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一直想写一篇卡夫卡《城堡》的小续集，或曰“暮年之K的后传或剪影”，但始终未曾动笔。我想这样开头：“夏日，忽然听闻衰老的K在城堡附近的一间客栈即将去世了。我与老K不熟，大约是二十多年前吧，我见过他在城堡外的大街上徘徊，测量土地。我们仅数面之交，点头寒暄而已。最近一段时间来，总听到有关他已处在弥留之际的消息，故也并不惊讶。衰老的K为了进入那座城堡（也许不仅一座，而是很多座不同的城堡），充当土地测量员多年。他一直到死，都相信自己肯定能有机会，有能力测量出某块土地的真实面积，并让自己能站在土地的中心。遗憾的是，这毕竟只是梦魇一场”。
当然，这篇小说并未写，也不会再写了。因类似老K的人物，在生活中其实不少。譬如弥留之际的老康。
第一次见到老康，是1991年冬天，在枇杷山，在重庆图书馆FS当年家的露台上。那年我也只有十九岁。之所以能准确回忆起这个时间，乃因当时FS家的书案上正放着刚出版的上下卷版《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1991）。我们正在喝茶，忽然有人敲门。开门后，一前一后走进来两人。时间久远，后面那人是谁我已不记得了。走在前面的一位，穿着风衣，戴一顶老式礼帽，还留着络腮胡子，仿佛民国人。等坐下来后，FS指着络腮胡子对我介绍说：“这位是老康，他正好路过，也来喝茶摆龙门阵”。然后又介绍我，说我正在翻译里尔克的《奥尔弗斯十四行诗》等。这时，老康忽然摘下了他脸上的胡子。这倒是让我很意外。据FS说，当时可能有人在跟踪他。当然我无法验证真伪。总之，当时我完全不知道老康何许人也，也不清楚他为什么非要这样做。这么紧张吗？我只是觉得这种化装出行的情景，似乎在电影里见过。老康当年并未留胡子。
老康好像正准备写一篇关于《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书评。也许这本书就是他当时带来的？后来那书评写了没有？不知道。也许写过，但我尚未看到。我只记得老康听到我们谈诗，也很兴奋。他刻双手趴在巨大的书案上（FS家的书案是用一张陈旧的专业乒乓球桌改装的，故面积很大），一边慢慢翻动那本他即将写书评的书，一边开始埋着头，旁若无人并口若悬河地背出了一大串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的名字：诸如从帕斯捷尔纳克、曼捷斯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勃洛克一直到布罗茨基等。然后他又开始畅谈其谈起俄罗斯的历史、革命与思想、十二月党人、赫尔岑、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西伯利亚流放犯、列宁与沙皇、托洛茨基的书、亚细亚生产方式、集体农庄与前苏联时期的灾难等。当然具体内容我早已忘了。但他侃侃而谈的样子，坚毅而紧咬的嘴唇、半秃的额头（颅骨的确有些像大家常说的伊里奇）和健谈的修辞等，则清晰得恍若昨日。在我认识的朋友里，有如此严重的“俄罗斯文化情结”之人，除了菲野和子午兄，应该就是老康了，虽然他们完全是不同的人。记忆中，那天是以FS谈起米兰·昆德拉之《不朽》作为结束的。但FS引用了昆德拉书里的什么话？我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FS坐在床上，把手握拳举到太阳穴，笑着说：“当年大家都相信了集体农庄那一套，捷克人不管如何痛苦，也都觉得‘劳动光荣’”。然后大家便一起放声大笑起来。那年，枇杷山上落日如茶，明月若酒。
渝州文人圈子很小，互相之间大多认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FS来京办事，我们又去了老康工作室，还有黄珂大兄，也一起喝过两次酒。我还送给过老康我早年的诗集《半部经》（后收入《花与反骨》第一卷）。我记得有一次，工作室的人说老康读得很兴奋，还拿着我的书，在屋子里来回乱走，给别人高声朗诵，像头徘徊的熊。他对我那些青涩之作表示过极高的赞许。说这话时，我看见老康正好穿着浴衣从卫生间出来，满头水珠尚未擦干，的确像是一头刚从大海里冒出来，缓缓爬上冰川的重庆北极熊。饮酒时，他会大声阐述着对各种政治、国家与地缘的看法，从东到西，在座的人也都只能听着。还有一次，我们甚至曾单独坐在一起相处过——这也是唯一的一次，且长达两小时左右——因那次我偶然去他那里谈做纪录片。当时，老康打开录像机，专门为我播放了他刚制作的专题片《大道》。里面他对布哈林被大清洗一段历史的描述，虽然脸谱了一些，倒也令人难忘。整部片子，老康就坐在旁边陪着，耐心等我看完。但我们依然无话可说，只是沉默良久。大概因他毕竟年纪比我大很多，在他眼里，恐怕我一直只是个写作的“年轻人”吧。这时，他工作室电话铃忽然响起。老康接过来听，说：“哦，终于搞脱了，好啊。”挂下电话后，他便高兴地对我解释道：“好像不用再贴胡子出门了”。
不知道是否他贴胡子上了瘾，后来那些年，老康倒是留起了真胡子。只是那之后，我们便相忘于江湖了，再没见过。一次都没有。
逝者为大，长者为尊，弥留之际更是一段可以尽量寻求宽容与理解的时间。我知道现在对他的看法，褒贬不一。没关系。他的思想与他的局限，有人喜欢，也有人完全否定。对此我不置可否，因我一来完全不了解他，是个晚辈；其次是我以为世俗评价对人而言，并不是最重要的。除了二三十年前这点旧事，我与老康完全没有任何交集。我们就像在重庆大街上偶尔路过的两代人（他比我大二十三岁），只因有共同的熟人，便出于礼貌，互相寒暄过几次。仅此而已。他的书很难看到。甚至他在网上的那些长文，我也没有读完过。在仓皇的年代，大概许多人都有争议性，正面与负面评价都多，如“罕见的思想”与“拿不上台面的事”都有，我也耳闻过一些。不过，我倒不想因人废言，或因言废人（这两者都同样缺少了对本体的关注）。人是复杂的。一个时代、一种家庭或一种教育模式下产生的人，只能做到他力所能及的样子，也不能苛责。人有伟大的灵魂，充沛的精力和远见卓识，但人也是可怜的动物和卑贱的尘土。人是人自己意识与阅历的牢笼。人有灿烂的痛苦，难以为他人道的隐秘绝学。但有时人也有很不堪的软肋、世俗追求或人性的弱点。最糟糕的时候，甚至还会是可耻或荒唐的。历代那些最杰出的精英，也逃不过这种多面性。但无论如何，这并不影响人之最终所期望达到之精神高度及其合理性。大多数时候，人就是一个“可以勉强被他人认同的方向”，而绝不会是完美的行为或正确的终点。再次要的人，生命也是珍贵的。我很念旧。哪怕是对很多仅仅是擦肩而过的旧人，只要有其意义，我也常常会想起来。老康即是其中一位。不过，综合最后的消息来看，老康似在弥留之际，似乎还在寻求某种符号化的归属感。这倒是让我继他贴胡子之后，跨越近三十年之后，第二次感到了意外。因在我看来，如追求自由最终变成了追求“自由的符号”（或任何自由的国度、环境与哲学等），便都落于小乘了，壮夫不为也。自由就是自由之心，自由就是自由本身，不依附于任何世俗实体，也可以有不朽的价值。生命面前，人都是软弱的。我们现在其实并不能体会。老康的各种历史情结与“宏大叙事”之路，或许最后并未真正让他达到他一贯推崇的那些人如赫尔岑、或索尔仁尼琴的精神高度。而他在临终前必须找到某个“可见的归属”，也像无数临终前的人忽然要皈依某宗教一样，其实也可以理解。老康出身本是新儒家学者唐君毅先生的外甥，而其思维方式则更像法家。正如他对美国文化有所向往，但他却并未如他所效法过的索尔仁尼琴那样去批评美国。故在我看来，他就像一个已然衰老的，却仍不忘挣扎的K。他始终未曾真正进入过那些他一生为之着迷的城堡。但他始终相信，只要自己绕着城堡行走和寻找，便肯定能测量出他理想中的土地面积。对此，我是悲观的。也许我并没有在他身上看到大时间与大历史下的平常心，是我的盲区和遗憾吧。知之甚少，未敢断言。但我对故人印象深刻。这些年，知识界多有长者甚至同代人离世，山河萧索，往事不再，故人凋零，好几代壮志未酬之人早都废了。如今又一个要走了。若能法阮嗣宗口不臧否人物，那就送一程吧。天色犹晚，酒冷体乏，樊笼与烈火无情，而生活依旧还是那样地荒谬、茫然与绝望。吾等亦不知老之将至，后生们也无甚可畏者，悲乎。
2020、5