寫點與這個日子有關的文字，以作紀念和祝賀。

2010年3月8日 重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